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洛姆看来，爱在现代西方社会成了一种极少见的现象，大量存在的是虚假的爱。这些虚假的爱是在现代人与世界、同伴、自我相分离的异化的处境中产生的。一个社会的爱的情形必然与这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符合。既然整个社会都建立在市场原则基础上，爱也必然以市场原则为基础。

　　爱是一种生命活动，而现代人生活在异化的机器的世界里，已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变成了机器人。缺乏主动性创造性的机械般动作的人是不能爱的，他们只能相互交换“人格部件”，只能希望得到公平的交易。爱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最典型的是存在于现代人的婚姻中的“组 (team)”的观念。在许许多多关于幸福婚姻的文章里，所描绘的理想婚姻都是那种顺利地发挥功能的一“组”人。这种情形和那种顺利地发挥职能的受雇者的观念相去不远：他应该是适度独立的、配合默契的、宽容大度的，同时又是雄心勃勃、锋芒外露的等等。婚姻顾问告诉我们，丈夫应该“理解”妻子，并帮助妻子；他应该赞不绝口地评论妻子的新衣服和可口佳肴。反过来，当丈夫疲惫不堪、满腹牢骚地回到家中，妻子也应该理解他；当他谈论工作上的麻烦时，妻子应该聚精会神地倾听；当他忘记了妻子的生日时，妻子不该生气，而应理解。总之，这种关系充其量只是两个人之间表面上融洽的关系，他们一生都是陌生人，但两人彬彬有礼地彼此相待，都努力使对方感到好一些。就中国成语“相敬如宾”的本意而言，用来形容这样一种夫妻关系是很合适的。

　　这种爱和婚姻的概念，看重的是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庇护所，以躲避不可忍受的孤独感。两个人结成同盟以对抗充满威胁的世界，类似于生意场上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协议。但这种“二人为我主义”被误认为是爱的亲密。

　　强调“组”的精神、彼此容忍等等，相对来说是1950年代以后时兴起来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中，流行的则是这样一种爱的概念：彼此的性满足是完美的爱情的基础，特别是幸福婚姻的基础。爱就是性满足。人们认为婚姻不幸的原因是配偶们没有进行正确的“性调整”，其原因是对“正确的”性行为缺乏知识，配偶的双方或一方在性技术上犯了错误。为了“治愈”这种错误，帮助那些不幸的夫妇，许多书籍和机构对正确的性行为做出了指导和忠告，若隐若现地允诺，只要如此这般地去做，幸福的爱就会随之而来。言下之意是，爱就是性快感。如果双方都学会怎样使对方得到性满足，他们就会彼此相爱。这种观点与当时人们的这种信念是一致的，即正确地使用技术，不仅可以解决工业生产上的问题，而且可以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

　　然而，爱不是充分性满足的结果。相反，性快感、甚至所谓性技术的知识，倒是爱的结果。许多精神分析的临床资料表明，最常见的性障碍如女子的性冷淡、男子的心理性阳萎(psychic impotence) (Fromm, 1956/1974, p.75)，其原因不在于缺少正确的技术知识，而在于压抑、恐惧或敌视异性，它们阻止一个人把自己完全给予另一个人，阻止负责任的行为，阻止在即刻而又直接的肉体接触时信任性配偶。如果性压抑者能够从恐惧或敌视中解脱出来从而达到爱的状态，那么他或她的性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否则关于性技术的知识再多也无济于事。临床事实表明，把一生都献给了无节制的性满足的男人或女人，并没有得到幸福，却常常遭受神经症的痛苦。所有本能的无限度的满足，不仅不是幸福的基础，甚至不能担保人的神智正常。

　　人们往往把“爱就是性满足”这一观点的流行完全归咎于弗洛伊德的影响，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弗洛伊德决不是性放荡的代言人，他主张用理性指导欲望，他自己在性的问题上也完全符合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性道德理想(尚新建译，1986, 第132页)。实际上，弗洛伊德的思想是在19世纪(成熟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时代精神的基础上产生的。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就要说明人在本性上是充满欲望的、竞争的、彼此敌对的。而性自由观念的流行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时代精神发生了变化，这个时代是以消费为特征的，社会鼓励立即消费，“决不推延任何欲望的满足”，在性的领域也是如此。只不过人们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找到了他们生活方式的“理论依据”。

　　把爱看成是一种相互合作，这种观点倒是可以在沙利文(H. S. Sullivan)的理论中找到“根据”。沙利文认为，爱就是一种合作的关系，而合作就是一方按照另一方所表达出来的需要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是“合作组”的精神，即“二人为我主义”，两个人把共同的利益放在一起，肩并肩地对抗敌对的、异化的世界。因而，无论现代人对爱的态度，还是关于爱的理论，都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产生的，都是对现代人的处境的一种反应。

（选自郭永玉著《孤立无援的现代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