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心理学与哲学的关系？

心理学青年学子如何修炼哲学素养？

—《心理新青年》对话哲学家邓晓芒教授

主编｜潇檬

编辑 | 张昊天 潇檬

排版｜潇檬

审校 | 邓晓芒 郭永玉

　　

1. 嘉宾简介            

　　邓晓芒，1948年4月生，湖南长沙人，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德国哲学》主编。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和研究，并积极介入中西比较和文化批判。代表性成果有专著《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获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奖二等奖）、《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合著，获教育部第二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奖二等奖）、《黄与蓝的交响》（合著，获教育部第三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奖三等奖）、《冥河的摆渡者》、《灵之舞》、《人之境》、《灵魂之旅》、《新批判主义》、《康德哲学诸问题》、《实践唯物论新解：开出现象学之维》、《〈判断力批判〉释义》、《中西文化心理比较讲演录》、《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等；译著有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全套书获教育部第四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奖一等奖），康德《实用人类学》、《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合译），胡塞尔《经验与判断》（合译），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本）；发表论文（含译文、文学评论）300余篇。

 

2. 采访正文

第一篇：人物故事

　　《心理新青年》：邓老师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专访！您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曾经下乡插队，31岁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研究生。在您长达几十年的哲学道路上，当年您是如何踏入哲学之门？又是怎样的考量选择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和研究，并积极介入中西比较和文化批判研究？您认为目前为止，您最大的学术贡献是什么？

　　邓晓芒：我们“文革”前后上山下乡的这一代人（所谓“知青”），绝大多数都没有接受过所谓“正规”的“科班”教育，当时连大学都停办了，“成名成家”被当做“资产阶级思想”遭到猛批，这是现在的年轻人不可想象的。我16岁下乡插队落户，26岁回城，然后又干了5年搬运工，其间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我开始自学哲学完全是不期然而然的一场遭遇，从来没有想过在这方面自己能够有什么成就，只是在那场大规模的全民疯狂中，从最初满怀激情地投入继而遭受到理想被扭曲、信念被玷污、人格被侮辱的巨大的精神痛苦之余，想要通过认真学习理论知识来清理一下自己那幼稚而糊涂的思想，提高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在眼花缭乱的政治动荡和各种流行口号的裹挟之中，形成自己独立思考的判断力。从1968年（20岁）起，我把这种想法当成自己个人的终身追求的目标，决心要“看尽天下书”，不再做任何未经自己思考过的外部目标的应声虫，而开始建构自己的独立人格，要摆脱思想上的婴儿状态，成为一个思想有主见、行动有预见性的真正的“男子汉”。这段艰难的思想历程我在“一个‘右二代’的‘革命’经历”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描述（收入我的文集《人论三题》，三联书店2019年版）。正是在十多年的一边劳动谋生一边自学的过程中，我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哲学的殿堂，不是为了要考什么哲学研究生，而是为了自己“成人”。显然，了解到这一点，就会明白我根本不是自己“选择”了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和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而是因为当时只能找到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书籍，而在阅读这些书籍时又深深感悟到这种典型的西方思维方式与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的格格不入甚至处处对立，自然就萌发出要对中西思维方式作一番比较的冲动。

　　所以，多年来我的注意力主要就是集中于这两个层面，一个是对德国古典哲学以及一般德国哲学的深入理解和把握，在这方面，我自认为还是有所收获的。再一个就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及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来龙去脉加以整体的考察，以此来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进行深层次的比较，并结合当今中国现实生活所提出的时代要求，从中产生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批判性思维，这就是我所提出的“新批判主义”的要旨。所以，如果说我这辈子在学术上有些什么贡献的话，那么主要就是这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总合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努力让中国人能够读懂西方最高深的哲学思想。这同时意味着对中国人进行一番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

第二篇：学术观点

　　《心理新青年》：您曾写过一本关于文化心理学的著作《中西文化心理比较讲演录》，强调了中西文化心理比较的重要性。在您看来，开展基于中国文化的本土心理学的研究有哪些可行的路径？

　　邓晓芒：对任何一种文化的本土心理学研究，都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本土文化的心理学素材，而必须有一个放眼全球的视野。就中国文化来说，“心理学”这门学科，包括它的概念、原理和方法，都是西方来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入中西文化心理的比较。我们既不可能照搬西方心理学的整套原理构架和结论，也不可能抛开这套外来的东西自己另搞一套，而必须异中求同，同中辨异，在西方心理学已经成熟的方法论原理和人性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借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入体会而推陈出新，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心理学体系。例如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或“恋父情结”）就是在西方爱情心理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为西方家庭至少在传统意识中是建立在爱情之上的，这就不能机械地搬用到中国文化心理中来，因为中国传统家庭的基础不是爱情，而是亲情。所以中国即使有恋母的现象（如“妈宝男”之类），也不是要和父亲争夺爱的对象（俄狄浦斯的杀父娶母），而只是不愿意长大而已（如莫言笔下的上官金童）。

　　可见，对中国文化心理的研究必须具备西方文化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作为参照系，但同时又要对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有深入的体会和理解。这就必须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有深厚的积淀，同时对中国人的深层心理有敏锐的透视能力。在这方面一个不可缺少的途径就是对中国文学的广泛的阅读和浸润，尤其是对近百年来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激发起来的中国文学和文化反思的代表性作品（如鲁迅的作品）的熟悉，因为中国文化心理中最隐秘的部分只有在这场动摇中国人的传统人生观和人性论的根本的文化冲突中，在深受这场冲突所震撼的中国顶尖级的文化大师的心声呐喊中，才有可能显露出来。

　　《心理新青年》：翻开心理学史的著作，有很多篇幅在讲哲学史的内容。在您看来，哲学与心理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心理学家如何打开哲学之门，与哲学开展对话、碰撞与融合？

　　邓晓芒：心理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本身就是哲学的极其重要的话题，离开哲学的心理学顶多就是一门实用技术，即目前国外流行并且严重影响到国内的作为心理学“正宗”的实验心理学，它已经成了神经心理学、精神病学、临床医学、心理问卷加统计学的大杂烩。目前国内的心理学的学科被划归自然科学领域，虽然不能说错，但反映了决策者方面的极其狭隘的眼光，这就是把人仅仅当作一种动物来研究。人当然也是一种动物，但人的心理决不只是动物心理，人的意识、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本身都是哲学问题，这些问题在自然科学的眼光下都是不可穷尽的，表明了“人心是一个无底深渊”（奥古斯丁）。而缺少这一视野的心理学是穿不透心理学的“无知之幕”的，只能在外围绕来绕去。伟大的心理学家都是哲学家，真正想研究心理学的人，不会只想到和哲学去“对话”、“碰撞”与“融合”，而会把自己研究的问题从根本上看作本身就是哲学问题，必须立足于哲学来看待心理学。所以你看到心理学史都在谈哲学史是很自然的，这并不是“跨学科”或“多学科”的联合，而是同一个领域中不同层次的综合。如果哲学这道“门”对于你还是封闭的，那只说明你还没有进入心理学之门。

　　《心理新青年》：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曾说：中国的社会科学太落后了。坦率地说，包括哲学在内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远赶不上自然科学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在总体上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您是否同意这个看法？人文社科学者如何在理解西学的基础上，构建扎根本土的中国理论？

　　邓晓芒：我同意陆先生的观点，只有一点补充，即认为中国的自然科学在国际上其实也只是一个跟随者的地位，而非领跑的地位。我们的强项基本上都在科学中的技术性方面，即人家提出了理论和原理，我们想法把它们运用于实际的用途上，虽然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应，但在基础科学方面是很弱的，这与我们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很弱是相匹配的。我们只看重科学（自然科学）的“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而不看重科学的开拓人的眼界、提高人的心性以及训练人的思维能力的作用，觉得那些都是虚的，只有带来“效益”才是实的。所以一旦人家在理论和原理方面对我们实行封锁，我们就感到被人“卡脖子”了，却不去想想我们为什么会被人卡脖子，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在基础理论上创造自己的原理，而只能去验证人家提出的原理？这样下去，中国的自然科学也是走不多远的，体量再庞大，也只是一个泥足的巨人。

　　至于人文社会科学和哲学，则更是缺乏原创性的思想，而只限于理解和重复人家已有的思想，而且就连这种理解和重复也只是浅层次的甚至是充满误读的。加上西方的这些东西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中更难以应用，于是看起来就比自然科学效果更差、更落后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动不动就要复旧、回归传统，因为那毕竟更好用啊！也更带中国特色啊！如果这就是“扎根本土的中国理论”，那根本用不着以“理解西学”为“基础”（这两者是矛盾的，“扎根”不就是“基础”吗？）,一百多年来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后继,都在折腾个啥?

　　《心理新青年》：哲学是否能够回答人类的终极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

　　邓晓芒：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回答人类的终极问题，否则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但迄今为止，两千年来哲学的这一任务只能说还在路途中，远未达到完成，而且不可能达到最后的完成，否则就是人类的灭亡。所以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去追求那种超出已有的意义之上的意义，一旦你这样去追求，这种终极意义就会要么呈现为绝对的真，要么呈现为绝对的善，要么呈现为绝对的美。当然这些都只是些理想，可欲而不可达；但既然可欲，就有意义。因为“真善美”无非是人心的三维结构“知意情”的理想化体现，对真善美的追求就是对人类自我完善的追求。

　　《心理新青年》：请教一下邓老师，从哲学、伦理学、道德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中西方由于地理因素、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们的道德观很不相同。比如有人认为，西方人看重权益，中国人看重义务；西方人注重契约，中国人注重人伦；西方人注重功利，中国人注重道义；西方人强调性恶论，中国人强调性善论；西方人偏向极化，中国人偏向中庸；中国人注重道德情感的体验、领悟；西方人注重理智的思辨、论证。请问邓老师认为中国人和西方人在道德伦理范畴最大的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会造成这种道德观上的差异？

　　邓晓芒：我在很多地方已经表明了我的中西文化比较的一条基本原则：不是对个别概念、范畴和特质的比较，而应该是对于双方的同一些概念、范畴和特质的“关系”和结构方式的比较。你这里所列举的中西文化的那些差异其实都站不住脚，都是双方所共同具有的一些特质，不同之处不在于你有我无或我有你无，而在于这些特质的相互关系或结构的不同。我曾经把你讲的所有这些特质归结为中西文化心理的两种不同的结构关系：西方是建立在个体意识之上的群体意识，中国则是建立在群体意识之上的个体意识。凡是一种成熟的文化，必然同时具备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因而同时具备你上面所说的所有那些素质，否则是不可能延续数千年而不灭的；但两种意识所构成的文化心理模式却可以是不同的甚至是颠倒的，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实况。

　　在我80年代提出上述文化心理模式的差异之前，甚至直到今天，几乎所有谈中西文化比较的观点都是按照你的这种区分提出来的，就是着眼于个别要素到中西文化的各种经验表现中去进行归纳，而不是着眼于某种文化心理模式的结构性比较，因而引起了无数浪费精力而毫无结果的争论，这种乱象是到应该结束的时候了。至于这两种文化心理结构模式的起因，可以参看我和易中天所著《黄与蓝的交响》的第一章“大地之子与海的女儿”，即起源于大陆农业文明和海洋商业文明的不同社会结构。

　　《心理新青年》：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中国道家思想的“辩证思维“有何异同？能否请您通俗易懂的说明一下？

　　邓晓芒：西方辩证法（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柏拉图、赫拉克利特等人的辩证法）起源于古希腊的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的统一，这是我在《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商务印书馆2008年）中所总结出来的一个基本原理。所以在西方人看来，要谈辩证法，两个东西不可少，一个是体现为逻辑理性的规范性（逻各斯），一个是体现为自由意志的能动性（努斯）。所以辩证法本来的意识是双方通过理性的、逻辑的辩论而相互斗争、较量，以推动一个命题从低到高的提升。这种辩证法在中国本来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国古代既没有逻各斯精神，也没有努斯精神，道家思想尤其没有。正相反，道家就是要悬置逻辑，甚至连语言都要忘掉（得意忘言），而单凭直观领悟来把握真理。而在努斯精神方面，则更是要求放弃自由意志，无为无欲。但尽管如此，道家的一些说法却和西方辩证法的一些命题有异曲同工之妙，如“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无为而无不为”等等，从现象上看，这些说法也可以说是具有“辩证法”的特点了。但其实是貌合神离。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这些辩证的机巧都不是人为造成的，而是自然现象，我只能是“无为”，并且相信自然会让我实际上“无不为”，但那不是我的自由意志的功劳，而恰好是放弃了自由意志的结果。第二，正是因为我没有动用自由意志，不想去做任何事情，所以我才得到了“自由”，无牵无挂，轻松洒脱，这是一种“无意志的自由”，而非自由意志。所以，说道家的“辩证思维”只能是一种借用，表面上有点类似，严格说来是不合法的。

第三篇：青年建议

　　《心理新青年》：面对当今心理学研究愈发自然科学化的趋势，对于年轻一代学生学者的人文哲学素养的学习与培育，您有什么建议？

　　邓晓芒：我主张有志于心理学的青年尽可能不要受这些科学主义者的误导，多看些哲学书，尤其是西方大陆哲学的经典著作,再就是多受些文学作品的影响（不是指那些粗制滥造的网络文学，而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文学），从中体会人性的丰富性和无限可能性。没有这些修养作铺垫，心理学系的学生顶多能够成为一个操作员，而不是一个胸怀博大的心理学家。

　　《心理新青年》：您在哲学领域取得了备受推崇、学界公认的杰出成果，但有的成果是您沉潜研究很长时间才能得来，而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今越来越多的高校采用“非升即走”的预聘制，规定时间内完不成体制内的科研指标就要被淘汰，这似乎使得“坐冷板凳”与“十年磨一剑”的工匠精神不复存在，也使学术界的成果良莠不齐。在您看来，当今青年教师如何平衡好发表论文与追求“真学问”的关系？

　　邓晓芒：这是一项最糟糕的政策，我不知道是搬用的哪个国家的做法。我只知道如果康德生于这个时代，他永远也写不出他的《纯粹理性批判》。据说他在1770年就职哥尼斯堡大学教授后，整整10年没有发表任何文章，教授委员会已经后悔当初的决定了，但《纯粹理性批判》的出版震惊了世界。中国教育界成天叫喊要出“大师”，实际上却把所有的青年教师都当成打工仔一样对待。现在的青年教师所面临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最艰难的时期，连自己生存都很成问题，还要为国家多生孩子。我也不知道何时能够走出这一困局。

　　《心理新青年》：普通人会觉得哲学是高深晦涩的学问，实际上，每个人的工作与生活中都需要一些哲学视角，能否请邓老师推荐几本哲学的科普读物？

　　邓晓芒：哲学的科普读物我也写了不少，如目前比较畅销的《哲学起步》，还有一系列的讲演录和课堂实录。当然，虽然是“科普”，也并不那么容易理解，还是要动点脑子的，因为这是哲学，而不是“心灵鸡汤”。其他人写的我看得不多，有一本伊格尔顿写的《人生的意义》（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写得不错，我还为中译本写了序，可以看看。另外有一本《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孙隆基写的，讲中国人的生存方式讲得很透，比李敖强多了，又很通俗，都是些日常生活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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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 钟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