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历年来有一种不健全之爱国论，最足为国家进步之障者，其说曰，我国为文明最古之国，我民为德性最美之民，泰西学术，多为吾先哲所见及，其大本大原，远不逮我；若夫形而下之技术，则采之易易耳；至其礼教风俗，则更一无足取。吾但保存吾国粹而发挥之，斯足以为治矣。此种议论，自前清同治光绪间诸老辈已盛倡之，中间稍衰熄，近二三年来，受革命之反动，其说复大昌。夫人生天地间，本不宜妄自菲薄，为此说者，借以鼓励国民自重之心，有时固亦薄收其效。然长国民故见自封之习，而窒其虚受进取之心，则功远不足以偿其罪也。就学问方面言之，今日全为智识竞争之世界，德国所以能以一敌八，常操胜算，恃学问之力而已；诸国所以能久与相持，则亦由学问尚能步武于其后。彼泰西各种学问，皆各有其甚深之根柢，分科研究，剖之极细而入之极深。其适用此学问以施政治事，又积无量数之经验，发明种种原理原则而恪守之，丝丝入扣。我国非特在学殖荒落之今日，不能望其肩背，即在学术昌明之昔时，亦岂能得其仿佛？盖我国研究学问之法，本自与彼不同。我国学者，凭冥想，敢武断，好作囫囵之词，持无统系之说；否则注释前籍，咬文嚼字，不敢自出主张。泰西学者，重试验，尊辩难，界说谨严，条理绵密，虽对于前哲伟论。恒以批评的态度出之，常思正其误而补其阙。故我之学皆虚，而彼之学皆实；我之学历千百年不进，彼之学日新月异无已时，盖以此也。我等不信立国须恃学问，则亦已耳，亦既信之，则安可不一反前此之所为，毅然舍已从人以求进益。今也不然，侈然曰学问我所固有，偶摭拾古籍一二语与他人学说相类似者，则沾沾自喜，谓我千百年前既明此义矣，便欲持以相胜。此等思想既浸灌于后进学子之脑中，故虽治新学者亦浮骛浅尝，莫或肯虚心以穷其奥。彼日本之知有新学，盖在我之后，其老辈且尝恃我国译本以为津筏，今日者则无论何种科学，皆有专门大家，每年所著新书，不下千种，大率皆有心得，欧美时复译之。我国号称讲求新学既四五十年，外国留学生亦十数万，试问在学术上有何毫厘成绩可以表见。此而不耻，则痼疾云胡可治。此虽由彼我政府所以提倡风示者殊途，然我国民一种虚矫自大苟安自欺之心，实病根之所从出也。就风俗道德方面言之，我国孔孟所教，诚可称道德之正鹄（此却非我虚矫自大之言，吾新有所见，行将专著书发明之），然亦岂以口舌尊尚，以仪文崇拜，便谓我已止于至善？试问举国士夫，谁亦不诵孔孟之书，自谓为孔孟之徒，而其道德果何若者，面全国风俗又果何若者？今之老师宿儒，动辄斥新学小生蔑弃礼教。夫新学小生中不乏下流。吾固断不肯稍为假借也，而老师宿儒夙以提倡礼教自命者，今或纷纷颂莽功德，若荡妇之倚门卖笑；即其洁身自好者，亦不过以租界作首阳，袖手以观国家之陆沉，则又何说？须知道德之为物，其中固有一部分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亦有一部分必须与民变革者。道德本为社会之产物，社会之境遇变迁，则道德之内容，亦当随而变迁。徒袭取数千年前先哲遗训之面目，必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只相率以虚伪而益其腐败耳。至于他国特别之风俗，其为我不必效不能效不可效者原甚多，且彼近日社会之堕落，当引以为戒者抑亦不少。虽然，其道德固自有甚深之根柢，亦与其学问同。苟非尔者，彼之国家，何恃而立？且彼方日日应于社会之变迁，而道德之内容，常改进而无凝滞，其可取为我师资者抑何限。而我乃始终鄙夷视之，其毋亦昧于择善矣乎？要之我中国现在社会之人心，实依然为千百年来旧染所锢蔽，暮气沉沉，惰力满满，若淤血积于体中，为百病之窟宅，故虽日进甘旨，曾不足以资荣卫，而徒增其痼疾，积弱大原，实在于此，非我国民痛自警醒，痛自改悔，慊然自知不足，而抑然以人为师，其安能挽此颓风一新国命者乎？
来源：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刘军宁主编．一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