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名之——一个精神分析师的尊严

  • 作者:孙平
  • 来源/出处:孙平的Psychology
  • 发布时间:2019-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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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次在箭头湖(Arrowhead)举办的“加州大学系统精神分析跨学科研究年会”,我不会轻易动笔写我的爷爷。

  我曾经幻想着自己成名成家,在众人的哄抬和奉承之下,将自己的”家学“渊源娓娓道来。那时,我将让世人知道,我的才华和勤奋,不曾辱没了他的名声。我的志气,亦不比他小。

   这是虚荣,带着俄狄浦斯竞争意味的虚荣。但如果我的爷爷,生前若曾有半点在乎过此种虚荣,他也不会带给我如此之深远的影响。

一、童年影响

  我的童年,从小学到高中,在爷爷奶奶家度过。

  在这个家庭中,奶奶给我的印象是:博学而严谨。她一直骄傲于自己在民国读大学(蓝田国立师范)外语系期间,曾在钱钟书门下学习过三年英语。她内心极为认同这位当时的俊年才子。每每以自己在他的熏染下,练成的一口标准伦敦口音为荣耀。

  她从我七岁开始教授我英语,有时为了矫正我的读音,她甚至会把剥过壳的熟鸡蛋放在我的口里,以固定我的发音口型。

  为了锻炼我的中文古文能力,我每周几乎都会在她的指导下,背诵唐诗和她认为有气蕴的古文观止文章。

  在我的童年,日常之中我更多地是受到奶奶的影响,而爷爷呢?他在哪?他始终都在案头。

二、“玻璃瓶底怪人”

  在我的童年印象中,我的爷爷,带着一副度数极高的近视眼镜,那副眼镜的近视度数听说有1200度......当时家里的父辈们,在闲聊当中,经常会玩笑地把爷爷的眼镜称为“玻璃瓶底”。因为像汽水瓶那样的玻璃瓶底部,你不知道它们究竟一圈圈绕了多少轮。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每一轮绕着的都是爱。

  童年的我,并不知道他爱什么。

  只知道,每天下午放学回来,爷爷都坐在他的书桌前,罔顾周围所有人,所有事,兀自在写着什么。

  我记得他书桌上的那掌白炽台灯,我记得他用的那支比我当时的大拇指都粗的深绿色钢笔,我记得......在夏天热到不行的时候,他依然光着膀子,吹着电扇,在桌前奋笔疾书的样子。

  我觉得他是一个十足的怪人。

  直到我到美国来以后,前一阵子做梦梦到爷爷,他都是一个人坐在他的书桌前。我梦到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参考书,有座小山那么高。

  直到现在,我人格中有一个部分,依然觉得他是一个怪人。    

三、精神分析

  到了初中以后,我和爷爷的交流才逐渐多了起来。

  有一次,我问爷爷,我说:“爷爷,我翻了你的书,我发现你书的扉页上有一个美女躶体躺在沙滩上,爷爷你是不是在读禁书啊?”

  他眉头狠狠地皱了一皱,在他皱眉的时候,那个被玻璃瓶底所环绕着的一对小眼睛更加眯成了一条缝。

  他不太高兴地说:“你看的那本是弗洛伊德的《释梦》(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那不是什么禁书,那是科学,你们这些不懂的人,就喜欢把这门科学庸俗化......”

  后来我才知道,扉页上的图片是后人画的,弗洛伊德所描述的他病人的梦境。

  这次对我而言并不愉快的对话,却让我产生了一个个的疑问:什么是精神分析?为什么我这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爷爷一听到我谈他的书,反应就会这么大?而且这本科学书上面怎么会有美女图?还是躶体?这太奇怪了。

四、爷爷的“黑历史”

  产生了这些疑问以后,我对我的爷爷这个人,我对他的历史也产生了疑问。

  我开始问他一些他年轻时的经历,而他,倒也很有兴趣告诉那些掌故。

  首先,在我爷爷的话语中,出现最多的一个人,就是高觉敷。

  高觉敷是他的老师。他告诉我高觉敷,实际上是中国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有“南高北潘”之说。南方的高觉敷,北方的潘菽,对文革以后中国心理学的恢复,贡献最大。

  爷爷1939年就读于蓝田国立师范大学教育系,他在那里遇到了自己得以追随一生的恩师高觉敷先生。

  高觉敷之于我爷爷,比钱钟书之于我奶奶,影响可能更大。

  大到什么程度?1949年南京解放以前,我爷爷和奶奶其实一直在犹豫是随着家人逃到台湾(太爷爷一家二十余口全部随国府撤到台湾),还是留在他们真的挚爱的这片土地上。

  爷爷很犹豫,因为奶奶不想走,奶奶的家人都在湖南,走不了,所以奶奶不想走,不愿走。另一方面,奶奶当时信任新政权,她相信即将到来的,会是一个比民国好很多的新中国。

  而爷爷是一个大孝子,他手里拿着自己父亲,我的太爷爷给他两的两张去往台湾的船票,踌躇不定。他想走,因为他原生家庭所有的亲人都会走。他不想走,因为他深爱的妻子希望留。

  在极度的为难之中,我爷爷来到了高觉敷老师家,他问高觉敷的意见,高老对他的回答是:“共军围城,我是不会走的,我已经准备了一个月的粮食,我会留下。”

  我记得爷爷在叙述这段经历的时候,其实是带着笑容的。中学时代的我,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会笑。

  因为后面发生的事情,是个人,都笑不出来。

五、“万猪场”

  毫无疑问,两个对我爷爷这一生影响最大的人都决定留,那么忠和孝,我爷爷也就选择了前者。他告诉我,他最终把属于他和奶奶的两张船票扔了。我问他扔哪了,他说不记得了,可能扔长江了。

  自此以后的四十年里,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以及他好爱好爱的,即便在去世之前,依然挂在嘴边的,9个亲兄弟姐妹。

  此去经年,天各一方,永不相见矣。       

  1957年,对中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劫难。它对爷爷奶奶亦是如此。

  后面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我不想说,说了有可能也会被censor,我希望把那些事情放在将来我的书里。

  只有一件事情,我想稍微提一提,因为我的爷爷,对那个地方印象太深刻。

  那是湖南的一个偏远农场,1958年以后,那里放了很多“卫星”,不但说亩产万斤,而且农场里面有一万头猪。但是,显然当时实际可能只有一万头猪的百分之一二左右。所以,明显头数不够。

  怎么办呢?画!

  如果让农场所有的墙壁上画满了猪,那么不就是名副其实的“万猪场”了吗?

  谁来画?我爷爷。

  彼时爷爷除了心理学以外,最大的爱好就是画画。在被划为右派以后,他被下放到了这个农场,于是很自然地,他成为了整个农场里面最会画画的人。

  爷爷说他因此画了几千头猪。

  无论天晴、下雨、打雷、闪电,他都在画。

  妻离子散,他也在画。

  放弃了专业,没有了教职,他也在画。

  得了当时不可治的肺结核,他还在画。

  接下来这一段,不是爷爷说的,因为他不记得了,是奶奶补上的。

  奶奶说,在一个狂风骤雨夜黑风高的晚上,她隐隐约约听到有人敲门。她爬起来开门以后,发现爷爷就直挺挺地躺在门外。惊慌失措的奶奶把爷爷的头扶了起来。奶奶描述这一段的时候,反复用了一个词,那就是“气若游丝”。

  爷爷几乎从“万猪场”爬回了长沙,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肺结核肯定会让他死在农场,但他思忖着,死,怎么样也要死在自己所爱人身边,所以他爬也要爬回来。

  他做到了。他没有死。他回到了奶奶身边。

  在箭头湖会议中,在和这些尊贵的加州大学系统的精神分析研究者们的研讨中,他们有些人在说着自己在上个世界六、七十年代的受训经历,是如何如何的僵化,如何如何地死板...

  但他们没有想过,彼时在太平洋的另一端,有一个和他们有着同样学术素养,和专业热情的同事.......他在画猪,他在因画猪而几乎死去。

  当时我的爷爷,不能读英语文献了,他就从零开始自学俄语,并且偷偷地翻译了一本俄语心理学教材。他挑粪、他扫厕所,他画猪,但他依然在阅读,他告诉我没有一分钟,在他的生命中,放弃过心理学和精神分析。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知道有一天,这个国家可能会再需要他。        

  我尊贵的UC系统的同事们,我用英语说出了这些故事的百分之一,你们就已泪流满面。我若说出了这个故事的全部,那会发生什么?

六、关于尊严

  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尊严。    

  在奶奶的回忆录中她写到,在后来的文革时代,他和爷爷,关于外在尊严的底线是“剃阴阳头”——如果他们被红卫兵逼着剃了阴阳头,那么两人就约定一同自杀。这是独属于他们俩的尊严。

  我的爷爷,曾经被包括我在内的后辈们嗤笑,因为大家都觉得他迂阔不识世事。我的父辈中有人经商,他经常会用长沙话说爷爷是一个“迂夫子”。爷爷则会反唇相讥说:“放在以前的中国,夫子比商人要受尊敬得多”——这种有些跟不上时代的价值观,如果你从内到外的相信,它也是独属于你的尊严。

  爷爷被“改造”的时候,不被允许读书,他就悄悄地读;被揭发以后,他申辩自己读的是俄文,其目的是要学会怎样驳斥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作为“伪科学”的心理学。情况稍好一点以后,他走到哪里都读书,后来还悄悄地带书回来给奶奶,两人一起悄悄地读。这也是尊严。

  所以,我发现有些人把知识当资本,有些人把知识当阅历,有些人把知识当晋升阶梯,像我这样的人,有时把知识当成随时可以炫耀的,陈列在我弹药库里的武器。

  而有不多的一些人,他们爱知识本身。那些迫害他们的人不知道,剥夺他们的获取知识的渠道,就是剥夺他们的尊严。

  但这些人,若有一丝可能继续获取知识,他们就在内心中怀揣着最后的一点尊严。这种人,他们一代又一代地存在着,他们不会死去。如若有一个公允些的环境,这些人有时也被称为一个国家的"脊梁"或者“良心”。我在中国见过他们,在美国见到过。我由衷地尊敬他们。

  但,这仍旧是一般性的尊严,它还不能说明我爷爷,孙名之先生,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师的尊严。

  接着上一篇,我会开始谈爷爷和精神分析的关系,当然,这依然是以我的视角展开。

七、他不是精神分析师

  我的爷爷,在现实中,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精神分析师。

  他从来都没有跟IPA(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sis Assoication)接触过,甚至没有做过精神分析候选人。他没有参加过任何系统的精神分析培训。他也不做临床。   

  我第一次从南京飞到洛杉矶,落地后的第三天,我来到了我现在受训的研究所——洛杉矶新精神分析中心(New Center for Psychoanalysis),在我的导师Matha Slagerman博士的陪同下参观——现在被我视为第二个家的地方。

  我看到了我们的教室,教室两面墙的书架上摆满了姓名从A到Z的精神分析师的各种重要著作。不想,我当时眼睛就湿润了。

  我想起了儿时,爷爷的书架。      

  在那些书架上面,有一本爷爷在八十年代从香港托人买回来的,弗洛伊德的英文版《释梦》。那是他为数不多的几本外文书之一。爷爷平时很不喜欢别人碰那本书。

  高中时代的我,曾经有一次偷偷地从书架上把那本黄色的《释梦》拿下来看,当然,我那时候基本读不懂。

  但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那本书,几乎已经散架,很多页已经被翻烂,但是上面一个字的笔记都没有。

  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爷爷爱那本书的程度。他不断地读,不断地看,却根本舍不得在那本宝贵的外文书里做上任何笔记。

  现在想来更让我震撼的是,在爷爷的书架上,几乎从来没有一本书看上去像是新的。每一本都是旧的。因此你可以说,每本书都被他榨干了。

  1979年,爷爷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以后。他重新出山,和高觉敷老师、李伯黍老师等人一起,从零开始重新翻译西方的心理学教材。同时他们组成了一个心理学教师团队,到全国各地的师范学院培训年轻的心理学老师,帮助各大学恢复心理学学科。

  爷爷告诉我,有一次他去四川地区做培训。有一位受训的年轻心理学老师非常积极恳切。爷爷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叫做黄希庭。下课以后,黄希庭老师找到我的爷爷,问他怎么学的英语,为什么英语会这么好?

  我爷爷的回答是:“你把一本牛津英语词典翻烂了,你的英语自然就好了”。

  他就是这样。我记得他是一个爱体面的人,每次出门办事他都会穿戴整齐,工作场合几乎都是西装领带,并且出门前都会梳理头发。但是他几乎所有的书都是残破的,每一本都快要被他翻烂.......

  我从这些记忆中回到了参观的当下,回到了洛杉矶。参观结束后,我跟我的妻子说:“老婆,如果我爷爷看到了这个研究所,看到了那些被人不断翻阅而变得陈旧的书,我觉得他一定会哭出来。你知道,曾经他只有一个破旧的书房,他只有一本《释梦》.......”

  是的,我的爷爷从没有占有过很多精神分析资源。和我现在经历的正规系统精分训练比起来,和我现在可以接触到的海量精分文献比起来,他所拥有过的,真的只是一点点。

  但他对自己的那一点点,却爱之如至宝,惜之为朱玉。

  我在考研期间,他告诉我不要老关注霍妮(Karen Horney),还要留意英国的客体关系学派的最新发展,克莱茵理论好像很强势。注意美国的人际间精神分析,尤其是弗洛姆(Erich Fromm),这个人的作品还会有再兴的一天......你可以说,直到今天,他的这些建议都没有过时。客体关系就不要说了,弗洛姆随着当今关系精神分析(Relational Psychoanalysis)的兴起而重新受到学术界重视,这在十五年前就被他预测到了。

  他是怎么知道的?他是怎么积累的?他怎么会具有这种精神分析理论的敏感性?要知道,他从1949-1979年这中间几乎被断送掉了一个学者的黄金三十年!他在2000年以后,又因为工作过度而几近失明。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不知道,或许我再也不会知道。在那些和其他人家人一起讪笑他迂腐的童年岁月里。这个怪人在做些什么,在读些什么,在写些什么,我真不知道。

  但是在你成人以后,有时候,你会记起自己的爷爷,他在读书和写作时,眼里曾经闪烁的那种光。那种真的可以忘掉周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存在的,带着某种迷之专注的光。你甚至会梦到他的那个样子。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温尼科特所说的,“一个父亲对自己工作的爱,可以点燃一个孩子对外面世界的,最初的向往。”

八、弗洛伊德

  说来奇怪,我跟弗洛伊德真的有缘。甚至我的命运,一部分被他所决定。今天是他的诞辰,那么我需要来说说他。

  我本科读的并不是心理学,而是英语。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从小英语成绩就好,以至于高中时代,每次学校来外宾,都要我参与接待。接待了之后,老师还会在班上表扬我,说只有我可以跟外宾聊得欢。

  这是我最有自信的一门语言。原因肯定跟我奶奶的启蒙有关,我在上一篇里有交代。

  所以很自然地,我大学本科报了外语系,主修翻译。

  困难的选择是,硕士报什么专业?

  我当时的考虑是英美文学方向的硕士,或者是比较文学。大学四年,我一边玩乐队唱着披头士、枪花和涅槃的歌,一边如饥似渴地读每一本英美文学教材。在我看来这一点儿都不矛盾,枪花的骚劲和拜伦的“给我一张嘴,从南吻到北”其实如出一辙。

  直到那个晚上和爷爷的谈话,改变了我的看法。

  我记得是在大三上学期的某一个晚上,爷爷拄着拐杖走到我的房间跟我聊天,当时我正在玩电脑游戏,也就有一句每一句地跟他聊了起来。

  他问我硕士想考什么专业?

  我说英美文学,我喜欢英美文学。

  他问我有没有考虑过转心理学?

  我说没有,因为它跟文学无关。

  接下来这段话我记得十分深刻,他说:“我知道你喜欢文学,但是我想告诉你,心理学和文学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怎么会无关呢?如果你读弗洛伊德的《释梦》,就会发现那里面有一章是专门谈文学的。还有,你以为弗洛伊德这么伟大,他的文学功底会差么?”

  我仍然在打着游戏,而爷爷说完这段话以后也就离开了。

  虽然仍旧不以为然,但是他的这句话在我心里留下了印象。

  直到几个月后,在准备英美文学期末考试的一个晚上,我才明白爷爷话里的意思。

  在当时大三的英美文学教材上,有一篇选读文章,恰好节选自弗洛伊德的《释梦》,这篇文章不是考试内容,但却吸引了我的注意。

  弗洛伊德在这篇文章里面,对哈姆雷特向自己的叔叔复仇前反复的犹豫(hesitation),进行了精神分析诠释:他认为这是因为叔叔克劳,杀害了哈姆雷特的父亲,娶了他的母亲,而这,恰恰完成了哈姆雷特本人在俄狄浦斯阶段,自己本就有的但成年以后被压抑的弑父娶母的夙愿!哈姆雷特的犹豫在于他的自我厌弃——我自己心内有一部分,其实并不比我的凶手叔叔好多少!

  厄的妈呀,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在背完雪莱的《西风颂》以后,接着读这篇文章的感受:你就感觉,弗洛伊德,真特么是文学世界中的一股泥石流!太牛啦!太有创造力,太深刻了!

  这就是我想要的。爷爷说的,其实没错。

  但是后来,我在读心理学硕士期间,家里有人也开始讪笑我,说我接了爷爷的班,开始准备去研究死人的理论。

  我当时没有反驳他们,因为当时我没有足够的语言和自信,去应对那种讪笑。现在我有了:

  1. 首先,我做心理学,并不是接爷爷的班,我从小就是一个独立而逆反的人。没有人,可以让我没有信仰就下跪。我做心理学,做精神分析,是因为在精神分析的世界里,我见识到了这个世界上,对我而言最有穿透力的理论。它不但可以指导文学创作,而且其本身就可以以文学的形式来组织。

  2. 是的,如弗洛伊德、弗洛姆、克莱茵、科胡特这些精神分析学家们的确已经作古。但是他们理论和实践的价值,还远远没有被完全开掘。研究他们的理论和临床,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深切地理解自己,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治愈他人,是为自利利他。这是佛陀的事业。

九、爷爷的眼泪

  我的美国精神分析老师们,比如说我的督导Estelle Shane博士,她今年九十岁,她告诉我她有接近六十年的分析生涯。

  而我的爷爷,虽然他活了接近九十岁,却只有二十年真正的职业生涯。

  在那80-00年的那二十年里,他就像从牢里放出来的猛虎一般,抓住所有机会,做他一直希望做,却没有自由做的事情。到了99年,他用功过度,双眼几近失明了。

  而且,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患上了癌症。我知道他知道,但他并不害怕。   

  当时我在南京读心理学研究生。每次回长沙,爷爷都会把我叫去他家。读书和聊天。

  读什么,读他在那二十年时间里面,翻译的著作,和写的文章。还有帮助他清理他的书架。

  聊什么,聊精神分析,聊我对精神分析的各种新理解,而他则对此进行回应。

  他真的翻译了很多书,很多文章(这让我读得很累)。而且他很多很多的翻译,曾经都是替高觉敷老师无偿做的,做完甚至连署名都不要。当时也顾不得有偿无偿,要不要留名。那时候,这些人,都怀着一种要恢复中国心理学学科的急切心情,一种迫切的使命感。最重要的是,他们都知道自己时日无多。金钱名利放在学者生命的末期,真的已经算不上重要。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下午。我们坐在客厅里,茶几上堆满了爷爷之前的译著,他们分散在以高老署名的各本教材里。

  其中有一本,是爷爷的最爱,它是美国心理学史家波林(Edwin Boring)的《实验心理学史》,高老主译,我爷爷则负责翻译“精神分析”那一章。

  那天下午,我为他读的,就是他翻译的那一章。我记得那一章最后的一句话,好像是“我们有幸地能够看到,精神分析,这只条顿小虫,终于蜕变为了一只飞翔在美利坚这片自由土地上的,骄傲的蝴蝶”。

  读完之后,我合上书。

  我朝爷爷的方向看去,他在哭泣。

  眼泪,从他已经失明的眼里,止不住地流淌出来。他并没有哭出声,他只是默默地流泪。

  那一刻,于我而言是震撼的。一个89岁的老人,在他25岁的孙子面前默默的流泪、哭泣。不因别的,只因他年少时的那份热爱,那份热爱。

十、一个精深分析师的尊严

  在加州箭头湖,我把爷爷的故事中的百分之一不到,在"精神分析师的老去和死亡"这个panel disussion中进行了分享。

  会后,不断有美国同事,年轻的,年老的,向我走来,真诚地跟我拥抱,与我握手。

  有一位名叫Sandy的女士告诉我,在会上,她听了我的讲述,哭了足足二十分钟。她希望给我做一个访谈,把这些故事完整地写下来。我说好啊,我们约时间出来吃饭,大家都在LA。

  她接着说:“我很高兴你把自己的家人这次都带来了,我真的希望你把这些动人的故事传递下去”

  我显然被她的话所触动,我说道:“是的,Sandy, 那些可以代际传递的,不光只有创伤。那些传递下来的,也将继续传递下去的东西里面,可能也有一种比生命还要宏大的精神(a spirit which is larger than life)”.

  然后我们拥抱,告别。

  但是,在用英文做访谈或者写作以前,我想先用我的母语中文,把这些关于爷爷的片段串起来。

  我知道,这是我爷爷希望看到的事情。他生前,真的没有一天不惦念着自己的国家,不惦念着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他有着不同的政见,但他对国家的爱比任何人都浓烈。

  他无力冲破时代和环境的囹圄,成为一个字面意义上的精神分析师。但他“有创造力地去爱、去工作”的一生,让他不失拥有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的尊严,和从未妥协过的灵魂。

  To my dearest father & grandpa.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YUQHy4wx9WiBC5AAXeVB5w;https://mp.weixin.qq.com/s/-xLZJ7HEBIfnQQYyvTFBFg)


附录:《释梦》简介

作者:  [奥地利]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作名: Die Traumdeutung
译者: 孙名之
出版年: 1996-12
页数: 760
定价: 46.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哲学
ISBN: 9787100018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