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人本心理学内部的这种分歧的背景了解得更清楚，在这里需要追溯一下罗洛·梅与罗杰斯有关人性善恶问题的讨论。

　　事情起因于1981年，罗杰斯在《视角》(Perspectives)杂志有关罗洛·梅的专刊上撰文评论罗洛·梅的贡献。文章在对罗洛·梅作出高度评价的同时，罗杰斯也指出他与罗洛·梅的主要分歧在于人性的问题上。罗洛·梅将恶视为人性的基本要素，并在著作中经常强调这一点。但罗杰斯说：

　　就我而言，虽然我非常清楚在当今世界上，破坏性的、残暴的、恶意的行为多得不可思议——从战争威胁到街头无知的暴力——但是，要说这种邪恶是人的本性中天生就具有的，我并未发现这种根据。在有利于发展和选择的心理氛围中，我从来不曾知道有任何人选择残暴的或破坏性的道路。选择似乎总是朝更高的社会化方向发展，向和他人改善关系的方向发展。所以，我的经验使我相信，我们的邪恶行为的主要成因就是文化影响。

　　我看到的人类成员，像其他物种的成员一样，在他们的根本天性上，实质都是建设性的，只是受到了他们经历的损害而已。(Rogers,1981)

　　针对罗杰斯提出的这一分歧，罗洛·梅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第二年的《人本心理学杂志》上，作为对罗杰斯的回应。

　　罗洛·梅说，他俩都同意，当今出现的恐怖主义、敌意和敌对行为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在这些破坏力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如许多人所认为的，是核战争以及与之相关的核辐射威胁的可能性。但罗洛·梅不同意罗杰斯将各种恶行归咎为文化和环境。他说：

　　除了像您我这样的人外，谁构成了文化呢？谁应对这破坏性影响和不公正负责呢？我们文化中的邪恶也是我们自己身上邪恶的反映。文化既好也坏，因为我们，构成文化的人，既好也坏。(May,1982)

　　罗洛·梅还引用罗杰斯的如下两段话加以批评：

　　这个新世界将是更有人性和更具人道的。它将探究和开发人的智力和精神的蕴藏和能力。它将产生出更加互相协调的个人和整体……它将是一个对大自然恢复其热爱和尊重的、更为自然的世界……它的技术将以增进人和大自然为目的，而不是榨取人和大自然。随着个人意识到他们的权力、他们的能力、他们的自由，它就会释放出创造力。

　　科学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变革之风正强劲地刮起。它们将把我们笼罩在这新世界里……我们可以选择它，但无论我们是否选择它，看来在某种程度上，它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改变我们的文化前进。(Rogers,1980，p.356)
在罗洛·梅看来，这些观点是“极度的天真”。他说：“我也能举出许多英雄事件和利他主义的行为……我不是在论证人只是恶。我是要说明我们是恶和善两种潜能的组合物……我并非在预言世界末日。但我是在说明，如果我们忽视邪恶，我们就会更趋近世界末日，而结果就很可能是邪恶的蔓延和得逞。”(May,1982)

　　罗杰斯的回应刊登在随后一期的《人本心理学杂志》上。他说，当他收到罗洛·梅给他的这封公开信时，他正在拟订一份有关防止核战争的声明，这份声明对政府的有关政策持批评态度。因此，罗杰斯说他与罗洛·梅在很多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而要确切地指出什么地方有分歧反而很困难(Rogers,1982)。

　　罗杰斯指出，罗洛·梅似乎从来不曾经关心人内心的邪恶冲动是否是遗传和与生俱来的，或是否是出生后获得的。

　　在我看来，邪恶冲动的来源，从哲学角度看，是非常关键的……我觉得人寻求实现的倾向是与生俱来的。在这点上，人和所有其他生物是一样的……我曾举出地下室储藏箱内的土豆为例，它以微弱的力量向上吐出嫩弱的白芽，以接触光照。对于穷困的贫民窟青年我也有同感，他们通向自我发展的惟一途径就是成为他那帮伙中最大的劫匪或最大胆的窃贼。我对好转缓慢的精神病患者的态度也是相同的。但基本的自我实现倾向还是朝向自我实现的方向发展的。

　　在我的经验中，还不曾发现任何天生的趋向破坏、趋向邪恶的倾向。我不能肯定某个个人正有意无意地去奋力实现一种邪恶的天性。我也没有在动物身上发现这一点……您似乎认为人性中总的倾向是二元的，既倾向于创造性的发展，也倾向于破坏性的恶行……但这并不是对动物行为、植物行为或人类行为的真实写照。如果那些促进发展的要素存在，实现倾向就以积极的方式向前发展。在人类，这些生长发育的要素不仅是营养等物，而且也包括心理态度的环境气氛。

　　这样，如此明显地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中的恶行，我如何解释呢？根据我的经验，每个人都有干坏事的能力。我与其他人都曾有过凶杀和残暴的冲动、伤害的欲望、生气和愤怒的情绪，以及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欲望……我或其他人是否会将这些冲动转化为行为，据我看，取决于两个要素：社会熏陶和自愿选择。我们或许可以用希特勒做个例子。他的早期生活和社会环境，使得他很自然地想要通过成为一个大人物，成为一个对那些他认为应对他的屈辱负责的人们充满仇恨的领袖，来实现他的抱负。但是，除此之外，在类似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中，他对之负责的个人自愿选择也是非常真实的因素。

　　我相信，至少在理论上，一切邪恶行为都是由不同程度的这些适宜的环境因素造成的。

　　当今我们社会以及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种种混乱，在我看来，都预示着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变革正在到来。在化学中，我相信也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些混乱的极致会导致一种较高层次秩序上的重组合[1]。谈到明天的人，我想您完全误解了我对那种人的描述。我是在谈那些在已变革的世界上能适于生活的人，并不是指一般的人。虽然我相信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但除非我们大家为这种变革贡献最大的努力，它就肯定不会是一种对全社会的建设性的变革。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取得一致。(Rogers， 1982)[2]。

　　综合Rowan的表述以及罗杰斯与罗洛·梅的争论，主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两种人本主义观点的分歧：

　　马斯洛和罗杰斯相信：(1)人性本善；(2)相信人生来具有的潜能是建设性的；(3)这种潜能促使人沿着成长的阶梯上升，不断地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4)因此这是一种乐观主义的信念。与此相对，马勒和罗洛·梅则认为：(1)人性包含善恶两个方面，且恶的方面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和警惕；(2)人的潜能既有建设性，也有破坏性；(3)个人的发展是朝向成长还是朝向堕落，是朝向进步还是朝向倒退，是建设性的方面得到表现还是破坏性的方面得到表现，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并没有一种固有的力量驱使人一直向前；(4)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它倾向于悲观主义。不难看出，对每一种理论而言，这四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

　　除了以上基本分歧，Rowan所提出的两种人本主义的分歧还包括：(1)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否只有一种，即自我实现？马斯洛和罗杰斯的回答是肯定的，罗洛·梅等人的回答是否定的。(2)马斯洛和罗杰斯等人相信人的行为是受潜能驱动的，而马勒等人则相信人的行为仅仅是选择，并没有什么潜能的驱动。针对以上问题，维尔伯撰文表达了他的观点。

[1]罗杰斯说他这些思想主要受到普里高津的影响。普里高津(Ilya`Prigogine，1917—)，`比利时科学家，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

[2]这里引用的有关罗杰斯与罗洛·梅争论的文献，均来自史可鉴教授的未发表的译稿。

选自：郭永玉著《精神的追寻：超个人心理学及其治疗理论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31页。

参考文献：http://www.personpsy.org/Info/Details/1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