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恐惧，惶惶不安，是我的深切感受”，回顾武汉封城以来的四十多天，78岁的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唐翼明说，“没有想到这个年纪，居然碰到这么一场灾难，所以感慨非常多。”
1949年江山鼎革，父母仓皇赴台，年仅7岁的唐翼明和弟弟妹妹留在大陆，从此经历了无数磨难。直到1978年，曾因出身而被排拒在大学校门外的唐翼明考上武汉大学，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研究生。
八十年代，唐翼明赴美留学，追随著名学者夏志清研究中国文学。而后赴台湾服侍双亲(他的父亲曾任蒋经国内阁的“考选部”部长)，同时在中国文化大学任教，成为大陆去台湾的第一个教授。2009年退休后，唐翼明回到熟悉的武汉定居。
在接受采访时，这位著名学者讲述了自己印象最深的事情。他高度评价作家方方的“武汉日记”，称赞她是“最出色的战地记者”。
唐翼明认为，这次大疫不仅仅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其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否则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如此惨烈。”
唐翼明呼吁正确理解“多难兴邦”，多从制度上反思和改进，“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方方那样，敢于说真话，这样国家才有希望。”
“没有想到这个年纪，居然能碰到这么一场灾难”
马国川：您是什么时候注意到疫情的，有什么切身感受?
唐翼明：早在去年12月下旬，社会上就开始有传闻。到元旦华南海鲜市场封闭时，大家就觉得有问题了，不然不会把一个市场封掉的。不过，由于没有明确的信息，当时绝大多数人没有觉得问题有多严重。我照样每天去游泳，游泳的人也挺多。
1月份10号以后，各种各样的传闻让我警惕起来。1月20日钟南山出来说，“肯定人传人”，建议封城，我马上认识到问题一定非常严重，美国一些关于传染病的大片不就是把某个地方封起来吗?我马上打电话给我家阿姨，劝她和家人赶快开车赶回老家蕲春，不走就怕来不及了。他们当夜顺利回到老家，第三天，也就是1月23日正式封城的消息传来，我心里真的害怕起来。什么信息都没有，不知道形势究竟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紧张恐惧，惶惶不安，是我的深切感受。
马国川：您这一生中，这种惶惶然的心情是第一次吗?
唐翼明：“文革”开始那年我才24岁，一夜之间突然成了“反革命”。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中午我正在监督学生睡觉，突然有人叫我到校长那里去。走出教室，走廊里面全都是关于我的大字报。昨天的学生和同事，转眼成了自己的敌人，开批斗会。可能是当年比较年轻，只觉得事情太荒诞，没有这次这么恐惧。总而言之，听到封城的消息，尤其是真正封城之后，人们都恐慌起来。
马国川：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之所以恐慌不安，很大原因是因为没有信息。
唐翼明：这是最大的问题。疫情在专家圈子里已经传了一个多月，我们却被蒙在鼓里。突然变得如此严重，谁也没有想到，心里没有底。从前流行病是有过的，但是一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被封城，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现代城市交通这么发达，人口这么多，事务那么繁忙，突然被冻结起来了，恐怖之情难以形容。
马国川：最近40多天主要是在做什么?是在做一些研究，还是主要关注疫情呢?
唐翼明：主要是关注疫情，很多时间看手机。本来有一个写作计划，但是静不下来。我喜欢书法，差不多每天都写字，既代替游泳，也借此抒发自己的感情。同时不得不思考一些问题。
我是1942年出生的，今年78岁了，一生见到的中国波澜起伏、波谲云诡。内战末期父母去台湾，我被丢在伯父家里，亲眼看到土地改革是怎么进行的。高中毕业，虽然是武汉市的高考状元，因为出身不好，不能上大学，母校把我留下来当老师。不久“文革”来了，一个晚上变成反革命。改革开放后，我考上第一批研究生，然后到美国留学，在台湾的大学任教。退休回到武汉，十几年来武汉发展非常迅速，这也是我这一辈子当中心情舒畅、生活安定的十来年。没有想到这个年纪，居然碰到这么一场灾难，所以感慨非常多。
难以磨灭的永远记忆
马国川：您是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瘟疫一直是史不绝书。
唐翼明：是的。我翻阅《后汉书》的“五行志”，发现汉末一百年间，大的流行病有10次。建安22年，也就是公元217年的一场大瘟疫，夺去了“建安七子”中5人的生命。王粲的《七哀诗》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操的诗里也写过“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可见惨烈之极。人民辗转沟壑，没有任何办法。近代以来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应对之策，但是“围城”没有先例。
马国川：身在大疫重灾区，您40多天禁足家里，有哪些事情印象深刻?
唐翼明：第一件事，就是李文亮医生的死。这是第一个牺牲的医生，也是最早发出警示的“吹哨人”。噩耗传来，哀痛至深。
第二件事，疫情中底层老百姓的悲惨遭遇，给我情感上很大冲击。我自己认识的人虽然没有直接死于大疫的，但是有些人因为其他病得不到治疗而死。至于在手机里了解的人间惨剧，就太多了。印象最深的就是湖北电影制片厂导演常凯的“灭门之灾”：他父母、姐姐先后感染，无法住院治疗而死，他本人也染病去世。他的遗书说：“我这一生为子尽孝，为父尽责，为夫爱妻,为人尽诚!永别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一个有名气的人尚且如此，那些底层老百姓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啊。在开始统计之前的若干天里死了多少，多少人直接从家里拖到火化场去。
马国川：在疫情初期，整个武汉市慌了手脚，应对非常糟糕，资源极为缺乏，才酿成诸多人间惨剧。
唐翼明：第三件事，大量医务人员的感染。像李文亮大夫所在的武汉中心医院，是最早挤满病人的地方，有两百多个医务人员被感染。这么多医务人员为了救治他人而成排倒下，真是惨烈。
这几件事，将成为我难以磨灭的永远记忆。
马国川：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对政府也是一次严峻考验。在政府举措方面，有哪些事情印象深刻?
唐翼明：有这么几件事，第一件就是封城。我认为，对这一次大疫来讲，封城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个举动，还不知道疫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史无前例，希望以后别再发生。
第二件事，建立方舱医院。武汉开始那么忙乱糟糕，因为医疗设备供应不上。方舱医院的建立极大改善了疫情，以后可以作为一种经验。
第三件事，就是“全收全治”。早期做不到，后来方舱医院建了十几所，又换了领导班子，中央提出所有“四类人”全收全治，否则根本没有办法控制病情。
第四件事，就是“干部下沉”，那么多机关干部下沉到社区，进行管理，提供服务，我自己也是受益者。
方方是最出色的“战地记者”
马国川：在这次大疫中，无数人阅读作家方方的“武汉日记”，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您认识方方本人吗?
唐翼明：我很早就认识方方，她的修养、文笔、审美趣味和思想深度都非常好。我在台湾教过大陆当代文学，方方和池莉是重要流派“新写实主义”的代表性作家。方方的小说写得非常好，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成名作《风景》。在台湾读到后大吃一惊，这不就是我生活过的地方和熟悉的人吗?
我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看方方写的“武汉日记”，然后转发到朋友圈。 “武汉日记”记录了底层人的悲惨生活，武汉市人人争读，老百姓都是赞不绝口。甚至有朋友说，下次诺贝尔奖应该颁给方方。
马国川：作为一个评论家，您认为方方日记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呢?
唐翼明：一句话，讲真话。她并没有在艺术性上多下功夫，就是很平实的记录。有人指责说，方方道听途说，自己又没有去什么危险地方。还有比武汉更危险的地方?我们这些人就在战场上，方方就是最出色的战地记者。我们听到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活生生的悲剧呀。问题是你有没有胆量正视，愿不愿意正视，愿不愿意如实的写下来。方方做到了，我要向她致敬!
马国川：更值得深思和追问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讲真话的日记被大家看得这么珍贵?
唐翼明：就是因为真话太少，假话太多。这场疫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去年12月份国外都已经知道的事情，直到1月中旬湖北省“两会”结束，钟南山院士来到武汉，才把盖子揭开?中间整整损失了20多天的宝贵时间，如果早在12月份就采取积极措施，何至于封城呢?当初是星星之火，可以轻易扑灭，错失时机，才造成燎原之势。
马国川：如果复盘整个疫情的过程，本来有很多时间窗口。“封城”实在是不得已之举，也是代价最大的。
唐翼明：国家卫健委先后派了三个专家组，为什么调查不清楚?调查组也到武汉市中心医院，难道不知道有医生护士感染?是专家组官僚主义，不肯深入调查，还是有人故意隐瞒?如果及早处置，可能只封一两个医院、一两个社区就够了。可是最后发展到要封整个武汉市，而且实际上是整个湖北省六千多万人被封起来。人们生命财产的损失不可估量，这是不可饶恕的呀。一定要调查清楚，一定要把账算清楚。
凡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自己的立场，没有自己的看法，不敢说话呢?
危机背后的社会原因
唐翼明：这次疫情不仅仅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其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否则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如此惨烈。
马国川：社会原因主要是什么?
唐翼明：首先就是信任危机。古圣先贤就强调“信”。有一次学生问孔子怎么搞政治，孔子说了六个字“足食，足兵，民信”，最重要的“民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意思是，饿死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可是政府得不到老百姓信任就完蛋了。如果不管政府讲什么，老百姓都要打问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假话无人相信，真话也没人相信。为什么方方的日记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她讲真话，因为不讲真话、“上下相蒙”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
马国川：1962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说过，“让人说真话，天塌不下来”。可是现实中，说真话太难了。
唐翼明：这导致人和人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现在一些人连基本事实都不承认，上来就是大道理。像这次病毒来自美国等传言，纯粹是胡说八道，没有任何根据。批评他们，反而被他们指责不爱国，是汉奸。可悲的是，很多人并不见得是没有受过教育，也不见得是没有读过书，但就是没有办法和他们沟通。
马国川：难怪易中天先生说，只要能坚守常识，就已经了不起了。
唐翼明：我同意老同学易中天的话，守住底线就够了。讲实话那么困难，讲真话那么困难，这怎么得了?这是真正的社会危机。
另外一个社会危机，是人们没有敬畏之心。这也是人类的危机。最近两百年来，科学发展太快，物质增加太快，人成为一种很傲慢的动物，不再敬畏上天，不再敬畏神。中国人以前也是有敬畏之心的。至少在夏商的时候，中国人相信“上帝”，周朝以后信神的风气才慢慢削弱下来。虽然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其实他内心是有一个敬畏对象的，就是“天”。中国人对天地、对大自然是敬畏的。
马国川：那么，人类不再敬畏的思想根源来自哪里?
唐翼明：这种思想发源于西方，可以归纳为两支：一支是要改造自然。科学越来越发达，人类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实际上是很可笑的，因为人只不过是自然当中一个微粒，怎么可能改造整个大自然呢?另一支，要改造人性。认为人性是可以改造的，自私自利是可以改造的，要造就“一代新人”，等等。这两股极端思潮如果不得到医治，将来人类就会毁灭。物理学家霍金在生前特别警告不要跟外星人接触，甚至说：“人类最多还有两百年。”
马国川：这些思潮在中国影响也非常大，改造自然、造就新人至今仍然是主流思想。
唐翼明：这股思潮席卷世界二百年，二十世纪以来又被激进革命主义推到了极端，到了我们这里就更加不得了了。对祖宗，对鬼神，对天地，对圣贤，完全没有尊重，没有敬畏之心。心中失去敬畏之心，就没有底线了。反正没有报应，反正没有来世，反正没有神明，“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危机。
马国川：但是也要特别警惕，现在一些人借批判西方思潮，推出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传统来束缚人心。
唐翼明：我始终认为，要尊重传统，并不要全盘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有两大支，一个是以孔孟为代表的，讲仁义道德;一支是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公开提出愚民、弱民，明目张胆的维持君王权力，鼓励君王搞阴谋诡计。这一套是中国文化最黑暗的一面，一定要警惕。
正确理解“多难兴邦”
马国川：疫情期间，一些丑陋的社会现象被指责为中国固有的“国民性”。在您看来，存在所谓的“国民性”吗?
唐翼明：对于发生在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我不想指责什么“国民性”。中国人形成这样一种精神状况，其实本来并非如此。上世纪40年代，著名评论家胡风先生在继承了鲁迅的传统,对国民性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指出“人民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精神奴役的创伤”对于理解一些丑陋的社会现象很有帮助，我们应该沿着这样的思路去探索，国民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马国川：在应对疫情上，一些官员身上也反映出责任心差、行动能力不强等问题。
唐翼明：我们国家现在有很多奇怪现象。许多官员眼睛都盯着上级，上级发话才敢动。可是又不敢讲真话，报喜不报忧。出了事，却找不到责任人，好像谁都没有做错。我们不能停留在道德谴责上，而应该通过制度改进，让官员勇于负责，不能不负责。
马国川：每次灾难之后，“多难兴邦”都会被引用。作为一名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您怎么理解“多难兴邦”呢?
唐翼明：“多难兴邦”是古圣先贤留下来的一句极好的话，但要补充的是，多难兴邦不是必然的。如果不能够很好的反思“难”，不去追查“难”是怎么造成的，不追问“难”是不是不可避免，也不思考为了克服“难”是不是一定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那就未见得能够兴邦，反而可能伤邦，乃至丧邦。
这样的传染性流行病肯定不是最后一次。从SRAS到这里也只有17年。21世纪全世界最大的传染病一共只有5场，我们就有2场。如果不进行必要的反思，不在制度上补救，下次来了可能更惨。所以要重新审视制度，包括预警系统、信息发布、医疗设施、防控设备、社会力量等，都应该建立常规有效的制度。
马国川：作为一个学者，您对于未来有什么期待?
唐翼明：能够把问题看清楚的人不多，敢于说出来的更少，这是难以令人乐观的地方。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方方那样，敢于说真话，这样国家才有希望。
（文章原标题：惨痛的记忆和难忘的教训——专访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唐翼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