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现代人格心理学的正式诞生以Gordon W. Allport(1897～1967)所著的《人格：心理学的解释》（Personality: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1937）和Henry A. Murray(1893～1988)的《人格探究》（Explorations in personality, 1938）两书的出版为标志。自这两本书问世后，关于人格心理学的研究才得以蓬勃开展，而且大学心理学系至此也相继开设了人格心理学课程。但人格心理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现代心理学的创始人Wundt等人那里，从那时至今，大致历经了四个阶段，即奠基期、理论体系形成期、基本人格结构确立期、质疑与复兴时期。

1 奠基期(1937年以前)

  在整个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历程中，Wundt、William James(1842～1910)和Freud的工作都是开创性的，而且意义深远。对人格心理学来说，也不例外。早期的这些心理学家们在认识论、概念架构和研究方法上各有一套，并影响着人格心理学学科的发展，使学科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就表现出多元的风貌。同时，他们也积极地研究了人格的有关问题。他们的研究贡献为人格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学科发展的早期，在认识论上出现了两种主张，即结构主义与机能主义。它们是心理学的元理论（metatheoretical principle），在学科的早期指导着心理学的研究。结构主义是指对心理的基本组成元素进行研究。结构主义假设，心理的经验或体验可以被分解成独立的成分，于是他们致力于寻找并确认这些基本元素。在人格心理学中，结构主义提出的问题是：人格所共有的稳定成分是什么？以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Wundt为例，在对气质的研究中，他区分出三种情感成分：愉快—不愉快，紧张—放松，兴奋—平静。机能主义则关心人们对环境的适应过程。在人格心理学中，他们研究的问题是：人格的作用是怎样的，以及如何作用？机能主义的代表人物James假设在心理活动的激活状态与现象经验间存在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在研究中，他强调经验流（flow of experience）和自我(self)的统合功能，而不是意识的基本成分。

  在概念架构上，早期心理学家的差异体现在各自所采用的范式上。范式（paradigm）指在一定时期内，某一科学共同体共同接受的一系列假设，并将其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换言之，范式就是一套科学习惯。在人格心理学的早期，存在两种主导范式：其一是将人格看作层级（hierarchical）结构。个体整体的、基本的特征因素，如气质、性格等处于高级水平，而行为倾向性则处于低级水平。高级水平的特征是稳定的，低级水平的特征则更容易受到经验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因此，层级结构范式研究者的首要任务是区分出高层次的特征因素，即特质(traits)，甚至是超级特质（supertraits）。另一种研究范式从个体发生学（ontogenesis）的角度，将人格视作一个动态的系统。个体不断竞争的内部与外部压力，激活各种心理过程，推动着人格的发展。故而，个体发生学范式的研究者关注的是使调节着个体与环境关系的心理结构得以发展的条件。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出人格系统在功能上的基本作用机制，然后确定那些能够影响人格结构发展的环境事件类型。

  在实证研究上，存在两种研究传统（research tradition）。一种是找寻个体差异的研究传统，另一种是探索人格内在动力结构的研究传统。我们可以看出，这二者在构想上与上述两种主导范式是相对应的。个体差异的研究传统要追溯到Galton的工作；动力结构的研究传统则是由Freud倡导。今天的人格心理学家们仍沿袭这一传统，主要仍在研究结构（如气质、信念和动机等）和机能（如学习、自身调节等）。

  大体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一些理论受到重视，学科内部也涌现出许多新的理论和成果。其中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包括法国医生Charcot提出的动力心理学理论、Kurt Lewin(1890～1947)的场论和William Stern(1871～1938)的人格主义（personalism）。Charcot从早期对癔病患者的研究兴趣转向研究人格的社会决定因素。因为他发现，行为可能会表现出多种倾向性，这些倾向性将通过动态的组织过程以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而这个组织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人际间和社会的因素。Lewin的场论非常有预见性地包含了当代认知加工与交互作用的观点，为后来预期—价值理论的提出铺平了道路，对后来动机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提及人格的概念，常常会追溯到Stern。他的理论特别调人的整体性(unity)、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目的性（purposiveness）。人格是一个整体，而不是部分的集合。人格既不完全由气质所决定，也不完全由环境影响。

  具体到专题研究，一部分学者还探讨了动机问题，试图为人的行为寻找生物学的解释。Freud（1905/1953）认为，尽管在防御机制的作用下，行为会以伪装的形式出现，但事实上，性与攻击的本能为人类的行为提供了动力，并对行为起着指引的作用。McDougall的理论则与之大相径庭。他认为，人类行为由12种本能与5种非特异性的先天趋向所驱使。主要的本能包括繁衍、觅食、建造事物与社交等。Freud描述的生本能与死本能是非理性的，常与社会处于冲突之中；与之不同，McDougall将本能行为看作人与社会环境作用的结果，只有本能目标得到满足，本能行为才得以维持。

  早期做出贡献的大部分学者来自于欧洲大陆，19世纪欧洲社会的变革加速了所有学科的发展。但到了20世纪情况发生了转变。美国大学提供大量职位、实验室以及理论知识的应用机会，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这样能促进学科发展的条件。这种现象除了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关，还与“新世界”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在欧洲，特别是一战后，社会政治原因阻碍着心理学的发展，专制主义不需要关注个体、倡导个性，而美国社会的需求为心理学家们提供了应用的空间。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需要招募大批人员入伍，这就需要将适合入伍和不适合入伍的人群区分开来，并使不同的人员从事适合于他的不同工作。在这种社会需求下，许多心理学家投身于人格评鉴之中。简言之，在这10年内，美国社会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社会需求上，都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心理学得以进入迅速发展时期。

2 理论体系形成期(1937～1950年代)

  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这段时期，人格心理学发展成为独立的、组织有序的学科。与心理学其他分支学科不同，人格心理学家拒绝还原论（reductionism），而是关注个体的整体性与复杂性。他们试图将那些通过相关、临床和实验手段得到的研究结果整合起来，建构可以解释整体人格的“大理论”。其中较具影响力的包括Allport、Murray、Cattell等人的理论。

  Allport最主要的贡献在于，试图在理论上提出一种架构，用以解释每一个人身上共性（universal）和特性（distinctive）的方面。他的理论直接促成了学科的建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重要方面。第一，将特质(trait)视为人格的基本单元，认为特质是以某种特殊方式作出反应的一种倾向。特质表现出反应上的一致性，使许多刺激在机能上等值，并把适应性和表现性的行为聚合在一起。简言之，特质就是人格稳定性的体现。第二，提出动机的机能自主（functional autonomy）观点，认为最初因某种原因而引发的行为（如为了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而获取资源的行为）会自行终结，然后该行为会因为自己的需要而产生。行为独立于最初的动机之外。这个观点成功地解释了动机的多样性和无休止的发展性。第三，提出自我统一体（proprium）的概念，认为这是理解人格整体性的关键。自我统一体包括使人格朝向内部统一的方方面面。此外，在方法学上，他试图将特殊规律研究法与一般规律研究法相结合，采用了个人资料研究与量表、问卷测量相结合的方法。

  Murray与Allport一样，都赞成将个体视为整体的人。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观点源自启蒙运动，而前者的则带有浪漫主义色彩。Allport认为，人类的心灵是理智、有序的，Murray则坚持，心灵是非理性的、热情的，并且充满着矛盾。Murray试图把精神分析学派，特别是Jung的观点引入学院派心理学中。事实上，他的理论不仅糅合了精神分析与McDougall以及Lewin的思想，甚至还囊括文学、神学以及医学的观点。在《人格探究》一书中，Murray和他的同事详细阐述了人格学（personology）的基本原理。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概念包括需要与压力。在Murray的动机系统中，需要大约有20个左右，包括归属、成就、统治需要等。每种需要代表着一种力量，影响着知觉、意动和行为。

  对Raymond B. Cattell(1905～1998)而言，人格心理学的首要任务在于预测行为。因此，他对人格的定义相当宽泛，“在特定环境中，能够预测个体行为者即人格”。若要使行为预测更为准确，心理学家就必须从不同层面获取大量的信息，并正确权衡与分析这些信息。借助于因素分析的方法，他最终确定了16个人格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16因素人格问卷(Sixteen Personality Factor Questionnaire，16PF), 用以测量各种特质维度上的个体差异，并依据测量分数预测个体的行为。值得一提的是，Cattell提出的人格既有动态、变化的一面，又有稳定的一面。他并不把人看成是各种情况下都会做出相同行为的静态实体。他认为，个体某一时刻的行为取决于动机和情境因素。因此，他采用因素分析法获取动机的分类，并试图根据相关特质和情境变量建立一个可预测行为的模型。

  从1930至1950年代，众多人格心理学家都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理论，用以理解整体的人并预测个体的行为。其中，除Allport、Murray、Lewin和Cattell之外，新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也在日趋成熟。繁多的理论开始构成一个宏大的系统（grand system）。各种理论虽不尽相同，但仍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共同趋势：第一，此时期的研究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应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水平来考察人格。诚如我们所见，Allport、Murray与Cattell并非以单一的特质、需要、动机来描述人格，他们的理论恰恰是多层级、多维度的。人格理论中并不存在某种可以解释人格机能方方面面的关键概念。第二，将个体看作趋向统一的、整体的人。第三，关注动机在解释人格和行为中的地位。第四，用社会化过程来解释人格的发展，认为个体最初是个人中心的、未经社会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逐渐从环境中学到如何成为社会中的一员，从而完成社会化的过程。

3 基本人格结构确立期(1950年代～1970年代)

  随着二战的结束，大量退伍军人进入或重返大学校园，使入学人数急剧上升。为了跟上这一形势，各个学校争先恐后地扩建学校设施及院系设置。与其他院系一样，心理学系在规模与门类上都有所增加。在政府资金的刺激下，应用心理学的研究迅速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使得学科分化越来越细。心理学者不再像从前那样把自己看作通才，他们更愿意称自己为发展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或生理心理学家等。二战后，非学院派心理学得以蓬勃发展。心理治疗、行为矫正、各种形式的心理辅导迅速成长；而学院派心理学在这种扩张中似乎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危机。Sechrest（1976）曾说，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人格心理学渐渐失去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许多时候，人格心理学被等同于临床心理学或是社会心理学。那么，这一时期人格心理学家都在做什么？

  在二战接近尾声时，《性格与人格》杂志（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的编委会宣布自1932年创刊以来的第一次改版。一改往日无论是理论文章、个案分析还是研究报告都采纳的原则，宣布将只关注实证研究，同时将刊名改为《人格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这种转变意味着人格心理学更加自觉地强调研究的实证性。同时，人格领域相当重要的教科书，David C. McClelland的《人格》(1951)也体现出这种实证研究的思路。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人格心理学的理论构建已经完成，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确定关键的人格结构（construct）。这些人格结构有助于心理学家了解个体的不同方面，同时还能用以指导研究者选择哪些数据加以分析。如此一来，有关测量的一些问题就越来越为研究者所关注。测量手段的发展，对测量效度的关注，使研究者得以发展出一些多项目的人格问卷，可以同时检验不同的人格结构。这一时期的人格问卷以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问卷(The 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为典型代表，此外，著名的人格问卷还有加利福尼亚心理问卷(California Psychological Inventory, CPI)、爱德华个人偏好调查表(Edwards Personal Preference Schedule，EPPS)以及前文提及的Cattell 16人格因素问卷(16PF)等。

  这一时期，四大人格研究主题(也都是人格结构的重要方面)备受关注，获得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分别是：专制主义(authoritarianism)、成就动机(achievement motive)、焦虑(anxiety)和场独立性(field-independence)。这些研究也许与当时美国的社会环境有关，都反映了当时流行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战后，美国人为自己在经济与技术上的成功发展深感自豪，个人主义的鼓吹使他们反对盲从，追求个人成就和独立，加上对法西斯主义记忆犹新，对成就动机、场独立性和权威人格的研究自然应运而生。至于焦虑，则可能是因为要面对战后从零开始的新生活所产生的压力。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可以发现，将整体的人格划分为多个人格结构是最为显著的特点。但这些人格结构更偏重个体的气质特征，而不是强调气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与整个社会应用性发展的需要脱节，致使人格心理学家一面努力进行着研究，一面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学科的地位也岌岌可危。

4 质疑与复兴时期(1970年至今)

  大约在195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自相矛盾的实证研究结果、测量中不断出现的错误以及学科内部统一性的缺乏，使学术界开始质疑人格心理学。到了60年代后期，人格心理学甚至被认为是控制良好，却与研究目标完全无关的研究。随着领域内Mischel(1968)等人对特质论的批评，对人格心理学的质疑与不满在70年代达到了顶峰。Mischel指出，我们几乎不可能依据人格特质去预测一个人的行为。此外，学术界以外的社会与文化变革似乎也不利于人格心理学的发展。70年代的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变，确定人们的基本类型和稳定的人格差异变得不合时宜。无论是临床工作还是对正常被试所做的研究，人格评鉴与诊断都被视为毫无人情味的“贴标签”。反越战、人权与女权运动，使美国人对四处弥散的文化与环境影响极为敏感，无论在家庭、学校还是社会中，这种影响都无法避免。社会氛围传递着这样一种讯息：个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值得研究的是环境而不是个体人格，应该关注的是社会影响而非个人。凡此种种不利条件的作用，使人格心理学终于步入低谷时期。

  到1980年代，局面逐步有所改观。对自我的研究，代表了当代人格心理学重新强调人格的整体性的趋向，也是当代人格心理学家复兴学科的一种努力；认知流派的观点被用来解释人格的动力特征，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大五”(即人格的基本维度包括外向性、神经质、开放性、随和性和尽责性五个因素)的出现标志着人格差异方面研究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行为遗传学、神经科学和进化心理学的研究为了解人格的共性和个体差异提供了更坚实的科学基础；发展心理学的纵向研究为人格的稳定性和可变性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各种研究方法的完善也为理解人格提供了多样化的途径。由于这些进步，人格心理学在20世纪后期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和繁荣时期。在新的世纪里，我们有理由相信: 人格心理学将继续为人类理解自己、完善自己从而提升生活品质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