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针对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浩如烟海。今天介绍的文章系统性地综述了有关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能够启发研究者进一步思考这一关系及其中的因果机制问题。编者按 针对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浩如烟海。今天介绍的文章系统性地综述了有关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能够启发研究者进一步思考这一关系及其中的因果机制问题。
马克·吐温曾经说：人比人气死人（Comparison is the death of joy）。人们普遍认为，有钱就会更加幸福。尽管研究发现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幸福感之间的关联往往比较弱，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很复杂。
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传统
主观幸福感指的是一个人对于自身生活某一方面或整体的满意度的情感性体验和认知性评价。针对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早期研究关注收入水平和幸福感指间的简单正向关联，比如伊斯特林（Easterlin）和Veenhoven等人的研究。比如，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富裕的国家却非常弱。
在这个时期，一些学者，比如如Diener等人提出需求理论（need theory），强调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取决于个人的需求满足程度，因此较高收入增进幸福感的现象只存在于贫穷的国家。这一理论在国际比较研究中获得了大量证据的支持。另一个理论视角是相对性假设（Relativity Hypothesis），它关注社会比较的过程，因此认为与绝对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相比，相对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更强地影响主观幸福感。但是，在研究中，关于何者更重要的争论并未消停。
文章作者指出，这些研究存在两个主要的缺陷。第一，有关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指标存在着概念效度问题。比如，一些研究利用客观社会经济指标来构造相对指标，实际上只是社会比较的间接测量。第二个问题是，许多研究只限于讨论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但是却忽视了两者之间更为完整的社会心理过程。
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和客观测量
社会经济地位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进行定义。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的是个人所占有的资源的绝对水平，通常包括收入水平、教育获得，或者同时包含这两者。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指的是一个人对于自己在一个社会中所处的社会经济位置或等级的感知。两个常见的测量是单一条目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类别或者麦克阿瑟主观社会地位量表，它们都测量了相对水平。比如，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通常会让受访者去确定自己所在的社会阶层，比如较低阶层、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而麦克阿瑟主观社会地位量表则是一个10个等级的梯子，由低到高表示不同的社会经济水平。
客观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通常是正向的，但是并不是非常相关，大概的关联程度是0.3-0.6。原因在于，尽管人们在主观评价时会考虑客观的社会经济资源，但是每个人所采用的标准却不尽相同。其次，同样的客观标准也会在质性标准上有所差异。第三，更大的社会环境也会影响人们对于客观社会经济资源的看法。最后，主观评价还会受到情绪、个性等与社会经济地位无关的因素的干扰。
总之，我们并不是非常清楚哪些因素导致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差异。在理论上，这个差异源自于社会比较过程。比如，有研究发现，相对剥夺的体验就来源于人们将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和其他人进行比较的过程。因此，作者强调，在概念化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时需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涉及一个人拥有的客观资源，二是涉及一个人对于客观资源的评价。
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
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到厘清。如果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关涉了社会比较过程，而客观指标却没有，那么一个可能的假设就是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幸福感之间的关联可能更强一些。
然而，由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受到心情和个性等因素的影响，而主观幸福感也受此影响，两者可能存在一些相同的变异。因此，在分析时，研究者有必要考虑其他主观因素的干扰。
正如前面所讲，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源自于客观社会经济资源。因此，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能会部分地通过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作用。也就是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存在中介作用，即第二个假设。
此外，作者还指出了一些可能影响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国民财富情况、文化倾向性、收入不平等，以及人口密度、社会流动等。
元分析的结果
作者检索了多个数据库中有关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筛选出357篇进行元分析（mata-analysis）。其中大多数研究所涉及的地区是欧洲、亚洲及北美。在国家方面，美国的研究最多，占到了13%，其次是德国，约占7.8%。
作者发现，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效应值（Effect Size）约为0.323。其中，收入梯级的效应值是0.331，教育梯级是0.325，主观收入水平是0.262，主观教育水平是0.334。整体而言，主观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对于幸福感的作用大多都是中等水平。考虑加权之后，加权了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效应值为0.161，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效应值则为0.212。
相比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会更强吗？作者专门分析了使用纵贯研究的文章，结果表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要显著强于客观指标。此外，作者还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部分地中介了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即使进一步区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两种不同测量方式，即梯级测量和主观感知，这种中介作用依然存在。
就调节因素而言，结果发现国民财富、人口密度能够显著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而文化倾向性、收入不平等程度没有影响。此外，绝对的社会流动对主观或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几乎没有影响，而相对社会流动则可以调节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在相对流动较低的地区可能更加稳定一些。
小结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考查了主观和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作者检验了两个主要的假设。首先，基于社会评价过程，主观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能更强。其次，考虑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作者强调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部分地中介客观指标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两个假设都得到了一定的证实。此外，作者还分析了一些社会环境因素对于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总的来说，金钱和资源，不管是客观拥有的，还是主观感知的，都能够显著地影响主观幸福感。至于宏观层面的调节因素，它们所起的作用也多于己有研究的结果一致。
文献来源
Tan, J. J., Kraus, M. W., Carpenter, N. C., & Adler, N. E. (2020).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6(11), 970.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7PdJeIt-NEqlKQldEC19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