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流版：联合国用健康、教育和收入三个维度，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体人类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

01 一个数字的来历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了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报告的第一句话是：人民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

这句话本身不算新，新的是它背后那个数字，叫人类发展指数，英文缩写HDI。

在那之前，比较各国发展得怎么样，最常用的指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个办法简单、可比，也有一套成熟的统计体系支撑。但这个数据有个问题，一个国家可以很有钱，同时婴儿死亡率很高、女性很少上学。收入只能说明一个社会手里有多少资源，不能说明这些资源最后有没有变成人的健康、知识和选择。

主导第一份报告的是巴基斯坦经济学家马赫布卜·乌尔·哈克（Mahbub ul Haq），他曾任巴基斯坦财政部长，也在世界银行工作多年，他请来的重要合作者是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

森起初并不赞成把复杂的人类处境压成一个数字，他担心这样太粗糙，但哈克觉得，只要GDP还是唯一一个被人记住的数字，政策讨论就会一直绕着它转，想让人注意别的东西，就得拿出一个同样简单、能和它竞争的数字，森后来接受了这个说法。

所以HDI从出生起就有两个身份，从学术上说，它是森“可行能力”理论的一个简化版本。森认为，衡量一个人过得好不好，要看他实际能做成什么、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如能不能活得长、能不能读书、能不能参与社会生活，收入只是实现这些能力的手段之一。这是一个带有哲学色彩的主张，关心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过”。从用途上说，HDI又是一件政策宣传的工具，它的使命是在媒体和政府的注意力里抢到一个位置。

这两个身份之间一直有摩擦，理论要求尽量完整，工具要求尽量简单，理解HDI的很多优点和缺陷，都可以从这个矛盾点出发。

在经济学里，它属于发展经济学的测量问题，在哲学里，它牵涉到福祉该怎么定义，在政治学里，它又是国际组织设置议程的一个经典案例。

不同学科看它，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

02 三个维度怎么算

HDI只看三件事，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每件事用一两个统计指标代表。

健康用出生时预期寿命，教育用两个指标，一个是“预期受教育年限”，指一个现在入学的孩子按当前的入学率预计能读多少年书，另一个是“平均受教育年限”，指25岁及以上成年人实际读过多少年书。前者看下一代，后者看已经成年的人口。生活水平用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按购买力平价换算成美元，用来抵消各国物价水平的差异。

这些指标单位不同，没法直接相加，所以先要各自换算成0到1之间的分数。办法是给每个指标设定一个下限和一个上限，看一个国家落在这个区间的什么位置。按照UNDP技术说明中的设定，预期寿命的下限是20岁，上限是85岁，预期受教育年限上限18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上限15年，下限都是0，人均收入下限100美元，上限75000美元。

收入这一项有个关键处理，要先取对数再换算。对数的意思是，收入从1000美元涨到2000美元，和从40000美元涨到80000美元，在指数里的贡献差不多。

这背后存在这样一个判断，钱对穷人的意义远大于对富人的意义。第一个一千美元可能意味着吃饱饭和看得起病，第四万个一千美元多半只是换一辆更好的车，超过75000美元的部分，干脆就不再计分。

三个分数算出来以后，怎么合成一个数字，是HDI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修改。1990年到2009年间，HDI用的是算术平均，三项分数加起来除以三，2010年起改成几何平均，三项分数相乘，再开三次方。

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国家预期寿命78岁，预期受教育年限1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10年，人均收入20000美元。健康分数约为0.892，教育的两个分项分别是0.889和0.667，取平均约为0.778，收入分数约为0.800，三者相乘再开立方，HDI约为0.822。

改成几何平均的意义在于限制“替代”，在算术平均下，一个国家可以用很高的收入分数去弥补很低的健康分数，总分照样好看。在几何平均下，任何一项偏低都会把总分往下拽得更明显，某一项如果接近零，总分也会接近零。

这个设计表达的是一种价值立场，长寿、知识和体面的生活各自都不可或缺，彼此不能随便抵消。

03 四档分界

算出分数以后，UNDP把各国分成四档，HDI在0.800及以上为“极高人类发展水平”，0.700至0.799为“高”，0.550至0.699为“中等”，低于0.550为“低”。

这套分界线早期并不固定，最初的报告只分高、中、低三档，后来一度按排名的四分位来划分，也就是每档大约占四分之一的国家。

这样做的问题是，档位跟着别的国家变，一个国家就算自己进步了，也可能因为别人进步更快而留在原档，2014年起，UNDP改用固定的分数线，每个国家的归类只取决于自己的分数。

固定分数线让跨档成了一件有新闻价值的事，比如一个国家从“高”进入“极高”，往往会被本国媒体当成里程碑来报道。0.800这条线也就带上了象征意义，人们常常拿它当成发达与否的非正式门槛。

需要说清楚的是，这些分界线是统计约定，背后没有什么理论推导。0.799和0.801之间在现实生活里几乎没有差别，差的可能只是预期寿命多几个月，或者人均收入高几百美元。把分档当作一种粗略的定位是可以的，把跨过0.800理解成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就读得太多了。

分档还有一个效果，“极高”这一档的国家目前已经有六七十个，内部差距相当大，排第一的冰岛是0.972，档位末尾的国家刚过0.800，两者被放在同一个标签下，差距反而被标签遮住了。

在高分段，HDI的区分能力本来就会下降，因为预期寿命和受教育年限都已经接近上限，收入又被对数压扁，这也是看排名时要记住的背景。

04 2025年的排名

UNDP在2025年5月发布了最新一期《人类发展报告》，主题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与选择，报告里的HDI使用的是2023年的数据，报告出版和统计数据之间通常隔一到两年。文末附完整版数据，暂列出前50名。

中国内地在这一期排第78位，HDI约为0.797，离“极高”档的门槛只差一点。

这张表有几处值得多看一眼，第一名冰岛和第十名比利时只差0.021，前二十名之间的差距大多只在小数点后第三位。这么小的差距，排名每年上下几位完全可能只是数据修订或者测量误差造成的，不宜解读成哪个国家“变好了”或“变差了”。

海湾国家中，卡塔尔的人均收入在全世界名列前茅，HDI却排在第43位，低于好几个收入比它低得多的欧洲国家。这正好体现了前面讲的两个设计，收入取了对数，超过75000美元的部分不再计分，而几何平均让它没法靠收入弥补教育指标上的不足。统计附表里有一栏“人均GNI排名减去HDI排名”，这一栏是负数，就说明这个国家把收入转化成健康和教育的效果不如同等收入的国家。

美国排在第17位，和列支敦士登、新西兰并列，它的收入分数很高，拖后腿的主要是预期寿命，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明显低于大多数西欧国家和日本。

报告还有一个结论比排名更要紧，按照UNDP的预测，2024年全球HDI的增幅是1990年有这项统计以来最低的一次（几次危机年份除外），低HDI国家和极高HDI国家之间的差距已经连续几年扩大，几十年来穷国在追赶富国的大趋势，现在出现了停滞的迹象。

05 它看不见什么

HDI问世第二年，经济学家麦吉利夫雷（Mark McGillivray）就发表论文，题目直接把它称为“又一个多余的综合发展指标”。他发现HDI和人均收入的相关性非常高，大多数国家的HDI排名和收入排名差不多，如果一个新指标告诉我们的东西和旧指标基本一样，它存在的理由就要打个问号。

这个批评部分成立，收入确实能买来医疗和教育，高度相关不奇怪。不过HDI的价值是在那些不相关的案例上，比如收入不高但人均寿命很长的国家，或者很富有但教育落后的国家，这些偏离才是HDI想让人看到的东西。

更尖锐的批评来自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2012年，他分析了2010年改用几何平均之后的新公式，指出公式里隐含着各项之间的“兑换率”。算下来，在最穷的国家，多活一年在指数里只相当于很少一点收入，在富国，同样多活一年却相当于数千乃至上万美元。

换句话说，这个公式在不知不觉中给穷国人的寿命定了一个很低的价，这个问题出在数学结构，设计者并没有打算这样做，但公式一旦写定，价值判断就自动放在里面了。

还有一类问题，HDI它用的是全国平均数，一个国家的分配极不平等，平均值也可以很好看，UNDP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2010年起另外发布了“不平等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IHDI）。一个国家内部越不平等，调整后的分数跌得越多，以美国为例，调整之后的分数和排名都明显低于原始HDI。

还有自由、安全、政治参与这些森本人非常看重的东西，HDI完全没有涉及，早年UNDP曾尝试做“政治自由指数”，因为争议太大很快放弃。国际组织要和各国政府合作，把政治自由写进排名会得罪很多成员国，这个选择可以理解，代价是HDI只衡量了森理论中最容易量化、政治上也最安全的那一部分。

06 为什么还在用

批评了三十多年，HDI仍然是全世界引用最多的发展指标之一，原因大概不在于它有多精确，而在于它完成了哈克最初交给它的任务。

它改变了人们谈论发展的默认问题，1990年以前，说一个国家“发展”了，默认就是说它变富了。现在，人们会很自然地追问寿命、教育和收入之间是不是对得上。

这个变化很难量化，却很有必要。

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编制本国分省、分地区的人类发展报告，用来发现哪些地方的学校和医院跟不上经济增长。

今天再看这张排名表，更值得关心的可能是报告里那条变平了的全球曲线。前50名之间的小数点差异，对这些国家的人来说意义有限，表格下半部分那些国家能不能继续追上来，才关系到数以亿计的人能活多久、能读多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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