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认识幸福

  • 作者:郭永玉
  • 来源/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 发布时间:2017-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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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笔者和学生就幸福感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下面笔者想结合他人和自己的研究,谈几点看法,分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来谈。
  社会层面谈论幸福的基本认识
  第一,基本收入是幸福的首要条件。整体而言,穷人的幸福感比富人低,穷国国民幸福感比富国国民低。当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时,增加收入就会增加幸福感。当一个国家的低收入群体很大的时候,增加他们的收入会显著导致整个国民幸福感的提高。我们在武汉市的调查发现,个人月收入在800元以下的居民各方面幸福感都明显低于其他收入层次的居民。因此,政府和社会要高度关注低收入阶层生存状态,保障他们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特别是通过劳动获得这些条件的权利和能力。所以从国民幸福的层面讲,就业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业、养老保障制度,是国民幸福的底线。面对失业、贫困、饥饿的人,奢谈什么幸福和尊严?说穷人也可能很幸福,仅从个人层面而言,没错;但从社会层面而言,这样说话只会贻笑大方,甚至遭受谴责,也不符合事实。各种幸福国家排名中,最幸福的国家也是国民富裕的国家,最不幸福的国家也是国民贫穷的国家,富裕国家不会是最不幸福的国家,贫穷国家更不可能是最幸福的国家。
  第二,公平正义是国民幸福的社会基础。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更能预测幸福感,贫富差距通过社会比较的心理过程导致普遍的不公平感,使得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觉得不幸福。低收入者愤恨不平,高收入者拿自己与更高收入的人比较。因此,增加所有人的收入并不会提高所有人的幸福感,因为所有的人与别人相比,自己收入都没有提高。着重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通过税收等手段控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增加幅度,缩小收入差距,使贫富差距控制在人们可接受的范围,可以提高国民幸福感。丹麦著名诗人和牧师格兰德维希(Grundrig,1783―1872)的设想是:“没有人拥有太多,也没有人一无所有。”但均贫富不能调动积极性,所以还要兼顾公平与效率。中国历史上的均贫富运动的结果都只是均贫。
  第三,健康保障是幸福的前提。健康对于幸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什么奥巴马政府如此看重医保法案,为什么中国现在如此重视医疗改革?因为健康是每个人幸福的基本前提。在一个好的社会里,任何人不会因为看不起病被迫放弃治疗而等死。还有食品安全问题,包括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等。生活在一个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社会,还有什么幸福和尊严可言?在此基础上,还有自然环境、人口密度、出行便利、社会支持与人际关系等,这些因素与健康的关系在心理学中都有大量研究,如关于拥挤导致行为异常的动物实验研究,关于社会支持与康复的研究等等,心理学家要重视将这些研究成果传播给社会和政府。有研究显示,日本在高收入国家中幸福感最低,有人分析可能与人口密度、拥挤、过分强调竞争以及与此相关的应试教育等因素有关。
  第四,教育机会与职业成功是现代人幸福感的支柱。从受教育是就业的基本条件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是幸福的保护性条件;从教育是个人潜能实现的基本条件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更是幸福的促进性条件。胜任的需要以及胜任力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人太重要了,不能胜任往往意味着失败、挫折、焦虑、抑郁,这些都是幸福和自尊的破坏性因素。胜任的需要和潜能实现的需要的满足能大大提高幸福感,同时也使国家的创新能力大大提高。社会和政府有责任保障个人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使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受教育的条件,不因为贫穷、出身、残障等因素受到教育歧视。
  第五,社会对个人自由的维护是现代人幸福感的制度保障。在旧的户籍制度、人事制度还有婚姻登记制度下,个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性受到极大的限制,几乎所有成年的中国人都有切身感受。人身依附关系之中的人是没有幸福可言的。研究发现,对生活的控制感调节实际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就是说那些相信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生活的人更可能成功地为自己创造出有利的经济条件,通过努力工作获得物质财富,从而导致更高的幸福感。收入低但能够维持高控制感的被试组报告的幸福感水平几乎与高收入的被试组一样高,他们不将这种低收入状态视为不可变的,而是确信能够改变这种情形。这里虽然有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如乐观主义、控制感、能力等,但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容忍程度,对个人自主的支持程度,对个人提供的选择机会,特别是社会对个人自由保障的制度设计,是很重要的外部条件。
  以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人均国民收入与国民幸福之间不完全一致,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也不会必然使国民整体的幸福感增加。国外的研究是,当人均国民年收入超过8000美元时,国民收入与国民幸福感的相关就消失了。幸福感排名靠前的富裕国家不仅是收入高以及对于低收入者的基本保障,更重要的是其他社会条件值得我们重视,如贫富差距、医疗保障、受教育的机会、个人选择与发展的权利等,或者说高收入有利于促进这些条件的改善,从而提高了幸福感。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同时更要重视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改革。
  个人如何提高幸福感
  从个人层面看幸福,也就是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个人如何提高幸福感?
  第一,积极地面对世界,增强自我力量感。主动争取个人生存和追求个人幸福的基本权利,特别是通过劳动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和个人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意识本身就是对自己负责也对社会负责的表现,因为这也是现代公民社会对个人素质的要求。保持乐观并有控制感的生活状态,相信自己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条件改变自己的环境,以至于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乃至整个生存状况。如果你生性是个内向且情绪很不稳定的人,要提升你的幸福感,还要尽力去改变自己的性格,使自己更外向一些,情绪更平和一些,多接触外向平和、乐观向上的人,寻求社会支持,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并构建积极的自我概念,提高自尊、自主性和控制感。人是环境的产物,但人也改造环境;性格决定命运,但性格也是可塑的。
  第二,不要总是向上比较,适当向下比较,保持理性平和的心态,不仇富,不欺贫。幸福感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人们往往拿自己的现有情形与周围的人进行对比,在收入方面也是如此。对一个人的心理感受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他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他和别人比较的相对地位。研究表明,向上比较能激励个体去做得更好,但也会使满意度降低,而向下比较虽然容易使人安于现状,但会使满意度增加。因此,当我们在朝目标奋进的过程中感觉太累的时候,不妨适当向下比较,缓解一下压力,以便为下一次的奋斗蓄积能量。
  第三,科学地认识物质财富与幸福的关系。金钱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钱本身买不来幸福。过高的物质生活目标不仅不会使人更幸福,反而使人更烦恼。彩票中奖是很多人的梦想,如果真中了大奖,我们的幸福是不是会相应增长呢?一项经典的研究发现,彩票中奖的人并不比一般的人更幸福。首先,与中奖后的兴奋和高峰体验相比,许多平常的生活事件看起来就不再那么有乐趣了。其次,中奖的兴奋会随着时间而逐步消退。当他们习惯了期待由新的财富所带来的快乐时,这些已经来到的快乐体验就不再那么强烈,对总体的幸福感就不再有很大的影响。一项对《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富翁的调查发现,与一般的民众相比,他们的幸福感只是略高一点;49位超级富翁中,有80%的人报告钱既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幸福;一位富翁从来不记得自己曾经幸福过;一位富翁(婆)报告钱不能解除由她孩子的问题所造成的痛苦。由此看来,金钱在人们心理上的作用被夸大了。在一定范围内,在贫穷状态下,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大,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金钱对幸福感就不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或者根本不产生影响。
  第四,设置多样化多层次的生活目标。金钱是个人实现生活目标所需的条件或手段,如果把金钱本身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它对幸福感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大量研究表明,那些认为金钱比其他目标更重要的人对他们的生活质量更不满意,把追求经济的成功作为生活的中心目标反而会降低幸福感。因为过分追求经济目标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如果多数心理能量都被投资到物质目标上,那么追求其他目标如亲密关系、体育锻炼、兴趣爱好、审美活动、公益事务上可用的能量就减少了,这样就减少了实现它们的机会而最终阻碍了总体幸福感的提升,因为这些目标对于幸福也是必要的。
  第五,建构有利于幸福的价值观。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对于幸福的理解。对于有些人而言,幸福取决于物质享受、功名权势;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幸福在于真知的获得、道德的完善、艺术的享受、宗教的关怀。前者是外部定向,后者是内部定向。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弗洛姆(E. Fromm,1900―1980)将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区分为占有与存在(To Have or To Be)两种,重占有者将生活视为追求金钱、权力和外在成功的无止境的过程,而重存在者关注的是生命本身的成长和人性潜能的实现,这两种人的幸福是不同的:前者会越来越烦恼,后者会越来越幸福。适当控制物质欲望的增长,从生活中寻找其他快乐因子,特别是更多致力于精神需要的满足,如潜能实现、求知、审美、终极关怀,会增加幸福感。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发现,幸福水平不一定随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并结合欲望水平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幸福感取决于收入欲望与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而不仅仅是实际收入水平。如果收入欲望不变而实际收入增加,那么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会提高。但事实上,更多的情况是收入提高,物质欲望相应地提高,结果是抵消了收入增加带来的满足。或者是收入欲望的增加大于实际收入的增加,那么收入增加的结果不是幸福反而是不幸福、不满意。刚好将欲望的增长控制在低于收入增长的范围内本身难以做到也耗费心力,更重要的是在物质生活能够得到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更多地致力于精神需要的满足,这样才会更幸福。
  这样的建议还可以继续列下去,但幸福显然不存在于心理学家的“处方”之中。幸福在哪里?没有确定的答案。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乐什么?如果说颜回是不得已苦中作乐,那么斯宾诺莎和甘地这种主动选择过俭朴生活的人,对于我们今天讨论幸福的问题又有什么启示呢?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5日(第112期) 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