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濒死事件本身的过程中，患者看上去处于无意识状态。在这一时期内，或这一时期刚刚过去以后，人际接触对患者的适应来说可能是关键的。一边对患者说话一边触摸他的身体可以加速濒死经验后重新获得身体意识。濒死经验者可能会不愿意与他人分享细节，除非相信对方。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师不应该急于了解濒死经验的细节，而是要等待患者自愿说出更多的情况。治疗师要允许患者以自己的速度描述他们的经验，同时留意那些微弱的、试探性的、表明他们愿意说出更多内容的暗示(Greyson,1996)。
在接近濒死经验者前，治疗师应首先表明自己对濒死经验的态度，要注意自己对濒死经验的含义和有此经验者的先入之见，无论这些看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治疗师应避免将自己对濒死经验的看法或阐释强加于濒死经验者。访谈应该由濒死经验者自己的叙述和对濒死经验的理解来引导，而不是由治疗师的预想或判断来引导。
不管治疗师对濒死经验的终极意义和起因的看法是什么，濒死经验都应该被看作是有效的导致转变的催化剂而予以尊重。因为这种经验能促使人格、信仰、生理功能产生积极或消极的改变，忽视这种深刻潜力就是不相信患者最关心的东西。治疗师不仅要尊重这种经验，还必须尊重经验者。濒死经验发生在各种类型的人身上，而考虑一个濒死经验者时，对其个人、文化、精神背景都不应该忽视。
在与濒死经验者建立一种治疗关系时，真诚是关键。在适当时，治疗师可以在不怀疑或否认患者的感觉和阐释的同时，态度尊重地向对方说出自己对此经验的反应。对于是否将如此异常的、私人的事情与治疗师分享，患者可能会很谨慎，除非他们感到治疗师会尊重这种经验。
濒死经验后最有用的干预是用心倾听患者想说些什么。应该鼓励濒死经验者表达出这种经验带来的任何情感。大多数濒死经验者都有深刻的情感体验，在事后他们可能还会有这种不同寻常的深刻情感，它需要分享、释放和探查。治疗师应该采取一种回顾而不是分析的态度。向濒死经验者反馈他们自己的描述和情感，能帮助他们更清楚地了解和认识这种难以言表的经验，而过早的阐释会使濒死经验者更害怕被误解和被认为是无稽之谈。
治疗师往往要告诉濒死经验者有关濒死经验的一般事实。双方坦白地共同分享一些相关事实可以减轻当事人对濒死经验的含义和后果的担忧。应该告知濒死经验者这种经验很普遍，但同时又承认他们自己的濒死经验的独特性。尽管患者在知道了濒死经验较常见后会放松下来，但是治疗师必须注意，不能用濒死经验的普遍性来抹杀单独个体的经验和它对其生活的独特影响。
在与濒死经验者有过初步接触后，还想进一步进行工作的治疗师应该明白，濒死经验中出现的有关存在和目的的问题可能在其他医患关系中是不会被提到的。一次濒死经验的深刻后效可能会同时影响患者和治疗师双方的心理—精神成长。在进入一个不断深入的关注濒死经验的关系前，治疗师应该做出决定，是否希望接受这种改变。在已经决定了要继续与一个濒死经验者一起工作后，治疗师应该弄清楚濒死经验者的期望。治疗师必须确定，在这种关系中什么能帮助濒死经验者得到他所想要的，以及濒死经验者的期望会带来什么后果。此外，他还要确定，濒死经验者也想了解治疗师对此关系的期望及其后果。
治疗师也不是对患者的任何问题都要解决。考虑到濒死经验者在濒死经验前的人格、状况和功能水平，治疗师必须区分哪些问题是濒死经验所带来的，哪些是其他一些原因造成的。如果试图帮助某个人解决与濒死经验相关的问题，并就其他问题提出建议或处理任何并存的精神病理学问题，就可能会导致冲突。例如，通过帮助患者适应社会准则，一些长期存在的精神病理学问题可以获得缓解。同时，让这同一个人努力适应对他而言不再有意义的价值观，可能会使那些与濒死经验相关的痛苦加剧。对于患者在濒死经验前就有的问题，可能需要治疗师将其介绍给另一个治疗师，让他去治疗那些与濒死经验无关的问题。
严格依照传统方式扮演治疗者的角色会损害治疗师与濒死经验者的关系。由于许多标签和定义在濒死经验后失去了意义，治疗师必须更多地依赖与濒死经验者的直接接触，更少地依赖以往所受的一些训练和临床技术。给濒死经验者的问题贴上标签，以及出于客观分析的考虑而与患者保持距离的做法，都会干扰而不是促进治疗师对濒死经验者问题的理解。治疗师应该灵活掌握治疗时间的长度和频率。由于濒死经验可能会与患者以前的其他经验截然不同而难以言表，所以对它的探查可能会需要很多阶段，并会发现一些压倒一切的情感和思维模式，这都需要频繁的治疗。
认为濒死经验者是此经验的受害者是不利于治疗的。相反，帮助患者欣赏自己在创造或展开濒死经验时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可以帮助患者理解和解决这种经验所产生的问题。
引起意识状态改变的技术有助于回忆起濒死经验的更多细节，有助于训练濒死经验者在自愿的情况下，在不同的意识状态中进行转换。整合左右脑半球的技术尤其可以促进濒死经验者在实践中运用从此经验中所获得的洞见。起引导作用的雕塑、投影技术、非言语的表达方式，如绘画、舞蹈和音乐，都可以帮助濒死经验者发现和表达出那些很难用言语描述的变化。
治疗师还应探查从濒死经验中醒过来的患者是否有一种特殊的目标感或使命感。对于那些报告说是自己选择回来的濒死经验者，就应该探查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同样地，报告说自己选择不回来或希望不回来的濒死经验者，可能会对自己不愿回来产生持久的罪恶感，或对自己被送回来而感到愤怒。治疗师还应调查濒死经验者对自己被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所控制时的感受。
治疗师应充分探查濒死经验者对不希望的后效的恐惧。不管对濒死经验的后果预期是否现实，它们都能造成持续的问题。应该将濒死经验本身与其后效明确地区分开来。濒死经验者必须感到自己有充分自由去拒绝、抵制或调节自己所不希望的后效，而不是贬低濒死经验本身。但治疗师也应该避免对濒死经验及其后效进行美化或理想化。此经验的新颖性和独特性可能会使濒死经验者和治疗师将濒死经验或濒死经验者浪漫化。同样，不同寻常的生理的、情感的和心智的后效可能会被赋予过分重要的含义，因为它们与个体以前的功能是如此的不同(Greyson,1996)。
患者必须学会在其整个生活背景中来看待濒死经验。濒死经验及其后效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也不应该只关注它们而忽视患者生活的其他方面。只关注对濒死经验意义的了解，会导致经验者高估濒死经验的内容或后效。治疗师应警惕卡尔·荣格所说的“人格膨胀”：如果濒死经验者过分认同于这种经验的独特性及其随后的改变，他可能会在他的整个存在范围内对此经验产生一种扭曲的看法。虽然和其他濒死经验者交谈有助于使此经验普通化，但是仅仅认同于濒死经验者可能会导致濒死经验者与那些没有此类似经验的人疏远，认为尘世间的事情没有意义或不重要，并随之忽视那些与濒死经验没有直接关系的基本问题。治疗师可以帮助那些“沉溺”于濒死经验或其后效的个体从中逐渐摆脱出来，或帮助他们转移对此经验的关注。
濒死经验者常常报告说，某些在的日常相互作用中生成的问题，只有在从濒死经验中获得的洞见的帮助下才能解决。与此类似，在濒死经验中生成的问题，可能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得到解决，而不是通过将它们还原到濒死经验的状态中。心理—社会康复可以帮助濒死经验者重新学会如何去适应那些世俗的要求，它们可能不再那么难以做到，但仍然还是必要的。例如，濒死经验可能使某些人在醒过来以后很难生活在此时此刻。一些人可能在深刻地回顾了一生后停留在过去，而另一些人则可能在濒死经验中有了深刻的预见而沉溺于未来。在极端情况下，就必须采取严格的此时此刻治疗以帮助濒死经验者有效地生活在此时此刻。
另一方面，治疗师不应期望濒死经验者在濒死经验后还会像以前那样重新开始生活。他们的外部生活可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以反映他们的内部变化。如果濒死经验者新的态度、信仰和价值观与其旧的角色和生活方式无法调和，那么就需要改变旧的生活方式以适应濒死经验者新的目标和价值观。在极端情况下，还需要对他们进行治疗，以解决其工作和人际关系中的问题。最后，治疗师对患者最根本的帮助在于，帮助他们将在濒死经验中所获得的洞察和价值观付诸于建设性的行动。与濒死经验者的环境产生冲突的改变了的观念、信仰、生活目标同样也可以促进环境朝向好的一面发展。对于那些内化了的新价值观、信仰和态度，濒死经验者可能会有一种把它们外化的冲动。对于许多濒死经验者而言，要想在内部有效地调和这种经验及其后效，最好的办法是利用他们学到的东西去帮助他人。如果濒死经验者找到了在日常生活中将他在濒死经验中所感受到的无条件的爱表达出来的办法，那么治疗工作就完成了。
超个人治疗家通过这些方法，能够帮助患者接受濒死经验并将其更好地整合到他们的世界观中去，消除他们与那些没有过这种经验的他人之间的疏离感，整合他们在这种经验中所获得的洞察，并重建一种有意义的生活(Greyson,1996)。
选自：郭永玉著《精神的追寻：超个人心理学及其治疗理论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1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