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洛·梅当年对超个人心理学的批评，并写信给美国心理学会主办的报纸《APA Monitor》，反对在APA新设一个超个人心理学分会，致使超个人心理学家申请在APA新设分会的申请未能得到批准。这些事引起一些超个人心理学家对罗洛·梅的怨恨，而罗洛·梅则认为自己受到误解。希望进一步澄清他对超个人心理学的看法这件事，成为他晚年的一件大事。1991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罗洛·梅打电话给《人本心理学家》杂志的一位编辑，强烈地希望表达他对超个人心理学的看法。他说阅读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种种》使他重新审视自己过去有关精神生活重要性的看法，他希望能纠正他先前对超个人心理学的批评所造成的误解。他说，是时候了，该在整个心理学的背景下，用适当的看法来看待超个人心理学了。

　　但这次电话后不久，罗洛·梅就病倒了，他做了脑外科手术，在医院一呆就是几个月。编辑以为他一定不能完成重评超个人心理学这一计划了。但他在康复期间仍然表示要完成这一计划，以致于编辑被他的精力和决心所震惊，并认为他手术后的康复简直是一个奇迹。他以惊人的毅力聚集精力以完成这一计划，看来这件事在他生命的这一艰难时期一直搁在他心里。但写作对他而言已经不可能，说话也很困难，罗洛·梅于是邀请他的朋友、人本心理学家和治疗家达妮(Jacqueline Larcombe Doyle)与他见面，在非正式的情境下向她谈了自己的观点，以便在正式的场合她能帮助他表达意见。第二天(1992年6月9日)，超个人心理学家奎普勒(Stanley Krippner)应邀参加座谈会，并和他们共进了午餐。罗洛·梅与奎普勒和达妮的座谈录音经整理后，以《超个人心理学在整个心理学中的地位》(May，  Krippner，  & Doyle， 1992)为名发表在《人本心理学家》1992年第2、3期的合刊上。以下我将根据这篇文章，将一些主要的谈话内容加以转述。

　　第一，关于罗洛·梅给《APA Monitor》写信的背景。

　　罗洛·梅谈到他给《APA Monitor》写信的真实意图和相关的一些背景事件。据我理解，罗洛·梅做这件事包含有认知和情绪两方面的原因。

　　(1)认知原因。罗洛·梅反复表示，他从未有意攻击超个人心理学本身。他的信被理解为对超个人心理学的攻击，使他感到十分惊讶，也使他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罗洛·梅之所以说超个人心理学家们误解了他，是说他也认为应该研究超越性的或精神性的经验，并且他个人对这些经验也很感兴趣。他始终深切地关注着人类存在的精神方面和心理学的精神方面。

　　但他反对的是，在超个人心理学界时有发生的这样一种用法，即利用超个人心理学作为回避研究现实的心理学问题的途径。有些超个人心理学家倾向于将现实的心理学问题抛到一边，而逃避到所谓更高的领域。他始终反对的是将心理学(不仅仅是超个人心理学)当作回避人的存在和生活问题的手段。罗洛·梅认为，一个人不能跳过当下的经验。例如，一个治疗家必须与当事人当下的生活经验保持一致。他不能跳过当下的复杂性，直接跳到精神性，因为发展既是当事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抗争的一切经验的联合，也是在这所有经验的联合中进行的。

　　奎普勒补充说，心理分析有时也被当作逃避现实的手段。他还承认确实有一些极端的超个人心理学理论，倾向于促使个人脱离社会，促使个体脱离社会背景，脱离人性的抗争，不去面对重要的人类问题。奎普勒尖锐地指出，将一个人放在某种提高的水平上，实际上是剥夺了个人的人性。

　　据达妮介绍，罗洛·梅反对心理学为适应现状服务，特别是当这种现状不人道或与治疗学相违背的时候。在他看来，教导人与现存的社会价值保持一致，或去适应难以接受的生活处境，对人类没有好处。对于超个人心理学，他感到有时它很容易使人热衷于追求高境界，而回避他们自己的自我水平上的问题，包括阴暗面的问题。也许通过超个人的方法，人们可以获得一种美妙的体验，如禅的体验。但为逃避人类存在的矛盾，而飞到美妙的世界，则是应该反对的。不难看出，罗洛·梅这里的意思是，心理学若为这种逃避提供方便，也就是为人们适应不人道的现实服务，因为在精神上飞到美妙的世界，现实的矛盾就被抛到一边了，至少是暂时被抛到一边了。而超个人心理学尤其需要警惕这种危险。显然，与其说罗洛·梅的这些批评是攻击，不如说是忠告。而且这种忠告不是凭空提出的，而是有所指的。罗洛·梅引述维尔伯的如下观点作为他批评的证据： 我们都在朝向伊甸园的方向成长。我们将越来越幸福，我们将从我们的困境中得到解脱。罗洛·梅说，这是不可能的，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那样我们将不再是人。

　　(2)情绪原因。由于罗洛·梅与某些超个人心理学家在认知上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一进入到现实的情境中，就会爆发情绪性的冲突。

　　罗洛·梅谈到，有一天晚上，维尔伯来到他的房间，还有其他一些人在场，大家在讨论问题。罗洛·梅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进步不是自动的。维尔伯中断讨论，说：“你的前提是错误的。”随即退出对话。罗洛·梅指出：“维尔伯不愿意倾听，似乎他的思想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不应该受到疑问。我们都在不断提问并且相互攻击对方的观点，以使这些观点经受磨砺。由于他的偏狭的行为的刺激，我写信给APA时可能很生气。”

　　奎普勒似乎意识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于是他进一步向罗洛·梅确证这件事是否发生在他写信给APA之前。在得到肯定回答后，达妮又向罗洛·梅确证他写信时是否有点激动，又一次得到肯定回答后，奎普勒意味深长地说：“罗洛，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并且你的热情不时会流露到你的出版物上。”罗洛·梅说：“恐怕是的。”我之所以说奎普勒这句话“意味深长”，是因为奎普勒是一位超个人心理学家，他这句话一方面是赞扬罗洛·梅的热情的性格，另一方面是要指出罗洛·梅不是在完全理智的情况下写那封信的。

　　谈到这里，奎普勒将罗洛·梅对超个人心理学的态度进行了总结：“罗洛，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你所要表达的是：第一，那封信比你现在觉得应该表达的方式显得情绪化了一些；第二，你对超个人心理学家的主旨(subject matter)并无异议，因为你对自己的全部成人生活的精神和存在的关注一直怀有兴趣，但他们的某些使用和某些实践使你感到不安。”

　　谈话还涉及到超个人心理学家们对罗洛·梅的信的反应。罗洛·梅说他始终不知道是什么激起了那些人对他的攻击。他被那些反击他的文章震惊了。

　　以下是他们三位有关这个问题的对话(罗洛·梅、奎普勒和达妮分别用M、K、D表示)：

 

　　K：我的感觉，那是一种政治的反应。他们如此渴望获得自己的分会，这种渴望代替了清晰的思维、清晰的阅读和清晰的表达。我宁愿称其为一种膝跳反应(knee-jerk reaction)[1]。

　　D：你的信发表后，我与Francis Vaughan[2]有几次简短的交谈，我知道他们感到需要作出反应，并且保卫他们的阵地，保卫超个人心理学这一萌芽状态的领域，他们在这个领域孵化、抚育，在那里有他们巨大的投资。

　　M：那么，再一次告诉我，为什么他们需要保卫它？

　　D：他们感到那是对这个领域的批评。

　　M：是一种批评。

　　D：……对这个领域。

　　M：那是一种攻击吗？

　　D：他们不是将其视为对一些个人的批评，而是视为对一种正在发展中的领域或思维方式的批评。所以，他们自然地感到消除这种批评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第二，关于什么是精神追求的目标。

　　在超个人心理学中，“安宁”(peace)的状态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收获，或者说是精神追求的目标之一。罗洛·梅则认为：当一个人得到安宁，他就不再是一个心理学家。他已经将现实丢在了脑后。人类存在的现实充满矛盾，其中包含着美、神性和其他非常积极的创造性的方面，以及这些积极方面与个人内心的恶和阴暗面的抗争。一旦你得到安宁，你将不再去抗争。你已经上升到超越人类的境界。

　　奎普勒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并举出荣格的话作为支持。荣格说：“你永远不会完成你的个性化，这是一种终生的努力和抗争。”奎普勒说，这种观点中包含着冲突，即个体总在成长，总在遭遇，总在处理矛盾，只要他还是个完全的人，就永远没有尽头。与这种观点不同的是，那些自认为已经得到启迪或福佑意识的人，他们可以扬帆起航，在以后的生涯中将不需要努力了！

　　达妮指出，罗洛·梅有关焦虑的论述中有一个观点认为，生活中有一种最佳的焦虑水平，其目标不是安宁，而是压力与创造性的平衡。奎普勒进一步指出，以研究压力问题著名的Hans Selye(1974)认为压力并非总是消极的，还有一种积极的压力，一种最佳水平的压力。这种最佳水平的压力使我们保持有效的活动状态。

　　达妮表示，安宁对她来讲不是一个清楚的目标，也没有吸引力。因为不知何故生命的骚动和不安就会在个人内部、在人际之间的冲突中发生，好像它们要为自己寻找生活的意义，这必然不是一个安宁的过程。

　　奎普勒则从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人生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一个阶段有一个特定的主题，慢慢地他会失去对这个主题的兴趣进而会走到其对立面，然后他可能又发现这对立面也许应该适度，于是他就将这两个主题的最好的方面综合起来。他不会停滞在那儿，因为在随后的几年中，综合又会导致新的主题，他又需要继续下去。随着你不断地成长，你就总是处在这个辩证过程中、这个探险过程中。

　　第三，关于如何达到高级的精神状态。

　　罗洛·梅说，在维尔伯看来，我们将会朝着越来越完美的方向成长。一个人要做的一切仅仅是直直地坐着，这些好事将会自动地发生[3]。罗洛·梅说：“我一点也不相信有这种事。”如果一个人的人格朝着较少痛苦的状态进化，那一定是爱或艰苦的劳动所导致的。更高的状态不会自动到来，好事不会自动地发生。我们仅仅坐着，关注自己，心理的进化将会发生。不会有这种事。比如，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亚马逊河的生态将会迅速被毁坏。进步不会是自动的，没有努力，我们不会一天比一天好。

　　达妮补充说，超越性的发展是通过个体的努力来实现的，这种努力来自个体内在的人格力量，而不是等待超越性降临到人的头上。如果我们对人性中的破坏性力量缺乏意识，不去密切关注和很好地控制它，那么，这种力量就会越来越大并会压倒我们。

　　谈到詹姆斯，罗洛·梅说，詹姆斯总是对新的真理抱开放态度，《宗教经验种种》是一本了不起的著作。但詹姆斯并没有说，我们要做的仅仅是笔直地坐着，于是一切事情就会迎刃而解。

　　第四，关于如何对待人性的消极面。

　　罗洛·梅认为，在超个人心理学中，人性中的消极力量没有得到充分的处理，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人的人格中不免有愤怒和利己主义，消极的力量总是存在着，总是要人去与之战斗。当人格中的愤怒被否认和压抑就会出问题，阴影就会出现并失去控制。

　　奎普勒也承认，在超个人理论中，一些诸如愤怒、悲哀和挫折等情绪没有受到重视。他们具体谈到了愤怒。罗洛·梅认为，愤怒可以是一种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情绪。奎普勒回应道，愤怒可用于非常重要的目标，包括个人的和社会的目标，只要它被控制和明智地运用。例如对生态破坏的愤怒。没有愤怒，只是坐在那里说：“唉，这不过是报应。”或“这不过是命运……”现实就会向越来越坏的方向发展。

　　除了愤怒，他们还谈到攻击性。罗洛·梅觉得超个人心理学否认攻击性是人格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攻击性没有受到重视，或者没有在理论上被置于合适的地位，它就有失去控制的危险。维尔伯有一个假定，即我们终将超越恶。但他没有强调，如果对恶不进行充分研究并保持警惕，我们并不能自动地超越恶。

　　达妮补充说，消极状态往往孕育着随后的启迪状态。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和治疗家，需要评估当事人的每一种情绪，了解其对当事人的目标形成、选择和发展的意义。

　　第五，超个人心理学在整个心理学中的地位。

　　超个人心理学在整个心理学中的地位问题，是这次讨论的核心问题。但参加座谈的三位心理学家对此问题的看法表述不同，观点也有差异。当然，罗洛·梅是这次座谈会的中心，我们要特别重视的是他的观点，但了解另外两位的观点也是有益的。

　　达妮倾向于认为，超个人心理学不是一种完整的心理学，而是其他心理学如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的添加物，它探讨那些超出严格的自我心理学范畴的经验。当超个人心理学被暗示取代其他心理学，或将其他心理学按层次排列时，困难就出现了。换句话说，这样一来，超个人心理学似乎意味着更大的价值，意味着高高在上和超越的优点。这样就会发生争论。

　　奎普勒分析道，许多人本心理学家可能会说：“是的，超越性的关注等等是心理学的一部分，但我们不应该将其置于心理学的中心地位，它们只是许多人类潜能中的一种，许多人类经验的一种。”而超个人主义者会说：“不，我们抓住这些比自我更大的经验，并将其置于我们的中心。”因此，奎普勒认为，超个人心理学与人本心理学的主要差异在于着重点不同。一些人本心理学家也对超个人经验、对指导性的比喻和其他超个人心理治疗技术感兴趣，他们也对濒死经验，对那些有神秘的、宗教的或超越性经历的人感兴趣。超个人主义者会说：“对，但这些正是我们的全部，也是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的核心。”一些人本心理学家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们既是人本的，也是超个人的。奎普勒并不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对他而言，人本心理学和超个人心理学仅仅是着重点不同而已。

　　罗洛·梅认为，对超个人理论的追求，是因为人们总是试图逃避人类生活的狭小范围。精神的推动力总是存在的，但只有当人们的自我和人格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才能为拥抱精神、为追求精神的动力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样它才不再是对日常生活问题的逃避。罗洛·梅的立场是，他并不反对心理学的第四维度——超个人。但如果它不是帮助人们面对现实生活的痛苦，而是帮助人们逃避现实生活的痛苦，就应该表示反对。

　　罗洛·梅想知道人们将如何看待他对超个人心理学的观点。奎普勒说，总体上人们会对罗洛·梅的观点持开放的态度。但也会有两个极端，一些极端的超个人主义者将会对罗洛·梅说的话很不满意，而另一些极端守旧派的心理学家则会认为，对有关超个人或超越性的任何让步都是有害的(May， Krippner， & Doyle， 1992)。

　　可以看出，罗洛·梅晚年[4]对超个人心理学的态度总体上转变并不大，他只是从早年反对超个人心理学转而承认超个人心理学。但他早年虽然反对超个人心理学，但并不反对心理学研究超越的经验。罗洛·梅晚年承认超个人心理学，但仍然对超个人心理学的实际研究成果，如维尔伯的著作抱有疑虑和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在罗洛·梅身上实际上是前后一贯的。

---

[1]奎普勒的意思是说那些超个人心理学家的反应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而不是理性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