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文理解，文艺复兴可以分为“文”和“艺”两个维度，前者指“人文主义”，后者主要指视觉艺术的创新，例如雕塑、绘画、建筑等等（陈方正，2022），二者在精神、观念上相通，彼此之间是“对流”、互相影响的关系。最初，人文主义的内涵比较狭窄，仅仅指学习拉丁文法，发扬拉丁文学，不久，其含义就扩展到考证古希腊和罗马典籍，追求古典思想乃至于古典文明的“复兴”。这里的“复兴”有点类似于唐代的古文运动，苏轼曾经给古文运动的重要倡导者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评价，赞誉他为古文注入了新的艺术生命。
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人文学研究的学者，即人文主义者(humanist)，他们以精通修辞学、文法、历史、诗歌和伦理学等古典文化而著称，并且根据感性原则来取舍古典文化，这体现出人性的觉醒。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文学者所高扬的人文精神使得欧洲人的心灵开始脱离罗马教会掌控。换言之，就是摆脱中世纪的沉闷僵化状态，冲破宗教桎梏，重焕人性生机，正如韩愈以古文一改八代之颓风（虽然它们的精神内核完全不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可谓是“文起中世纪之衰”。
那么，他们如何重拾古代典籍，又唤醒人性生机？他们具体有哪些贡献？我们将介绍七位有代表性的人文主义者。
（一）但丁
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是人文主义的先驱，亦是文艺复兴的先驱。严格地说，在他生活的时代，文艺复兴还未到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有了但丁才有了后来的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他出生于佛罗伦萨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母早亡，少年时生活贫困，但他刻苦自学，多才多艺，学识渊博。他曾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公职，因思想触犯教会被迫流亡19年，直至去世。著名的《神曲》和政治学著作《论世界帝国》都是但丁在流亡中写成的。其中，《神曲》的灵感和动力来源于其早年凄婉的创伤性爱情经历。
但丁在诗歌中颂扬人的智慧，强调人类生活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和幸福，社会的功能在于使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他认为人的高贵超过了天使的高贵。人生来不是要过野兽般的生活，而是要去追求美德和知识。但丁历时10年完成的《神曲》是用意大利语创作的，他是意大利文学的奠基者。
但丁反对君主的权力来自教皇，他认为君主的统治是为了保障世人的世俗生活幸福。国家是为个人的幸福而存在的，个人有权参与国家事务。人类一旦获得充分的自由，就能处于最佳状态。自由的基本原则是选择的自由，选择的自由就是判断事理时的意志自由。自由的意思就是为自己而生存，而不是为他人而生存。你肯定听说过但丁的这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二）彼特拉克
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是意大利的学者和诗人，许多历史学家将他视为文艺复兴的肇始者。他是“humanism”一词的提出者，也因此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出生于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从小喜爱文学和修辞学。他父亲与但丁同属一个政治派别并一起被教会流放。在父亲去世前，彼特拉克在父亲的意志下攻读法学，此后他便开始专心从事文学工作。他深受古罗马雄辩家、政治家、哲学家西塞罗影响，对其非常崇拜，因此致力于文学创作。彼特拉克以他的十四行诗著称于世，被尊为“诗圣”。1338年起，彼特拉克用4年时间写下了著名的叙事史诗《阿非利加》，他因此蜚声诗坛，获得“桂冠诗人”的荣誉。他的代表作有《歌集》《意大利颂》《名人列传》等。
彼特拉克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早用人文主义观点研究古典文化的代表。他广泛地搜集古希腊、古罗马的古籍抄本，并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去诠释这些古籍。他认为应该将这些宝贵的资料当作人类的作品加以研究，而不是像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那样断章取义地从中抽取一部分，来为自己的观点做辩护。
他的主要功绩是将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文化与基督教神学加以结合。与大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一样，彼特拉克主张重返个人化的宗教，即建立在《圣经》、个人信仰和个人情感之上的宗教。他认为：人今生今世的生活和来世相比是同样重要的；上帝希望人类发挥其巨大的潜能，而不是限制他们潜能的发挥；实现上帝赋予我们的潜能，我们就能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子，亚里士多德谈到了“潜能”和“实现”，前者是起点，后者是过程，而“隐德来希”是引导过程完成的内在目的和完满状态。通过对人类潜能的集中探讨，彼特拉克极大促进了艺术和文学的发展。彼特拉克在哲学上没有任何创新，然而他挑战了宗教和哲学的权威，开启了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的怀疑态度，为现代科学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三）薄伽丘
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出生于佛罗伦萨的一个商人家庭，他与彼特拉克关系密切并深受其影响。他以抒情诗、散文、小说闻名于世。其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讲述了1348年在佛罗伦萨瘟疫（黑死病）期间，7位美丽而有教养的女士在教堂里遇到了3名英俊而热情的青年男子，他们相约到郊外的一座小山上的别墅里躲避瘟疫。他们终日游玩欢宴，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共住了10天，讲了100个故事。这些故事有点类似于今天的“黄段子”，挑战了天主教会的权威，嘲笑教会统治的黑暗和罪恶，把教会、牧师、神甫、神职人员的各种不体面的事情，全都抖搂出来（陈乐民，2020）。同时，薄伽丘将人的情感放到更高的位置，他赞美爱情是才华和高尚情操的源泉。《十日谈》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作品的主要代表作之一。评论家将《十日谈》与但丁的《神曲》相提并论，称之为“人曲”。
（四）皮科
皮科(Giovanni Pico, 1463—1494)的父亲是一名伯爵。皮科精通希腊语、拉丁语以及多种欧洲语言和东方语言，熟悉古代文献和各种哲学学说，曾有“神童”之誉。他曾在美第奇家族的柏拉图学园任教。他企图调和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建立一个全人类的世界宗教，统一希腊文化、犹太文化和基督教文化。1486年，他邀请欧洲各地的学者到罗马进行公开辩论，并准备了900个论题，但因其中多数具有明显的异端性质，遭到教皇英诺森八世的反对，讨论会最终搁浅，皮科本人亦因此遭到教会迫害，被迫流亡法国。他为这次讨论会所撰写的开幕式讲演稿，在他去世后以《论人的尊严》为名发表，被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宣言”。
他认为天使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没有必要改变；动物受其本能的束缚，因此无法改变。唯独介于天使和动物之间的人，才有可能改变自己。上帝赋予人类在宇宙中独特的位置。上帝让万物遵循必然性的法则，唯独给予人以意志自由，使人可以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生命形式。因此，人堕落为动物或者上升为神圣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我们不仅有选择各种生活方式的自由，而且有信奉任何一种观点的自由。
以上四位人文主义者都是意大利人，都与佛罗伦萨有着密切的关系。意大利像个发动机，把“文艺复兴”发动起来了。同一时期，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也涌现出不少人文主义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荷兰的伊拉斯谟和法国的蒙田。
(五) 伊拉斯谟
尼德兰（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部分地区）是继西班牙之后称霸海上贸易的国家，国土虽不大，人口虽不多，却是近代早期就崛起的商业大国。尼德兰在思想文化领域孕育了两位影响深远的思想巨擘：伊拉斯谟和斯宾诺莎。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被史学界俗称为“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是尼德兰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被称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是一个私生子，他在修道院中长大，后来成为一位牧师，但他不喜欢僧侣生活，更喜欢过一种读书、旅行和特立独行的生活。伊拉斯谟用“纯正”的拉丁语写作。他一边以教书为生，一边游历欧洲，接触了欧洲的很多著名学者。
伊拉斯谟在1509年受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8—1535，英国人文主义者，《乌托邦》一书的作者)的启发，开始写作《愚人颂》。《愚人颂》一经出版便引发了轰动，在他有生之年就再版了40次。他在这本书中抨击了教会、教皇制度、哲学家、贵族和一切类型的迷信。他论证了愚人要比所谓的聪明人更好，因为愚人根据他们的真实情感而生活，而不是根据宗教或哲学学说而生活。伊拉斯谟猛烈批评了当时的天主教会：教皇拥有太多的权力；关于赦免罪行的布道已经堕落成无耻的赚钱行为；对圣人的崇拜已经堕落为迷信；礼拜堂的音乐更适合婚礼或酒会；牧师过着不虔诚的生活，主持弥撒好像鞋匠在做生意，将接受人们忏悔作为赚钱的手段；牧师和僧侣都是无耻的暴君。
天主教会试图用红衣主教的职位来阻止伊拉斯谟批评教会，遭到拒绝后，教会最终把他的所有著作列为禁书。伊拉斯谟虽然言辞尖锐，但不赞成过激的行为和暴力斗争，主张宽容不同的思想。20世纪的荷兰人房龙(Hendrik Wilhem Van Loon,1882—1944)在其名著《宽容》一书中着力介绍了伊拉斯谟的“宽容哲学”。
(六) 蒙田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是文艺复兴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是著名的思想家、作家、怀疑论者。蒙田出生于法国西南部佩里戈尔地区的蒙田城堡，他的父亲是开明知识分子，重视人文主义思想教育。他的代表作有《蒙田意大利之旅》《随笔集》《热爱生命》等。
蒙田的论著几乎都在讨论死亡、人性和欲求，他说“要度过自己的一生，而不是仅仅度过一生”。他认为死亡就是绝对的结束，不存在上帝的救赎或者炼狱的惩罚，个体对死亡的选择有绝对的权利，而这种绝对权利体现的就是个体的自由意志。勇敢地正视死亡是一种值得称赞的美德。
我们可以从彼特拉克、皮科尤其是伊拉斯谟的著作中看到怀疑论的倾向。而蒙田是极端的怀疑论者，他宁愿保持怀疑，也不愿得出错误的结论。在一系列有影响的随笔（收录于著名的《蒙田随笔全集》）中，蒙田对毋庸置疑的知识(indisputable knowledge)的存在可能性提出了怀疑。蒙田并不赞美人类的理性，不认为人比其他动物高级。蒙田不赞同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者所表达的乐观主义，不认为人类的潜能可以使世界向着积极的方向改变。他总结了一些很有名的哲学学说，并指出了其中的矛盾之处。蒙田反对把科学作为一种获得可靠知识的方法，因为科学的“真理”处在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中。
(七) 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是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出生于佛洛伦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有丰富的政治、军事传奇经历。他曾遭到美第奇家族的监禁，后来又得到美第奇家族的赏识。
马基雅维利主张结束意大利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往往从《圣经》和上帝出发来研究各种社会问题，而马基雅维利从人性出发，从历史和经验出发，他把政治看作一门实践学科。在著名的《君主论》一书中，他提出君主“为了达到最高尚的目的，可以使用最卑鄙的手段”。他相信人性恶，认为人忘恩负义、容易变心、善于伪装、唯利是图。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就拥护你，当你对他们没有好处的时候，他们就背叛你。任何人都有恶的本性，只要有机会，人们就按其本性行事。
对于君王来说，政治高于道德。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作恶、可以失信、可以骗人。残酷比仁慈更有利，因为重要的不是令人尊敬，而是令人恐惧。君主既要像狼一样残忍，又要像狐狸一样狡猾。这些对人性恶的揭示以及政治无道德的主张后来演变成一种价值观，即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并且成为当今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概念。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大多数人文主义者相比显得颇为另类，但他对后世影响极大，所以在叙述上我们将其“单列”。
文艺复兴时期还有许多人文主义者，如英国的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他在《哈姆雷特》中对人性的赞美诗句经常被引用：“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庄，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大体生活在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的时代，该时期英国国力开始崛起。
人文主义并不是一个有着统一规范的思想流派，而是由一些有教养的人在模仿古典风雅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时代潮流（赵林，2021）。文艺复兴是一个矛盾的时代(a paradoxical time)，一个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一方面，该时期对探究人类潜能的兴趣剧增，并且伴有巨大的文化成就，产出了众多伟大的作品。在这一点上，文艺复兴类似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充满迫害、迷信、阴谋、火刑、恐惧、折磨以及驱邪降魔的时代。那些人文主义者由于精神和性格的力量而成为巨人，但他们身上同时存在着精神和性格的极度混乱。这些特殊的人物本质上很像火山的震动和爆发。火山在自己内部酝酿一切，然后带来新的展露，但它的展露是狂野而不正常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文艺复兴标志着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人文主义精神使人性得到解放，人性的潜能和创造性得以空前展现。对古希腊、古罗马古典文化的热忱，以及对人文、艺术的天才创造，促成了科学革命和哲学突破。人类以此为基础，迈向知识创新和人性解放的现代文明，因此，有学者（陈乐民，2020）指出，文艺复兴是中世纪和现代之间的“界碑”。
参考文献
陈乐民. (2020). 欧洲文明十五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方正. (2022). 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郭永玉(主编). (2026). 心理学史：现代文明的视角.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66-70页.
赵林. (2021). 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