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它们的起因不管，濒死经验的意义主要在于它的转化效应。这些超常的濒死经验能够长久地戏剧性地改变经验者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并且它们常常还会导致深刻的精神成长。濒死经验及其回忆对个人今后的生活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医学的进步已经可以使越来越多的本来会死的人活过来。由于这些医学技术，濒死经验可能会成为一扇通向精神发展的大门。但是，由于这种经验常常发生在那些不是为了寻求精神成长或尚未准备好进行精神成长的人身上，所以它似乎格外容易导致心理精神危机，因此，它可不是一扇普通的大门。
对濒死经验的研究日益集中于濒死经验的后效，特别是一些积极的后效，可能标志着某种人类更高潜能的觉醒。
研究者(Ring,1993)考察了后效的三个方面：(1)自我概念和个人价值的改变；(2)宗教或精神信仰的改变；(3)心灵觉知(超心理功能)的改变。
在个人价值领域，经历此经验后的当事者会变得更加热爱生活，不仅表现在对生活的自然美更敏感，还表现在更关注此时此刻。他们不再为过去而悲伤，也不再为未来而焦虑。因此，这些人能够更好地投入到当前的生活中去，自然而然地他们就会更关注环境，并对知觉到的事物有一种新鲜感。他们更欣赏自己，有了更高的“自我价值感”。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他们的自我膨胀了，而是他们能够接受真我了，他们有时把这些转变归因于“从那种光”中获得的巨大肯定感。
濒死经验后出现的最明显的变化可能就是“更关心他人的幸福”，表现为对他人有更多的宽容、耐心和同情，尤其是表达爱的能力增强了。确实，在一次濒死经验后，人们倾向于认为生活的基本价值就是分享爱的重要性。此外，他们似乎有了更强的助人愿望，感到对人类问题洞察得更清楚了，更了解他人了。他们似乎还表现出一种对他人无条件的接受，可能是因为他们能够以这种方式接受他们自己。
对其他东西的价值感则会明显地降低。例如，物质、物质上的成功都变得不再重要，也不再去刻意给他人留下好印象。一般来说，价值观变成了以人为导向的而不是以物为导向的。
这些人倾向于寻求对生活更深的理解，尤其是生活的精神或宗教方面。同样，他们倾向于寻求不断了解自我，似乎更愿意参与组织活动、看书或其他一些能达到这些目的的活动。
濒死经验对宗教信仰和精神生活也会产生深远的后效，度过濒死危机后的人们倾向于将自己形容为更有精神性，而不一定是更有宗教性。这似乎意味着他们的精神觉知经验了一种深刻的内在变化，而不是行为上更具有外在的宗教性。例如，他们会认为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靠近上帝，但是表面上，对宗教的外在的崇拜却减少了。
濒死经验使其当事人更容易接受“各种宗教的超越的统一”这种观点，比较宗教专业的学生对这个观点并不陌生，它认为隐含在世界上所有最伟大宗教传统之后的，是一个共同的、超越的神。
濒死经验可以促进心灵的敏感性及其发展。例如，他们声称有了更多的心灵感应和千里眼等超心理经验，更多的未卜先知的经验(尤其在梦里)，对同步性(synchronicity)有更好的觉知，更多的灵魂出窍经验，及其他超心理状态(Ring,1993)。
濒死经验在个人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它在促进个人“精神觉醒和成长”中似乎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因为它具有一种将个体推入一种超越状态的力量，并触发人类更高潜能的释放。可能在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种潜在的精神核心，而它只有在被一种足够强大的刺激激活以后，才能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现出来。当然，濒死经验似乎激发了个人生活中的急剧的精神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影响了自我概念、与他人关系、对世界的看法和世界观，还影响了心理和超心理的运作模式(Ring,1993)。
总之，研究者所报告的典型后效包括：精神性的提高，更加关注他人，更加热爱生活，对死亡恐惧的减少，对物质主义的怀疑，竞争性的减弱，等等。濒死经验者倾向于将自己看作是一个仁慈的、有目的的宇宙的一部分。在这个宇宙中，个人利益，尤其是损害他人所获得的利益，不再有意义。对濒死经验者的长期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些观念和行为的深刻改变。研究者访问了和濒死经验者有重要关系的人(如亲属)，此外，将濒死经验者同其他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却没有回忆起濒死经验者进行对比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Greyson,1996)。
超个人心理学家还进一步将濒死经验的意义放大，将这种经验的意义放到人类进化和全球变化的背景上来考察(Ring,1993)。他们认为，如果我们仅仅从严格的心理学角度来看濒死经验，也就是说，只关注其“个体”经验及其后效，那么我们对濒死经验的认识就会是有限的。如果我们的分析从个体转向社会，那么我们就会得到更全面的认识。
研究者强调，据估计约有八百万成年的美国人有过濒死经验，还有一些美国儿童据称也有此经验。虽然我们不能估计全世界有多少人有过濒死经验，但是我们有理由假定，在美国之外一定还有几百万人有过此濒死经验。问题还不仅仅是几百万人有这种经验，而是濒死经验如何改变他们以后的生活。
濒死经验后出现的精神转变并不只是这种经验所独有的。正如格罗夫所指出的，超越经验，无论它们以何种方式出现，似乎都会促使其经验者产生一种模式相似的精神改变。简而言之，濒死经验只是促进精神转化的方式之一。
随着复苏技术在全球的广泛应用，更多的人将经历濒死经验，并获得相应的精神转变，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否意味着，如此高比率的超越经验“共同代表了一种向更高的、完全的人类意识的进化”？是否濒死经验本身就是一种通过释放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精神潜能，而使个体跃入人类下一个发展阶段的“进化机制”？我们从这些人身上是否看到了一种崭新的、精神发展得更好的人类原型？这些人是否代表了那些正在我们的时代中产生的一种新人类的“早熟者”？这些问题令人兴奋，但也不是完全凭空推测出来的。
当然，以上所推测的那些意识的进化并不一定会产生一种新的星球文化，倒是这种进化预示着人类即将表现出来的一种潜能。但是，它是否会主宰和改变地球，则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相当重要的因素就是，多少人有意识地向这种潮流靠拢并寻求觉醒。
同时，濒死经验似乎向人类传递了一个强大的希望信息：甚至或尤其是在最黑暗的时刻，这种光都会给我们指明前进的道路。至于我们是否有勇气和智慧跟随它指明的道路，则取决于每一个人自己(Ring,1993)。
总之，濒死经验是超个人心理学的另一种经验基础，濒死经验治疗则是超个人心理治疗的重要方面。
选自：郭永玉著《精神的追寻：超个人心理学及其治疗理论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1–1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