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论希特勒的性格特点

  • 作者:郭永玉
  • 来源/出处:《孤立无援的现代人》
  • 发布时间:2018-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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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本来是一个没有机会没有未来的小人物,他在年轻时曾强烈地感到自己将成为一个被遗弃的角色。于是他开始了“我的奋斗”,而奋斗就是追求权力。

  对德国群众,他以施虐狂的方式予以蔑视。尽管他声称“热爱人民”,但这仅仅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以便更顺利地支配他们。他宣称个人无足轻重,不值一提,个人应无私地为国家牺牲自己。而他本人则代表国家。这正是有施虐狂倾向的“领袖”的惯用伎俩。希特勒说,犹如一个女子,宁愿委身于强悍的男子,也不愿支配懦弱者。同样,群众热爱支配者而不是哀求者。希特勒对政敌,则表现出施虐狂和破坏性相结合的残酷的迫害。

  在教育目的上,希特勒说全部的教育就是要使学生具有绝对优越于别人的自信心。同时他又强调要教育男孩子甘心受屈。也就是要培养一种施虐—受虐狂的性格。

  希特勒宣称他首先是为了德国人民的福祉,也是为了世界和平,这种和平将由最优秀的种族来维持。其次,他认为他的追求是符合自然法则的,既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么这个世界也必然由最优秀最强大者来支配。他把达尔文学说庸俗化,用来表达自己的施虐—受虐欲望。他说当他还是一个不出名的人物,住在慕尼黑时,他常在早上五点钟就起来,将一些面包片或面包皮切给关在小屋里的供他消磨时光的小老鼠,然后观看这些可笑的小动物为这点美味佳肴而撕咬扭打。他为自己找的最后一个理由是,为了防卫敌人的进攻,德国人民必须先发制人。但他谴责敌人要做的事,正是他自己想做的事。如他谴责法国追求欧洲霸权,正是为了自己搞霸权。只是这样一来他的进攻就有了“正当理由”。

  除了统治、侵略、希特勒还有一种受虐的渴望,他表明他要服从上帝、命运、必然性和历史,他认为他所做的一切正是这种服从的表现,实际上这些名词仅仅是强权的象征。

  纳粹主义鼓吹为了全体的利益,个体应无条件地牺牲自己。个体对于全体而言,不过是一粒微尘。为了全体,个人应当放弃自己的意见、利益和幸福。希特勒特别赞赏“无私”,认为当人追求自己的幸福时,就远离天堂而堕入了地狱。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教导孩子不要维护自己。一个学生,当他受到公正的指责时,他应该沉默;当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必要的话,也要学会沉默。至于希特勒自己,他显然并不“无私”,但他自认为他在服从造物主的意志,自然的法则、国家、民族以至人类的利益。

  所以希特勒是一个集极权主义和破坏性性格于一体的“领袖”。他在演讲中将体现其性格的思想表达出来,得到那些具有同样性格结构的群众的共鸣,这样,领袖和群众的狂热激情就汇集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给世界造成了空前的灾难。

  希特勒还是个典型的恋尸癖的人。他带领德国人去进攻别国,并从战争的破坏中得到满足。他的脸色死气沉沉,五官和面部皮肤好像散发着臭气。但“死尸的气味对他来说是芳香的”。在他成功的年代里,他想干掉所有他自认为是敌人的人。据说一个士兵曾看到希特勒神情恍惚地站着,注视着已经腐烂的尸体,久久不愿离去(都本伟等译,1988, 第23-24页)。在行将灭亡的日子里,他又从德国人和他本人的毁灭中得到满足。

  希特勒还是个极端自恋的人。他迷信种族的优越性,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错误地估计形势,不能容忍任何不同的意见。他使千百万德国人崇拜他,沉浸在他的“第三帝国”的千年盛世的巨大幻想中,他要把整个现实世界加以改变以适合于他的意志。最后,当他失败了,他的自恋形象也彻底崩溃了,不得不自杀。

  希特勒的乱伦倾向表现在,崇拜与其有相同血缘的种族,他要把德意志民族从犹太人的玷污中解放出来以保护其血缘不受毒害。他长期呆在地下室里,最后在地下室里结束了他疯狂的一生(在精神分析学中,地下室象征母亲的子宫)。

  希特勒的最终目的是将全世界变成他的,他的占有欲即统治全世界的野心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希特勒是一个集施虐—受虐狂(权威主义性格)、破坏性、退化综合症(恋尸癖、自恋与乱伦和混合)、疯狂地追求占有等性格倾向于一身的可能有严重心理疾病的一个患者。荒谬的是,可能正是他身上的这些心理疾病因素使他一度成功。他似乎把大众都引向心理疾病以避免他个人疾病的发作,即避免人们将其视为心理疾病患者。一个天才的心理疾病患者可能具有超人的魅力并成为人们狂热崇拜的偶像,最后给世界造成毁灭性的灾难。这可能正是我们应从希特勒的崛起和灭亡中得到的历史教训。

  关于希特勒与纳粹主义崛起的心理学研究,在弗洛姆心理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逃避自由》一书就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该书第6章标题就是《纳粹主义心理学》。在《人之心》一书中,弗洛姆也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探讨这一问题。在晚期重要著作《人的破坏性的剖析》中,他又用了一章的篇幅分析希特勒的性格,将其作为“恶性攻击”(malignant  aggression)的一个典型案例来加以剖析(Fromm, 1973, pp.411-481)。


(选自郭永玉著《孤立无援的现代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