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世英如是说：1、主客二分在中国，并没有真正发挥其优点；2、当今中国人的自我观，还属于互倚型的自我；3、天人合一境界很高远，但既缺乏民主，又缺乏科学；4、网络、微世界，正在提升个人的自由；5、不求闻达，要做学问中人。

张世英，1921年生，武汉市人。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46-1952年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52年至今，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兼任《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主编、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2012年10月获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曾应邀到德国美因兹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作学术讲演，到美国、瑞士、法国、德国参加学术会议并作学术报告。

主要著作有《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张世英回忆录》《中西文化与自我》《美在自由》《张世英讲演录》《我的思想家园》《归途：我的哲学生涯》《张世英自选集》《境界与文化》《哲学导论》《新哲学讲演录》《天人之际》《北窗呓语》《进入澄明之境》《张世英学术文化随笔》《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论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小逻辑〉译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辞典》（主编）等。《哲学导论》一书获“第三届思勉原创奖”。

一、主客二分在中国，并没有真正发挥其优点

记者：您的哲学研究中一个核心词是“主体性”，对于这个舶来的哲学术语，我们该如何理解？

张世英：“主体性”是国外的概念，中国本土没有。用中国话讲，就是个性解放。我为什么对主体性这么关心，这么有兴趣？这跟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思想文化发展过程密切相关。你是“80后”，只是听说，没有经历过那之前的年代。从1949年解放到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叫前30年，我们国家主要提倡的哲学叫做驯服工具论，国家是一个大机器，每个人是机器里的小螺丝钉，这还有什么主体性？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也逐渐解放，从以前做驯服工具、做螺丝钉，开始强调发展人的个性。

现在说到我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前，我搞西方古典哲学，这个跟西方现当代哲学很不相同。古典哲学，一般是指黑格尔以前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哲学，时间上大约是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前。古典哲学主要讲主体、客体、主体征服客体、主客二分。

这个哲学有两个特点。一是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一直到黑格尔这个传统下来，认为主体要追求一种理想，这个理想是最完满的，在现实中间找不到。举个例子，比如我们日常看到的事物，这个沙发，它是方的，但是现实中间我们看到的方的事物，严格来讲不是绝对的方，总有万分之一、万万分之一不那么方。那么最理想的方就是方的定义，有四个边、四个角，四个角都是九十度，这是最理想的。所以现实的事物都是不完满的，最完满的东西是概念。方的东西不是最方的，方的理念最方；圆的东西不是最圆的，圆的理念最圆；最美的东西呢？哪有最美？最美的美，就是给美下一个定义，就是美的理念。所以，西方传统从柏拉图开始，最理想的世界是概念的世界。柏拉图把世界分成两个：概念世界和现实世界。西方人就根据柏拉图的思想，老是追求那个最高的、最抽象的东西。到了中世纪，西方人崇尚上帝，上帝是最完满的概念，无所不包。上帝也是离开现实世界的。这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特点。

西方古典哲学的第二个特点是主客二分，主体要认识客体、改造客体，强调人的主体性，用我们过去的话来讲叫做主观能动性。这个思想有它的优点，首先是自然科学发达。自然科学强调主客二分，强调主体要认识客体，改造客体。中国在“文革”前讲的哲学主要是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我们讲马克思主义，讲思维要主动改造存在，主体改造客体，达到主客的对立统一。但是，我们国家这几十年，自然科学并不发达，我们的主体性并不发达，因为从1949年到1979年，主要还是讲螺丝钉思想，并没有真正发挥西方主客二分的优点，没有发挥人的主体性。

记者：您对于主体性的研究后来为什么会从西方古典哲学转向西方现当代哲学，最后又回到中国传统？

张世英：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哲学界酝酿了一场讨论，人们开始大谈西方的主体性，讲主客二分。开始我并不关心，因为都是搞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人在讨论，我是搞西方哲学的，没有参与。后来偶尔看报纸，发现一些文章根本没弄清楚西方主体性的意思，甚至批评主体性就是个人主观独断，将主体性等同于个人主义。我就觉得不对劲，于是产生了兴趣，想要研究研究西方现当代哲学，看看主体性究竟是怎么回事。

嘿，这个时候我发现西方现当代哲学都在批判主体性。因为西方人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已经进了一步，认识到西方传统哲学的缺点，发现主体性里面包含有个人主义、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等。主体本来应该顺着自然规律来做，但过于强调主体性，就会毁坏自然、破坏自然。所以西方现当代哲学强调主体和客体不要老是对立，强调要讲和谐，要主客融合。

这时我联系到过去读过的中国古典哲学，主客融合跟中国的天人合一不是很相近吗？特别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他就喜欢老子的《道德经》，而且他明确提出人和世界要融合在一起，海德格尔的思想和中国老庄思想很相近。于是我就开始研究中国的传统哲学，主要是老庄哲学。

我这个人从年轻时就喜欢老庄，喜欢陶渊明。老子、庄子、陶渊明这些人都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不是老和天对立。西方现当代哲学，不是说回到中国古典，但很多都是和中国古典相通。于是我就强调把中国的天人合一和西方的主客二分融合在一起。

二、当今中国人的自我观，还属于互倚型的自我

记者：2013年您出版了《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倡导个性自我解放，这部著作被认为最能代表您晚年的哲学思想和人生追求，书中您特别强调自我的主体性在当下中国文化发展中的迫切性和首要性。但是如您所说，回到十多年前，您所倡导的是“后主体性的哲学”，即结合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主客二分”。从“后主体性”又回到“主体性”，似乎是一种观念上的后退。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张世英：2007年，我国当代心理学家、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原主任朱滢教授出版了他的《文化与自我》一书。全书有六个专题，他在《专题一》中并列了两个标题，一是“Searle论自我”，一是“张世英论自我”。他认为美国哲学家Searle代表西方哲学对自我的看法，张世英代表中国哲学对自我的看法。该书称，西方人的自我观是独立型的自我，强调自我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中国人的自我观是互倚型的自我，强调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的相互依赖。朱滢通过大量心理实验和社会调查，得出结论：当今的中国人，甚至年轻人的自我观，还属于互倚型的自我，缺乏个体自我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中国人更依赖于别人的观点，英美人依赖自己的观点。但实际上我并不是朱滢所说的代表传统的自我观，我主张中西方相结合，既要吸纳西方人的自我观，更要有所超越。朱滢的著作引起了我的深刻反思。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有意摆脱西方古典形而上学的窠臼，由过去重视主客二分转向重视人与世界的融合，由过去重视抽象的理念世界，转而重视具体的生活世界，倡导万有相通的哲学，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与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相结合。这一思想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我的《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和《哲学导论》三本书中。但在这几本书中，我都没有强调自我的主体性和人的自由本质在当今时代的迫切性、首要性。这一点，因为朱滢的《文化与自我》，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传统中依赖别人的思想根深蒂固，吸取西方的独立型自我观，远非一朝一夕之功。我前些年讲超越自我，“超越”说得有点早、强调得有点多。中华文化要想求得新的大发展，仍然需要先多花点时间，做点补课的功夫。我们不能老是片面地自满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点，而应该多一点忧患意识，多想想自己的缺点。这一思想，集中地体现在《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中，是我对我的“万有相通的哲学”的一大补充和发展。

三、天人合一境界很高远，但既缺乏民主，又缺乏科学

记者：在您近些年的著作与文章中，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提出过一些批评，我们应该如何理性看待天人合一这一思想遗产？

张世英：中国的天人合一，从优点讲，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万物一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物都是我的同类，这就和谐了。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有两种，一种是儒家的，一种是老庄的。天人合一共同的特点是不要老把人和物分开，不要强调人和物的区别，要强调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就人的精神境界来讲，很高远。但中国原始的天人合一也有很大的缺点，不强调人和物的区分，缺乏主体改造客体的思想，这就很自然地缺乏了主体性。这也造成了自然科学不发达，因为主体和客体老是拥抱在一起，没有了主体改造客体、认识客体的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运用在社会方面，天就变成了集体，父母、家族就是天。在封建社会，特别是按儒家思想来讲，家族由族长掌握，社群由统治者掌握，国家由君王掌握，群体没有个人意志，实际都是统治者的意志。所以天人合一就变成了人和封建社会群体融合在一起，人就淹没在社会群体中没有自我。我小时候就经过封建社会，家长就是君王，当儿子的没有独立性，是父亲的工具。我的父亲很爱我，但是我不知道挨了他多少打。他布置任务，说这篇文章，念半小时到我面前来背，一个字不对，啪，就打头。现在我与我的孩子，互相尊重，是平等的关系。过去封建社会，哪里有个性？至于女的服从男的更不用说了。所以谈不上民主。

由此我得出结论，原始的天人合一，既缺乏民主，又缺乏科学。中国几千年民主不发达，科学不发达，从哲学思想根源、文化形态根源来讲，是因为天人合一。所以我现在反对笼统地、不加分析地强调恢复天人合一，还是要讲个性、讲民主、讲科学。中国社会直到现在缺乏独立的自我，不能怪某一个人，而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力量太强大。我觉得我们要改变现实中不满意的东西，从根源上讲，要从传统思维方式、文化形态来改变，不要怪某一个人。

记者：先秦诸子中，我认为庄子是个性最为张扬的一个哲人，他无己而又有己，自我精神风格最为突出，在后世陶渊明、李白、苏轼等人身上，都能看到庄子的身影。但您却认为庄子的美学思想缺乏个性、缺乏自我表现。这是否是因为我对主体性的认识存在偏颇？

张世英：庄子的思想是天人合一，但如你所说，怎么又会有个性？在中国哲学中，什么叫做“天”，有各式各样的定义，甚至在一个人身上也有不同的定义。大体来讲，“天”有自然之天，有义理之天，义理之天具有道德伦理意义。儒家的天，主要是讲义理之天。老庄的天，特别是庄子的天，主要是指自然意义的天。那么义理之天是什么意思？人生下来就有等级、有贵贱，天经地义，不要去怨天尤人。所以儒家的天人合一运用到社会上，没有民主，都得服从君王，服从等级制度。“天”到了道家又不一样。道家的天人合一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主张万物的整体是最高原理，是道，万物和我一体合乎道。人们观察事物可以有两个角度，一个是以道观物，一个是以物观物。以物观物，从个体来看个体，万物都是不一样的，有贵贱等级，有好有坏，有是有非，有喜有悲。我们一般都是以物观物，得到东西就高兴，失去了就不高兴，把个体区别看得特别重要。以物观物，人就会累于物，被束缚，不自由。老庄提倡以道观物，以整体观看世界，万物皆齐，《齐物论》就是讲这个的。万物都是一回事。我们平常把生死看得重得不得了，庄子说，以物观物，生了，死了，差别巨大，但以道观物，生是一种存在，死也是一种存在，生和死都是存在，只不过存在的形式不一样。所以庄子妻死，庄子鼓盆而歌，人家说你疯了，麻木不仁，庄子说非也，一开始我妻子死了我也哭，但是我想了想，人本来就是从没有来的，来了又回去，都那么回事。所以万物皆齐，就都无所谓，就不会为物所累，庄子的天人合一反而自由了。从这个意义来讲，庄子有他的个性。但是从另外一层意义来讲，庄子的所谓个性，所谓逍遥，是消极的。庄子的思想，没有主体改造世界、改造客体。什么都可以，都无所谓，没有西方的主客二分，缺乏主体性，说得不好听是自我安慰。荀子从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出发，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是中肯的批评。庄子的至高境界的确令人如痴如醉，但美则美矣，终成梦境。

四、网络、微世界，正在提升个人的自由

记者：您曾说过，中国人几千年来缺少“自我”，但历史上个体性自我为争取独立自主一直在不断奋争，这一进程至今尚未结束。对于“东方睡狮”的觉醒，您寄予怎样的希望？

张世英：中华传统文化缺乏独立自我观念，把每个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看得很重。仅以中国旧社会中代替“我”字的称谓为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平民百姓在官员面前只能自称民女或小民、贱民，下官对上官只能自称卑职、下臣、小人、奴才、奴婢，晚辈对长辈只能自称不肖、不材。总之，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尊卑上下，各有所属，人人按身份自称，在下者不敢言我，在上者不屑言我。

中国虽然受到封建传统的严重束缚，但人总是要有他的个性，所以几千年以来，中国人为生长自我，用西方语言来讲就是生长主体性，不断奋斗，不断挣扎，屈原、司马迁、竹林七贤、李贽……这些人都是挣扎在生死线上，追求个人的自由。中国凡是想生长个性的人，都是老庄思想，因为只有那里才能找到出路。这些人要伸张正义、伸张个性，但都是消极的对抗，没有哪个说要搞个法国大革命。他们最后的命运，多半不得好死。竹林七贤中嵇康是被杀害的，李贽最后是自杀的。

中国历史上这些争取个性解放的人物特别值得写，我在书中说这是睡狮觉醒的历程，我说中国都睡着了，但这些人要醒过来。自我觉醒在中国是一个艰难、困苦、曲折、壮烈的过程，里面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我是希望把中国的民族精华写成一本书，我思想深处有一种感情在里面。

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比我们早了几百年。冯友兰说中国缺乏近代的历史。我们一般讲鸦片战争以前是古代社会，统治思想就是天人合一。一直到鸦片战争，西方人的洋枪大炮打进来，才把中国人从天人合一之中惊醒。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前，已经有龚自珍、魏源、梁启超等一批先进的思想家开始反思。比如，龚自珍明确地说要以自我的心出发；魏源公开批评天人合一，指出万物一体“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国，下不足苏民困”；梁启超大力宣扬康德的自由意志论，推崇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些都是强调主体性。

这一批先进思想家的特点，是公开明确引述西方主体性的哲学。这个思想影响到后来就有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民主与科学是主客二分思想的产物，我拿过来，针对中国的天人合一。

中国还要继续发扬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继续走民主、科学的道路。具体该怎么办？怎样伸张我们的个性？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之下，直接去抨击某些现实，会引起社会的震荡，原因不怪某一个人，不怪某一个政权，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这样，有些思想比较顽固。但相比人的思想，经济、科技的变化要快得多。美国分析哲学家蒯因就把人的知识、信仰的各种因素画成圆圈，圆圈中心是空洞抽象的思想意识，外围是科技、经济生活。这个圆圈转起来，外面大圈转得很快，中心转得比较慢。根据这个理论，我们的社会的文化形态，要改变脑袋，改变天人合一的思想，都是比较慢的，但科技改变很快。

现在人们天天上网，玩微信、刷微博，哪怕是思想上的一点点感想，都可以在网络中表现出来。所以中国的网络世界是个非常广阔自由的世界，网络、微世界已经把个人的自由提升到一个很广泛、很深的程度。有人甚至说，现在个人主义太强了，一天到晚跟着感觉走，这就是因为周围的东西改变太快。但这有一个好处，可以推进思想意识的改变。

我相信在网络世纪，科技、经济会促进社会民主、自由的思想加快步伐，会促进具有惰性的思想改变。这是一个不革命的革命，不搞个性解放的解放。网络不搞群众运动，是当前最有意义的一个动力，对于中国的启蒙，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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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sohu.com/a/114435029_488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