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我的研究领域是心理学史和人格心理学，这意味着我的兴趣点是历史和个人，人在历史中，或者历史中的人。一个人有他自己的历史，一个组织也有自己的历史。一个对历史有兴趣的人自然首先会对自己所在的组织的历史有兴趣。随着这种兴趣的积淀，记录心理学在华师的历程，似乎变成了我的职责，甚至使命。尽管没有任何人向我交代此事，更没有任何领导给我这一任务。
我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意搜集资料，通过查阅档案或文献，访谈当事人或关系者，与同行分享等途径，其中的曲折艰难一言难尽。如骆传芳先生的履历表是我在广州参加完学术会议后专门安排一天，由高定国教授陪我去中山大学档案馆查到的。然而这位在抗战后大力协助韦卓民校长复校，曾经担任华中大学文学院院长、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外文系主任的著名教授，华师档案馆和中大档案馆都查不到一张照片。后来偶然通过同行查到骆传芳夫人骆夏露德（Ruth Earnshaw Lo）女士文革后回到美国写的回忆录中找到了骆先生的照片。
就这样，20多年来我时断时续地做着这件事。近年来，这种工作似乎有了一个归属性的称呼，叫“文化传承”，被视为大学四大职能之一。因为我从来没有将其作为我的科研工作，尽管在这些素材的基础上也许可以写成心理学史的研究论文，但我一直没有这样的计划。我做的工作主要是整理先驱和前辈人物的生平事迹，更新《华师心理学科年表》，在课堂、会议或网上等场合传播相关的故事，于是有了这几篇文字。适逢心理学院成立10周年，我将这些文字合并在这里，与各位同道一起回顾心理学科在华师的不平凡的历程。
2014年6月我在台湾参访圣约翰大学校史馆时，惊奇地发现圣约翰大学创始人颜永京牧师也是文华书院的创始人！而颜永京又是第一个翻译出版西方心理学著作的中国人。这样华师心理学的历史就可追溯到1889年颜永京翻译出版Joseph Haven的《心灵学》（Mental Philosophy），尽管这是颜牧师离开武昌去上海以后的事。当然，华师心理学科正式创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华中大学和中华大学时期。华中大学心理学系的创建者胡毅先生和骆传芳先生是芝加哥大学的校友，他们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到祖国，怀抱着怎样的理想啊。然而他们生不逢时，心理学在中国生不逢时。心理学在华师以及在中国长期处在若有若无可有可无甚至有不如无（1958年批判心理学和文革时期取消心理学）的境地。
华师心理学科的发展自1978年以来，大体经历了恢复期、艰苦创业期、跨越式发展期和内涵式发展期四个阶段。
1978年至1993年设立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为恢复期，恢复心理学的本科教学，获得基础心理学硕士点并培养硕士研究生，恢复与国内心理学界的联系，参与国内心理学界的学术活动，开始有论文、专著和教材等成果。
1993年至2004年为艰苦创业期。1990年代，一方面国家的市场经济改革突飞猛进，另一方面教育和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心理学无论在国家还是在学校都是小学科，在教育科学学院的地位事实上相对次要，自身人手少，基础薄弱，教学、科研条件差，步履维艰。但心理学系的同事们精诚团结，自强不息，中青年教师先后外出攻读博士学位和出国访学，留守的同事担当着繁重的教学任务。
至新世纪初，一支年富力强、结构合理、学缘多元的团队基本形成，科研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明显进步，开始承担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并获得多项省部级科研奖励，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也建立起来，2001年获得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03年获得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但隶属于教育学科的体制严重限制了心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2005年， 经过同仁们不懈的努力，学校领导终于决定成立心理学院。从此，心理学科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也就是跨越式发展期。二级学科博士点得到仅仅两年就成功获批一级学科博士点，突破了学界的记录。先后获批湖北省重点学科、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博士后流动站。承担国家社科、自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多项，科研经费快速增长。SCI、SSCI及国内权威期刊论文数量显著增长，影响力显著提升。
2010年获批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又于2012年和2014年分别获批国家级心理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国家级心理与行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我校心理学科步入内涵式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全面注重研究性和国际化，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质量全面上台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或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科、社科基金项目数量稳步增长，围绕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凝练学术方向，组建科研团队，开展科研攻关，有望获得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曾说：“历史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这种热情将驱动我们更坚定地走向未来。
郭永玉
2015年12月2日
于武昌
目 录
华师心理学先驱
华师心理学前辈
纪念著名心理学家朱希亮先生诞辰100周年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王启康（中国心理学会网页介绍）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大事年表
华师心理学先驱
笔者通过查阅大量档案及文献，获得华师历史上与心理学科有关的四位先驱人物的基本信息，特别是有关心理学的事迹。现报告如下，以纪念心理学院成立10周年暨华中大学心理学系成立81周年。
颜永京（1838～1898），出生于上海，1854年留学美国，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1861年毕业于位于俄亥俄州的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建阳学院（Kenyon College）,修过心理学课程。1862年回国。1868年随韦廉臣（Channing Moor Williams）主教来武昌传教，1871年协助韦廉臣创办武昌文华书院（The Boone Memorial School，1924年更名为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1878年回上海协助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主教创办圣约翰书院（Saint John's College，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担任学监并实际主持学校管理工作。他以美国学者Joseph Haven的心理学著作Mental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Intellect，Sensibilities，and Will为底本，一边翻译一边讲授心理学课程。1889年其部分译稿经辑校后出版了《心灵学》（上册），成为将西方心理学专著译介到中国的第一人。
补充说明：颜永京儿子颜惠庆(外交家)、颜德庆(铁道专家)和侄儿、养子颜福庆（医学家）并称为“颜氏三杰”，其中颜福庆为耶鲁大学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创建者，中华医学会第一任会长，长期担任华中大学校董事会主席。
胡毅（1904～1994），出生于长沙，12岁入清华学堂，1924～1929年先后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湖南大学和中山大学教授。1934年8月在华中大学任心理学教授并参与创建心理学系，担任心理学系系主任，在此工作至1941年7月。1941～1946年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50年后，先后担任中宣部《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委员、河北师范学院院长、河北省教育厅副厅长、河北大学副校长、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河北省人大副主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河北省委员会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等职。主要著作及译著有《中学教学法原理》、《习惯论》、《教育统计学初步》、《教育论》、《斯宾塞论教育》(译)、桑代克《人类的学习》（译）、武德沃斯《实验心理学》(与曹日昌等合译)等。
骆传芳（1904～1969），江西九江人，1924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华中大学前身），1926～1929年在燕京大学念研究生，1930年留学美国，1935获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导师为著名心理测量学家L. L. Thurstone），同年8月回武昌任华中大学心理学教授，1944～1950年兼任文学院院长，1950年5月参与创建中国心理学会武汉分会（湖北省暨武汉市心理学会前身）并任副理事长（理事长为陈剑脩），1951～1952年任公立华中大学外文系主任，1952～1953年任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外文系主任，1953年后任中山大学西语系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含冤去世。主要著作有：The Affective Values of Color Combinations （博士论文，1936），以及心理卫生（1937）、基督教与民族心理建设（1937）、姓名记忆测验（1948）、华尔夫假设（Whorf Hypothesis）评论（1964）等论文。
朱希亮(1900～1978)，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192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心理学系，1926年留学威斯康辛大学，导师是从德国移居美国的格式塔学派的代表人物考夫卡(Kurt Koffka)，1928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到耶鲁大学学习实验心理学，并于1930年获得科学硕士学位。他在美国期间曾出席过第九次国际心理学大会。回国后，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心理学和统计学教授。1935年经胡适介绍，赴四川大学任教。1936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心理学会。1938年蔡元培邀请他到重庆中央研究院任学术秘书。1940年，他应南昌中正大学校长邀请担任该校教授和训导长。1942年至1950年在浙江大学任教授。1950年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接受思想改造。1951年被分配到湖北省教育学院任教，1952年来华中高等师范学校（1953年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系任心理学教授，1978年在为国家开始恢复心理学而欣喜并积极准备参加学术会议论文的工作状态（书桌前）突发疾病去世。主要著作有：A Quantitative Study of Serial Learning in Terms of Backward Association（1929）；Gestalt Psychology and Conditioned Reactions（1932）；《完形心理学研究》(英文版，北京大学出版部，1930)等。
郭永玉 撰
2015年10月
华师心理学前辈
笔者通过查阅大量档案及文献，并访谈有关当事人，获得华师心理学科的两位前辈周镐先生和王启康先生的基本信息，特别是有关心理学的事迹。他们为文革后心理学在华师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现报告如下，以纪念心理学院成立10周年暨华中大学心理学系成立81周年。
周镐（1925年2月18日~2016年5月22日），河南省镇平县人，中共党员。1946～1948年就读于河南大学，1948～1949年为中原大学学员，1949～1951年为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研究生，1951年7月来到华中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53～195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师进修班学习，主要由苏联专家授课。1955年8月起任教于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系，历任讲师（1956）、副教授（1980）、教授（1985），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1964～1966, 1977～1982）、系主任（1982～1984），湖北省心理学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儿童发展心理学教学和研究，主讲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相关课程并担任硕士生导师。主要论文有：《7－12岁儿童数概念和运算能力发展的调查》（1980，与孙玉萍、刘静娴、杜小鸣合作），《独生子女教育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84），《小学生直接推理特点的调查研究》（1985，与古茂盛、鲍碧君合作），《让·皮亚杰关于语言与思维心理学的观点》（1986）。译著《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Barry J. Wadsworth 著）。
王启康，1924年12月25日生，河南省镇平县人，中共党员。1952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研究生毕业后到华中师范学院工作，1953～195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师进修班学习，主要由苏联专家授课。1956年7月至年底再次被派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师进修班接受苏联专家授课。历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1983）。1984年起招收硕士研究生，长期担任基础心理学硕士点导师组长。曾任湖北省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主任，1988～1996年任湖北省心理学会理事长。1985～1997年先后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中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委员。1996年离休。2009年获中国心理学会认定的首批“心理学家”称号，2011年获“中国心理学会学科建设成就奖”。先后在《心理学报》等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参编（译）教材或学术著作多部。论文集《格心致本》（1999），《格心致本（增订本）》（2014）。
郭永玉 撰
2015年10月30日
纪念著名心理学家朱希亮先生诞辰100周年
郭永玉
这些年在国内外走了一些地方，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一所大学或科研机构，都特别珍视自己的历史。到一所学校，人家总是很骄傲地谈起曾经有哪些著名学者是他们的教授，拿南师大来说，他们讲起陈鹤琴、高觉敷、唐圭璋、吴怡芳这些名人，如数家珍，校园里还可以看到这些人物的铜像。相比之下，我感到我们这里就不珍视自己的历史，校园里有几座塑像，有三位校长的大理石像，韦卓民先生如果没当过校长，也不会立他的像。还有一座是陶行知先生的铜像，但据我所知，陶行知先生与华师的历史并无直接关系。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只是我们不知道珍惜。比如张舜徽先生去世时，校园里就贴了几张普通的讣告，跟一个普通职工去世一样。可是就在那前后，华师的老党委书记去世，校广播台放哀乐，还有很多纪念文章。我不是说老党委书记去世了我们不应该哀悼，而是说这种反差，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华师现在的学生很少有人知道张舜徽，可是我到外地，与一些搞文史的人谈起，很多人都知道张舜徽生前在我们这里。
现在我们回到心理学。我们这里也曾经有一位有名的心理学教授，名叫朱希亮。朱希亮(1900～1978)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心理学家，也是中国心理学会的创建人之一。他从1951年春就来到武汉，先在湖北省教育学院工作，1952年经院系调整来到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系担任心理学教授，直至去世。我们今天纪念湖北心理学会成立50周年，研究湖北心理学的发展史，特别值得缅怀的一个人物就是朱希亮先生。而朱先生正好是今年诞辰100周年，特撰此文，以表达我们对这位先辈心理学家的纪念和崇敬之情。
根据我访谈的印象，五六十年代在华师教育系读书或工作的人，谈起朱先生，无不满怀景仰之情，有的还能回忆起他讲课时的风采。可以说他的学识和人格至今还在发挥着影响。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朱希亮先生的生平：
朱先生1900年5月31日出生在江西临川县，父亲是前清秀才，曾任临川县小学校长，祖父是前清举人，曾担任知县。朱先生于1921年考入燕京大学心理学系，1924年毕业后，到江西省私立心远大学教书，1926年由江西省教育厅派往美国考查教育，随后得到江西省教育厅和清华大学的留学资助，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得两个心理学硕士学位。他在威斯康辛大学的导师是格式塔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考夫卡(Koffka)。很多人因此而误认为朱先生是留学德国，实际上，考夫卡那时确实已经到了美国并担任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朱先生在耶鲁大学的导师是一个实验心理学的权威人物杜奇(Dodge)。他在美国期间曾出席过第九次国际心理学大会。[1]
1930年秋，朱先生回国，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心理学和统计学教授。1935年经胡适介绍，赴四川大学任教。在此期间，1936年，一些著名心理学家发起成立中国心理学会，主要发起人有陆志韦、孙国华、周先庚、艾伟、朱希亮、张耀翔、郭任远、郭一岑、萧孝嵘、唐钺、潘菽、陈立等。［2］所以说，朱先生是中国心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
抗战爆发后，逃往广州私立岭南大学任教一年多后，1938年蔡元培先生邀请他到重庆中央研究院任学术秘书。在中央研究院期间，他与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0年，南昌的中正大学校长极力邀请朱先生去任教授和训导长。由于训导长必须是国民党员，所以就加入了国民党，入党介绍人是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和在蔡元培去世后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朱家骅。在中正大学任职期间，蒋介石曾召见朱先生，向他询问中正大学的情况。朱先生在中正大学任训导长并加入国民党这两年的经历，成为他后半生的污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都纠住他这一段经历。
1942年至1950年在浙江大学担任心理学教授。浙江大学马建青教授在1994年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鹰潭会议上曾发言介绍朱先生，说明他在浙江大学还英名犹存。在浙大期间，他曾到南京参加过一次心理学的会议，会议召集人是萧孝嵘，与会者包括陈鹤琴、高觉敷、廖世承、谢循初、张耀翔、陈立等。
1950年，朱先生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接受思想改造。1951年被分配到湖北省教育学院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来到华师，直到1978年去世。据王启康老师讲，朱先生去世前，曾接到国际心联的邀请，请他出席科学心理学诞生100周年的纪念大会，会议通知是请中国教育部转交的，因为国外同行只知道中国有一个叫朱希亮的心理学家，但不知他具体在哪儿，教育部经过许多周折才查到他在华师。朱先生接到通知，十分兴奋，于是就准备论文，就在准备论文期间，不幸去世。他晚年孤身一人生活，夫人先于他去世，子女都不在身边，所以不知道他究竟是哪一天去世的，邻居发现他几天没出门，破门而入，发现他已去世，手里还握着笔，书桌上是一些外文资料。
1979年，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心理学会议在杭州召开，与会代表曾为这位刚去世而未能出席会议的著名心理学家默哀。
朱先生的专长在感知觉心理学的实验和理论、统计学、以及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英文很好，还能阅读德文文献。他的主要著作有：逆联想联系学习之量的研究(A quantitative study of serial learning in terms of backward association. Wisconsin Psychological Studies, Vol.12, No.2, 1929)；完形心理学与制约反应(Gestalt psychology and conditioned reactions, Yale Psychological Studies, Monograph, Vol.31, 1932)；完形心理学研究(Gestalt Psychology, 英文版，北京大学出版部，1930)等，后来又违心地在《心理学报》上发表《完形心理学批判》(《心理学报》1958年第1期)。
著名心理学史家杨鑫辉教授当年是朱先生的学生，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朱希亮教授对心理学的贡献主要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他早年致力于完形心理学的实验和理论研究，也是最早向中国介绍完形心理学的主要人物之一；第二，他致力于心理学教学工作近50年(去掉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断教学工作的时间，也至少有三十多年)，培养了大批心理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朱先生一生曾在多所大学任教，主讲课程包括感官心理学理论与实验、系统心理学专论、统计学、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等。他讲课非常吸引人，他当年的学生至今仍能描绘出他讲课的风采。第三，他与国际心理学界有联系(如考夫卡是他的导师；此外，他还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与巴甫洛夫相识)，又是中国心理学会的创建人之一，所以他为心理学的学术交流和中国心理学组织的发展做出了贡献。［3］
解放初，他在自述中说：“予天性直爽，好读书静肃，宜于教学，不宜于办行政工作，教书二十余年，深得青年人之信仰，但亦因本性过于直爽，态度过于公正，虽工作极尽心力，最后每引起同僚反感，使工作无大成果。”他曾在自我鉴定中说：优点是学习认真，对真理钻研不放松，直爽，做事负责任，能展开批评；缺点是性急，过于梗直，有时感情激动，理智修养不够高，有个人英雄主义。［1］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位热爱学术，热爱学生，学识渊博，诚实正派，个性鲜明，富于人格感染力的令人仰慕的学者。
如果说一个学术机构的传统是它的根基，那么这个机构的著名学者就是它的旗帜。南京师大的旗帜是高老、浙江大学的旗帜是陈立老、华南师大的旗帜是阮镜清先生，北京、上海的一些大学，旗帜更多，那我们华中师大的旗帜就是朱希亮先生。但我们打出一面旗帜不是虚张声势，不是拉大旗作虎皮，而是要沿着先辈的足迹往前走，发展我们湖北的心理学事业，使我们华师和湖北省的心理学学科发展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 朱希亮档案。华中师大档案馆。
2. 高觉敷(主编，1985)：中国心理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第362、368页。
3. 杨鑫辉(1990): 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第215-217页。
除了以上文献，还有王启康、杨鑫辉、杨再隋、刘静娴、何隆襄、陈盛杰、陈丽梅等老师提供了有关朱希亮先生的生平事迹，特此致谢。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郭永玉
我的导师王启康先生90华诞的日子即将来临，而我从本科开始成为王先生的学生已经33年了，我自己也年过半百了! 岁月真是个奇妙的东西。想当年，我上大学时，还是一个满脸稚气的少年，第一门专业课普通心理学的开头部分就是王先生上的，用的是曹日昌主编的教材。但那时的我并没有很重视课程的学习，只是听说学校教育专业（现在称教育学专业）的基础是心理学，专业课程有心理学和教育学两大类别，而这两个学科在文革期间都被完全中断了。所以除了教材没有多少可读的东西，而教材也不吸引人。
相比而言，文史哲虽然在文革期间也受到破坏，但过去的积累丰富得多，图书馆可借的文史哲方面的书也多得多。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活跃人物也主要来自这些领域，其中的主要思潮是人性、人道主义与异化论，以及相关的人生观讨论、西方现代哲学热、美学热，还经常有引起激烈争论的各种文艺作品，人们争相传阅，报刊上赞扬与批评的文章针锋相对。我们那时还没有判断的能力，更没有发言的能力，但被吸引，跟着阅读，如饥似渴，省下生活费去买书，买杂志，也跟着思考，并在同学之间争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与这种活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沉默，现在看来有学科本身的特点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当时的情况是，我在大学前两年的兴趣主要在课外，课程学习只是做到认真听课记笔记，认真对待考试（考试成绩总体上在中上，好像不难做到），很多同学也是如此。到了大三，似乎产生了某种紧迫感，因为专业是谋生的手段，而我是个农家子弟，毕业以后靠什么吃饭的问题隐隐约约地出来了。专业学习的状态也有些变化，好像教育学、心理学也与我课外感兴趣的思潮和学问有关系，尤其是戴本博先生讲教育史，王启康先生讲心理学史，让我意识到自己所学的专业也可以通向思想和学问的宝库。
同时，我惊奇地发现，从西方传来的思潮中也包含心理学! 精神分析、法兰克福学派、皮亚杰、马斯洛等等。王先生讲心理学史，用的是杨清先生的《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派别》，我除了认真听王先生的课，研读杨先生的教材，还通读了可以买到的所有心理学史教材以及相关名著，包括高觉敷先生、唐钺先生的教材，还有翻译的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墨菲和柯瓦齐的《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舒尔茨的《现代心理学史》等等。这种阅读既是专业性的，又同样感到思想和学问的深度和广度。
但我单独向王先生求教还是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定的论文题目现在说出来会吓人一大跳：《心理学与哲学的关系》! 选择的导师是王先生。我现在想，如果我的学生写这样的题目，我一定不会同意。但王先生不但没有反对，还鼓励我写出来。我那时年少轻狂，在先生面前口若悬河、高谈阔论，把我读到的东西和一些感想无所顾忌地表达出来。先生更多地是看着我，听我讲，偶尔一两句回应，却是关键的东西。记得说到马克思主义，我受当时思潮的影响，大谈实践学说、人道主义、异化学说等，先生提醒道：“别忘了唯物辩证法。”语气很平和，但让你感到很重要。我把能看到的心理学与哲学关系的各种论述梳理了一遍，在当时也算旁证博引了，从哲学影响心理学到心理学影响哲学，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后来得知，在论文答辩前，先生已通过系上领导安排我留校任教了，但因为毕业分配期间的变故未能实现。言谈中，先生曾因我没有报考研究生而感到遗憾。不过，我知道，先生看重的显然不是那篇文章本身，那种文章也不可能发表，而是看出我是一个喜欢学问的年轻人。那时候，我在先生家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当然主要是谈学问以及相关的人生问题，现在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也没有这种机会，因为老师们都很“忙”!不要说到老师家里，就是在教室、办公室也没有机会和老师长一点时间讨论问题。
毕业了，我被分配到襄阳师专教书。当时的状态，很像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讲的：“那人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襄阳师专位于古隆中当年孔明隐居之地，环境极好，但几乎与世隔绝，离襄阳城30余里地，公共汽车、校车班次很少。那地方对当年的孔明是绝好的，但对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而言，就太闭塞了，加上心理学在师专只是一门公共课，事业上没有奔头。所以我很快就决定考研。我一方面保持着人文阅读，注视着外界的思想解放运动，自由化与反自由化，文化热，常常因为读到一篇好文章而激动不已，另一方面积极备考，把学习心得写信给王老师，还找机会去武汉拜访王老师。这期间先生的鼓励是我逆境中奋斗的动力。
1988年，我终于回到先生身边。我们那一届，整个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只有五个人，老师有时来宿舍上课，有时在家里上课。王先生给我们推荐阅读书目，上课时讨论，并要求写课程论文。我那时被弗洛姆的著作所吸引。弗洛姆在心理学上是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在哲学和社会学上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结合起来批判社会现实，思想上有很鲜明的启蒙色彩，我将其归纳为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批判精神和救世情怀的结合。弗洛姆的这些思想和他的明快、犀利的文风很对我的胃口。我买到所有的弗洛姆的著作，还到南京、上海去复印他的英文版著作（回来报销时系里的领导还为我用了太多的复印费而感到为难）。先生关注着我、鼓励着我，对我交上去的稿子不厌其烦地修改，这种修改是很特别的，他用铅笔在旁边很轻地批注，然后当面讨论如何修改，但从不强加他自己的观点，只是让你自己思考得更成熟些，把话说得更周延些，前后的关联更紧密些。记得有一篇文章，修改不下四五遍，先生始终不说可以投稿了，我也明确感知到他这一关始终未过。所以先生是很宽厚随和的，但在学问上是极其严格的。
硕士论文答辩顺利通过，王先生、陈沛霖先生和系里领导让我留校。当时研究生的出路有红道黄道黑道之说，分别指从政、下海和做学问。而对于我们这种专业和农家子弟而言，只有一条黑道，留校则是黑道中最好的，因为毕竟留校意味着继续在导师身边，到其他单位往往是比华师低的学校。那几年大学毕业生灰头土脸的，三条道的机会都很少。就拿我那一届而言，整个教育系近20位研究生只留了我一个，且心理专业在我留校11年后才有另一位硕士毕业生（刘亚）留校。
就这样，我从在华师求学到成为一位教师，从学心理学到教心理学，一直追随着先生。工作以后，王先生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的工作和生活，他在我生活中早已经不只是老师，更是亲人。他关心我的工作、我的家人，总是提醒要注意健康。近些年，他主要住在深圳，每次回来，他都要到办公室来看我们，事先不打招呼，遇到了就说说话，没遇到他下次再来，他总是说我们忙，不要打搅我们，也不必让我们先去看他，但他想念我们这些学生和同事，想见见我们。
在我眼里，先生是学者，纯粹的学者。他不关心文章发表在什么级别的杂志上，只要公开发表，让人们知道他的思想即可。他不能离开学问，不能离开思考。离休以后，他和师母一起住到深圳他们儿子家里，帮忙带大了两个孙子。研究资料很少，写作条件也不好，但他每次回武汉都有新文章，说是总要读点东西，写点东西，脑子停不下来。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在欣喜之余，不免感到惭愧! 先生的写作不求量，基本上一年一篇，深思熟虑，然后成文，每篇文章必有自己的思路和思想，这种习惯和节奏一直持续到今天。他还在思考新的问题，还会有新的文章。
先生是师者。他爱学生，爱教书，自1952年至今从教61年，课堂上一丝不苟，娓娓道来。在80大寿的座谈会上，他说过一句话：“我从不问你听懂没有，而是问我讲清楚没有。”这“讲清楚”三个字中包含多少功夫! 在学生面前，先生从不装腔作势，而始终保持着对真理的谦卑和探求的态度。像孔夫子那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像苏格拉底那样，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正是这种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学生，使学生在学问面前心怀敬畏而又甘愿去求索。有同事曾感叹到：“怎么又是王老师的学生考上博士!”要知道那时候流行的说法是：“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
先生是智者。先生用功最多的方面是唯物辩证法，这是他一生钻研且受用的方法论。这使他的思维不偏执、不简单化、更不情绪化，而总能看到事物的不同方面，且是常人难以看到的方面。有人说他的文章思维周密而又不失个人见解，表现出很高的思维复杂性。曾有同事用“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赠他，以表达对其大智慧的景仰。
先生是长者。先生长我近40岁，从我认识他开始，他就是系里最老一辈的老师。他在同辈人中体型属于高大的，尤其在南方，加上慈眉善目的面容，平和谦虚的性格，因此从一开始，先生在我眼里就是宽厚的长者，那种特别让人信赖并感到安全的长者。记得念本科时我们班同学在背后总称呼王老师“启康大叔”。
先生是信者。平时，先生是好好先生，但关键时候，先生是有原则的人，因为先生是有信仰的。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研究生，亲身接受过苏联专家的训练，认真研读过马列原著，他的学术背景有红的一面，但他不左，红而不左，不僵化，不整人，他把唯物辩证法与儒家的中庸之道仁义礼智信和立德立功立言、道家的清虚无为顺应自然、佛家的清净超脱慈悲虔诚以及科学民主理性自由的现代价值成功地融合在一起，融合在他的丰富的生命历程中。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是华师和湖北省心理学科的奠基者之一，长期作为华师和湖北省心理学界的代表出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如今，后来者包括您的学生正在将这份事业发扬光大，您的道德文章作为这个学科的重要文化元素一直在传承着，并将继续传承下去。而先生的健康长寿也是我辈的大福气!
2013年10月27日于武昌
王启康
王启康，男，1924年12月生，河南省镇平县人，中共党员。1952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研究生毕业后到华中师范学院工作，50年代初曾多次接受苏联专家培训。在华师历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中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心理学会理事长。1994年离休。2009年获中国心理学会认定的首批“心理学家”称号，2011年获“中国心理学会学科建设成就奖”。王启康教授在上世纪整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一直作为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科和湖北省心理学界的带头人活动在中国心理学界，在心理学教学、基础心理学硕士学位点建设和湖北省心理学会的工作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是华师和湖北省心理学科的奠基者之一，在理论心理学和心理学史领域卓有建树，其论著至今不断被引用。他言传身教，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才，道德文章深为学生所敬佩。
王启康教授是我国老一辈理论心理学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坚守理论心理学阵地，始终矢志不移、孜孜不倦地探索心理学的学术问题。在心理学方法论、心理学基本理论、中外心理学史和心理学具体问题等领域精耕细作，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我国理论心理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启康教授在学术研究上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关于心理学方法论的研究，作者明确提出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应该遵循的三个指导原则，即独立性原则、最大包容性原则和发展原则，并就这些原则的依据和贯彻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二、关于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如关于心理发展的内部矛盾问题的研究，他从人的心理生活的多种矛盾中找出了三种不同层次的矛盾，即心理过程中的矛盾、活动的动机与完成活动的能力的矛盾和个性心理结构中的矛盾。关于心理生活的分类问题的研究，他把基本心理过程归结为认识和情感两个方面，而把意志看作由二者结合而成的复合物。他还从人的个性的本质特点出发，遵循个性心理特征形成和变化的内在规律，把个性心理特征分为广义的性格与广义的能力两个方面。关于心理生活的内部统一问题的研究，他提出第一是心理生活中本质与现象的统一，第二是心理动作与心理内容的统一，第三是心理活动过程与心理生活领域的统一。三、关于中外心理学史的研究，作者主张通过从历史上的重要心理学家那里，广泛地批判吸收关于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生活的事实材料、具体心理规律甚或心理学理论体系的思想遗产，来促进和丰富我国当前心理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在西方心理学史研究方面，涉及冯特的心理学体系、心理学史上的意动和内容之争、詹姆斯的自我理论、构造主义与机能主义、行为主义与新行为主义、弗洛伊德的社会文化理论以及超个人心理学等。关于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作者认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而宝贵的心理学思想，因而必须对之进行深入挖掘和整理，并提出了挖掘和整理的过程中必须牢记和掌握几条指导性原则，并在接近90高龄的时候写出了有关王阳明心学的长文。四、关于心理学具体问题的研究，作者对心理学具体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内容涉及情感规律、道德自我、社会报应、直觉理论、需要的分类与发展、意识的真实性与现实性、自我意识及其与自我的关系、灵魂问题、无意识心理活动、宗教需要以及教育主体性等多个方面，不仅对心理学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现实生活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王启康教授所有公开发表成果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是晋升教授之后发表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是离休之后发表的。他的每一篇论文都是其独立思考、深思熟虑的产物。作者一直都是集中围绕心理学理论问题在思考、在探索，对一些同一主题都是一论再论，体现了他对这些问题思考的深刻性；对一些相似主题则不断地往前推进，体现了他对这些问题思考的连续性。他的文章逻辑严谨、思路清晰、语言质朴，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撰稿人：郭永玉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科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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