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社会主义”
过去毛泽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苏联东欧剧变以后，又有人说“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可是现在看来，这两句话越来越显得像个反讽。
过去在斯大林类型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个概念被认为很类似，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初级阶段”（一曰“第一阶段”）。但是在民主国家，斯大林式的体制通常被称为“共产主义”（其主张者是“共产”党），而“社会主义”则是“社会党”主张的那一套，其核心理念就是所谓民主福利国家。因为斯大林式国家老讲“社会主义”，为了区别，民主国家就流行了“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说法。但其实，正如“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党人”就是同一个词（Communist）一样，在西方“社会主义者”与“社会党人”也就是一回事（Socialist）。加不加“民主”二字本来无关宏旨。19世纪的“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一种民主运动——而且应该说恰恰就是后来被斯大林式国家诋毁为所谓“资产阶级民主”的公民民主运动，而绝不是后来斯大林式国家宣称的“专政下的民主”、“民主专政”或“人民民主”——甚至在许多情况下“社会主义”还是一种宪政运动（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当时就自称、也被称为“宪章派”（注1)，其推动的进程谓之“宪章运动”）和自由运动——尤其是结社自由。
应当指出，结“社”自由是“社会”之为“主义”的首要前提。西语中“社会”即society与“协会”、“学会”这类组织是同一个词，表示自由而不是强制形成的“集体”。正如滕尼斯所言，自由个人联合成“社会”本是近代才有的现象，此前只有各种人身依附性的“共同体”。由“共同体”而“社会”是人类群体组织近代化的关键，正如从传统王朝到近代民族国家是政治近代化的关键一样。传统王朝－共同体的二元对立在近代被民族国家－社会的新二元对立取代后，便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因此毫不奇怪，在19世纪的欧洲，“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statism）通常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前者是“左”而后者是“右”，前者意味着激进，而后者意味着保守，前者以普罗大众而后者以权贵为社会背景。那时自由主义者或曰“自由派”往往被认为是两者之间的中派（在社会主义运动未成声势前自由主义本身往往就是对抗保守势力的“左派”），社会主义者在批评自由主义的同时一般都承认自由主义比“国家主义”进步。而“社会主义”那时更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甚至与“个人主义”的距离也比与“国家主义”的距离小。因此结社自由最为社会主义者欢迎，而最为国家主义者反对。当然，后者反对结社权，却往往主张“结社责”，即把结社当成责任（而非权利）强迫人们按统治者的意志组成农奴式共同体并且不能退出。而这，恰恰也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所反对的。如果说结社权是“自由主义”的需要，那么毋宁说“社会主义”更需要这种权利才对。苏联式国家的人们既然连结“社”权都没有，还谈何“社会主义”呢？
因此，尽管在欧洲“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有若干历史渊源，而且至少在第二国际时代，现今所谓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先驱也以“社会民主主义者”为正式称谓（直到1918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改名“俄国共产党多数派”，才终结了这段历史）。由于这种曾经的渊源，反对社会主义的欧美右派常把“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以借后者之恶名打击前者。但其实两者的区别，至少在宏观的视野下，要比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大得多。20世纪的列宁－斯大林体制实际上是在俄国民粹主义传统中、而不是在西欧社会主义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至于流变为中国改革前那种体制（毛泽东自谓“马克思加秦始皇”，而人谓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后，与西欧社会主义传统就相去更远、以至相反了。
就以“民主福利国家”这个西欧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而论，中国即便在改革20多年后也仍然没有“民主”（指西方社会主义者、而非别的主义者理解的民主），以前就更少了。同时即便在改革前号称最原教旨的毛泽东时代也没有什么“福利”，以后就更少了——至少占中国人绝大多数的农民享有的福利，不要说比西方的“福利国家”，就是比西方所谓“自由放任”的国家也差得太远。因此，即使在改革前，中国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国家，即斯大林模式的国家，但恐怕绝对算不上“社会主义”国家，即民主福利国家的。
所以本文指称的“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它包括二次分配意义上的民主福利国家，但也不限于此，生产经营体制上的“公有”如果确实是建立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例如当年欧文的新协和村、格伊恩斯的“进步公社”和现代以色列的基布兹、莫沙乌，欧洲的蒙德拉贡、罗奇代尔等等，当然也是社会主义，但“古拉格生产方式”则不是。
西方社会主义是学的苏联吗？
不过，改革前的中国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却也不是能够毁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尽管1920－1930年代斯大林曾经把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视为头号敌人，毛泽东也曾在苏区“肃反”中大杀“社会民主党”，虽是捕风捉影，却也足显仇恨，但是欧洲社会党人仍然在共产党人与右派的双向打压下发展壮大，并且在二战后达到了民主福利国家的全盛期。尤其是1956年斯大林罪恶暴露、苏式体制走下坡路后，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力反而上升。
20世纪80－90年代出现了“苏东剧变”，全欧洲政治也出现“向右转”。有人说那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完了。而“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之说遂风行一时。但其实，虽然苏东剧变是对专制极权、对斯大林主义即前文语境中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沉重打击，并且结束了这种“主义”与西方之间的冷战，但是民主福利国家却不是“苏东波”所能摧毁的。
首先，社会民主主义的根基本在西方而不在东方。过去是有一种说法，认为福利国家是在斯大林式体制的挑战下逼出来的，是资本主义“向（东方）社会主义学习”的结果。社会主义在东方播种，而在西方结了果实。但老实说这话听多了有一种阿Q的感觉。日本一位左派学者就自嘲曰，似乎东方人搞社会主义不是为自己谋福利，而是为西方人谋福利？
其实如前所述：中国绝大多数人（农民）在旧体制下享受的公益福利与社会保障不仅不如罗斯福，连被指责为“自由放任”的胡佛时代都不如。当年的苏联也是如此，罗斯福上台时苏联正发生类似我们“三年人祸”那样的体制性大饥荒，乌克兰农民饿死十分之一，政府不仅不救济，把人禁锢起来不许逃荒，还从饿殍口中夺粮用于出口！说罗斯福搞社会福利是学习苏联，未免太异想天开了吧。当年美国是有这种说法，那是右派为了攻击罗斯福，把他说成赤化分子。严肃的学者怎能当真呢？苏联集体农庄的最低收入保障制度是1966年才建立的，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到现在还无从谈起（东部某些实际上已是地主和股东的、不种田的“农民”另当别论）。今天我们不仅从西方学习市场竞争，也正在学习如何搞社会保障。政策导向曾趋向于学美国，现在有人说美国的不行，应该学欧洲。但总不会是欧美学中国吧？西方的民权进步的确不仅应当归功于自由主义，也应当归功于“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但岂能归功于斯大林主义？！如今我们不仅要向西方学习自由主义，也要向西方学习“社会主义”。但这种“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基本是新东西，而不是原来有过、现在“恢复”的东西。
而西方的福利国家当然也可以说是“逼出来的”，但那是在他们的宪政民主体制下、被他们本国的民众逼出来的。当然也可以说是被民主国家的劳工运动即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逼出来的。然而那与专制主义（即便是打“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主义）何干？19世纪欧洲迪斯累里、俾斯麦在英、德劳工运动压力下开始搞近代福利制度时，世界上哪里去找斯大林式国家？美国的资本家即使在罗斯福时代也从来没有想学苏联（相反，他们极力把“想学苏联”当作帽子朝政敌乱扣）。罗斯福的选票更不是来自“想让他学苏联的资本家”，而是来自追求公正的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普罗大众包括工会。而众所周知，美国的工会比商会还反共，经常谴责老板们为了与苏联做生意而不顾人权，说他们支持罗斯福搞新政是想学斯大林，比说他们想学俾斯麦还要荒谬多了。
“喜欢福利”的专制者与承担福利责任的民主国
其实早在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就讲过民主制导致“穷人政治”的道理。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制度也曾造成过从债务豁免到“观剧津贴”、从“面包与马戏”到儿童补助之类的“古代福利国家”制度，从来没人说那是从波斯帝国这类专制国家学来的吧？今天香港的张五常、李嘉诚诸先生也成天担心“民主化会导致福利社会”，但他们从不担心共产党治港会导致福利社会！老实说，要讲向斯大林学习在西方典型的是希特勒，而不是罗斯福。
当然不可否认，历史上不少专制国家（不仅是斯大林式国家，也包括从罗马帝国到纳粹即“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统治下的德国）也搞过社会福利。尤其是专制者如果有平等均富之类理想主义追求、而其经济能力又足以支持福利计划的话。在苏联式国家中，体制建立之初、即统治者还比较理想主义时经济就比较发达的东德、捷克等若干东欧国家就是这样，尤其是波兰，个体农民从未被迫集体化，却享受了退休、医疗等多项国家福利，可以说是剧变前就有点社会民主主义色彩。
但中苏则不然，其建制之初经济落后，体制主要起的是“原始积累”作用，并无多少福利功能。如苏联1920年代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就提出苏维埃经济要经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和“社会主义积累”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中农民（即绝大多数国民）被类比为“殖民地”，体制的任务是比旧制度更厉害地“剥削”他们，以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后一阶段才是改善福利。有学者统计，斯大林在强制推行集体化前一年内曾13次讲集体农庄的好处，其中只有一次提到集体农庄是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道路，其余12次都是讲集体农庄能给国家提供廉价“商品粮”。直到苏联工业化完成后的1966年，才开始给农民建立福利保障。而中国更是直到改革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状态，改革后经济发展，不那么需要从农民身上抽取“原始积累”了，但统治者的理想主义也淡化殆尽，而既得利益膨胀起来，无暇顾及农民福利了。
即便早期有理想也有福利条件的东欧，也与民主福利国家有质的不同：
在瑞典那样的民主国家，相当程度的福利是一种政府责任。因为那首先是被统治者所要求、而统治者不能不满足的，至于统治者是否喜好福利，并不很重要。现代瑞典史上曾经有“右派”执政，他们并不喜欢福利国家，但他们也不得不搞许多福利。除非他们能说服选民取消福利立法，否则那些责任就无法卸除。与此相反，东德的福利也许不少，但那并非因为被统治者有权要求，而是因为统治者（由于信仰或其他原因而）“喜爱”搞福利。如果他不喜爱，就可以不搞。苏联历史上很长时期，绝大多数人口（农民）不但没什么福利，甚至在1930年前后还因“人祸”饿死了几百万，如果在瑞典（乃至在并非福利国家的其他宪政国度，例如美国）统治者必然被追究责任，但在苏联这丝毫不影响斯大林的威权，因为给不给你福利乃至管不管你死活，这是他的权力，或曰他的喜好，而非他的责任。至于他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福利爱好”（或曰社会主义爱好）本身是否有理，是否可取，那是另一回事。
所以同样是搞“福利”，瑞典政府搞是尽责，斯大林搞则是弄权（哪怕是“善意弄权”）。并非只有宪政政府才搞福利，但承担“福利责任”的确只有宪政下才可能。因此，如果把“社会主义”不是当作统治者的个人爱好，而是看作一种使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制度安排，那的确只有民主国家才有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尽管并非所有民主国家都会选择“社会主义”。
“苏东波”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西方社会主义－民主福利国家既然本来就不是“学苏联”，苏联模式的崩溃即所谓苏东剧变自然并不意味着民主福利国家的崩溃，更不至于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那么苏东剧变对西方福利国家有冲击吗？当然是有的。主要是两点：首先，西方右派把“左派”一锅煮，借“共产主义”的垮台进行反“社会主义”的造势，致使后者声誉一度受损。正如1992年德国媒体上一篇评论“教皇通谕”的文章所言：现在能够名正言顺地批判“资本主义”的似乎就只有愤世嫉俗的教皇了。而“社会主义”一词是如此声名狼藉，以至于一些人连“民主社会主义”乃至“社会民主主义”的提法都回避不迭，改用起“民主左派”乃至“新工党”这类含糊称呼，此其一。更重要的是，剧变后欧洲一体化加速，东欧转轨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以此为基础的低成本产品进入西欧市场，同时吸引西欧资本流入，由此形成的竞争压力使西欧的高福利制度困境加剧，此其二。
但是这两个影响都不宜过于夸大。首先，剧变后的“向右一边倒”只是议会民主制度下“政治钟摆”的一次右摆，无论在剧变后的东欧还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只要有议会民主，“钟摆回荡”迟早都是不可避免的。几年后不仅多数东欧国家出现了“左派复兴”，原先的发达国家也出现了“粉红色欧洲”和民主党的美国。
其次，更重要的是，剧变前的东欧各国与中、苏相比，斯大林主义不是很纯粹，也多少有些民主社会主义传统。具体说来，即是“专制”不如中苏，而“福利”则多有远远过之者。剧变之后在民主制度下，国家的专制权力很快消失，福利责任却不是那么好推卸的。甚至不但难以推卸，民主制下还有强化福利责任的压力。这和专制下的福利是统治者的权力而非责任、高兴了他可以赏赐你福利、不高兴就不给、你也不能问责于他、甚至饿死多少人他也无需承担责任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在民主化后，即使是政府领导人个人理念上最主张“自由放任”的，如剧变后张口闭口要搞“标准资本主义”、“没有限制词的市场经济的捷克总理克劳斯，在民主捷克的公众意愿制约下其实际作为也是高税收、高福利、高保障，被称为“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这正如像瑞典那样的民主传统下即便社会民主党下台，“右派”政府仍然不能不“违心地”维持高福利制度一样。同时民主东欧的工会、农会（当然不是官办的）都很发达，“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成为东欧国家转型期“困境”的突出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东欧各国既不可能像中国那样“招商引资”，对西欧资本形成当初一些人想象的那种巨大吸纳力，也不可能依靠血汗工厂的“竞争优势”向西欧无限制地大量输出廉价商品。更何况，欧盟及欧洲经济一体化体制本身就具有维护欧洲福利国家传统的功能，东欧国家入盟谈判都需迈过“福利门槛”与“劳工权利门槛”。这本身也减弱了东欧低成本市场经济融入欧洲后对西欧福利制度的冲击。
两种截然不同的“第三条道路”
然而中国就不同了。可以说1990年代后中国与东欧都脱离了原体制，但也没有变成经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或者说两者都在“专制社会主义（如果斯大林体制可以叫社会主义的话）”与“民主资本主义”之外走了某种“第三条道路”。但是与一些人往往把所谓第三条道路想象为同类“规定动作”的说法大相径庭的是：这两种“第三”不但差异极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完全相反：东欧抛弃了专制，但没有或无法抛弃、有时还强化了福利，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福利，但并不抛弃专制。
如果闭关自守，中国还没什么“优势”可言，但加入WTO、融入全球化之后，这种“优势”对福利国家的冲击就比“东欧剧变”大得多了！
早在1920年，当时新生的苏俄理论权威布哈林就曾针对西方流传的关于布尔什维克掌权后推行罢工自由会损害经济效率的说法大加挖苦道：“在实行劳动军事化和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的苏俄，资产阶级教授竟然散布（罢工自由）这种谣言，难道不可笑吗？”而1921年列宁在接见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时就苏俄当时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租让制炫耀说，由于苏俄禁止罢工和约束工会，西方资本家将会踊跃前来，我们会让他们赚得更多，以后再搞另一次革命剥夺他们。当时这些西班牙工人听得面面相觑，回去后即宣布放弃加入第三国际的打算。但是，种种因素使列宁那时的炫耀未能实现，而现在这些说法在中国似乎成了现实：
没有什么比外贸数字更能说明中国的剧变：1956到1973年，我国先后与西方和苏联集团闹翻，外贸萎缩至微不足道，18年间有16年小额顺差，但这除了显示闭关自守外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经济有什么竞争力。1974年至1989年，由于尼克松访华后国门逐渐开启，接着是改革开放，外贸骤兴。但那时产业结构落后限制了出口值，百废俱兴的建设造成投资品进口大增，加上当时改革带来的普遍性生活改善导致进口消费品增长，因此出现我国外贸史上的大逆差时代：16年中有11年逆差，最高的1985年一年逆差就达149亿美元，远远超过建国至此前30多年的累计顺差。但这个工业化投资拉动的“大逆差”形成的生产力，加上我国突出的低成本优势，使1990年后中国走上出口导向型起飞之路，从此转入大顺差。而2001年的“入世”更使我国加速成为“世界工厂”，外贸总额5年呈3倍之增，从2000年的4743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4221亿美元。而顺差更是出现爆炸式增长：2004年为320亿美元，2005年1019亿美元，2006年更达1775亿美元，两年竟有5倍之长！而FDI则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短短10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因素”对世界的影响正在迅速增长。
“中国奇迹”之谜：“左右共赞”背后的共同困惑
今天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认识千奇百怪，但荦荦大者不外乎三：其一曰“中国崩溃论”。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只是浮夸造成的假相，实际则是内部危机与全球化压力日益严重，难免崩溃。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认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与繁荣的奇迹，但对此则按西方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传统学理形成两种相反的解释：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
我认为这三大主流认识都有严重偏差：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弱势者谈判权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中国不像其他转轨国家受到“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在靠铁腕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而维持“稳定”的同时，“中国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增加：大量资本流出、商品流入和产业结构变化使发达国家百年来形成的劳资力量平衡趋于瓦解。民主国家（不仅欧美，连印度这种发展中民主国家亦然）的资本对本国的工会农会“惹不起躲得起”，他们在中国式的“专制市场经济”国家找到了既无工会又无农会、没有讨厌的环保组织挑刺、只要搞定了官员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连税都可以优免掉的投资乐园。同时依靠“低人权优势”，大量中国廉价商品涌入各国，排挤了当地的相应产业。如此一进一出使各国劳工谈判实力面临崩溃，工会衰落，福利萎缩，移民、就业和公共财政陷入困境。不仅福利国家无法应付这种局面，自由市场国家也因无法与“血汗工厂”竞争而难以为继。
于是，最近张五常便声称今天中国经济“比美国更自由”，是“全球最好的制度”，而世界的潮流将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其实谁都知道今天中国不仅工农没有结社、谈判的自由，资本在连《产权法》都难产的情况下又有何自由可言，但是“低人权优势”的确使全球化中“中国的竞争”势不可挡，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吊诡的是，在此种趋势尚属初显的今天，他们各方都力图以“中国的成功”来证明各自的理论：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同时它又以穷国快速发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艳羡。于是本来对现代左派和右派、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严重挑战的中国，却同时受到上述各方的称赞。
然而他们还能称赞多久？由于上述“中国优势”不可复制（没有中国式的铁腕，任何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而“中国挑战”又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严重，各方的对华关系长远地看能乐观吗？
中资海外遭遇“ 工会陷阱”：中外规则“碰撞”的启示
实际上，全球化中的中西（乃至中外）规则“碰撞”已经日益昭示了其中的实质：
一方面外资入华后引起对比。中国不少人指出：就重视劳工权益而言，国内如今是欧美资企业最好，东亚（日韩）资就较差，港台企业更差，而国内企业，包括私企与非垄断部门的国企在内最差。以地区论，尽管珠三角等开放地区的“血汗工厂”已经令人触目惊心，由于当地相对开放，人们也议论最多，但事实上劳工权益最差的恐怕还是内地企业：内地的“夺命矿山”有甚于深圳的“断指工厂”，而深圳的“工棚现象”其实比国外的slum已经更不人道而且引起了诸多议论，然而内地很多单位不但不允许农民工自建陋房（我国颇有人以此自豪，谓之“中国没有贫民窟”，但他们却缄口不言：那么农民工住哪儿？），而且连“工棚”都不提供，而是任其露宿街头！许多欧美外资本来就是规避本国劳工权利而跑到“低人权”的中国，但民主福利国家的长期“社会主义传统”仍然使其初入时诸多“不习惯”，不习惯于如此对待劳工，不习惯于如此巴结官府，甚至有劳工维权、外资企方已答应条件、而官府却以破坏“招商引资”大计而出面弹压的。但久而久之，这些欧美外资有的也入乡随俗，学会了镇压劳工，学会了“搞定”官府。以至于回到本国已经无法适应，只能“扎根”中国，而我们的传媒则宣传为“不但留住了‘资’，而且留住了心”！
另一方面，我国的企业一旦赴外投资，首先感到的第一个障碍便是那里强大的工会农会。欧美就不要说了，拉美被我们的舆论说成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似乎是资本最神气、工人最受欺负的地方了。然而我们的“中资”一进去，立即发现恰恰相反：那里的工人把资本“欺负”得够呛！拉美最大中资企业“首钢秘铁”违法（当地的劳工法）镇压工潮、开除罢工工会成员，造就了“秘鲁工人英雄”胡安·坎查理，在工人支持下他先当选议员，后成为秘鲁劳工部长，他的女儿则民主当选“首钢秘铁”所在市的市长。而“首钢秘铁”则被劳工运动“折腾”得七荤八素，不但经济上损失惨重，而且政治上声名狼藉。国内传媒因此一片惊呼：“海外投资须防工会陷阱！”我们的国企老爷可算知道了什么叫“咱们工人有力量”。
拉美工人不好惹，咱们“中资”又看上了非洲，那里不但穷，工资低，而且政治比拉美落后，很多地方还是独裁统治，也不像拉美那样中了“西方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毒”，不会成天鼓捣劳工权利。并且我们不管“人权”，跟当地的独裁者特别处得来，不但不干涉他们的“内政”，而且对这种“内政”如鱼得水——我们的“中资”在国内“搞定”官员的那套本事在这种“内政”中最能大行其道，令“西资”望尘莫及，于是“中资”大举挺进非洲，而且在竞争中屡屡击败西方公司。
但是很快“中资”就发现非洲毕竟不是中土，虽然那里的劳工不像欧美乃至拉美那么厉害，毕竟那些前殖民地也沾染了些西方“劣习”：首先是传媒“自由度”仍比国内为大，民主虽然受枪杆子左右而不成气候，毕竟还有反对派和一定程度的竞争，双方要拉劳工的票，工会虽很难持政治异议，在劳工权益上也还有所作为。而近年来西方传入的环保和原住民权益NGO更麻烦，中资在那里圈地，甚至到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去采采挖挖，被搞定了的官员也就袖手旁观而已，靠他们来弹压刁民，像在国内的定州、汕尾那样，则嘎嘎乎难哉！
后来不少中资发现窍门：非洲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淡漠，相对较富的沿海国家有不少跨境劳工来自更穷的内陆国家，他们是非法移民，不受劳工法保护也没有工会。于是大量雇佣他们便成为非洲中资经营的诀窍之一。然而不久又发现：非洲人国家意识虽淡，部族意识却强，跨境劳工多是在本部族区打工，在当地虽无国家与现代工会保护，还是有部族、亲缘关系可依，一旦发生劳资纠纷，他们往往有当地本部族人的声援。
最后，中资发现普天之下还是中国劳工最顺从。国内的农民工本来就习惯于“低人权”，到非洲更举目无亲，语言不通，没有任何社会联系可依，往工棚里一关，还怕你不就范？于是非洲的许多中资企业最终都转向在当地获取资源、销售产品，却千方百计从国内大量输入劳工，为此不惜采取非法手段。如南非某中资企业从国内输入“保安”150多人，占全部雇员的80％以上，实际都是一线工人，以规避当地一般工人必须雇当地人的法律。这种做法已引起当地舆论的强烈恶评。中资既倾销廉价商品挤垮了当地产业，本身又只掠取资源而无助于当地人就业，就算是独裁者青睐、官员行“方便”，其奈民心不齿何？不过，正是由于中国不像东欧，不但“低人权”，而且经济块头特大。你可以不让中资进去，却挡不住你自己的资本投奔中国，而外资一旦争相入华，非洲要“招商引资”，舍中资还能引谁？
弗林特兴衰：只有中国能救资本主义？
于是在市场日益全球化、而人权却不能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对“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和劳工权利构成的挑战也日益严重。笔者2004年在美国时曾到过密歇根州弗林特市，那里曾是GM（通用汽车公司）早期总部所在地，后来是汽车工人聚居中心，其市政历来为强大的工会势力所控制，实行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和全方位社会保障制度，是美国著名的“社会主义城市”。当年这里曾经非常繁荣，人均产值比附近的世界车都底特律还高得多。为工人服务的城市公共设施也非常完备。“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公益，直到工会疗养院与度假村，从技工学校、通用汽车学院、社区大学直到GM资助的公立密歇根弗林特大学等一整套教育体系，还有全美第一流的斯隆博物馆、朗维天文馆、市立美术馆，可谓美轮美奂、应有尽有。
可是如今随着资本撤出，汽车产业衰败，税源枯竭，市政破产，人口外迁，这座“社会主义城市”已经几乎完全垮掉，居民大半退休，设施严重老化，晚上那里不少街区甚至连路灯都不亮。GM总部的研究人员告诉我，GM在美国已经连续10余年完全没有招收新的蓝领职工。由于工会不允许解雇工人，但公司可以以不降待遇为条件在所属各厂间调配工人，于是公司便借退休自然减员，减一批关一个厂，并把工人调充余下各厂维持生产，再减一批又关一个厂……如今一些厂蓝领职工平均年龄已达50多岁。过不了几年，公司在美的全部汽车厂都将关闭。而盛极一时的美国汽车工会及其“社会主义城市”也将彻底没落。
那么GM的资本转到哪里？当然不止中国，但最主要是中国。GM全公司如今已经连续多年巨额亏损，濒临破产。当年这个全球第一大公司，现在度日维艰，不仅美国本土各厂巨亏，在全球各地、包括在印度的GM生产基地也多数亏损，只有在中国是大量盈利！因此GM在中国的产量比重目前还不算高，但盈利比重已经是100％乃至无穷大（分母已为负数）！所以只要可能，GM仍打算把生产线继续向中国转移。这位研究人员感慨地说，这世界上如果不是有中国这么个无工会无福利制度的地方可去，我们就只有改行不做汽车了。
这不成了“只有中国能救资本主义”了吗？然而还不止于此。我们知道其实GM全部转移中国只是这位先生的一厢情愿。中国本土汽车业也在大发展，不可能有太多地盘让给GM。但是中国本土汽车业与GM不同的是它只能在无工会无福利权利的情况下发展。最近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后遭遇“工会陷阱”的事，说明GM在工会如此大的压力下能撑到今天实在不易，上汽岂能如此，也何须如此？东欧的经历表明共产党无法战胜资本主义，而西方的经历则表明资本主义在民主条件下也无法战胜社会主义——或者说“资本”在民主条件下无法战胜“劳动”，然而，近年来中国的经历却似乎在表明：专制加资本主义可以征服劳工！因此，无论是GM转移到中国来逃避工会压力继续发展其汽车产业，还是此路不通而GM只好破产、或者改业移资到没有工会与福利压力的新行业，而把汽车生产让给中国的“无工会企业”，让美国人都来买中国产廉价汽车，从“国家”角度看或有不同，从“主义”角度看其实一样：两者都意味着一个真正“劳工神圣”的行业在垮台、一个相对平等程度最高的福利体制在消亡。
梯次发展，还是制度盛衰？全球化中的社会主义危机
而且不仅是汽车业，在美国以至欧洲，凡是百年来劳工运动的社会主义成果积累最多、工会影响与福利权利最强大的制造业，如钢铁、造船、纺织等等都已经或正在发生类似的过程。当然，过去人们早已注意到这一趋势。但是大多只把它看成产业角度上的升级转移和“全球化”时代的梯次发展：工资成本高的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种现象当然存在，并且也不是坏事，或者说应该是好事。
然而，GM在同样低工资（可能还低于中国）但工会强大的印度赚不到钱、而在中国就能大赚的事实，中资汽车业到了国外就陷入“工会陷阱”的事实，乃至连印度的塔塔财团也想把其在本国的汽车生产向工资（与印度相比）稍高但无工会的中国转移的事实——所有这一切都在在说明：这种全球性变革不仅仅是高工资地区的产业向低工资地区的转移，甚至可能主要不是这种性质的转移，而是“高人权”地区的产业在向“低人权”地区转移。它不仅是经济水平上的梯次发展，而且是、或许更重要的是体制上的此盛彼衰，甚至是“劣币驱逐良币”——它并非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那样意味着自由民主的胜利和“历史的终结”，但却很可能意味着两百年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理想、一百年民主福利制度、上千年人类平等愿望的失败。由于前者，自由主义者朋友们不能太乐观；由于后者，社会主义者（而非斯大林主义者）朋友们更不能乐观。
应该说，现代经济史上的“梯次发展”已有较长历史了。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1980年代后的信息产业革命都曾推动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业向外转移，并相应造成传统蓝领工人在发达国家人口比重下降和与此相联系的一系列社会变化。那时“中国因素”还没什么影响。今天中国融入全球化，其庞大的经济容量非当年“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地区”可比，对梯次发展自然是一大推动。
然而，过去的梯次发展与今天不同之处在于：首先那时传统制造业的移出虽然可能削弱了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会，然而它却把这种“工业社会主义文明”传入了产业的移入国，在拉美、东亚、印度都造成工会农会兴起、劳工权益、社会民主与公益福利大发展的局面。虽然发达国家1980年代已经开始出现“福利国家困境”的苗头，但从全球看仍然是社会民主主义扩张时期。而今天就不一样了：制造业移出地区“福利困境”固然更严重，移入制造业的中国尽管至少在一些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密集程度已不下于当年的拉美和东亚，更远远超过了印度，可是却完全没有接受“工业社会主义文明”，那里仍然禁止（自治）工会农会，盛行血汗工厂，靠“低人权优势”进行原始积累。这才真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性低潮。
与此相关的是：传统蓝领阶层人口比重和社会重要性下降通常被视为当代工会衰落的原因。据说是因为替代制造业的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不同于大工厂，其经营方式不适合形成社团。但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何以发达国家工会衰落的同时农民的组织和集体谈判能力却空前得高。与过去马克思主义关于产业工人最有组织性、农民则是原子化的“一口袋马铃薯”的说法相反，今天发达国家农民的集体博弈能力常常强于工人，乃至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农民往往在代议政治中能影响多数票。难道他们的经营方式与大工厂的差别不是更大吗？进而言之，今天服务业与高科技产业和传统制造业的区别何在？据说就是“知本”的重要、“小即美”和“在家上班”等等。当年的工匠其实不也具有类似特点吗？过去手工业时代的工匠尚且有同业公会组织，为什么今天的“后现代工匠”就只能靠大工厂才能联合，否则就只能原子化？显然，仅仅以产业结构改变不足以说明工会－民主福利体制的困境。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今这种类型的全球化进程中，“低人权优势”导致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这种“优势”的压力使人们不得不向“低人权”看齐！
“左右齐贬”印度与东欧：“中国优势”的样板效应
而中国，如果说它在全球经济水平上的梯次发展中地位重要，那么它在上述那种体制盛衰中扮演的角色则更为突出。这只要看看一些中国人自己的“经验总结”就可以明白。
事实上，如今关于“中国优势”的议论已经悄悄在发生改变。以中国人最津津乐道的中印比较而言，毛泽东时代中国与印度排除不可比因素外其实并无明显优势（不少方面甚至中国是劣势），可是那时中国人都一口咬定中国因“社会主义”而有优势，印度的劣势则是因为搞了“资本主义”。到了改革后中国的经济起飞真正把印度甩在了后面、而印度的拉吉夫·甘地在邓小平之后10年也开始搞市场化改革了，主流的中国人就说印度的劣势是由于搞了“苏式计划经济”，而我们的优势是比印度更早开始了改革。果然，这些年来拉吉夫改革使印度经济明显提速，但仍然次于中国，而且市场化改革本身在民主印度也遇到中国所没有的“阻力”，即“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于是近期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强调印度的劣势是由于劳工权益、福利保障、工会农会等因素太强大。即印度（相对于中国而言）的“失败”既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也不是因为“苏式体制”，而就是因为“民主社会主义”！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中国－东欧比较上：过去东欧处在转型期阵痛时，一些国人说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恶果，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东欧的市场化民主化是正道，阵痛过后发展会更快，中国则回避民主化，市场化也很不够，将来会吃苦头。10多年过去，东欧渡过阵痛而进入了稳定发展，怀念旧体制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加入了欧盟的那些东欧国家，正以比西欧更快的增长速度追赶“老欧洲”。同时多数东欧国家属于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粉红色欧洲”，在废除专制后也保留了旧体制中的一些福利因素并在欧盟民主福利国家传统的影响下有所发展。相比之下，倒是中国本来旧体制下的低福利状态在“官府卸责不限权”的改革中更加恶化，同时市场化和“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却在“只做不说”的“智慧”下不断加深。因此像张五常那样认为今日中国比东欧更资本主义（当然并非更民主）的人越来越多。而东欧从阵痛中恢复后发展虽然加快（在欧洲算是最快），但增长速度仍然不如中国。于是过去那种关于“中国社、东欧资”的两种论调（事实判断类似，而价值判断相反）都在消退，而像张五常那样，认为中国的“共产党专政加资本主义”战胜了东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声音，则响亮起来。实际上，先于张五常，我国的内部调研中早就有这种声音。已故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深研究员、长驻波兰的郭增麟先生10年前就曾尖锐批评波兰民主化之后颁布的《劳工法》，认为该法只强调劳工权益保障而不讲劳资两利，妨碍了波兰经济的发展，云云。
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背景下，那种对东欧、印度的传统斯大林主义式的指责并未消失，反而在近两年的舆论控制中重新突出。本来从邓小平时代批判斯大林在中国就已不是禁忌（只要不批判列宁），但近两年却开始压制“批斯”，包括著名的《历史研究》在内的一些刊物都因刊登“批斯”文章而受到处理。于是斯大林主义式的“东欧、印度批判”又突然高调起来，它指责东欧、印度搞民主自由、“资本主义”等等。于是我们又看到了中国景观的另一面：与“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相应，东欧和印度则因给老百姓自由而受到“左派”的批判，同时又因给老百姓福利和维护工农权益而受到“右派”批评。而两种批评显得振振有词的共同基础，就是中国当前这种既无自由又无福利的体制在“低人权优势”下实现的经济高增长。
“低人权优势” 的长远后果：对人与对己
然而我国这种“低人权优势”的发展模式虽然现在很风光，但隐患也不容忽视。在对国外的民主福利国家形成挑战的同时，这种模式也在中国国内形成“尺蠖效应”：“左”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受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
因此，中国的快速发展并没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我们曾把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正因为此，胡温政府大力提倡“和谐”，比过去更强调公平和公共服务责任，这一趋势应当肯定。然而“尺蠖效应”机制不改变，只怕权易扩而责难问，现有体制下回复“大政府”只会形成扩权—卸责的又一轮循环。而走出“尺蠖效应”，就需要进行权责对应的宪政改革。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中国经济这么大的量，将来作为全球商品供应者和资本吸纳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出问题可能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全球的冲击更大。因此中国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国因“尺蠖效应”而发生社会爆炸，或因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双重冲突而导致国际秩序崩溃，则不仅是国人之祸，也是世界之祸。
在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关切中国是必然的。如今发达国家压中国把人民币升值，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冲突的初步体现。但人民币升值实际上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如今不低于印度，但竞争力仍高于印度，显然靠的并非单纯经济性的低工资低汇率优势。“低人权优势”作用更大。正是这种只要搞定官员就可以任意圈占农地、役使劳工、耗用资源的“优势”，使中国成为举世罕见的“投资乐园”，连印度的塔塔财团也想躲开工资虽低但工会农会很厉害的本国，而向中国转移资本。何况其他？
显然，中国的“优势”既不在于其市场更“自由”，也不在于其国家更“福利”，而就在于其更铁腕。笔者反对专制的态度众所周知，但从来不以“专制妨碍经济增长”为理由。事实上，专制“刺激”经济增长，在非市场条件下有斯大林和纳粹德国的例子，在市场条件下也有近代早期中东欧“二度农奴化”使商品性农业大发展的例子，而美国经济史家福格尔的研究也表明，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不亚于、很可能还“优于”北方自由经济。但是专制仍然应当反对，这不仅由于其不人道，也由于这种“效率”的畸形。中国今天靠“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吸纳资本、输出商品而形成惊人的高额“双顺差”，不仅让别国头疼，一般中国人又能得益多少？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账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
所以，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别人希望的，更是我们中国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国升值人民币改变不了它。只有改善人权，尤其是维护工农权益，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之际如果没有人权的全球化，“全球化”确实可能带来弊病乃至灾难。而消除了“低人权优势”后，中国不可能维持如今的原始积累方式，靠官商勾结压制工农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来扩大“双顺差”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的冲击也将减少。
那时中国经济还能如此高速地增长吗？这的确是个问题。但这种畸形的高增长真就那么值得不惜代价地维持吗？到了不可持续、难以为继时内外危机爆发不更危险吗？印度与民主转轨国家的成就都表明，没有了“低人权优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只是不会被人为压低得那么离谱），加上体制改善与中国人勤奋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中国经济度过转型期危机而保持合理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当然可能没有现在“快速”，但增长效益的内部与外部分配都会比如今合理，内外关系会比现在和谐，而给中国与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增进更会远胜于如今。
“反全球化”能救社会主义吗？
显然，这样一种“低人权优势”下民主福利体制的困境，在当年铁幕高悬、“全球化”未成气候之时是没有的。像弗林特那样的“社会主义城市”，像GM那样“公司与工会势均力敌合作共赢”的福利体制，在没有日韩廉价车进口冲击前可以靠高于成本的车价来保持盈利，出现进口冲击后如果资本不能外流，或像GM在印度那样，外流后不能带来以“低人权”为条件的超额回报，劳资关系还可维持现状，并在发挥研发优势的同时等待日韩民主福利升级后低成本冲击力的减弱。但是“低人权优势”对资本的无穷吸纳力和廉价产品的无穷竞争力便使现状无法维持。因此欧美左派与劳工运动对“全球化”持强烈抵制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这种抵制不但难有成效，即便有，它对挽救欧美的社会主义或许有意义，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完全谈不上了。如前所述，中国在旧体制下就是低福利的，甚至是“负福利”的——“福利”附加于特权，有特权者收入高福利更高，无特权者收入低福利全无，其“二次分配”不但不像民主国家那样会降低一次分配的不平等，反而是明显加剧这种不平等。改革前如果说中国的市民与农民两个身份等级内部各自的货币收入差异确实不大，然而城乡身份等级间的差异就相当惊人，而城市内部如果考虑“二次分配”，即等级森严的各种非货币“待遇”如医疗、住房、用车、公费家仆、教育特权等，那差异更是惊人。毛泽东当年就把当时的卫生体制称为“城市老爷卫生部”。而最近前卫生部副部长关于中国的公费医疗开支80％用在领导干部身上的著名言论更表明这种现象的一以贯之。
中国旧时的所谓补贴究竟意味着什么，更是“西方社会主义”者难于理解的。一次笔者在法国见到欧盟WTO农业谈判代表保罗·张万亭先生，他很不满于中国“屈服于美国压力”在“入世”谈判中同意较低的农业补贴率，因为这影响了坚持补贴农民的欧盟福利国家的谈判地位。这位先生想当然地认为：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必然热衷于补贴弱势的农民，如果竟不然，肯定是受到压力。笔者告诉他，早在毛泽东时代中美并无关系时，中国就从无农业补贴之说，相反那时以工业化为理由从农民那里强制“抽取”原始积累一直是基本国策，亦即对农民的补贴率低于零，是“负补贴”。如果能实现零补贴那对农民已是皇恩浩荡。这是体制的性质使然，与“美国压力”何干？倒是在加入WTO后的今天，我国开始补贴农民了，但也还远未达到美国主张的“低”补贴率。之所以在谈判中为高补贴率和美国讨价还价，是为了以“发展中国家”资格进入WTO，以便争取有利地位，与实际补贴农民多少根本就不相干。
如果说当年那个与全球化无涉的封闭中国并非民主福利国家，那么中国走向“专制市场经济”后，“反全球化”与挽救社会主义就更不沾边了。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中劳资双方的谈判地位在逻辑上取决于劳资两个要素的供给状况：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则劳方地位削弱，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则劳方实力增强。当然这仅考虑市场逻辑，事实上在民主国家由于劳工人数众多，“多数政治”即劳工运动会使“劳动过剩”时劳方地位也不至于太削弱，而资本过剩时劳方地位却会进一步增强。对于发达国家百年来穷人福利的巨大进步，西方历来有两种解释：左派认为是人民斗争的结果；而自由派认为是市场经济下资本过剩导致的自然趋势。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其实并不矛盾：发达国家的民主福利体制即社会主义势力在现代曾有高度发展，这既是劳工民主运动的成果，同时也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后资本积累过多、削弱了资本的谈判地位有关。然而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出路，面对工会，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权”国家。资本外流后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要反全球化。
然而对于资本流入的中国来说，其效果则完全相反。中国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压制劳工，甚至外商愿意让步而官员仍要镇压，那是不民主的结果，是“低人权”的问题，与资本流入与否无关。今天中国固然有官府与外资官商勾结压制劳工之弊，但与内资的官商勾结（如引起关注的“官煤勾结”）压制劳工之弊难道不是更严重吗？关键的问题在于：发达民主国家支撑福利制度的两大因素在中国都“缺位”：本来专制体制下劳工的谈判能力就被人为压制，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劳工的处境还好些——外资的进入就有这种功能，更何况不少入华欧美企业本身相对尊重劳工权利的“社会主义习惯”也发生着影响。如果对外资关闭国门，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那我国的资本将更稀缺，劳动相对地就更过剩，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所以中国的“左派”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实在是不明事理。
市场全球化加人权全球化能救社会主义
在中国，民主福利国家是有待建立的问题，在西方则是建立了却面临危机、难乎为继的问题。全球化无疑加深了福利国家的危机。但并不是一切“全球化”都有同样影响。一般地讲，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逻辑上必然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从高工资国家向低工资国家转移，这对任何体制下的资本输出国，无论是福利国家还是自由市场国家都会带来产业结构转型的冲击（当然也是机遇），并非只有福利国家才会碰到这种问题。如前所述，东欧、印度的全球化就没有对福利国家体制造成特别的冲击。只有资本从“高人权”国家向“低人权”国家的转移（以及性质类似的、由“低人权优势”生产的商品对高人权地区的大量输出），才是对民主福利体制的特殊打击。正是这样的“全球化”救了中国共产党（不是说不搞全球化他就会垮台，像朝鲜、古巴那样在封闭状态下维持存在完全可能，但其国际影响力就完全谈不上了），共产党又救了“资本主义”（指无视劳工权益的纯“资本”主义）。
问题恰恰在于：如今的全球化并不是全方位的，第一它只是市场的全球化，而人权（如劳工权益）并未全球化。第二即便在市场层次上，也只是部分要素、主要是商品和资本流通的全球化，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就很不足，劳动与土地的全球市场更谈不上。而没有全要素的市场，部分要素的流通就会存在扭曲。例如资本如今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以谋求最大回报，而劳工则不可能摆脱国界的约束在全球打工并寻求高回报，这意味着全球化给资本与劳动提供的机会极不平等，即使仅从市场经济角度看，这样的全球化也有极大缺陷。10多年前我曾讨论过这一点。后来一些左派朋友更提出：西方不对我们开放移民，我们就不对他们开放投资。其实不要说开放移民近乎废除国界，如今根本做不到，就是真做到了，在如今条件下那些不仅低工资而且低人权地区的移民大量涌入，马上会冲垮流入地的社会主义即福利制度（倒是资本家看到这么多廉价苦力涌入，肯定偷着乐），这与“左派”的愿望恰恰相反——其实他们也就是以此抵制商品与资本的全球化，并非真想推进劳动全球化。
事实上，即便迁徙自由如美国国内，一些高福利城市（无论是蓝领“社会主义城市”如弗林特，还是白领“社会主义城市”如圣莫尼卡）也有某种形式的迁入限制。我国过去那些还有点福利的城市与几乎无福利的乡村间那种森严的身份壁垒，更是众所周知。而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国界实现了人员、劳务自由流动的地方，例如加入了申根协定的欧盟各国，则首先都各自实现了大致一致的人权标准，包括劳工权益标准。尽管这些国家仍有穷富之别，工资标准并不一致，但申根协定并未导致各国福利制度的崩溃。这一点颇耐人寻味。
人权标准相当，并不等于工资标准一致，前者意味着人们有讨价还价的同等权利（包括集体谈判，也包括被治者与治者关于委托—代理、税收—福利、权力—责任等方面的约定权），而后者意味着规定同样的价码。市场经济与后者相冲突——既是市场价格就不可能统一划死，但与前者相容——市场就是讨价还价之场嘛。
人权标准相当也不等于废除国界和移民自由。没有加入申根协定的英国与申根国家之间人权标准几乎一致，但国界还是很严格。当然两者也有联系：人权标准相当，是淡化国界、实现移民自由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人权标准不同就不可能有申根协定，但人权标准相当的国家基于种种现实利益的考虑，未必就会缔结与加入这种协定。可以说前者较易，而后者很难，连前者都不做，是没有资格奢谈后者的。
总之，只有片面的“市场全球化”（其实是商品、资本全球化）而没有人权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的确严重地打击了社会主义。而重树铁幕、连这种片面全球化也取消（且不说这可不可能）虽然也许有助于缓解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的危机，却完全无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只会恶化中国劳动者的处境。而消除国界、实现人员与劳务的全球化，不要说完全不现实，即便可能，如果没有人权基础也会首先搞垮社会主义。
而在市场全球化的同时推进人权的全球化，接受国际公认的现代人权标准，包括公民权与劳工权利标准，则是使全球化有利于、至少无害于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
这种“双重全球化”第一与市场全球化相容，不需要徒劳无益地抵制全球化；放弃了“低人权优势”的中国仍然有一定程度的低成本优势，仍能在全球化格局下保持至少不亚于印度的竞争力。
第二它在维持经济全球化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梯次发展效应的同时，能促进制度的改进，至少能够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在竞争压力下大家都不得不向“低人权”制度看齐的弊端。第三它不仅对西方社会主义的冲击最小，而且有助于在中国建立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像如今那样：在西方搞垮福利制度，在中国遍布“血汗工厂”。
第四它并不要求淡化国界，不会严重冲击现存民族国家体制，因而比较现实可行；但同时它又为将来条件成熟时克服民族国家体制的弊病、实现欧盟式的超国家治理提供了必要条件，直至为走向全球民主与“英特纳雄耐尔”提供发展余地。
我作为自由主义者如何看民主社会主义
作为自由主义者，笔者如今在国内追求“共同底线”，很多人问我，那将来呢？底线实现之后你会有什么立场？你说中国现在没有“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那将来呢？把许多“深层的”理论问题往后拖，是不是有偷懒之嫌？把现在就热衷于谈这些话题说成是“伪问题”，是否太自以为是了？
对此我的第一个回答是：我当然思考过、实际上也曾经谈过那些“底线之后”的、乃至“终极性的”问题。但首先应当承认我很笨，许多“终极性的问题”我并没有想明白。在这些问题上我没有现在的一些左派和右派那么自信，而宁愿承认我是个傻瓜。
（有人说，有些人说自己比别人笨实际上是巧妙地表示自己比别人高明，显示自己有居高临下批评别人的资格）
你要这么怀疑，那我索性再说一些更笨的话吧：我的确觉得在“终极意义上”讨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当然，我这里说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例如瑞典搞的那一套，不是从斯大林到希特勒那些专制的“社会主义”)孰是孰非是讲不清楚的。从高调上讲，这是因为自由与平等这两个高尚的理想都是不可彼此取代的。但是理想太过深奥，不谈也罢。而更重要的是从低调上讲，也就是从“傻瓜”而不是圣贤的角度讲，由于人性的局限，人难免自私，因此自由主义可以成立；同时人难免怯懦，因此社会主义可以成立。
其实“自由”这个褒义的说法从另一面说就是“由自”，就是承认人有自利的一面，有人贬义地称为自私。据说自由主义以“性恶论”为预设，我对此曾有辨析：自由主义者并不认为人必定自私，更不认为人应当自私，许多自由主义者本人的利他和自我牺牲精神并不亚于其他“主义者”，他们提倡志愿者、慈善和义工精神也不遗余力。但是他们对人性的局限有深刻理解，明白慈善可遇不可求，利他精神可以自律而不能律人，人皆利他是不能指望的，强使人利他不仅做不到，而且是不该做的。因此制度安排必须“先小人后君子”，以人有可能自私作为预设，政治上强调制衡，尚贤但不迷信人贤，则非贤者亦不能害人；经济上肯定交换，慕义但不强求人义，则不义者亦无敢抢劫。这正是为了保护君子不受小人之害，真君子不受伪君子之害，乃至尽可能地使君子变得更多更真。事实上，自由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现实社会中有多少“不自由毋宁死”的崇高者，而在于上述的人性局限颠扑不破。爱自由之心人皆有之，但把自由当成最高价值为之可以牺牲一切的人，在哪个民族中也不会多。如果人们都“不自由毋宁死”，古今中外的一切专制都不会存在，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但是，恰恰因为古今中外人性的局限都明摆着，连毛泽东都说人一辈子不做坏事是“最难最难的啊”，因此那种“先小人后君子”的自由主义制度设计从来就有吸引力。
那么为何自由制度又从来难产（即使在所谓崇尚自由的西方，自由制度也不是容易建立的）呢？那恰恰是那些掌权的小人害怕受到制约而极力禁止这样的制度安排，这些小人不仅自称君子，还宣称只要他权力无限就可以把天下人改造成君子。有时人们会轻信这种自诩，但更多情况下这种自诩其实并没有什么人信，仅仅由于人们害怕他的淫威，由于人们并非“不自由毋宁死”，非自由的制度才经常存在。但那些自诩从来无法实现而且不断带来灾难。所以只要有机会，人们还是会寻求到“自由之路”的。
同样，广义的社会主义之不灭，我想也并非因为人可以变得多么高尚，而是因为人无法脱离渺小。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现实社会中有多少“不平等毋宁死”的崇高者，而仍在于人性局限颠扑不破。人们也许未必酷爱平等，但害怕风险寻求庇护之心人皆有之。我常说“不公正的伪竞争”会导致“反竞争的伪公正”。但今天我要补充：即使绝对公正的竞争，人们也有个承受力问题。并非所有人都有“木秀于林”的壮志，即便是强者也有疲倦时，自由主义者如果指责他们怯懦，这与社会主义者指责他们自私不一样是强人所难吗？社会主义者做不到人人为公，自由主义者难道能够做到人人自强？捷克、波兰这样的民主私有化进程应当说比我们那种“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要公平得多，但那里照样出现了不满，出现了“左派复兴”和“休克疗法”的大夫们下台，更出现了民主制下限权容易卸责难，福利制度不是那么好废除的。反而恰恰是专制制度下统治者可以弄权而卸责，既不给自由又不给福利。如今有些左派以东欧部分人民的所谓怀旧现象抨击自由市场改革，说可见社会主义理想不死。而有些右派又骂它是保守势力作怪。其实东欧这种“左派复兴”基本上没有多少理想色彩，也不说明他们的转轨错了，而就是一般民众怕风险求庇护的体现。这与人性自利一样没什么可大惊小怪。但在制度安排上，两者都是必须顾及的。
所以我想，西方民主制下永远有左右两派，往好了说是分别追求平等和自由，往坏了说是分别体现了怯懦与自私。往好了说人总是有理想的，往坏了说人性总有局限。我不认为哪个就是完全真理哪个就绝对错误。我的自由主义就是“自由优先于主义”，就是争取左右两方以“天平效应”的方式、而不是以“尺蠖效应”的方式互动。
中国可以有怎样的前途？世界呢？
至于自由了以后我持什么“主义”，有了“天平”之后我倾向天平的哪一边。我当然不回避回答这个问题。但对我来说它与其说是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个历史问题。各位可能知道我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叫《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说到自由竞争观念在美国远比在欧洲受欢迎，而社会主义在欧洲影响很大，在美国就难成气候。这是因为美国由于历史原因在起点上就形成了一种公平竞争的制度空间，在这样的制度空间下人们天然的就会认为自由竞争是好的。而欧洲的起点是封建平台，有很强的机会垄断色彩。所以欧洲人相对而言不那么相信自由竞争，而比较希望有一个公平的分配制度。你很难说到底美国人比欧洲人哪个更高明，而且所谓美国人也不是土著印第安人，他们不也是近几代的欧洲移民吗？那么在中国也是如此，现在我说共同底线，有人问我将来你会支持自由放任还是支持福利国家？我说这就要看中国走过的历史了。如果中国私有化采取捷克模式，就是民主制下公正透明地每人分了一份然后公平竞争，那我愿意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多一点自由竞争而少一点限制。但如果中国的道路是少数权贵把公共财产抢光偷净了，然后说你们“从头再来”吧，我们要开始自由竞争了。你说人们能同意吗？
所以我以为，没有必要预设“自由以后的‘主义’”立场。我想中国如果像这样下去，先权贵私有化再民主化，则民主化过程中将可能出现如下情况：面对分配严重不公平来源又严重不清白的产权结构，社会产生强烈的清算要求。那时“古典自由主义”何以自处？把这种要求镇压下去，那还有什么民主自由。不镇压，而既要维护现有产权配置又反对二次分配调节，那你在民主政治中肯定竞争不过民粹主义者，就等着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吧。我想像诺齐克那样的“古典”派，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一定会主张“矫正的正义”，哪怕是哈耶克这样从不谈矫正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也只能选择“反对推倒重来，但应当以二次分配调节做事后弥补”的办法。而现在把反对福利国家的话说得那么绝，与社会民主的界限划的那么清，那时将何以自处？如果想避免这种尴尬局面而为将来的“自由放任”多保留一点可行余地，现在不就应当比“新左派”们更坚决地反对权贵私有化，为产权的形成多保留一点公信力吗？
如果现在不反对权贵私有化，而把社会公平的旗号放给那些为专制国家扩权的人（我不相信他们真正关心什么公平），而把主要精力用来抨击社会民主主义，似乎现存体制的罪过就在于福利太多、过分照顾穷人……那么在我看来，这样“纯粹”的“古典”立场也许恰恰会断送“自由主义”的未来。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够多的了！
所以我的态度是：现在反对“权力捉弄财产”（既反对侵犯私产也反对侵吞公产），将来在那种情况下我或许会选择“反对推倒重来，但应当以二次分配调节做事后弥补”。当然前提是宪政民主，我不会支持以二次分配为理由给专制国家扩权。但我支持民主福利国家，这并非因为理论上社会民主主义比古典自由主义高明多少，而是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很可能不搞“二次分配”就真的难免“推倒重来”，即使基于“纯粹古典”的自由主义立场我也必须那样选择。
这就是我这个自由主义者不但担心社会主义的前途，而且自认为比一些“左派”朋友更关心的原因。
注1：“宪章派”（Charitism）所谓的宪章（Charter）本义为“特许状”，与宪政或宪法（Constitution）有区别。但历史最悠久的英国宪政就是由著名的“大宪章”（Grand Charter，即“贵族们所寻求而国王陛下特许”的那些权利）起源的。“整个英国的宪政史就是对这一‘宪章’的注释史”。（《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102页）后来宪章派提出的六条“人民宪章”也是“工人寻求并提请议会特许”的那些民主权利之集合。这种“寻求－特许”模式体现的共和、妥协、多元民主精神也就是源于法语的“Constitution”意指的那些原则。只是18世纪的美国开国元勋们通过独立战争认为他们的权利不需要英王“特许”，才转用Constitution来指“宪法”或“宪政”。该词不含有寻求特许的意味，因而更具有“革命性”，而Charter则有更多的和平、渐进、改良色彩。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8/2期，总第20 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