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攻击的理论
1、本能论
Freud是攻击行为本能论的著名代表，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他曾写到“攻击的倾向是人天生、独立的本能倾向。”在他看来，和人有性本能、饮食本能、防御本能一样，人也有攻击的本能。他甚至推测在人身上还有容纳这种通过遗传获得的攻击性能量的存储器，存储器中的攻击性能量迟早要释放出来的，他称之为“宣泄”。如果能量宣泄指向内部，就表现为对自我的折磨摧残，甚至自杀；若指向外部，则表现为对他人的伤害，也就是多种多样的攻击行为。
大部分现代精神分析论者也认为攻击是一种本能性的驱力，却不同意Freud所说的我们都有自我导向的死亡本能。攻击的本能性倾向可能是在我们追求需要的满足时遭到了挫折，或自我的作用因面临威胁而受到了阻碍的结果。依照这种看法，攻击驱力是好的，它可以协助个体满足基本的需求，可维护生命而非自我摧毁。
第二种攻击本能论，由动物行为学家K. Lorenz(1903～1989)提出。动物行为学家对攻击的研究是以对动物攻击行为的观察为基础，然后将研究结果推及人类的。Lorenz认为，人和动物都有攻击同种属成员的本能。如同精神分析论者一样，Lorenz视攻击为一种能自己产生能量的水压系统，他还认为，攻击的能量会不断地累积，直到有合适的释放刺激来加以解除。但什么样的刺激最易于引发攻击行为呢？这些攻击行为有什么功用？根据Lorenz的看法，所有的本能，包括攻击，都背负着一个基本的进化目的：确保个体和种属的生存。因此，在某一种动物进入另一种动物的领地时所发生的打斗是具有适应性的，这种攻击可驱赶个体至较宽广的区域，以避免因太多的成员聚集在同一个地方消耗了所有的食物而挨饿。动物也可能与入侵者打斗，以保护幼小的成员，使他们能存活下去、成熟并生养下一代。同种属的雄性成员间也会打斗，以决定哪一位雄性可以与眼前的雌性配对。由于强壮的雄性常常赢得胜利，于是种属内部的攻击可确保最强壮的成员繁衍下一代。
但是，令人感到尴尬的是，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才有如此普遍的攻击自己的同类并置同类于死地的现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本能论者认为：第一，人类所独有的巨大的攻击能力（如枪、炮弹、拷打折磨等）使得人们甚至不需要见面就可以杀死另外一个人。第二，人类没有发展出一套本能性的自我抑制，任何事件和刺激都有可能成为人类攻击的原因：仇恨、爱、金钱、国家、信仰、宗教，甚至只是受到微不足道的损害。
攻击的本能论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首先是它的循环论证：为什么攻击是一种本能？因为人类表现出攻击的行为。为什么人类会表现出攻击行为？因为人有攻击本能。其次，跨文化和人类学研究表明，有些社会比其他社会更具攻击性，因此攻击性具有文化的差异。而且，目前尚无确切的神经生理学证据显示身体会产生或累积攻击能量。
尽管，Freud攻击本能理论并没有被研究攻击行为的科学家所普遍接受，但它却成为了其他理论的研究起点，其他的理论家完善攻击模型的目的就在于能给出比Freud更好的解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闭口不谈人类的本能和心理能量，提出一个更积极的人性观，运用更加容易观察得到的概念，因此也就更可能得到实质性的调查结果。而对于Lorenz的观点，人们认为，Lorenz没有提出任何直接证据证明人有攻击本能，而只是通过与动物的攻击行为类比来推理人的攻击行为，指责他在还没有充分科学根据时就把有关其它物种的发现，延伸到人类身上。也正如Welson 所认为的那样“……把人类描述成嗜血成性、残忍好杀的动物。这是不符合科学事实的。尽管攻击有明显的遗传性，但是……，并没有表明存在着广泛统一的攻击本能的证据”（Welson，1985）。
2、社会学习论
Bandura认为，攻击反应可经由两种方式获得。第一种也是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观察学习——儿童能注意到别人的行为，并将该行为保存在记忆之中。Bandura的著名实验表明，那些在实验中看到成人的攻击行为受到奖励的儿童，随后的攻击行为显著多于那些看到成人的攻击行为受到惩罚的儿童，也多于那些没有看到成人攻击行为的儿童。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不仅直接的观察学习可以使儿童学习到攻击行为，通过大众媒体实现的间接学习，也可以使儿童受到同样的影响。那些曾因攻击行为而得到强化的儿童，将来进行攻击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Bandura的攻击理论的优点在于，它不仅说明了攻击是如何习得的，而且也进一步说明了攻击行为的维持和控制。攻击行为如果成为攻击者获得利益的工具，就会因能满足攻击者的目标而被维持下来，并变成习惯。也就是说，高攻击性的儿童可能已经学会攻击是一种达到其他目的的有效而且实际的手段。
与低攻击性的儿童相比，具有高攻击性的儿童具有如下特点：（1）他们对攻击的结果有正向的期望。他们相信攻击会得到奖赏（如得到玩具）；认为攻击对他们而言是很容易的，并且能够成功阻止别人的有害行为；相信攻击可以增加他们的自尊，对受害者也不会造成任何永久的伤害。（2）他们关注的是自己能否支配或控制受害者，而不太关心对别人造成的痛苦或被同伴拒绝。（3）高攻击的儿童较易结成帮派，这种帮派一般都会鼓励和强化成员以攻击的方式解决冲突，他们会变得习惯于支配别人（或企图支配别人）。
Bandura对降低和控制人类的攻击行为是非常乐观的。既然攻击习惯是一种习得反应，如果我们努力消除维持攻击行为的各种条件，就可以消除攻击行为。如我们可以教导人们以非攻击的反应应对“负面的”情绪状态如生气或挫折，也可以树立使用非攻击的方式解决问题榜样。
社会学习理论是第一个强调认知因素影响的理论，它认为攻击和其他社会行为的习得过程是一样的，都是通过观察学习和社会强化来实现。而且，社会学习理论不仅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要攻击，而且解释了攻击的获得、维持和控制，并且得到了许多研究的支持。
3、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认为，事件发生时个体是否会表现出攻击行为，取决于他对事件的加工和解释。个体是带着过去的经验（即记忆储存）及某种目标（例如交朋友、避免麻烦、寻找乐趣）而进入每一个社会情境的（Dodge，1980）。当突然间有事情发生时，就必须去加以解释。Dodge(1987)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就提出，当人们处于模棱两可的情境中时，人们采取以下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搜索（search），个体会从环境中收集与事件有关的资料，寻找合理线索以明确别人在做什么。在这一阶段，个体收集有关信息的能力会影响他对该事件的反应。第二个步骤是解释（interpretation），即对线索进行推论和归因，以明确他人为什么这么做。个体会将这些信息与他过去相似的经验整合，思考他在这个情境中所追求的目标，并决定他人的行动是无意还是有意的。他收集的信息和他以前对该事件的解释会影响他对眼前事件的反应。第三个步骤则是确定反应（response）并实施。个体会思索各种自身可能采取的行动，同时还会权衡各种可能反应的优缺点，选择一个他认为“最适合”当时情况的反应。
由于每个个体的过去经验并不相同，信息加工能力也不一样，对事件的反应也不一样。那些有争吵和打架记录的高攻击个体，其记忆里常常有“同伴对我有敌意”这种强烈的预期，当他们受到伤害时，他们就会去寻找符合这种预期的社会线索。研究发现，在遭受了不明确的伤害后，高攻击性的个体试图寻找隐含有潜在恐吓和敌意的线索，并倾向于将模棱两可的线索解释为敌意，同时会很少想到以其他的、非暴力的方式解决他们面临的情况。许多研究证明，个体对对方意图的知觉，比对方真正的意图更容易影响个体对对方行为的反应。也就是说，个体是否有攻击反应取决于他对情境中的社会线索的解释。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可以确切地描述攻击或非攻击个体的信息加工差异，但仍不能清楚地说明个体为什么会有攻击或非攻击性行为以及他们为什么一开始就会有不同的信息加工方式等问题。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把人看作一个总是处于理性状态的人。但实际上，人们常常会在情绪的影响下，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或在意识狭窄的情况下（如喝醉了酒）发动攻击，这些攻击往往是冲动性的。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不能解释这些情境下的攻击。因此，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不考虑情绪等因素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对攻击行为的解释能力是有限的。
4、挫折—攻击理论
最初的挫折—攻击理论非常简单，该理论认为挫折（目标导向行为的失败）总是会产生某种攻击，因此攻击通常是由挫折引起的。按照挫折—攻击假说，学生在高考中失败了，职员在工作中因未完成任务而受到老板的批评，儿童得不到他想要的玩具，一个青年刚刚被他深爱的女人抛弃……所有这些挫折都会引起攻击反应。而那些正在攻击他人的人，一定在此前也经历过某种程度的挫折。攻击会在什么时候停止呢？他们采用了精神分析的概念解释：攻击在经过宣泄（紧张的释放）之后就会停止。受挫的学生会把书扔得老远，失恋的青年到卡拉OK厅里放开嗓子唱一晚上的伤感情歌，紧张感就会平息了，我们可以预测他们的攻击行为将不会再爆发了。
的确，在生活中我们确实可以观察到大量的这一类的情境。许多研究都发现，受挫的人比没有受挫的人行为上更具有攻击性。而且，那些有攻击倾向的人受挫时更有可能会导致攻击。但是，研究者也发现了许多受挫但没有出现攻击行为的情境。例如，害怕受罚常会使我们在受挫后不敢攻击，又或者许多人都认为非攻击的方式更能解决问题。
如前所述，最初的假设中只有部分预测受到研究的证实。因此，心理学家Berkowitz（1983）在原来的挫折—攻击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修订的模型。
Berkowitz认为，挫折并不一定引起攻击反应，挫折导致的只是“攻击行为的预备”而已。攻击的预备可能由几个因素引起：如生气、自尊受到威胁、先前受到他人的袭击、先前习得的攻击习惯等，都会增加一个人的攻击预备度。引发攻击反应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攻击线索。攻击线索是指任何与过去的攻击行为有联系的物体，如枪、刀、棍子等。高度攻击预备状态加上特定的攻击线索，就会引发相应的攻击行为。
此后，Berkowitz又对这一模型进行了几次修订，并提出了以下几个主要观点：第一，攻击并不一定是因为挫折和生气，任何不愉快的事件都会导致攻击，因为这些事件引起了消极的情绪体验。发生在个体身上的事件是否愉快，则取决于个体的主观知觉，即它对于个体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一个严厉的批评对于一个非常自信、有着积极自我形象的人来说，可能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同样的批评如果发生在一个非常自卑的、自我形象非常消极的个体身上，则会被知觉为可怕的威胁，从而对他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认知理论的影响。第二，攻击线索并不是攻击的必要条件。当消极的情绪反应足够强大的时候，即使没有攻击线索的存在，也会发生攻击行为。
5、兴奋—迁移理论
Zillmann提出了两个攻击行为的模型，主要关注的是生理唤醒对激起攻击行为的作用。在他的兴奋—迁移理论中，Zillmann（1983）认为，某一来源的唤醒能迁移到其他情境中去。由于唤醒来源消失后，唤醒不会立刻终止，所剩余的兴奋就成为随后表现出来的具体情绪反应的一部分。例如，邻居抱怨你的狗每天早上7点都会叫得让人心烦，如果这个时候你刚刚晨练完，这个时候遇到这件事，你的火气就会比你还没有去之前要大得多。这也就是说晨练兴奋的迁移使你对邻居的情绪反应更加强烈。兴奋—迁移理论解释了许多以唤醒为基础的攻击案例。如身体运动、暴力电影、噪音等可以引发一种兴奋状态，并将之迁移到个体所处的情境中，而情境又激起个体的攻击行为，所以说这些都可能对攻击产生“助长”的作用(Donnerstein&Wilsonm, 1976)。
在后来的认知—兴奋交互模型中，Zillmann (1988)认为，（1）对一事件的解释（认知）可能会影响到兴奋水平，而（2）兴奋水平也可能影响认知过程。模型的第一部分表明，一个人对某一事件的思考会决定是否会被唤醒：如当你认为你的邻居说你的狗是对你有帮助的，那么由晨练引起的兴奋就可能消散；而如果你觉得邻居这么说是训斥你不会养狗，那你的可能会体验到更高水平的唤醒。模型的第二部分表明,较高的唤醒水平可能干扰个体加工复杂认知信息（如抑制攻击性的行为）的能力，而较低唤醒水平不可能唤起个体的反应，所以只有中等水平的唤醒才会对降低攻击性反应的认知加工有帮助。
6、攻击的强制模型
这是一个从家庭互动的角度解释攻击行为的形成及维持的理论。其基本观点是：一个相对不熟练的父母和有着难侍候气质的儿童之间的互动会发展出攻击行为的模式，从而使得他们彼此变得越来越具有惩罚性。
强制模型（coercive model）是Patterson（1986）等人对具有反社会行为的男孩和他们的家庭进行的为期数十年的临床研究得出的结论。这里的反社会行为包括打架斗殴、抱怨、争吵等。Patterson发现，具有高攻击性的问题儿童通常是在不正常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儿童。他们通常生活在一个家庭冲突频繁的环境，与大多数家庭成员会常常表达赞许和肯定情感的家庭不同，这样的家庭中没有人愿意先和对方说话，一旦开口，却总是在责备、威胁或激怒其他家庭成员，而不是强调事物好的一面。Patterson将这种家庭环境称为强制型家庭环境（coercive home environment），因为大部分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常常企图要阻止他人进一步激怒自己。
在这样的家庭中，问题儿童的母亲很少把社会强化或社会赞许作为控制行为的工具，经常忽略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会将中性事件解释为反社会行为，并以高压策略处理儿童的不良行为。这些问题儿童在家里所受到的不可抗拒的负面待遇（包括将模糊不清的事件看作是反社会倾向），使得他们常常不相信别人，并有很强的敌意归因偏差。与家长的预期相反，在强制型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儿童更抗拒惩罚：这些儿童不仅会以反高压的技巧来加以反击，而且常会违抗父母，并且不断重复那些父母想加以压抑的行为。
这种过程很可能是：开始的时候，由强制型家庭互动发展出反社会行为和不顺从。例如当孩子喝酒后，母亲训斥他：不许你再喝酒了！不幸的是，这种过于简单的、粗暴的干预反而加速了下次的喝酒行为。于是，母亲再反对。就这样，两个人便卷进了一种加速的、强迫性的互动序列。接着，这些不顺从和反社会行为，又反过来使得父母、兄弟姐妹、老师和同伴教导这些反社会的男孩相应的社会技能变得更困难。这样，便会导致他们被同伴拒绝、学业失败和低自尊。而这些后果又进一步导致其在人际交往中问题行为的增加，从而维持了其反社会的行为。
强制模型是第一个从人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角度，把儿童的家庭环境和他本身的气质特征整合起来，说明攻击的形成和维持的理论。在这里，家庭被看成一个系统，儿童攻击行为的改变不再被看成是儿童个人的问题，而是需要改变整个家庭的互动模式。
- 攻击性作为人格特质
攻击性(aggressivity)之所以被视为一种人格特质，是因为：第一，攻击往往以一些内部的心理变量为中介，如愤怒、敌意、易怒性等。如那些为了维护自我形象而攻击的人，更容易将他人的行为解释为威胁，于是他们就试图通过暴力来加强自我形象。第二，攻击性存在个体差异，除了程度的差异，还有对象、方式和动因等方面的差异，如有的是欺负弱小，有的是为了维护自我形象，有的则是为了转移自己所受的压力。第三，攻击行为具有情境一致性。那些具有高攻击性的人在很多不同情境中都会表现出攻击性。如认为攻击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手段的人，就会经常用攻击去解决他遇到的问题。第四，攻击行为具有一贯性。许多纵向研究都报告个体的攻击性具有跨时间的连贯性。如一项纵向研究发现，一些在8岁的时候被评定为具有攻击性的个体，在22年之后，也就是当他们30岁的时候，仍具有高攻击性，与同龄的其他人相比，他们成为罪犯的可能性更大(Huesmann et al., 1984）。
还有研究者(Olweus, 1979)也指出，具有较高攻击性的青少年在以后的生活中将可能表现出较多的反社会行为。研究者对年龄2～18岁之间的男性被试作第一次评定，接着在6个月至21年后再次评定。在该行为评定中采用了几种不同的测量方法，如直接观察、老师评语和来自同伴的报告。在这项研究中，16个不同样本的男性被试所得的结果十分一致。尽管随着两次测验时间的延长，相关系数有所下降，在最初和随后的测试得分还是有相当高的相关。当后测和前测的时间间隔少于一年时，平均相关系数大于.70，两次测试时间间隔为21年时，该系数大约为.40。对被试实际的攻击行为进行观察所得到的攻击性分数与老师评定所得的分数是一致的。
Pulkkinen和Pitkanen(1993)测量了人们在8、9岁，14岁和26岁的攻击性，由于不同的测量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所以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攻击的测量方法不尽相同。对8、9岁的儿童，研究者是通过询问老师和同伴来了解他们的攻击性，而26岁的人则是自己报告他们自身的攻击行为，同时研究者还会考察他们的犯罪记录。研究者发现男性受测者的攻击行为相当稳定的。男性在8、9岁时的攻击频率预示了他们14岁甚至26岁时的被捕次数。14岁男孩攻击测量预示了26岁时其自我报告的攻击行为及当时的被捕情况，而14岁女孩的攻击测量却无法作任何的预测。尽管女性攻击行为一致性问题尚待回答，但这些结果与在不同国家和使用不同的测量方法的研究结果一致（Huesmann, Eron, Lefkowitz, &Walder, 1984）。因此，我们能得出较恰当的结论就是对于男性攻击在跨时间上是稳定的。这种在攻击上个体差异的稳定性为攻击倾向和特质提供了支持证据。
1、神经质、精神质与攻击
除了攻击性之外，还有许多与攻击行为相关的人格变量，例如神经质、精神质等。
神经质和精神质是Eysenck运用因素分析得到的两个人格基本维度。神经质维度依据人们情绪的稳定性和调节情况而将其置于一个连续统一体的某处。在这一维度上得高分的人是情绪易变的，他们在情绪上倾向于过度反应，并且体验到一种情绪后，不易恢复常态（Eysenck & Eysenck, 1968）。这些人经常对很小的挫折和问题有很强的反应，并且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够恢复。他们更容易兴奋，生气和抑郁。而在该维度另一端的人多表现为平静、自我适应良好，不易于出现极端和不良的情绪反应。在精神质维度上得高分的人被描述为“自我中心的，攻击性的，非个人的，冷漠的，缺乏同情心的，冲动的，不考虑他人的，并且通常是不关心正义和他人福利的”（Eysenck，1982）。许多研究表明，这两个人格维度与攻击行为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与国外有关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国内有学者曾做过有关小学儿童欺负与人格倾向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小学生欺负他人的发生频率与神经质水平、精神质水平之间均存在显著或极其显著的正相关（谷传华等，2003）。该研究逻辑回归分析进一步发现了精神质水平对欺负发生概率的重要预测作用。这说明，欺负者多具有较强的精神质和神经质倾向或情绪不稳定性，而精神质水平的影响可能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2、自尊、自恋与攻击
自尊（self-esteem）是个体做出自我价值判断后产生的主观感受和体验，是自我情感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自尊是个人通过对自身力量、重要性、品德和能力的自我评价而形成的自我价值感（Coopersmith, 1967）。自尊与攻击行为的关系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低自尊容易导致攻击行为。研究者对此解释就是高自尊的人对自己评价常常是正面的，认为自己很优秀、有能力、受人欢迎，并相信自己能够克服缺点（Marsh, 1986）。而低自尊的人则是对自己有较多负面评价，也就会有更多的攻击行为（Gotlib& Olson，1983）。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这个结论提出了置疑。
有人(Baumeister et al., 1996）就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攻击性起因于肯定的自我概念遭到别人指责或威胁。攻击性强的人是属于高自我评价甚至自我膨胀的人。他们还指出“人们在得到与其对自身良好观点相冲突的反馈，并要接受这些不太好的观点时，他们就会变得有攻击性。也正是那些不愿降低自我评价的人才变得更具暴力倾向”（Baumeister，1996，p.8）。还有人(Egan & Perry, 1998)也研究了低自尊与欺负的关系，结果表明：自尊心较低的儿童并非总是去攻击他人，而总是容易遭受欺负。受欺负严重削弱了儿童的自尊心，降低了儿童的自我评价或自我价值感，而这种消极的自我概念又使儿童陷入了受欺负的恶性循环当中。
研究者(Kernis et al., 1989)还研究了自尊稳定性与攻击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受测者在一个星期内每天多次报告他们的感受来测量自尊的稳定性和自尊的一般水平。同时，这些受测者也完成了关于愤怒和敌意的测量。无论人们对自身的评价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只要他们的评价没有随时间有太大的变化，那么这些人就会被认为有着相当稳定的自尊。反之，如果人们对自身的评价在时间上起了很大变化，他们就会被认为是自尊相当不稳定的人。调查者发现有着极高且不稳定自尊的人更有可能报告愤怒情绪的体验。那些在对自身积极评价上变化颇大的人极可能在自尊受威胁时感到受伤害，而愤怒也就是他们用来抵御这种挑战的策略。那些不稳定又有着极高自尊水平的人很可能体验到愤怒并作出攻击行为，来保护他们极易受伤的自尊；而那些稳定且高自尊者攻击性最低。
自尊与攻击关系的研究结论差异如此之大，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测量方法的差异和弊端。有些实验仅仅测量了总体自尊（global self-esteem），把自尊划分为高和低两种水平，没有进行更细致的区分，而另一些实验则用了更详细的分类方法；各个实验测量攻击或欺负行为的问卷和对攻击的分类标准也是不同的，所以得出的结论差异很大。另外，自尊的稳定性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一些人的自尊是长时间稳定的，而另一些人的自尊则是经常波动的。具有不稳定自尊的人比较敏感并具有防卫性，这种敏感防卫性的自尊容易导致很多负性情绪，比如焦虑、失望、愤怒等（倪凤琨，2005）。
与此同时，自恋（narcissism）与攻击的关系也逐渐受到重视。有研究者(Baumeister et al., 1996）提出了自我中心被威胁（threatened egotism）学说。该学说认为有高度赞许性自我评价倾向的人（高度自恋者）如果遭到别人的非议，这种膨胀、不稳定的自我肯定很可能对别人产生威胁，甚至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通过自恋人格调查问卷（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Inventory）就可以了解一个人是否有自恋倾向。自恋者的自尊通常也较高，但不太稳定，而且有自我防卫性（Baumeister，1996）。有研究者(Bushman &Baumeister, 1998）将攻击分为三种类型：因受侮辱而引起的报复性攻击，转移性攻击（被侮辱却去攻击另外的人），无缘无故的攻击（被称赞而非侮辱却去攻击称赞者）。研究结果表明自恋是攻击的重要预测项，当被侮辱激惹时，自恋者更有攻击性。另有研究也证明自恋更容易导致报复性攻击(Stucke&Sporer, 2002）。
3、情绪易感性和易怒性
易怒性(irritability)是一种会对轻微的挑衅和不满有冲动或鲁莽反应的倾向，情绪易感性(emotional susceptibility)则是一种能够体验到不悦、无助、不适应和易受伤的倾向。研究者(Caprara et al., 1994)完善了对易怒性和情绪易感性的测量，并认为通过测量人们的易怒性和情绪的易感性能够了解到那些可能使个体产生攻击行为的人格特质。
无论是在易怒性量表还是情绪的易感性量表上得分高的个体常常都会把模棱两可的事情理解为某种挫折，并非常冲动地表现出攻击行为（Caprara et al., 1994）。这些研究还表明在量表上得分不同的个体在实验室研究中的表现也是各不相同的。例如，相对于一般个体，有着极高的易怒性和极强的情绪易感性的人将会给攻击的目标会以强大的震撼（Caprara et al., 1984），并且在相互攻击中也表现出高水平的情绪唤醒（Caprara et al., 1985）。
4、敌意与攻击行为
除了易怒性和情绪的易感性与人们的攻击行为密切相关，还有一种情绪对攻击行为有重要影响，那就是敌意。研究者认为，敌意是一种态度反应，而这种态度反应长期以来都涉及对于人和事的消极感受和消极评价（Buss，1961，p.12）。而这种敌意信息加工方式则是攻击者对社会互动常采用的一种信息加工方式。研究者(Dodge et al., 1987）强调高攻击人格的行为是受自身获取和解释信息的方式所支配，并指出，当人们处于模棱两可的情境中时，通常会采取以下步骤：（1）寻找合理线索以明确别人在做什么；（2）解释线索，即对线索进行推论和归因，以明确他人为什么这么做；（3）确定应该采取的措施。然而，那些有暴力倾向的人，尤其是情绪性攻击者，他们通常却是采取以下的步骤：(1)在许多不同环境中，他们都会试图寻找隐含有潜在恐吓和敌意的线索；(2)倾向于将模棱两可的线索解释为敌意；(3)很少会想到其他的、非暴力的方式去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另有研究者(Huesmann et al., 1984)拓展了这种信息加工理论，认为对他人行为作出敌意结论的倾向可能源于一组极其普遍的敌意信念（hostile belief）。通过因素分析，研究者发现了构成这些敌意信念的因素，认为具有典型的高度敌意信念的人往往有以下特征：（1）认为自己会被他人所迫害（所以，他们常常会认为“人们对他们会有卑鄙的行为”）；（2）认为自己所处的世界极其肮脏（比如，他们认为“人们做一些骚扰他人的事仅因为他们想这样做”）；（3）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强大。进一步的研究验证了这些敌意信念与归因倾向的相关性。研究者向大学生被试放映一系列事件的录像，要求他们来评定这些情境中的行为是出于有意的敌意，或是试图提供帮助，又或者是没有什么行为意图。在观看了所有的影片后，调查发现，受迫害和肮脏世界的信念都与敌意有显著相关。人们越是将自己视作受害者，他们越是认为这个世界是肮脏的，就越可能将别人的行为归因于敌意。
5、A型性格与攻击性
正如我们所知，A型性格个体有高竞争性、事件紧迫感和敌意等特征，B型性格个体则恰好具有相反的特征。从两类个体的特征来看，A型性格个体似乎具有更高的攻击性。事实的确如此，许多实验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个看法(Baron, Russell & Arms, 1985; Carver & Glass, 1978; Berman, Gladue& Taylor, 1993)。其他研究(Strube et al., 1984)还发现，A型性格个体是真正不友好的人：他们不仅为了达成特定的目标而伤害他人，还更可能参与我们上面提到的敌意性攻击——故意伤害他人。相反，与B型性格个体相比，A型性格个体更不可能参与个工具性攻击，即通过攻击获取伤害他人之外的目标，如获取物质利益或从他人处获取赞誉。
- 媒体暴力与攻击
我们知道，影响攻击的因素有很多，诸如文化、家庭环境、挫折、情绪唤起状态、是否喝酒、媒体暴力的影响等。关于这些因素与攻击行为的关系的研究也非常多，其中尤以媒体暴力对攻击行为的影响的研究最为充分(Carducci, 1998)。因此，我们将详细地回顾一下这方面的研究。
自从电视出现后，人们目睹攻击行为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在所有的电视节目中，约有80%的电视剧和95%的卡通片都含有不同形式的暴力镜头。曾经在有些地方，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每小时平均会出现8个暴力场景，而那些供儿童观看的卡通片平均每小时竟包含22个暴力场景（Oskamp, 1984）!现代社会，人们对电视越来越依赖，在电视机前呆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观看了这么多的暴力，会不会对观看者的攻击行为产生影响？答案是肯定的。观看电视暴力的确会影响到我们对攻击和暴力的感受、观念和行为（Huesmann& Miller, 1994）。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本身就有较强的攻击性的人来说，这种影响更加显著（Bushman, 1995）。
研究电视暴力对观看者攻击行为的影响的一个常用的方法是相关研究。相当多的研究结果显示，一个人观看的电视暴力越多，他的攻击行为也越多（Eron&Huesmann, 1984, 1985）。其中有些研究者为克服实验研究外部效度的局限性，还通过现场研究的方法考察了媒体对攻击行为的影响(Eron,1987; Huesmann, Eron, Dubow, &Seebauer, 1987; Lefkowitz, Eron, Walder, &Huesmann, 1997)。研究者在儿童8岁时测量了其所看电视的数量，22年后，即30岁时再次测查他们的攻击行为。结果发现，儿童期观看电视的数量和22年后攻击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呈显著的正相关，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和所看电视的数量亦呈显著的正相关。
但是这类研究存在着一个潜在的问题，即儿童观看暴力电视节目很可能是他们本身所具有的攻击性作用的产物。有研究表明，攻击性强的个体更偏爱看暴力电视节目(Bushman, 1995; Fenigstein, 1979)。但是研究者采用统计方法控制了儿童最初的攻击性后，研究结果仍表明，观看电视节目会导致更高的攻击行为。当研究者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攻击行为的因素如周围环境中的暴力、童年期被父母忽视的不良经历、家庭收入后，仍发现了观看暴力电视节目和攻击行为间的相关(Johnson et al., 2002)。
但是，由于相关研究的局限性，我们无法判定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于是，研究者们又设计了一些实验来做进一步的研究。一般来说，这些实验的典型做法是，在实验控制的条件下，让一些被试观看暴力电影，而让另一些被试观看非暴力的电影。随后，这些被试有机会实施攻击行为，再比较两组被试的攻击行为。这些实验研究结果都表明，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观看暴力电视的人比观看非暴力电视的人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而且，如果有机会，那些有攻击倾向的人更有可能选择观看暴力电影(Bushman, 1995)。
观看大量的电视暴力会使人们对随后出现的攻击和暴力行为的情感反应变得冷漠，从而也造成了人们对于攻击和暴力采取容忍的态度，无论这种攻击行为是出现在电影中还是生活中（如看一场拳击比赛或看到两个孩子在打架）(Berkowitz, 1993)。这种对攻击和暴力行为的冷漠使得我们不太可能去制止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暴力事件，这无疑会纵容那些攻击者。
过多的电视暴力会影响我们对于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暴力水平的估计。例如，调查显示，比起那些不经常看电视的人（每天看2至4个小时）来说，那些经常观看（每天看4个小时或超过4个小时的电视）电视节目的青少年和成人更容易认为现实世界中存在大量的暴力，并非常害怕自己会成为暴力的受害者(Gerbner et al., 1986)。那些经常看电视的儿童会把现实世界知觉为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在家里时会害怕有“坏人”入侵，出门在外又害怕受到伤害。
此外，研究者还指出，攻击性电视节目中的暴力线索表征启动了攻击性记忆(Berkowitz, 1984, 1986; Bushman & Green, 1990; Huesman, 1986)，即大众媒体中的暴力映像可以激活观众头脑中的其他暴力映像和记忆中的情感，而使得攻击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增加。大量研究支持了这一说法(Carlson, Marcus-Newhall, &Millier, 1990)。研究发现，儿童在看过暴力电影后，在随后的活动中表现出了比电影中形式更多样的攻击行为(Josephson, 1987)。
不仅是电视，其他的大众媒体如报纸、杂志、互联网等对于暴力的描写同样对读者产生巨大的影响。如色情文学中大量的关于性暴力的描写与渲染，会引发男性的性唤起，使其对女性的性态度产生错误的认知，从而增加了性暴力的发生概率。
当然，大众媒体的主要功能还是为我们提供大量的信息、交流、娱乐、休闲，信息社会中人们对于大众媒体的依赖也会越来越大。我们不可能把大众媒体从我们的生活中清除掉，因此，如何规避与控制过多的媒体暴力对人们的影响，是媒体的管理者、作者、编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暴力性的影视作品对观看者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但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具体的影响机制是怎样的，以目前的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仍然有以下的疑问没有得到解决：
（1）忽视了观看者的个体差异和人格特质。同样的暴力性的影视节目，对于所有的人都具有同样的影响吗？既然研究结果发现对于那些本身就有很强的攻击性的人来说这种影响更加显著，那么，到底是暴力性的影视作品增加了观看者的攻击性，还是那些原本就具有攻击性的观看者更倾向于选择观看那些暴力性的影视作品？观看者观看前的情绪状态是什么样的？对研究结果有没有影响？目前的研究似乎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2）之所以要研究暴力性的影视作品对观看者的攻击行为的影响，其最初的起因是因为，根据观察学习的原理，观看暴力性的影视作品，会增加观看者的暴力行为。但是，一般来说，在这些暴力性的影视作品中，“好人”的暴力行为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卫行为，或弘扬正义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往往是点到即止，而带有敌意性的施暴者最终都会受到相应的惩罚，那么根据强化原理，这就会抑制观看者的攻击行为。这个矛盾该作何解释？也许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对于实验条件的控制是否严密。
（3）目前的研究中，往往都是考察影视作品中单位时间内暴力场面出现的次数，次数越多就表明其暴力程度越严重，对观看者的消极影响也就越大。但实际上，有时一个逼真、残酷、具有冲击力的暴力镜头就足以对人的心理产生重大的影响了。而许多以娱乐为目的的武侠片，尽管其中不断出现暴力的镜头，但观众感受到的却是娱乐。因此，我们更应该考察这些暴力镜头之间的质的差异，才能使研究的结果更有说服力。
- 控制攻击行为的策略
我们已经看到，要完整地理解攻击行为，必须考虑到各种复杂的情绪、认知、生理、文化、家庭等因素。我们对于攻击行为的控制，也是围绕着这些因素来动脑筋的。同时，由于攻击行为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格特质，我们对于攻击的控制也最好从儿童开始。以下我们将探讨攻击行为的几种控制策略：
1、宣泄
当我们感到愤怒或遭遇挫折的时候，找一个适当的时机，用一些安全的、无害的方式将我们的感情表达出来，会让我们好受一些。精神分析论和挫折—攻击假说也都相信，宣泄能减少我们的攻击行为。因为宣泄会释放我们的紧张，从而减少攻击的需要。研究表明，宣泄确实会释放我们的紧张，但这并不意味着攻击行为的减少，相反，宣泄实际上会增强攻击的倾向（Geen, 1990）。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宣泄可能会暂时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并没有消除引发攻击的条件和动机。我们都知道，打一个充气娃娃和打一个伤害过你的人的感受永远不可能相同。其次，对于那些没有生命的物体的攻击，宣泄实际上是以一种攻击代替另一种攻击，这使得宣泄常常成了真正的攻击的战前演练，因而会使人变得更加习惯于用拳头和脚来解决问题。因此，宣泄实际上是一种经常被使用但却可能没有什么效果的一种方法。
2、不相容反应技术
减少儿童攻击行为的一个有效的方法是不相容反应法。即除了最严重的攻击行为外，对于儿童的其他攻击行为都加以忽略（因为没有满足他的“引起注意”需要），而去强化与攻击不相容的行动（如分享和合作）。研究者(Brown & Elliot, 1965）要求幼儿园的老师在学生有攻击时就转身不理会这些事件，除非有很严重的攻击发生，否则不要回头加以干涉；同时，他们对所有亲社会的行为如分享玩具或一起玩耍都加以奖励。两周之内，这种处理方式真的使儿童间的身体及语言攻击事件明显降低；数周之后的追踪处理又使攻击行为有更进一步的降低。
另有研究(Slaby& Crowley, 1977）发现，仅仅只是对别人说一些好话，就可使亲社会的行为增加，而攻击行为也降低了。增加与攻击不相容的反应显然能抑制敌意行为。这种不处罚的方式的好处在于，它对儿童通过敌意行为而想引人注意的企图不予强化，它也不会使儿童生气或愤怒，而且它也不会让儿童看到惩罚或攻击的榜样，所以与惩罚相连的负面影响也就可以避免了。
3、暂停法
如果攻击是为了支配其他儿童或为了取得其他儿童的东西的控制权，这里不相容反应法就不太有效了。而且，如果儿童常常去严重地伤害别人，这时做父母的恐怕不能只是转过头而不加以理会的。这时，我们可以用暂停法——即成人以干扰或阻止儿童的攻击行为来加以“惩罚”。例如我们可以把攻击者关在他的房间里，直到他有合适的行为为止。虽然这个技术会产生一些怨恨，但是由于并没有对儿童的身体加以虐待，也没有扮演攻击的榜样，而且也不会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了儿童想以不好的行为来引人注意的企图。这种方法如果同时与不相容反应技术相结合，可达到更好的效果（Parke &Slaby, 1983）。
4、非攻击的榜样示范
按照观察学习的原理，既然儿童观看过多的暴力电视会增加他们的攻击行为，那么反过来，当儿童看到榜样用非攻击的方法来解决冲突，或是学习到一些非攻击的问题解决技巧时，他们在面对自己的问题时，通常也会采用相同的解决办法。因此，可以向儿童们展示一些用非攻击性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榜样和场景，或组织儿童观察这些非攻击性榜样的影片或卡通片。
5、社会技能训练
对于有习惯性攻击的儿童而言，教导他们解决冲突的有效方法是很有用的，因为这些儿童之所以常常诉诸于武力，主要是因为他们常常认为别人有敌意意图，而且无法自己想出平易近人的解决方法。研究发现，如果让一群有暴力行为的青少年接受下列技巧训练，不仅会使他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技巧有很大的改善，而且也会使他们相信攻击并非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或唯一的手段。这些训练包括：（1）寻找与伤害相连的非敌意性线索；（2）控制他们的冲动（或怒气）；（3）以非攻击的方式来解决冲突。
但是，这些儿童所学到的原则和技巧如果回到强制性的家庭环境里，很快就会被破坏了。而且，暴力犯释放后的环境如果缺乏维持新的社会认知和技巧的社会支持的话，暴力犯可能又会回到他原来的暴力、反社会行为的模式上去。因此，为了巩固这些训练，我们也有必要对其生活的环境加以干预。
6、创造不具攻击性的环境
当一个环境中出现了攻击行为时，除了要考察攻击者发出攻击的原因，也应考虑到环境的因素，如集体的氛围、空间的大小等。例如为激烈的游戏提供宽敞的活动空间，以消除常会引起攻击事件的身体碰撞（如绊倒和推撞事件等）。此外，玩具不足也常是引起冲突和敌意的因素。不过如果滑梯、秋千和其他的玩具是足够的话，那么即使让更多的小孩子参加游戏也不会增加任何的攻击。
最后，那些具有攻击主题的玩具（枪、坦克等）可能会诱发敌意、攻击的事件。如果我们想要减低攻击事件的发生，父母和老师最好不提供或少提供这类玩具。
7、培养同理心
研究表明，学龄儿童、青少年和成人在受害者有痛苦的表情时，一般都会停止攻击受害者。不过，许多学龄前儿童和具有较强攻击性的学龄男孩则会继续攻击已受伤的受害者，或是不太在意自己所造成的伤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学龄前儿童和其他具有较强攻击性的人不能体会到受害者的感受。他们在伤害别人时并不觉得不好或无法将自己受伤的感觉推想至他人身上。
相反，同理心则会抑制攻击行为。那些较具同理心的学龄儿童，老师也认为其攻击性较低，而那些没有多少同理心的孩子，老师也认为是具有较高的攻击性的。不过，令人欣喜的是，研究发现，11至12岁的高攻击性的不良少年参加一个为期10周的学会了解他人感受的训练后，比那些没有参加这一训练的不良少年表现出较少的敌意和攻击性。因为这种训练指出了儿童攻击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并鼓励儿童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去想象受害者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