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罗洛·梅，还有一位存在—人本心理学家斯耐德(Kirk J. Schneider)也写了一篇文章，对超个人心理学特别是对维尔伯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这篇文章名为：《被神化的自我：一位“人头马”对维尔伯及超个人运动的回应》，发表在《人本心理学杂志上》(Schneider,1987)。斯耐德称此文是对维尔伯的神化意识或终极意识(deified or ultimate consciousness)概念的一种存在主义—现象学(“人头马水平”)的回应。根据维尔伯的观点，终极意识是人类觉知的最高表现，它是高度发展的人(如神秘家)所达到的完全超越时空的一个至高点，在这一点上他们顿悟到宇宙的所有方面。在维尔伯看来，人们有达到神的意识的能力，这一神的意识是完全不受限制的、超越的，与所有时空相统一的。但斯耐德认为，自我的完全超越是一种误导性的心理学理念或原则。

　　斯耐德说，尽管维尔伯会认为存在主义—现象学的立场只限于个体的身体与心智，没有超个人的观点层次高，因而将这一立场称为“人头马”的水平，但斯耐德认为存在主义—现象学比起维尔伯的立场更适合人类的情况。存在主义—现象学的水平不只限于个体的；它还能(如果个人已得到足够的发展)包括集体经验、深层次的精神或超越的瞬间，其中有许多就是维尔伯所说神秘家的瞬间。但存在主义—现象学的水平不将这种经验视为与宇宙融为一体。

　　存在主义—现象学的观点认为，维尔伯对终极意识的描述是不切实际的，即使它可以达到，也并不吸引人。这一批判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人们是否可以达到维尔伯所称颂的绝对的开放，即人类是否具有达到所谓终极意识的能力，是值得怀疑的。斯耐德认为，终极意识这一概念是极端的、自以为是的，对人类而言是几乎不可能取得的。第二，终极意识即使能取得，也与人们日常生活所关注的事情关系不大，它对人的意义何在，也是值得怀疑的。第三，即使每个人都能达到终极意识，它的吸引力也是值得怀疑的。终极意识即便不是可怕的、难以控制的，也是单调无趣的。生活在一个完全开放、完全平静和充满福佑的世界里是否太单调无趣？这样的一个社会是否缺乏应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人类精神是否会变得漫无目的、缺少激情？如果维尔伯的概念真的被使用，那么，终极意识可能会培养出这样一些人：他们因忘了痛苦而不再感受到欢乐，因忘了义务而不知道珍视爱，因忘了如何批判地进行思考而不再追问生命的意义，因忘了竞争和斗争而不再热情洋溢。

　　斯耐德为更现实的意识提出了辩护，在这一意识中，界限(boundary)与最佳的自由状态并不是矛盾的。他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维尔伯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人/神问题。

　　斯耐德表示，他同意维尔伯的以下关键前提：(1)在某种意识水平上，我们以二元的方式来看待世界，我们压制那些对我们造成威胁的不同观点。这样我们就会感到自己是好的、强壮的、男子气概的，而不是恶的、软弱的、女里女气的。然而，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会或者失去了活力或者被我们的否定带来的后果所困扰。(2)越“健康”的人越不压制与自己有分歧的观点。他更加思想解放、更加豪爽、更加丰富。他也更少被否定的可怕结果所困扰。

　　但维尔伯继而声称理想的健康的人(神秘家)允许所有的观点存在。神秘家能完全“摆脱个人的困惑、紧张和焦虑”，因为他已不再受压抑或受对立等二元的思维方式所带来的折磨。维尔伯还认为，我们都有像神秘家一样看待这个世界的潜能。我们可以通过专注于当前的世界来达到这一点。经过大量实践证实，我们意识中的范畴或界限就会消失，我们的意识就会打开，并与宇宙中的所有形式的存在结为一体。

　　但斯耐德的疑问是，人们真有能力达到这种开放吗？消除所有的界限而又完全生活在现在，这意味着什么？斯耐德认为，不受抑制的、完全的知晓是可怕的。就是说即使最自由的人也必须有界限，除非他们精神崩溃了。这种自由的人有足够的勇气走到极致，将自己的头脑(mind)和心灵(heart)放逐到远方。他们为自己的事业而冒险，经常受打击，受不确定和社会孤立的折磨。然而，就是那些健康的人走到极致的时候，他们也会面对界限。即使像甘地这样的超越的人，在某些方面也会受到性别和情感上的局限。对大多数人而言，都存在一个“突破点”或界限，不管他如何不受约束。

　　这一界限可以被视为一个人的宗教或关怀的极限。在这里，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受敬畏、命运或某种神的控制。突破这一界限是困难的也是危险的。我们作为人，具有自我并且属于这个世界，这一切的意义的感受中心，也就是界限之所在。这些最极致处的界限不是错觉，而是我们的存在和健全心智所必需的。

　　那么，达到终极意识意味着什么呢？对宇宙完全开放意味着什么呢？维尔伯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无界限状态与神秘家的超越性境界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前者的体验是“前个人的”，即退回到婴儿时期的下意识状态。后者的体验是“超个人的”，即超越所有“较低的水平”并获得合一的意识。精神病人的世界是混乱的、不负责任的；而神秘家的世界是沉静的、负责任的。

　　但斯耐德认为这里面还是有问题。精神病人并不完全如维尔伯所说的那样，有数据表明他们可能觉知敏感而又意识尖锐。仔细观察个体的表现，并不能如维尔伯所说的那样，能够清楚地将前个人的精神病人与超个人的神秘家区分开来。最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也能显示出最有逻辑性的甚至最深邃的洞察力，相应地，最伟大的神秘家也可能表现出最不正常的行为。

　　有一个研究小组对卓越的英国作家和艺术家进行抽样研究，发现47位中有18位曾因严重的情绪失调进过医院，其概率为38% 。这一概率是总体人口得情绪障碍概率的6倍。虽然这些人不完全是维尔伯意义上的神秘家，但他们的确在许多方面有超越普通意识的经历。许多其他有超越经验的人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形。

　　虽然维尔伯引证的神秘家的生活情况很少为人所知，但一些资料表明这些神秘家的实际情况并不如维尔伯说的那样纯粹，包括一些精神领袖(其地位是毫无疑问的)在内，他们许多人都有如吸毒、酗酒、性丑闻等等的经历。而且，如果神秘家得到终极意识，那么他们是否能保持沉静，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如果神秘家真正对一切观点开放，那么他们不也就意识到自己是一切观点的占有者吗？如果真是这样，他如何能够保持沉静呢？神秘家们不仅仅“知道”他们自己及他人的奥秘，而且还“居住”在宇宙的旋涡中，宇宙的“黑洞”、星球的爆炸和碰撞、各种挣扎着的生命无不在他的世界范围内。任何人的自我，无论他多么超越，也很难承受这一切。

　　斯耐德怀疑维尔伯虚报了神秘家的能力。神秘家有能力达到人类意识的高峰，能超越许多世俗的规则和平凡生活的范畴，但神秘家是否没有压力、是否知道一切、是否与“宇宙整体”都有联系，则是值得怀疑的。仅仅是一些圣洁的梦、幻想和异常的状态不能使人确信整个的超越。相反，即使是神秘家，也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在某些方面也会受到限制。他们可能摆脱了一些个人的、文化的和生理的限制，但总会有其他的一些限制。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谈的也就不是人了，而是“真正”的神。

　　终极意识意味着终极真理。但对于真理而言，没有最终的发现，只有最新的发现。我们关于自我或世界的知识不可能是绝对真实的，只能或多或少是真实的。康德将现象和物自体进行了区分。现象是通过心智的有序结构可以得知的东西，而物自体则是心智所不可知道的东西。维尔伯在谈到预知时，也部分承认这种观点。他说：如果预知是绝对真实和绝对可能的，那么一切早就被决定了，就没有自由意志，没有创造力，也没有诸如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一类的东西。

　　在此，维尔伯表现出思想上的矛盾。他如何能一边说未来不可知，一边又说历史是人与终极实体的关系的展现呢？他不相信预知，那么他如何知道历史的“终极”将会带给我们什么？那些圣人连我们早餐会吃什么都不能预知，他们又如何拥有无限(物自体)？如果所有的事件都是内在关联的，那不就意味着由一个事件能预测出任何其他事件？如果神秘家不能知道未来，那么他们又如何避免冲突？看来以上问题与维尔伯的如下主张相矛盾：伟大的神秘家解决了自我与非我之间的分裂。因为如果未来不可知，那么，在熟悉的、可预见的事物与潜在的、令人不安的、威胁性的事物之间就存在着张力。这种张力就意味着自我与非我之间的冲突，冲突就是不平静、不安宁。

　　维尔伯宣称的神秘家的经验直接与无限、永恒相联系，这种主张不仅与一些哲学和心理学理论以及他自己的理论有矛盾，也与不信终极真理或绝对真理的现代科学和哲学趋势相矛盾。虽然神秘家比起我们大多数人来，可以接触到更大的经验世界，但他们与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样，也只能潜在地接触到无限。

　　第二，终极意识的意义问题。

　　斯耐德提出，即使终极意识是可以得到的，那又怎么样？神秘家、圣人及上帝的无限永恒的知识对生存在地球上的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斯耐德认为，东方神秘主义能不能解决西方的问题，是值得怀疑的。维尔伯的神秘家、神明对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生命而言，实用性是有限的。假定有(并且从古至今一直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不压抑，没有强迫性地纵情，能进行不受限制的交流，他们还能揭示每个人都是耶稣基督、或克利须那神(Krishna)、或佛陀的平等的子民。此外，还假定有各种各样的具有非凡意识的神存在。那么，我们对人类发展进程能说些什么呢？这些神秘家或神本身改善了我们的命运吗？当我们遭受战争、种族冲突和大饥荒的时候，他们在我们中间吗？他们正在帮助我们面对核裁军、恐怖主义、工作和婚姻的压力吗？在斯耐德看来，这些神是远离日常生活的。

　　斯耐德认为，维尔伯引用的一些伟大的神秘家，如佛陀、老子、克利须那神等，都明显地是植根于现实的。这些杰出的人物所知道的都是一些帮助人的策略，而不是宇宙的终极真理。例如，在佛家和道家看来，自我像河水一样流淌，像自然界的法则一样，还认为接受这种过程能够促进和谐，他们并不寻求宇宙的绝对真理。当学生问宇宙是否是永恒的，佛陀说：“我不知道宇宙是否是永恒的，而且这个问题我也不关心。因为无论答案是什么，它都不会对如何减轻人们的痛苦这一问题有帮助。”(Schneider,1987)

　　斯耐德认为，如果传统智慧能帮助人提高自尊，改善夫妻关系，或对我们思考全球问题提供启迪，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例如Gendlin(1978)在禅宗基础上发展了“聚焦”(focusing)技术，这种心理治疗技术能帮助来访者减轻痛苦，重新获得活力。它并不是帮助来访者获得不朽、空、完美、超越，进入终极意识。如果它帮助病人获得的是这些，大概就很少有来访者会对它感兴趣了。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类英雄，不需要那些声称能接触到宇宙终极的神。我们需要那些脚踏实地，能为家庭、爱人、朋友和现实的社会改善而承担责任的人。“神”会为这些问题烦恼吗？斯耐德说，他宁愿相信有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具体地改进了他自己或别人的生命状况，也不愿相信有一千个神明在那里谈论什么宇宙的震动或纯粹能量的水平。如果这种水平的想法是“人头马”的，那就由它去吧，因为尽力超出这一水平是没有价值的(Schneider,1987)。

　　第三，终极意识状态是否吸引人的问题。

　　维尔伯所引证的那些能获得终极意识的神秘家，斯耐德认为是值得怀疑的。斯耐德更进一步地说，终极意识即便能够获得，也没有那么吸引人。很难想像出一个满是圣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与世界的自然节律和谐一致，经常沉思冥想并脱离他们的肉体，对他人绝对温暖、仁慈和尊敬，每个人都会完全被接受，每件事都会被允许。因为没有压制，所以也就没有复仇或冲突的威胁。人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好的，因为在那样的社会中，所有的行动都是神圣的或超越的。一句话，所有的生命都是有福的，没有紧张，也没有恐惧。

　　毫无疑问，和谐和福佑是美妙的，完整也是美好的。但上面的景象太离谱了，以致使人怀疑人们为何要参与到这样的社会中去。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还有没有生活的动力，也是值得怀疑的。所有的行为都是超越性的，所有的人都是热心友爱的，整个世界都是充满和谐的。这样的世界也太单调了，以致于它对人的吸引力一定不会持久。为什么情人间要保持情欲之火？为什么艺术家要锤炼其作品？为什么思想家会创造出深刻的理论？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试图做点什么？所有这一切都没能得到解决。

　　完全的超越和自由不仅在人性上是不可能的、不恰当的，而且也是暗淡无趣的。没有界限，就会与过多的限制一样没有活力。界限对存在主义—现象学者来说并不总是消极的，并不总是暗示着有缺憾的、退缩的生命。恰恰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界限可以带来生气，可以加强所限制的生命。适度的不足和压力对完整人性的实现是必要的。根据弗洛姆的观点，“自由的可能性”恰恰存在于我们能认识到：什么是我们能选择的，什么是真正不可能的。罗洛·梅认为，当我们意识到死亡时，生命会更加有活力，更加有激情；死亡有意义，也正是因为有生命。上帝需要魔鬼的存在。只有在对抗命运的时刻才谈得上自由；而命运也正是在对抗自由时才变得有意义。矛盾的双方互相成全对方，彼此给予力量。贝克尔(Becker)也有类似的观点：不论取得什么，必须在人的能量范围内取得，在没有失去活力时取得，在激情、想象、痛苦、害怕和悲伤的经历中取得(Schneider,1987)。这些作者是从“健康的”角度去看待界限，他们认为界限不会使人失去活力，不会限制人的能力，反而会激活生命，使生命力苏醒。如果一个人没有被压制、被命运决定的感受，他又如何能深刻地了解自由的价值？如果一个人不经历悲伤，他又如何能感到真正的喜悦？当然，健康的人不会去寻求不必要的对立面。他们不会为了增加自由而去寻找限制，不会为了增加喜悦而去寻找悲伤。生命中自然存在的对立面就足够了。界限有时候不仅不可怕，而且会受到欢迎。正是因为有了界限，才使热情、需要和愿望得到了最佳的升华和引导。真正的解放是与界限分不开的。界限虽然可以延伸，但应该有一个最佳点。如果延伸得太远，或如维尔伯所提倡的，延伸到整个宇宙，那么界限也就失去了意义。正如克尔凯格尔指出的，“不受限制的”世界与“受限制的”世界一样，都是一种逃避，都否定了生命。

　　在斯耐德看来，我们这个世界不可能是完美的，完美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如果没有界限，人可能会发疯。如果没有被赋予超级能力，佛陀或耶稣就不自由吗？如果没有得到完美和全知，人的头脑和心灵就不够宽广了吗？维尔伯及其他超个人思想家，能否向我们显示不朽、完美和完全的超越究竟是如何有助于人的？他们如何帮助那些失去工作、失去配偶或失去喜欢的生活方式的人呢？即使他们有办法，恐怕也是“人头马”的。

　　超个人论者也许会说，那些批评终极意识的人，不了解终极意识的规则，更缺乏相关的训练。因此，他们会说这些人没有资格批评超个人的经验。然而，那些超个人论者中是否有任何一个人直接经历过终极意识，并以这种经历来证明终极意识，则是值得怀疑的。斯耐德断言，即使是一生的训练也不能保证获得终极意识！虽然在目前还不能明确地证实或否定终极意识，但仍然能够，而且应该多考察它的实践意义究竟何在。当超个人主义者将终极意识作为一个正式的概念时，他们就会面对这种考察。

选自：郭永玉著《精神的追寻：超个人心理学及其治疗理论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264页。

参考文献：http://www.personpsy.org/Info/Details/1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