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研究者曾在《让你的想法“迈开腿”：散步对创造性思维的积极影响》(Give your ideas some leg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walking on creative thinking)一文中指出，步行可以显著提升创造性思维能力，而且这种影响不仅限于步行时，在行走结束后仍能持续一段时间(Oppezzo & Schwartz, 2014)。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当你苦思冥想百思不得其解时，应当迈开腿，多出去走走，也许就能变得才思敏捷。难怪历史上许多思想家是散步爱好者：康德每天准时出门散步，随着他的脚步声，教堂钟声悠悠鸣响，当地居民亦纷纷回屋对表；卢梭晚年时，每天都在巴黎近郊乡间孤独漫步，他将散步时的思考笔之于书，共得10篇，组成《漫步遐想录》；美学大家宗白华先生常常一边漫步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一边思索美学命题，他有本书就叫《美学散步》。
早在古希腊时期，有位哲学家就以酷爱散步闻名，他喜欢和学生一边散步，一边谈论，在闲庭信步间达到言传身教之目的，其学派就被人称为“逍遥学派”。他著书立说、讲授学术，是“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观点。这似乎印证了斯坦福大学研究者“散步促进思考”的观点。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亚里士多德的脚踪，和他散步于哲学的世界，开启一段奇妙之旅。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出生于色雷斯的一个城邦斯塔吉拉。他父亲是马其顿王国国王的御医，所以其早期教育与医学关系很大。17岁时，亚里士多德到雅典进入柏拉图学园学习，柏拉图欣赏他的才华，称其为“学园之灵”。他在柏拉图门下学习、工作了近20年，在柏拉图逝世后到小亚细亚一带从事生物学和动物学田野研究。公元前343年受马其顿王国国王腓力二世的邀请，给年轻的王子亚历山大当宫廷教师。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20岁继承王位后，亚里士多德返回雅典，创办了吕克昂（Lyceum）学园。亚历山大继承王位后对亚里士多德仍然十分尊敬，即使在东征途中还让人采集动植物标本送回雅典供亚里士多德研究所用。他曾说：“腓力(父亲)给了我生命，亚里士多德给了我美好的人生。”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回师巴比伦时染病身亡，马其顿在雅典的领导权被推翻，雅典再一次宣告独立。亚里士多德遭到雅典反马其顿政治力量的攻击，他不愿意遭遇苏格拉底那样的悲剧，“不会给雅典第二次机会来犯下攻击哲学的罪行”，于是选择流亡他乡，次年病逝。
亚里士多德是最后一位在有生之年知道一切可知的知识的人，他对逻辑学、物理学、形而上学、生物学、伦理学、政治学、修辞学和诗学，都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自己的探讨，其影响延续至今。在他的大量著作中，除了数学，他对每门知识都做出了贡献。有趣的是，柏拉图学园有言“不懂数学者勿进”，可亚里士多德却认为，数学实际上毫无用处！他强调通过观察和分类对自然界进行仔细的考察。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De Anima，“psychologia” 这个专用术语可能到16世纪才出现，且从字面应当译为灵魂学，而非心理学。也可以说心理学就其本意而言是灵魂学。现代心理学研究者是不是经常忘了这个本？现代心理学早就“没有灵魂”了！）可能是其众多著作中最薄的一本，却是历史上第一本心理学专著，该书探讨了对感觉、知觉、记忆、情绪、联想、梦等一系列心理现象的看法。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柏拉图出身雅典贵族，承蒙苏格拉底教诲，主张超越凡俗现实，追寻更高精神理想。亚里士多德出生于医生家庭，坚持认为经验观察才是获得知识的真实途径。如果说柏拉图关心“世界为何如此存在”，那么亚里士多德则关注“如何适应这个业已存在的世界”。师徒二人选择了截然相反的哲学方向，这场哲学竞争通过后世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博弈奠定了西方文明基石，塑造了西方文明的核心特征（Herman, 2024, 陈常燊，孙逸凡译）。有人认为，一个人不是柏拉图主义者，就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
亚里士多德非常敬重柏拉图，但他也认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们知道，这一传统起始于米利都学派，在爱利亚学派那里再一次彰显，也是师徒三代，最后在亚里士多德这里结出最丰硕的果实。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上与柏拉图的“哲学王”这种极端精英理论不同，他在《政治学》中将政体区分为三种：一个人的统治叫君主制，但可能走向僭主政体，因为出现暴政就会被推翻；少数人的统治叫贵族制，但可能走向寡头政体，因为统治权力容易被极少数几个大贵族控制；多数人的统治叫民主制，但可能走向平民政体甚至被后人诟病的“多数人的暴政”，苏格拉底就是受害者。亚里士多德主张共和制，这种政体要到未来才得到实施。
在吕克昂教学期间，他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了批判。亚里士多德不反对可感事物要服从于无形本质的基本立场，但他认为理念和可感事物不能分离。拿桌子来举例。柏拉图认为，现实中的无数张桌子后面，还有一个桌子的理念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桌子的理念是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的无数张桌子后形成的概念，不存在一个独立于桌子的理念。任何事物的形式都存在于具体事物中，二者不可分离。
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有一种独立的先天的理念，认为知识来源于后天经验，由感官经验得到资料，再经理性处理，获得知识。知识正确与否要靠理性判断。有人将柏拉图描述为理性主义（通过逻辑思维获取知识）的先驱，而把亚里士多德视为经验主义（通过感觉经验获取知识）的鼻祖。实际上，亚里士多德二者兼有。他认为在获得知识之前，人们需要用理性进行思维（理性主义），但理性思维的对象是由感觉知识提供的（经验主义）。亚里士多德重视经验观察，将之作为获得知识的一种手段，据说他曾经打破鸡蛋以观察孵化过程。
实体哲学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理，他所说的“实体”就是指具体的个别事物，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它是具体的；二、它没有与之相反的东西。例如与“大”相反的是“小”，但是没有一个与桌子相反的东西；三、它没有程度上的差别。不能说一张桌子比另一张桌子更是一张桌子；四、它是变中之不变。随着时间推移，一张桌子可能会朽坏，但它仍是桌子。
实体形成的原因有四个，分别是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亚里士多德将它概括为“四因说”。质料因(material cause)是指事物的构成材料，例如，雕塑是由大理石材料制成的。形式因(formal cause)是指事物特定的形式或形态。例如，一块大理石以维纳斯的形态出现。动力因(efficient cause)是指使质料变为某种形式的动力——例如，雕塑家的努力。目的因(final cause)是指事物存在的目的。在雕塑这个例子中，其目的可能是给观看者带来愉悦。目的因是“某物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尽管我们将之最后列出，但目的因（某物的目的）实际上先于其他三种原因。
实体是如何生成的呢？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一个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世间任何事物在成为它自身之前，都处于一种潜能状态。比如一颗橡籽在长成橡树之前，只是一棵潜在的橡树。潜能到现实是一个有机的而非机械产生过程，亚里士多德也将这个过程称为运动，这个运动过程有自己的内在目的。亚里士多德把这个内在目的称为“隐德来希”（entelecheia）。
论灵魂
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是给物体以生命的东西，因此一切生物都有灵魂。他认为灵魂分为三个层级：植物灵魂（vegetative soul）为植物所拥有，它承担生长、食物吸收和繁殖的功能；动物灵魂（sensitive soul）为动物所拥有，而不为植物所具有，除植物灵魂的功能外，还能对环境作出反应，体验快乐与痛苦，并且有记忆；理性灵魂（rational soul）为人类所独有，除了提供有其他两种灵魂的所有功能之外，它还能承担思考或理性思维的功能。
在他看来，从植物到人，灵魂的等级越来越高，低级灵魂是高级灵魂发生的基础。这是发生学（genetics）观点和进化（evolution）思想的体现，也是比较心理学的最初研究形式。
在灵魂和身体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哲学家都断定灵魂和身体是相互独立的。但他却认为二者不可分，灵魂是身体的一种特殊形式和活动能力。
关于感觉与理性 亚里士多德相信人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和嗅觉能够提供周围环境的知识。他认为，物体的运动激发了人的感觉，每种感官都对某种介质中的运动非常敏感，例如听觉产生于空气的运动。而外物作用于感官后产生印象或痕迹，犹如戒指印在蜡块上的纹路。理性的工具就是逻辑学，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提倡演绎推理，创立了著名的三段论（1620年弗兰西斯·培根出版《新工具》，反对亚里士多德，提倡归纳法）。
感觉经验仅仅是获取知识的第一步。每种感官都提供关于周围环境的独立知识，但这些知识本身并不十分有用。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常识（common sense）的概念，它是协调感官所获得知识的机制，作用是综合感觉经验，使其更有意义。而被动理性（passive reason）将常识加以综合运用，是指综合经验的作用，它使生活有效进行。主动理性（active reason）则更进一步，它能从人的大量经验中抽象出第一原理，使人理解本质，这是思维的最高形式。主动理性为人类设立了最高目的。
关于记忆与回忆 与柏拉图的先天论不同，亚里士多德在《论记忆》中把记忆和回忆解释为感知觉的结果。他认为，记忆是对以前经验过的事物的再生，这是被动的过程。回忆则是心灵对过去经验的主动搜索，是主动的再生。亚里士多德还发现了回忆的规律——联想侓（laws of association）。其中接近律（law of contiguity）是指当我们想起某件事，往往想到与它一起发生的事；相似律（law of resemblance）是指当我们想起某件事，便想到与其相似的事；对比律（law of contrast）是指当我们想起某件事，往往想起与其相反的事；频因律（law of frequency）是指两件事同时发生的频率越高，我们越容易把它们联想到一起。
关于想象与梦 亚里士多德对想象与梦的解释也充满经验主义色彩。他认为想象是感觉经验的延宕效应，是感官感受到的事物不在场时产生的意象，是一切思想的基础。他还认为，做梦也是一种想象。虽然没有直接接触外部事物，但是梦中的情境却是醒时感官刺激的后效。之所以有时候梦的情境比较奇异，可能是睡眠期间理性对感觉经验不加组织的缘故。亚里士多德对梦能预知未来的观点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梦境中出现的貌似真实的预示，纯粹只是巧合。
动机与幸福 亚里士多德最推崇思辨的生活，因为思辨是理智的德性，它能给人带来最大的幸福。但人同样具有动物性，因此具有动物的许多动机。大多数行为会受欲望的驱使。而欲望的存在会引起有机体的不适，它将刺激有机体采取行动来消除不适。人和动物一样是趋乐避苦的。但是，人能够运用理性来禁止欲望，这点与动物不同。在生活中，眼前的欲望满足往往和长远的理性目标之间存在矛盾，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自我控制很重要。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把最好的生活描述为遵循中庸之道（the golden mean）的生活，即适中、适度，不要过度和放纵，也不要不及。例如，在胆怯与卤莽之间，勇敢是恰到好处的状态；在禁欲与放纵之间，自制是恰到好处的状态；在挥霍与吝啬之间，慷慨是恰到好处的状态。在他看来，只有遵守中庸之道才能真正获得幸福。
当然，亚里士多德有很多错误观点。例如，他把思维作为心脏的机能，而大脑的主要机能则是冷却血液。物体下落速度与物体重量成正比。他认为，世界上生物的物种数量是稳定的，从而否认了进化。他还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观点错误不是知识创新的阻碍，教条主义才是。欧洲中世纪后期教会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视为教条，这已经远远背离了希腊的自由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