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00年，几乎“九死南荒”的苏轼踏上了北归的行船，痛身遭疾病，走在生命的边缘，有人说他是幸运的，因为他终于等到了“天容海阔本澄清”的一天，守得“云散月明”。我想，对于此时的苏轼来说，命运的遭际早已没有“幸或不幸”之分，经历了人世太多的大起大落、浮浮沉沉，他已经学会了随遇而安，四海为家。当年喧嚣浓烈的一杯酒化做了眼前安静清冽的一壶茶，他曾是“不计东西”的飞鸿，也是“拣尽寒枝”的孤鸿，抑或是长江上“玄裳缟衣”的仙鹤，但此时，他不过是一只“回家”的飞雁，因为贪图沿路的风与景而边走边看。家在哪儿？不重要了；飞得太慢，亦无所谓；悠哉游哉，安然自在。
有人说，他看开了。
不如说，他看透了。
公元1101年，就在苏轼去世前的两个月，他路过镇江金山寺，在自己的画像旁题了一首诗来总结一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身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生漂泊不定，但此时的心已不会为外物所动。黄州、惠州、儋州是他三次被贬之地，一次比一次遥远，苏轼到底是怀着多大的勇气对自己的人生进行自嘲？吾辈仅能揣摩一二，但就在这一二分中，我们体味不到怨，体味不到恨，有的是阅尽千帆后的释然和“人生如梦”般的涅槃。
大概还没有人从“游戏”的角度来分析苏轼其人或其一生吧，当我越来越将目光聚焦于这个人物，我即是东坡，东坡即是我。我也越来越能体会到游戏心理学是一种需要内证的实验，游戏也不再拘泥于外在的任何形式，而是当下归一，深度放松的是身，高度专注的是心；但在这个最佳的生命状态里，又何尝不能说：深度放松的是心，高度专注的是身呢？身心已然一体，我愿意用自己的身心赴一场内证的实验。
我们讨论过很多话题——什么是玩？什么是游戏？如何一边工作一边玩？在逆境中能玩起来吗？当我带着这些问题来反观苏轼的生命，我看到了最真实的答案。苏轼人到中年时写下：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被无数人奉为圭臬。可这只是苏轼中年时的心境，往后的岁月不断地锤炼他，让他的心境更上层楼，豁然开朗。我想，如果晚年的苏轼提笔再写，纸上应是：人生如逆旅，我亦是游人。苏轼的生命完美地印证了：以游玩之姿，赴人生这趟逆旅。
人生有多重境界，游戏亦有多重境界，既然苏轼可以游戏人生，大抵人生和游戏的境界有相通之处。苏文如海，波澜壮阔，借以诗词，传情达意，一诗一境，聊尽人生。
第一境 应似飞鸿踏雪泥
二十多岁的苏轼年少气盛，恃才傲物，初涉政坛，大有抱负。当他第一次离开父亲和弟弟去地方为官，途经当年父亲带着自己和弟弟进京赶考时留宿的僧舍，他写下了这句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这几乎成了他未来人生的写照，四处漂泊，任何地方的短暂停留都不过是雪泥鸿爪。他在这样年轻的时候就看出了生命的无常是智慧，但看出生命的无常不等于懂得了生命的无常。他更像是在感叹人生的匆忙，而自己也将投入到无限的匆忙中去。他正值满腔热血，拳拳赤心的年纪，哪里会顾得上停一停脚步呢？
年轻时的苏轼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包括后来的颍州、扬州、登州、定州，他都有出色的政绩，这大概是受儒家“仁政爱民”思想的影响。他几乎在每个当地老百姓之间都有口皆碑，这与他忘乎所以的工作精神密不可分：在杭州带领当地百姓修筑苏堤时，他几乎不回家，与百姓们同吃粗茶淡饭；在徐州治理洪水时，他总是身先士卒，跳进泥水之中。
苏轼生命的第一境也是在他最年轻、最忙碌的时候，此时的他虽然也会忙里偷闲赏赏西湖或者爬爬山，但这样的娱乐还不能称上是“真正的游戏”，只能算作偶尔的调剂。当工作不断积压逐渐占据了生活的主流，我们便会失去“玩”的能力，更不能体会它的乐趣。我们都会因此变成雪泥上的那只飞鸿，偶尔停下休憩留下了爪印，很快又会匆匆忙忙起飞，当别人问你：你休息了吗？你回头去找刚才留下的指爪印，这时你才发现它早已被新的雪覆盖或者消融，然后，你也忘记自己是否休息过了。
第二境 老夫聊发少年狂
三十多岁的苏轼已经经历了许多官场上的失意，与王安石政见的不同以及朝廷坚持新法派的态度，令保守派的苏轼不得不离开京城，辗转到地方为官。工作上压抑太久终需一个途径来释放，千骑狩猎，潇洒轻狂，38岁那年，苏轼在密州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词——《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苏轼一改往日的士大夫形象，左手牵着黄狗，右手举着苍鹰，戴着锦帽，披着貂裘，纵马驰骋，俨然一副快意江湖的侠士形象。不同于月下把酒，不同于起舞弄影，这是他生命中最怒放的一场游戏。
如此盛放的生命状态也曾在唐代的一位诗人孟郊笔下见过——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因登科后的狂喜之情冲刷了往昔龌龊难熬的艰辛岁月，孟郊跃马扬鞭，一日便看尽了长安城似锦的繁花。他哪有心思真去赏花，不过是所到之处，所看之景皆如花般赏心悦目罢了。
在这第二境中，无论是苏轼还是孟郊都还无法摆脱外物的局限，都需要假托外在的形式来实现极致的欢娱。苏轼会因“为报倾城随太守”而“亲射虎”，全城的老百姓都来围观自己打猎的盛况，于是依然有着少狂之心的苏轼为之所动，亲自“挽雕弓如满月”，展示自己的才能；一向是苦吟诗人代表的孟郊也难掩46岁才中进士的得意，显得“放荡无涯”。在这一境界里，我们懂得用游戏来宣泄内心或压抑或兴奋的情绪，纵然可以“玩”得尽兴，却难逃“以物喜，以己悲”的桎梏，显得束手束脚。一旦令你“喜”的身外之物破灭，你便陷入了更为深久的怅惘之中，万物寂然。
第三境 人间有味是清欢
四十四岁那年的一纸罪诏让苏轼彻底跌至命运的谷底。乌台诗案，一场冤狱，苏轼甚至直面了死亡的威胁，以至后来被贬黄州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犹如惊弓之鸟。但也正是黄州成就了苏轼，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心境的提升，苏轼都跨上了一步高台。“黄州真如井底”，这是他的原话，但比起物质生活的退步，苏轼更难接受的是自己在这里没有朋友。他寓居定慧院时自比“孤鸿”，形单影只，“有恨无人省”，哪怕“拣尽寒枝”也不肯随意栖身，最后停落在寂寞凄冷的沙洲之上。很显然，他心底还“有恨”，很显然，他还有着士大夫的那份骄傲。
面临这样的绝境，普通人也许会就此沉沦，但苏轼不会。苏轼之所以是苏轼，也因为他那份超然的旷达与乐观，绝境亦会求生。既然是“犯官”之身，不如趁此找点别的乐趣。他利用当地食材发明了各种美食，其中就包括流传至今的东坡肉，他还为此创作了一篇《猪肉颂》——“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而他“早晨起来打两碗”，怡然自得。没有朋友，苏轼就“创造”朋友。他经常到当地百姓家中串门，觉得别人做的饼非常酥脆，他就给饼起名“为甚酥”；觉得别人酿的酒像醋一样酸，就给酒起名“错着水”。
苏轼的生命俨然进入了第三境，他不再需要浓烈的酒，不再需要全城百姓的瞩目，也不需要放肆张狂的宣泄，把他放逐到一座没有朋友的落寞小城，他一个人也可以安静地玩起来。在苏轼的身上，那个恃才傲物的士大夫形象逐渐模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纯粹的“闲人”：一个偏爱“荦确坡头路”，爱听自己的拐杖碰着石头发出叮铛声的闲人；一个拄竹杖、穿芒鞋就认为胜过骑马，悠然淋雨的闲人；一个见月光入户便欣然起床，邀友赏月的闲人。到了第三境，人会慢慢沉淀下来，越是简单、安静的游戏反而越显得韵味无穷。
第四境 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苏轼离开黄州远赴汝州途中，他绕到九江游览了庐山，留下了富有哲理的千古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此番游历之前，苏轼曾说不为庐山写一句诗文，但他还是写了。这是因为他在庐山碰到了一些人，听说了一些事，让他产生了如此的感慨。其实他早就有这样的感慨了，当他泛舟于赤壁之上，想到“千古风流人物”俱往，唯有江水“涛涛不逝”，唯有明月“卒莫消长”时，苏轼已经完成了精神上的一次升华。此时的苏轼没有了“小我”，挣脱了眼前甚至一切苟且的樊篱，让思想跳出了“身外身”，与“造物者”之自然和谐统一。
参透了如此玄机，苏轼的生命变得轻盈起来。五十九岁时被贬至“饮食不具，药石无有”的惠州，他不再是那只自怨自艾的“孤鸿”，而是积极地去攀登生活这座高山。那时，苏轼常去惠州当地山上的松风亭休憩，有一日他爬至半山腰便感到腿酸身乏，遥望远处的松风亭，他想着何时才能到达休息呢？但转念又想：这里不就可以休息吗？何必要去亭子里呢？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大得自在，扬长下山去了。
我们往往因为执念或自己框定的目标而禁锢了身心，无法专注于内，更不能达到第四层境界，苏轼却能跳出“小我”和“他物”站在更高的位置来审视生命。六十二岁那年，苏轼再次被贬，与其说是被贬，不如说是被流放到了化外之地——海南儋州，因为再也没有比这里更荒芜偏僻的地方了。他环顾“天水无际”，不知何时才能离开海南岛，但转念又想，九州四海之内，谁又不是生活在岛上呢？那些只能看到眼前之“岛”的人，永远无法上“岛”到达游戏与人生的第四境；那些既能跳出身处之“岛”，又能回到“岛”上的人才能随时随地体味游戏之趣。
第五境 也无风雨也无晴
年轻的时候，苏轼四处为官，辗转漂泊，如果问他飘飘何所似？他的答案无奈却真实——像一只飞鸿，不计东西，不知所归；第一次被贬黄州，他心中仍有恨，他成了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他不愿屈就；第二次被贬惠州，他想着大不了就当自己是惠州人，是本地的秀才，他的身与心便静了下来，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最后一次被贬儋州，苏轼真正地做到了随遇而安，未到之时憧憬：海南万里真吾乡，离别之时泪洒：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与其说苏轼成了一个海南人，不如说苏轼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游人，在人生这趟远游中，他已得大自在。
如果命运再跟他开一次玩笑，将他贬到更加遥不可及的地方呢？
无妨。
对于此时的苏轼来说，死亡早已不值得恐惧。“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他坐船离开海南的那个夜晚写下的诗，是对他在海南，在贬谪之地甚至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总结。他的心底早已没有了恨，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足以掀起他内心的波澜，他的心变得沉静、宽和，他的生命超越了死亡，变得厚重、深刻。海南的经历不过是自己生命中不曾有过的一次游玩，至于这趟远行会在什么时候终结，亦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下归一，此刻即永恒。
在游戏与人生的第五境，人已然超越了生死，人生即是游戏。当苏轼坐船行至曲江，船在滩上搁浅倾斜，四面波涛翻涌，船上的士子们都吓得面无人色，只有他丝毫未受影响，继续提笔写字。既然无法改变外界的风风雨雨，不如静守内心的一份安乐，生死又与我何干呢？这种劫后余生、大彻大悟的通透与超脱高妙难言，大抵已臻化境，如陶渊明所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作者：茆家焱，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