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人，曾师从钱穆、杨联升，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汉学家，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现居美国。余英时是公认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44岁当选台 地区“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21年8月1日于美国逝世。
2011年余英时先生获“人文诺贝尔”之称的克鲁格奖后，《东方早报》对余先生有访谈。收录在余英时《学思答问》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大国崛起”有误解
东方早报：您赞同“大国崛起”的概念吗？您怎样理解这种观点？
余英时：“大国崛起”作为一个概念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好像说，整个世界永远是被几个“大国”管制，“大国”此起彼落是世界舞台上唯一值得注意的事，一切“小国”都微不足道，只有听“大国”支配的分。这恐怕不是未来世界秩序的唯一表现方式，更不必说合理的、公平的方式了。
如果“大国崛起”的潜台词是“中国崛起”，那么问题更大，使人感觉到中国要取西方大国的“霸权”而代之。中国原有的“大同”观念，重点在“仁道”不在“霸道”。这一点希望有人展开讨论。
东方早报：在以前的采访中，您不同意“下个世纪是中国”的看法，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您的这种观点呢？
余英时：我不同意“下个世纪是中国”这样的提法，其理由与我不赞成“大国崛起”、“中国崛起”这样的提法基本相同。但并不表示我不希望中国在下个世纪变成一个富足、健康、公平、合理、文明……的国家。
事实上许多西方国家，还有日本，似乎不可能忽然都停滞不动，等着中国超过它们。以文化、学术、艺术、内部秩序的安排等等而言，现有的先进各国都有很深厚的基础，不是短期内便能完全赶得上，更不必说超过了。如果因为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很快，便作此豪言壮语，则难免“暴发户”之嫌。
我们还要深入分析一下目前经济成长的背后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是中国的科技、生产力已超过了西方各国？是中国的政治、法律、社会秩序上比西方更先进了？是中国的人文研究、一般文化教育和艺术成就已高于西方？这些问题似乎不能不先认真讨论讨论。
中国前途在革新
东方早报：有人形容您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学贯古今中西，一直着眼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当代研究和未来发展。结合对历史的认识，您对当代中国的前途感到乐观吗？您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于什么？为什么？
余英时：从历史角度观察，我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冷眼旁观，看中国究竟要走向何处去。中国的前途首先在于能不能在经济快速成长的情形下，在国内建立一个公平、合理、和而不同的整体秩序。
中国前途最重要的便寄托在制度更新、文化创造等等动向之上。“内”是本，是体，“外”是末，是用。汉唐之所以成为盛世，成为“大国”，首先因为有了“文景之治”、“贞观、开元之治”。这是先将中国内部事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教育等制度都先安排好了，然后才有汉武帝的开边、唐太宗成为东亚的“天可汗”。但这已是过去的历史，无法照抄。
以西方“大国”言，英美都是在宪政、法治、科学革命、思想创新等等方面奠定坚实的基础，然后才能向外扩张。美国过去长期顾内不向外，所以有“门罗主义”，威尔逊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伸向国际事务，很快便遭到国内的反对，因而有“中立法”，不得对外开启战端，也不能插手其他国家的战争纠纷。
罗斯福眼看英国可能被希特勒击溃，也无法援助。如果不是珍珠港被袭，第二次大战也无法出现。二战之后，美国是被形势所逼而成为世界两大“霸权”之一的。这是值得好好研究的。
民族主义不能泛滥
东方早报：在美国居住这么多年，您有没有感受到国外对于中国或者中国人看法的改变？
余英时：美国这几十年种族歧视的观念变化很大。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到美国的时候，常常听说白种人不肯租房子或卖房子给有色人种。但今天已听不到这样的故事了。这是因为黑人的民权运动已在法律上取得真实的成就。歧视是违法的。
中国人在美国的处境也在这一大运动下越来越好。个别白人也许偶然仍抱着种族偏见，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碰到这样的情况。
东方早报：您在著作中特别强调中国的民族主义，您怎样看待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如何引导这种情绪使其促进中国的发展？
余英时：我在著作中并不特别强调“中国的民族主义”，我仅仅强调中国有自己的民族传统，不能完全抛弃掉，一切唯西方的马首是瞻。我又认为中国传统中有健康的部分，也有不健康的部分，不能一概论之。
中国对外来文化是比较开放的，佛教传入中国，终成中国的“三教”之一，便是明证。十六、十七世纪基督教士到中国来，他们传入了当时西方的天文历算，也很得到不少士大夫的尊敬。
我觉得民族主义是在国家受侵略时期所必须提的，一旦没有外患，便不宜提倡高昂的民族激情。希特勒便是靠民族主义“崛起”的，其苦难已人人皆知。
我主张人人都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但又必须同时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样才能吸收别人的长处。如果采取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那么中国便必须放弃一切源于西方的科学与技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
在个人层次上，我主张中国人个个都有一种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但民族主义今天不能泛滥为大规模的、集体的“运动”。
知识人要做批评者
东方早报：您在以前的著作中指出，各个不同的时代，各有其知识人特为关注的问题。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使命感。那么您认为，对于当今中国的发展，知识分子应当肩负怎样的责任，应该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
余英时：知识人在中国是从传统之“士”转变而来的，必然负有更大的使命。过去的“士”有特权，现代的知识人则没有特权，但仍有监督、批评各方面的责任。过去提倡“革命”的人主要来自知识人阶层，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今天不需要暴力革命，但社会必须改进。这个责任首先落在知识人身上。所以知识人不能再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心态面对巨大的权力和财富。扮演批评者的角色是最重要的。
其次是知识人必须各有专业，在学术领域中不断创新，提高中国的学术与文化水平。美国的乔姆斯基在语言学上是一代大师，但它批评美国政府和政策，不留任何余地。我不一定赞同他的观点，但我很尊重他的批判精神。
#：另外，余先生曾接受时代周报的采访，选取相关部分，供参考：
要恢复人的尊严
语言本来是约定俗成的，没有什么必要创新，可是我觉得“分子”这个含义现在太坏了。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
时代周报：为什么你现在把“知识分子”一词都改用“知识人”？
余英时：“知识人”这个名词是我现在提倡的，第一次是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士与中国文化》第二版，我在序里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尽可能用“知识人”，而不用“知识分子”。
原来我也用“知识分子”，那是随俗，因为语言应该随俗。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过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知识分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从前是一个中性的词，后来就变质了。所以我不想再用。
我记得可能是看了已经去世的语言学家陈原谈“分子”的文章，受到他的影响。西方用“intellectual”，就是知识人，日本人也用“知识人”。我给日本学界写过一篇文章，用的是“知识人”这个名词。
讲知识人等于中国人讲读书人一样，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复人的尊严，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语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语言，就是鼓动暴力。
时代周报：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源流可以追溯？
余英时：中国对人权是一样尊重的，在王莽时代有诏令，不能买卖人作奴隶，这比西方还进步，西方整个古代以至早期基督教都视奴隶为当然。人都有权益，人都有尊严，这在中国早就有了。中国的观念跟西方的价值可以结合起来的。
从前中国还有士大夫阶层来控制，政权也是开放的，开放到一定程度就是科举，要做官必须先考试，这个考试是比较公平的。从汉武帝开始，中央设有太学，地方上也推举人才再送上去。
这是中国很早就有的好事情，不要以为是小事情，这是不容易的。西方在中古时候一个是武士阶级，一个是有钱的商人可以有特权，然后是世袭的贵族。
这些在中国很早就消灭掉了，世袭制度基本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就不再实行了。唯一世袭的就是皇帝，这个没有人碰它。
中国的政权很早便开放到“四民之首”的“士”（即知识人）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成就，但这一开放并没有形成“民主”。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知识人便自觉地努力，想作进一步的开放。追求民主，便是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人的尊严”。儒家早已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这一思路在现代与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潮流汇合了起来。
时代周报：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
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
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