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个人心理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那个时代，究竟有哪些因素促成了这种思潮的形成？下面我们从经济、政治、文化与生活方式、大的学术渊源和心理学自身的发展几个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
战后经济繁荣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结构的变化、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闲暇时间的增加是超个人心理学产生的物质基础。战后西方经济重建的速度相当惊人，就连那些战败国，也很快在20世纪50年代恢复过来，到60年代进入空前繁荣时期。战后的美国，经济更是持续繁荣并领先于世界。1949年至1969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以每年4%的速度递增。1949年其国民生产总值为2570亿美元，1969年上升到9500亿美元，20年实现“翻两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49年的不足2000美元上升到1970年的5000美元，翻了一番多。美国的对外贸易也有很大发展，出口额由1950年的不足150亿美元增至1970年的628.7亿美元，增长了3倍多(栾国生等，1997，p.113)。从1945年到1970年，工人实际工资增长50%， 各种保障与福利也越来越好，中产阶级迅速膨胀，穷人逐步减少，社会阶级结构不再像金字塔，而是更像一个菱形(西格尔，1984/1990，p.107)。就业机会在增多，只要愿意工作，衣食住行都不会成问题，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条件都相当舒适。人们的闲暇时间也增多了。周平均工作时减少，许多人还可以享受一年一度的休假。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使许多人得以在低层次需要得到较好满足的基础上追求高层次的需要。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奇迹，人们在工作和生活条件得以改善的同时，又随时受到人自己创造的各种机器的控制。超个人心理学的兴起，既是人们追求高层次需要的体现，也表达出人们对日益机械化的生活方式的不满。
与经济的黄金时代相比，战后的政治格局主要表现为以美苏为代表的东西方对峙状态，即所谓冷战时代。军备竞赛愈演愈烈，战争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心头。就美国而言，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先后挑起的两次战争，都未能达到预想结果。特别是越南战争，打到后来越来越遭到美国国内人民的反对。另一方面在美国国内，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正在展开，这就是黑人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在1968年4月4日遭到暗杀，两个月后，肯尼迪总统遭到同样的厄运。在那个时代，各种政治信仰的集会游行、反越战及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在欧洲，20世纪60年代也暴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些运动表达了一种抗议，抗议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导致的对人性的扭曲。超个人心理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这种政治状况的反映，例如它主张整合世界各民族的精神传统，就是与传统上的文化优越和种族优越的态度格格不入的。
关于战后的西方文化与生活方式及其困境，论述很多。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对物质主义的不满
经济与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一方面给人的生活带来了舒适与便利，另一方面带来许多负面影响。首先，工业的发展导致环境的恶化，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受到污染，当人们意识到自己喝的水、呼吸的空气可能有毒的时候，环保的观念出现了。人们开始关注自然，日益觉察到人类的生存与宇宙的每一部分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显示出人对自我的新认识，不再盲目夸大人自身的力量，也不再只顾及自己小范围内的利益，而是将小我与人类与整个自然联系起来，这也就是超个人的关怀(李安德，1994，p.190)。其次，人被机器所奴役。机器使人从苦役中解救出来，又使人沦为机器的奴隶，或者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人在被束缚的情况下，就会格外努力地追求自由。超个人的追求，即对精神价值的关注。对身体、心理与精神在生活中整合为一体的尝试，就是这种努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最后，物质生活条件好了，意味着下一个问题将被提上日程：什么都有了还要什么呢？是沉溺于声色犬马的感官刺激中，还是寻求更高需要的满足？超个人心理学通过提出超越的精神层面的概念，将人性的发展引伸到无限高远的领域。
竞争与压力
资本主义经济是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发展的，竞争也是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和学业压力大得难以承受。尼采当初说，人们现在拿着手表思想，吃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人们像总怕“耽误”了什么事的人一样活着。半个世纪后，这话显得更加逼真。对于业主而言，干不好就破产；对于雇员而言，干不好就走人。虽然雇员受法律保护，不会被任意解雇，但胜任工作是基本的条件。这是无情的规则，人人都要面对压力。美国社会尤其如此，因为美国的社会保障与福利，不如北欧，也不如加拿大。社会不允许人们高枕无忧，却变本加厉地刺激人们尽可能发挥出所有的体力与脑力。因此，人们需要学习如何应付压力。这可能是心理学，特别是心理治疗在美国得到繁荣发展的原因之一。超个人心理学本来就植根于心理治疗，它试图综合各种传统的灵修理论和方法，如瑜珈、禅修等等，既使身心得以放松和调理，又能追求高级的精神享受。
自我中心的文化
有人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文化称为“自恋型的文化”，就是说那是一个极端自我中心的时代，自我得到过分的张扬，人们追求生理和心理需要的及时满足。由此出现的副效应是明显的：
如果一味寻求自己需要的满足，很容易误导恣意放肆的性行为；过分自由地表达感受也可能导向跋扈的作风；“活出你自己来”，本是一句颇有深意的话，可是若被酒鬼、性欲狂或具侵略行为的人所滥用，则遗害无穷。(李安德，1994，p.187)
价值失落
要说战后西方人深层精神困境，莫过于价值失落，弗兰克(Viktor E. Frankl)称之为“存在的空虚”。他说：
我们今天已经不像弗洛伊德时代那样面临的是性挫折，而是存在的挫折。在今天，典型的病人也不再那么像阿德勒时代那样患有的是某种自卑感，而不如说是一种彻底的无意义感。这种无意义感伴随着某种空虚，因此我称之为存在的空虚。(弗兰克，1991，p.3)
还有人说，治疗家们每天都可以听到对我们时代的报怨：空虚，无意义，不知来自何处的忧郁，对婚姻、家庭和人际关系的幻灭，价值的失落，对个人成就的渴望，精神上的饥饿……(摩尔，1997，p.10)
超个人经验体现出人们对价值的关切，它反映了这样一种倾向，即努力去寻找人生值得一活的理由。
反主流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狂热的反叛时代，以上各种因素的复杂作用，引起年轻一代对主流社会的抗议。他们通过集会游行、摇滚乐、“嬉皮士”运动、吸毒等各种方式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反对传统的生活方式。但当不满的情绪发泄以后，就转向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人们开始沉静下来，去寻找精神依托之所在。致幻剂、东方的宗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越来越受到欢迎。例如，用英文介绍禅宗的日本学者铃木大拙特别受欢迎，印度人Maharishi Mahesh Yogi发明的超越的静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又译超觉静坐)吸引了数百万人参加练习。超个人心理学与这种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方面超个人心理学一开始就大力倡导整合东方传统心理学，并热衷于研究意识异常状态(包括致幻剂状态)，另一方面致幻剂和东方宗教的流行又为超个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现实需要。
选自：郭永玉著《精神的追寻：超个人心理学及其治疗理论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