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大灾难理应带来大觉醒
——《晚清大变局》第四版自序
本书初版于1992年，由海天出版社（深圳）出版，原名为《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之后两次增订，分别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易名为《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和香港明报出版社（2006年，书名定为《晚清大变局》）出版。这次面世的第四版与以往一样，原有篇章除了校正错字和个别史实外，没有修改，但增加了新的篇章。这一次添加的是我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撰写的《埋葬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列为本书的最后一章。本版与初版相比，全书数字约增60%。
读者的理解和关注，是对作者的最高奖赏。历经22年风风雨雨，一再听到一些读者谈当年阅读此书对自己心灵的震撼，也不断有读者打听，在哪里能买到这部书？谢谢线装书局愿意为满足读者的需求做出贡献。对作者来说，这些都是莫大的安慰。本书说了一些经过冷静论证后发现是自以为是的话，岁月流逝，读者仍不嫌弃，我何德何能？只要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不会转换。昨天与今天息息相通，人们珍视历史智慧。我不过是适逢其会的静观、静思、尽责的普通公民。
“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这部书的写作冲动来自试图解答自己的困惑。说服不了自己的话语，绝对无法触动读者。1999—2000年间，南京大学李永刚老师办了一个“思想的境界”网站，这是中国大陆最早的思想网站之一，以内容的丰富和尖锐吸引了大批读者。永刚收集了我的文章，编成一个专栏，请我写几句话。刚学会电脑的我打下这么一句话：“从世界看中国，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历史在哪里扭曲，就在哪里突破！”这是历经多年风雨的自我总结。我的文章和书都是发自内心的声音，所言不可能完美，但肯定没有假话，陈言务去，力求自成一说。
心中有痛，有话要说！
满族入关后迅速汉化，大清帝国是中国汉族传统文化和传统制度的结晶。就疆域而言，它缔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最大的中国，直到它坍塌，面积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俄罗斯。本书开首就阐明，这个大帝国在17世纪建立之初已埋下了后来衰败的根源。海外学者近年热衷宣扬大清帝国的富裕，国内有些读者跟在他们后面扬扬得意，以此证明中西差别是文明类型不同，不存在文明的差距。不过，他们赖以立论的有些数据并不可靠。有位中国学者经过严肃梳理后说：“按当期购买力评价法计算，160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约为四分之一。1840年下降到了不到五分之一。”“中国人均GDP在1600年时大约只有英国的40%，与美国比较接近；1700年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70%；1820年不到英国的五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1840年为英国的16%，美国的五分之一。”（刘逖：《1600—18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北京）制度决定盛衰。大清帝国号称盛世之时的经济，实际已每况愈下。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中国依靠传统的内在因素，没有完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历史任务。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王韬、郭嵩焘已经坦陈：不吸取外来的现代文明，中国就摆脱不了“无道”之国的困境。
历史包袱太沉重了！中国人开始认真接受现代文明竟然是以六次内外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太平天国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事件与八国联军入侵）为代价！早在1851年，中国人口已达4.3亿，直到20世纪初，才恢复到这个水平。换句话说，60年间一亿多人非正常死亡才迫使中国人睁开眼睛！
更令人悲痛的是：这么恐怖的图景仍然没有真正惊醒多数中国人！
20世纪以清末新政开端，好不容易迈开变革的步伐，却接连出现四次大灾难：
（1）辛亥革命建立的新制度坍塌；
（2）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14年间日本侵略者蹂躏半壁河山；
（3）抗战胜利后带来新希望的政协决议化为一纸空文，酷烈内战展开；
（4）“文革”达到巅峰的对人、社会和环境的摧残。
背后又是一堆堆被饿死、淹死、烧死和杀死的累累白骨！
中国人为何会遭受这些大灾难？大灾难能否转化为大智慧？历史研究者有责任交出自己的答卷。回答这些问题，是我20多年来爬梳史料、冷静沉思的轴心。
外来侵略者的罪责当然应该谴责。但是，内在的腐朽因素才是这个东方大国在迷宫中打转的主要原因：第一，传统顽固地抗拒现代文明。传统社会制度和相应的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的矛盾得不到合理的解决，是19世纪中国转型失败的主要原因。第二，传统保守的另一端是激进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受苦受难的大多数人的利益！铲除一切不平，在人间建造一座美轮美奂的天堂！惊天动地的呼喊，震慑庸众，容不得半点质疑，更不用说反对。
路标指向有误，中国在泥淖中爬行。
这不仅是中国病，而且是东方社会转型的通病。
中国人该醒来了！
回顾百年中国，愚昧招致外敌兵临城下，令人痛心疾首；先驱的救国良方频频被蔑视，更让人不忍卒读！魏源大声疾呼必须与世界通商，在虎门设立由私商主导的特区，摸着石头过河。郭嵩焘、郑观应呼吁把官办企业交给私商经营，要办学校、办报馆、开国会。李鸿章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严复在甲午战争后破门而出，直指“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盛衰的关键在“自由不自由”！……警钟长鸣，睿智闪光，采择其一，面目立变。无奈体制阻隔，思想壁垒森严，上不能达天听，下不为庶众所理解！中国在遭受历史积垢的惩罚！
企盼历史悲剧不要重演。纵观历史，横看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要从传统向现代转化，有三个主要环节：
第一，自由。从个人的独立自主到社会各领域的自由。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得好：“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以自由看待发展》，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第二，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
第三，融入世界。
这三点既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又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基本途径。
只要了解世界的历史和全局，这些都是很朴素简单的道理。但是，为了阻隔这些现代文明常识的传播，有人把历史作为实现其政治图谋的工具，不惜编造谎言、伪造历史，让追随者如醉如痴。
在他们笔下，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合该成为批判对象甚至是“买办文人”！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李鸿章更是如假包换的“卖国贼”！19世纪在华外国人都是“帝国主义分子”！……面对这样的思想雾霾，如鲠在喉，岂能不吐？这部小书录下我的心声，但深知进入学术领域必须十分冷静、理性，史学只能凭史料说话。
35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历史进入了新阶段。可是，野蛮和文明的缠斗没有结束。
展望世界，当前面临新的三岔口。通过区域联合走向世界一体化，是当下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欧洲再次成为文明的领路人，法、德化解世仇成为欧盟公认的核心。中、美、日能否步他们的后尘携手合作，已经成为东亚和亚洲太平洋自由贸易区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加深还是化解仇恨和矛盾，实质是顺应还是抗拒历史潮流，拒绝、拖延还是加速融入世界。
俯览国内，一场迟来的改革正在叩门：在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都确立自由、民主和法治。一个科长可以决定一个企业的命运，何来经济自由？某个官员的好恶成为学术成果或影视作品能不能“通过”的关卡，学术和创作自由必然化为乌有！自由、法治制度在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生根，是一场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彻底变革。没有朝野互动、持久博弈，这个大变革不可能完成。困难倒逼改革，任何人都挡不住这个历史趋势。
历史正在迫使中国人做出新的选择。生活在各个领域的知识阶层面临新的考验。
大批现代公民的生长是国家不再误堕魔嶂的基础。
传承浩然正气的豪杰值得人们永远尊敬，但不必因此痛斥被迫低眉噤声的知识人。只有一个雇主，一家老小的生命线握在他人手上，斯时斯地，说几句心里话往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舍生取义谈何容易？除了陷害别人的奸佞之徒，都应得到人们的谅解。
时移世易。生活来源和思想文化多元化已成为不争的现实。时代呼唤公民觉醒，环境和性格决定命运！
“千霜万雪。受尽寒磨折。赖是生来瘦硬，浑不怕，角吹彻。
清绝。影也别。知心惟有月。原没春风情性，如何共，海棠说。”（宋萧泰来《霜天晓月·梅》）
古旧诗词无意中成了当代中国知识阶层的历史写照和新的期许。
受尽千霜万雪的沉默者该说话了！
我们的文化传统迫使人们恭顺、宗经、尊上，按照统一的模子生活；而众说纷纭、自由选择、鄙薄奴颜婢膝是现代社会的常态。“清绝。影也别”！“一花一世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发展更是标新立异。尊重个性，就是尊重自由，珍惜社会和国家的生机，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想在学术领域有所建树，就不能不记住：自信、坚韧、与众不同。
我，和许多中国人一样魂牵梦萦的是自由自在生活，自由自在说话。为此，我向往“赖是生来瘦硬，浑不怕、角吹彻”的铮铮铁骨，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2014年3月23日星期日初稿，4月16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