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职业革命者的心理世界构建，与组织中的化名系统与信任机制密切相关。
原载《知识分子论丛》第16辑
图片来源于网络，注释略
1930年12月，江西兴国15岁的吴法宪参加了红军，他再次回到家乡已是三十年后。其间1933年他曾得到父亲的信，告知他第三次“反围剿”中，国军烧掉了家里房屋，抢光了家里东西，全家被赶到山里，缺衣少食中，祖母、母亲、弟弟和三个妹妹相继冻饿而死，一家七口仅剩父亲一个，而父亲流落在街市中靠贩卖黄烟为生。他再次得到父亲的讯息时已是1949年春，当时他随大军至广西南宁，得知老父亲依然在孤身苦活，而他无暇顾及。
1950年6月，吴法宪接到调令，中央军委令他到北京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赴京之前,他向当时的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副政委谭政请假，想绕道回一次江西老家，把父亲接出来一起去北京安度晚年。谭政却没有同意，说组建空军任务紧急，要吴法宪先去北京报到，然后再去接父亲。吴法宪服从了命令，但7月初甫一抵京，他就接到家乡电报，父亲因患痢疾病亡，而乡人无钱为其买棺，只能裹以草席草草埋葬。由于当时国家还实行供给制，此时的吴法宪手头一文不名，乃请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批准，由组织上拨给二百八十元救济款，寄回家乡请乡人买棺重殓，并代父偿债。
吴法宪
吴法宪式的经历并非孤例。菲律宾华侨叶飞，1919年5岁时自菲律宾告别生母，回福建南安家乡上学，受养母抚育，至中学后离家参加革命，一直到1949年才与养母重逢，而与其菲律宾的生母则是自髫龄一别后，终生未见，虽然其生母至1965年才病故，虽然他记忆中的母亲“特别疼爱”他。1949年时，叶飞为福建省委书记、省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其菲律宾的小妹来信告知家已破产，希求救助，而叶飞“却没有钱可寄给她，这是海外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1930年，湖南平江16岁的张震参加红军，身为独子，辞别卧病在床、奄奄一息的父亲和对他疼爱无比的母亲，其间除1938年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请假回家匆匆见了母亲一面、留下20元给孤身一人的母亲外，多年来其母杳无音信，生死不知。1949年，张震请时任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派人帮助打听其母下落，据说是从一破碉堡中找到，久已沦为流浪乞丐，讨饭为生，而且精神有些失常。1949年12月，当张震与母亲在南京下关车站相见时，母亲一开始都不认识儿子，而她身上衣衫，“已破得没法再洗，轻轻一搓，就成了条条布丝”。
我们还可以罗列出更多这类“奋不顾家”、“革不悯亲”甚至令人齿冷心寒的事例，但这里的三个故事应该足以表明，革命年代的共产党员，共有着后来的共产党员不再拥有的某些精神状态和心理品质，包括他们对自身使命的认知、对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伦原则、人际关系的抛弃，以及他们特殊的心理和情感世界。
1926年深秋，从压抑的北方来到革命热潮中的广东的年青共产党员王凡西发觉，广东“革命政府下面的革命干部”，和“北方地下工作中的革命者很不同。凭我这双带点清教徒色彩的眼睛看，这儿的革命者不够革命”，“他们没有那份严肃气，更没有悲愤情怀。享福与贪欢心情很普遍，生活相当随便。”“这种情形，愈来愈令我痛苦，因为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让我想起北方同志们的清苦而严肃的工作。而最使我难过的则是此地对工作的看法已完全不同，人们将革命工作看成为官职，因之将革命的参加者看成简单谋差使的人。”如果将王凡西当时观察到的“北方”与“南方”共产党人的差别，从地域空间维度转换成历史时间维度，那其实也是“革命尚未成功”与“革命已经胜利”的差别——心怀悲愤、砥砺奋斗、组织至上、牺牲个人一切以达共同革命目的的那种理想主义，以及物质生活方面的某种禁欲主义，随着革命者成为当权者而渐渐烟消云散，而革命理想主义所塑造的精神世界和心理品质，在“后革命时代”已经成为怪异之物，甚至早至“建设时期”，就已经显得与时代风气格格不入。随着时代的转换，早期共产党人那些品质——或者“初心”——还能在平庸的“日常政治”中重现吗？诚如斯大林所说，“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而我们想要知道，其特殊性究竟何在，以及这一材料的锤炼过程与机制。
一、职业革命家之特质
即便“革命”不完全是现代现象，但“职业革命家”则确实是一个全新的现代现象。众所周知，“职业革命家”这一概念和组织形式均源自列宁，而且这正是列宁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之一，是共产主义运动首先得以在俄国取得突破的有力武器。他说，“普通的群众……能够决定我们整个运动的结局，可是，为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别的品质，需要有职业革命家。”他所说的“职业革命家”是指那些“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正是这样的革命家组成的先锋队政党，同时结合了纪律、办事效率、绝对的情感认同以及完全的献身精神，成为革命胜利的保障。本文采取一种基于描述而偏重于心理维度的方式来界定中共早期的职业革命家，因此笔者所探讨的“职业革命家”是指这样一批人：1、他们明确意识到自己将以革命目标作为终生奋斗事业，并愿意为之牺牲一切；2、他们意识到自己作为共产党人“优于众人”（或者说具有“先进性”）；3、他们对组织外的人（哪怕是传统意义上的“至亲好友”）在心理和情感上能够持久地保持一种疏离感和超脱感（sense of alienation and detachment）；4、他们在心理和情感上首先认同自己是一个共产党人，自觉将组织对成员的要求内化为个人行为的“最高准则”，因而能够坚决服从“铁的纪律”； 5、他们在心理上能够比一般社会性的个人承受更多的痛苦和牺牲，其痛苦感知的阈值和耐受力显著高于常人；6、具有强烈的敌我观、特殊的死亡观和性爱-家庭观；7、他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几乎完全依赖于组织的安排，几乎消除了个体生命和生活的“私人”或者说“非政治”属性。按照列宁的说法，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自然就是“职业革命家”，只有少数“受过专业训练”的领导者才称得上职业革命家。对此本文给出一个经验性标准，即唯一或基本依赖党组织的津贴来维生，并且无条件地完成党组织的指令的革命者，才称得上“职业革命家”。他们是党组织生命和效力之基础，是党实现革命目标最基本的依靠力量，当然，他们也将党组织作为生活与生存意义的依靠。
这些“职业革命家”的特征或属性，一方面既基于与其他政治组织相比较，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与后来的一般共产党员相比较，概括而得。换言之，非列宁式政党的政治组织之成员，不具有此类特征（尤其不会全部具备），而非革命时代的共产党员，这些特征也逐渐消失了。接下来，本文将主要根据档案材料和革命者的回忆录、口述史料来探讨这些品质在早期的共产革命中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些品质对于职业革命家的生存状态和心理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二、“训练”：职业革命家的进阶之路
中共从1921年的58名党员，至大革命失败时迅速扩大至57967人，人数膨胀千倍，而其影响与活动能力也急剧增强。这一过程中共产党本身的思想状况、政治策略、组织型态、成员构成、成员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要更深入地考察这些变化，我们还有必要聚焦于这一时期中共录用和训练其成员的过程、方法与技巧，以分析这一转型过程何以可能，从而有助于了解那些“职业革命家”如何被“锻造”出来。
在中共成立前后，中国思想界是各种思想观念的“诸神竞争”时代，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等政治思想和共产主义争夺着几乎是同一批潜在的信众。在此种情况下，新生的共产党如何迅速建立起自身的认同，以区别与之竞争的其他运动力量、有效吸纳追随者、推动其政治目标的实现，成为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
党组织的领导者清楚意识到这一问题，就如蔡和森所说，一大时中共还只有宣传和党纲的规定，“只能说是宣传机关，而说不上政党”。但在1922年二大上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就明确告诫全党，本党的性质和实现这一性质的途径所在：“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而“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而要成为这样的先锋党，“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
（一）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
（二）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谏训【训练】。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
《决议》随后详细列举了进行“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须依据七条原则，内中包括“铁似的纪律”、“党员个个牺牲个人的情感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等等。这种训练在两个体系内展开，一是在苏联成立专门的学校训练各类革命干部（有群运、工运、军事、情报、通信、理论研究等类型），一是在国内的党组织建设中，通过支部活动、党校和实践活动来完成党员从业余活动者到职业革命家的遴选与训练。国内的组织建设与成员训练，因为从中更可见中共党组织的成长过程，故值得稍费笔墨加以分析。
莫斯科东方大学
党中央成立了专门的党内领导机构和领导机制，包括详细的成员状况调查、教育和训练工作的检查、汇报、督促机制，规定了基本的训练内容，指明了通常的训练程序，其略缕述如下。
“二大”郑重确立了训练目标和原则之后，三届一次中央执委会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对训练党员做出了更具体的指导，如要求每个地方的党组织要依据《前锋》或《向导》上的论文对各地方的政治情况做集体讨论，组成小组进行政治讲演（内容可以是“现时的政治问题”，也可以是党纲草案）、讲解党的组织原理。而在此议决案之前，中央已经向各地方组织通告将成立由党、团中央协同组成的“教育宣传委员会”，其职责“在于研究并实行团体以内之政治上的主义的教育工作以及团体之外之宣传鼓动。”1924年5月中央又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主持中央一切机关报的编辑”，这也是为了加强对党团员的政治教育与训练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组部是各种培训工作的直接推动中枢，要求各地方组织详细统计和分析党员情况，以作为组织建设的依据。中组部并专门设立一书记负责党员情况统计，“不仅登记其姓名籍贯年龄性别职业入党年月等，并应详载其以前及现在担任党中何项工作及能力如何，勤惰如何，如此方能分配全党人才在适当的工作地位。”
支部作为组织的“细胞”和党的生活的中心，中央要求其成为“每个党员生活的中心”。它作为党团员培训工作的直接承担者，中组部严格督促其加强训练工作，要求“每个支部内都能分配得有指导训练的人才”，“各级组织对每个同学工作能力务必十二分注意观察，如有特长能力当即竭力训育，多令参加某工作以资练习，必如是才能挽救我们现在人才缺乏的饥荒。”1926年中央并专门发布文件《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计划》，指示了支部进行“内部教育和宣传的标准”，其中要求如：“思想的政治化——反对文人和书生厌恶政治的思想”；“行动的纪律化——反对无政府的倾向”；“研究的系统化——反对浪漫的色彩及学院派的倾向”；“生活的集体化——反对个人主义”；“要有过于信任党的心理——反对一切主观的见解”；“养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职业家——反对小资产阶级式的浪漫革命的思想和行为”。这里罕见地直接将“无产阶级革命的职业家”作为教育目标。
同时，中央要求其直辖各地方组织向上作出各专项工作的报告，其中就包括“组织部报告”，内容包括人数、开会训练、经费、工作分配、扩大组织的工作计划等等，而“宣传报告”中包括内部教育训练工作，如党校、训练班情形，也是成员训练的重要方式。除了支部之外，还有农民运动讲习所和秘密党校、各区组织内的训练班等承担着特定的训练任务。
关于党团员训练的内容，1924年4月广东团组织的一份工作报告提供了清晰明了的描述，可视为范例。这份报告将训练分为纪律上的训练、政策上的训练、工作的训练，纪律上的训练针对“喜欢个人活动与自由，不肯恪守团体的纪律，害怕团体支配个人行为，尤是浪漫式的小资产阶级化底学生们”，通过解释组织原则和纪律规定、纠正违纪行为（如支部擅自以组织名义发表对外宣言或个人向外发表与团体不一致之意见之类）、批评和辩论乃至开除成员等种种方式来达到团结一致的目的；政策上的训练，主要是结合中央和地方党团组织的政治宣传刊物的文章和政策，对国家和地方的时事问题组织讨论；工作的训练，主要是指在实际的具体活动中对成员的能力加以培养，“如某支（部）同志想介绍人进团，即令给以可能的工作，在支部中间和同志们一块儿去活动，以是否可以和我们合作而定去取。”其实，中央要求的宣传报告中，要求各地汇报的“外部宣传教育”工作，如集会演说、示威游行、散布传单、宣言、出版物等等，也涉及到对成员的训练，这些活动实际上是此处所指“工作训练”的场所，或以今日之术语来说，是“实操”，或“案例教学”。如初入组织的成员，通常会被分派去游行现场以路人身份观察情形，或暗中监视撒传单者是否认真完成任务，这既少风险，又有助于积累工作经验。
当然，真实的训练内容和方式远比工作报告所述复杂，效果也不一而足。有的地方支部领导不力，则组织本身都是一片散沙，遑论训练效果。各种训练方式也都是在摸索中展开，就以政策训练来说，早在1923年中央的出版物就有八种，各有用意和读者对象，各地方组织还有自己的地域性的发行刊物，仅这些训练材料和政策话题如何使用就颇费周章，再结合当地的实际政治和组织建设情况来具体展开，往往需要上级组织来人到支部予以现场指导。而“开会”作为训练的最基本形式，其种类和做法之繁复、繁琐就更加令人发怵。虽说频繁的组织活动“影响了功课”，令人疲于应付，但吊诡的是，很可能这套做法的“合理性”也恰恰隐藏在这里：它是一套筛选机制，能够经受、接受并通过这套训练程序的成员，才是组织真正需要的、潜在的“职业革命家”，否则，就会主动脱离组织或被组织边缘化，而被训练的筛子筛掉——因为你更重视自己的学业，而非组织的任务，因而是“个人主义者”或“自由主义”。由此不难理解，在革命的高潮中，有的党团组织喊出了“读书即是不革命，不革命即是反革命”的口号。
就如理论学习与政策讨论只是开会的内容之一（其他如批评与自我批评恐怕对成员训练更为重要），其实“开会”也只是训练流程中的环节之一。通过档案文件和回忆材料，我们大致可以描述“筛选”的全套流程：第一步，通过党团组织控制或影响的学生会、各种学社、社团等“外部团体”来接近、吸引活动分子，目标对象一般品学皆优，关心政治，颇为活跃，秘密党团员与之讨论各种政治和现实问题，引导其阅读革命书刊，了解党团组织的政治理念，评判其是否认同；第二步，在各种活动（如游行、示威、演讲、罢课）中给这些活跃分子分配任务，这是一种服从性测试和能力测试，考察其是否愿意参与“进步活动”，是否有能力完成初步的组织任务；第三步，通过上述测试后，联络人或亮明自己党团员的身份，或暗示有机会联系到党团组织，问活动分子是否愿意加入组织。
当被介绍加入党、团组织之后，会通过秘密仪式正式成为党、团员，并宣布纪律，开始组织内部的训练。此时，如果组织上决定调派其承担重要组织任务并给予生活津贴，负担其最基本的生活费用，即令其成为“脱产”的党、团员时，一个“职业革命家”就诞生了，而“临盆”的那一刻，往往是悲剧性的开始：通常他（她）们被要求秘密地、悄悄地，与家人不告而别，奔向未知的革命征途。大多数人一去不返，再无音讯，少数人九死可得一生，再回头已是烂柯人，乃自勉曰“两头真”。
三、“地下”：职业革命家的身份转换
在稳固的苏区和军队中，党组织是公开的，但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的党员身份都被公开。而在“白区”， 隐藏共产党员和团员的身份则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纪律，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中就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然而，“必须还有一部分党员来专门担负党的秘密工作，组织党的秘密机关，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如秘密的刊物发行、交通及党的领导机关等）。这些秘密工作是要由专门的人（主要是职业革命家）来作，而一般不应由担负公开工作的党员来兼任。”故此，在革命胜利前，大部分职业革命家其革命者的真实身份被隐藏，他们生活在“地下”。
“地下”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一任何处在“地下”状态的革命者，都必须以一种虚假的身份来与“正常社会”建立关系，他必须时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当前的角色和身份是“假的”、临时的，随着革命工作的需要可以随时切换场景，转换身份，而更为深刻的体验是，他不能与这个“正常社会”建立真正巩固的真实联系，因为这些联系随时都可以因为组织需要而被切断。所以，一个“真正的”地下状态的职业革命者，就必然过着一种“虚假的”生活，他与正常社会必然在心态、心理和情感上存在隔阂，甚至是隔离的，因而“有些同志这样感觉：‘入党以后似乎到了另一社会，旧有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断绝了。’”他与党组织以外的正常社会的人际关系是根基不牢的，有着五十多年共产党员党龄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以过来人身份回顾道，“共产党员跟非党员、不打算入党（或重新入党）的人建立认真的关系，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不得不承认，当我发现自己能够与不可能入党的对象建立认真的关系时，我从那一刻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年轻时代那个全然的共产党员了。”这犹如一神教教徒无法在内心真正接纳和信任异教徒或无神论者。很多职业革命家都未能在胜利后完成这种转变或“退化”，就如退伍老兵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一样。当我们将“地下”视为一种心理状态时，我们对职业革命家的理解就不可避免触及一些微妙的话题。这种心理起始于一种新的“身份意识”。
所谓“身份意识”，是指革命者意识到自己将以革命为终生志业，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心理状态。这不仅意味着与过去的生活世界告别，与正常的社会关系在心态上隔绝，在心理上也意味着与过去的“自我”诀别，他（她）必须从其他职业化的身份（如学生、教师、编辑）和社会化的角色（如同学、朋友、兄弟、姐妹、子女、父母）中消隐。在公开与隐秘生活明暗交接的门槛之上，在即将打开的另一个世界的入口，这些革命者处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1925年9月山东济南一个叫谢怀丹的女中学生加入了青年团，入团不久她就开始担任团支部书记，在这期间她郑重其事地写起了生活-工作日记，断续留下了九天的记载，让我们可以看到其生活与心理的转变。这九天的日记几乎全是记载她如何思考、安排团组织的工作，如1925年11月19日这天她的日记记载了六项内容：（1）C校工作（指“共青团”——引者注）……（2）家庭工作……（3）自身的修养……（4）问题……（5）补充前C校工作……（6）自我批评……其中阅读完全围绕着党团组织的读物展开，家事略而不谈，“自身修养”考虑的是“反省一日活动，自己的思想是否符合革命理想”，“问题”指的是父亲的病如何救济，对旧友如何宣传革命、对朋友结婚要脱团如何办、对弟弟和母亲应负什么责任，她在“自我批评”中告诫自己，“时刻谨慎（不要暴露身份），意志要坚定，做事要敏捷”。11月20日的日记中记载她和朋友通信，这些朋友是她选定的“发展对象”，信中她向这位教会学校的女生“指出当时中国与教会学校之黑暗与她现生活之不安。”日记中她分析着自己说服她的可能性：“她是民校（国民党）份子，但又后悔，……崇拜外国人，醉心译文，小资产阶级律师的女儿，或者能够接受宣传（革命宣传）。”在日记中她例行地反省和督促自己工作上求进步：“怎样可使工作进步？多读书（革命书籍），多阅刊物（革命刊物），多阅报，多作文，多参加会，多接近同志，多练习口才，多对内谈话，多宣传，多通信（与发展对象通信）” 11月27日的日记中记载，“秦缦云对我批评：尚欠发表（还要多发言），家庭观念太重（父病、家贫、弟幼、母弱，我心不安）” 12月20日反省自己，“担任支部书记以来，工作散漫异常”，这固然有客观外部原因，但也是由于自己的“懒”，因而鞭策自己要“振刷（振奋）精神，革除懒惰退缩怯懦病，努力工作，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家。”12月22日的日记记载，读《中国青年》，其中有文曰“评胡适之‘新花样’”，她的阅读“心得”是：“打消以前对胡适之之信仰（好感）”而这一日的“问题”是：“怎样离开家庭（组织决定我离家出走）？对家庭之态度？……”
谢怀丹回忆录
在这些看似简略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初入革命组织的稚嫩女生，如何将自己的整个生活和心思几乎完全投入到了一项不能为外人道的事业中，在新的“事件视界”中，她原来的那些朋友要么成为她冷静分析的对象，要么成为要她费心对付的背叛者，要么成为工作需要解决的障碍，而对亲人发乎天性的关怀、不由自主的苦恼，成了内部组织生活中被同志批评的缺点，最后，在一个严峻考验来临的时候她内心不禁要挣扎：是否要按组织指示，悄然离开这个家庭？对亲人还要不要承担责任……
如果说这位革命者在转折时期更多纠结于人际关系世界中的痛苦，那么张闻天这一时期面临的，则更多是在经历精神层面的脱壳而出。虽然张闻天1922年初就已经立志在为社会主义奋斗中“做一个小卒”，而且那时他的朋友圈中不乏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如沈泽民、陈望道、李汉俊、施存统、董亦湘、沈雁冰、俞秀松，但他并没有因势趁便加入共产党。那时的他将“精神运动”作为他“终身欲从事之事业”，“还一心于个人文艺活动，故还不愿意加入共产党”。是经历了与守旧腐朽的旧体制的冲突尤其是五卅运动的冲击后，他才“深深觉得要战胜这个社会，必须有联合的力量，单靠个人的文艺活动，是做不到的，而共产党是反抗这个社会的真正可靠的力量。” 在五卅运动的游行街头，他情不自禁焕发出要加入C.P.，汇入这股洪流的冲动。
张闻天
在入党时期，他创作了书信体抒情小说《飘零的黄叶》，主人公长虹曲折的生活经历与复杂的内心变化，折射着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代青年的时代体验，小说中长虹最后对他母亲发出内心痛苦而激昂的嘶鸣：
我亲爱的妈妈，你的长虹，将认真的要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了。他将把那一点光明拿来，高举在无穷的黑暗中间。妈妈，他更将借你的精神上的帮助，自己变作光明，照澈这黑暗如漆的世界！
同样是这一时期加入党团组织，广西的莫文骅面临着更为清晰的人生选择题，他回忆入团前组织派来的谈话人提出的三个问题，可为示例：
广西南宁的青年团是1926年开始组织的，那时加入团是很难的，是要从政治斗争中考验，还需要对三个问题认识清楚：第一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为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到底，不惜牺牲一切以至生命。那时，对“革命”这个概念的认识是牺牲自己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第二是坚决服从组织。……最实际的问题是如组织上因工作需要调一个团员离开学校，放弃在学校学习，到社会上任何一个地方去活动，参加社会斗争，是否愿意呢？因为那时正是开辟工作时期，需要调一些团员出去工作，如不服从，则不符合条件了。第三是每月二十元钱（广西的小毫，等于大洋十六元）的生活费，是否愿意干呢？……以上三个问题解决了，才能由介绍人给入团表填写，而后介绍去见地委书记，他和入团的同志亲自谈话，考察和鼓励一番，便算正式入“中学”（当时共产党别称为“大学”，共青团为“中学”）
对于这些尚在寻求个人和家国出路的可塑性极强的青年来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被他人、被环境、被时代潮流牵引着，一颗躁动而神圣的心灵终于投入组织的怀抱后得到的安定感和确定感。但成年人的心理世界在这转换关头可能稍有不同，因为他们面临着反差更加明显的身份转换，或者说经历的反而是既有的人生确定感被打破。
1922年2月24日，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
“真正的革命家，至少必具有两个条件：深渊的学识和奋斗的精神。里布克奈西特和卢森堡（德国最有名的无产阶级的二大革命家，三年前在被拘捕的途中被人枪毙）二人在狱中，战场中的书信说：‘你的生命，应该是辛苦奋斗勤劳的生命；不是安闲过快活日子的生命。但正在这里，就有你的快乐了。’’我的生命，直至今日，不论旁的，总可说是快乐的了。当我奋斗得最亡命，我的痛苦最酷烈的时候，也就是我生命最快乐的时候。’”
这时中共一大开过不到一年，党的事业还并未有大的发展，他的日记甚为简略，甚至都没有记载参加中共一大的情形，而其中郑重抄录这一段关于革命家条件的论述，似有深长意味，也许他正在独自思索，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对他究竟意味着什么？多半是，安闲的快活日子即将结束，而以酷烈痛苦和亡命奋斗为乐的日子降临了……而这之前不久，上海的另一批中共创始人为这个问题爆发了“中共中央第一次大争吵”（张国焘语）。
争吵的缘由，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中共党内的张国焘、张太雷等人为一方，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就中共党员是否要成为“专职革命者”发生的冲突。创始时期的中共基本上由知识分子组成，成员各有职业，陈独秀这些人并没有自然意识到自己将“靠革命维生”。1921年，陈独秀对包惠僧说，他主张“同志们应从独立生活的环境中去发动革命，不要以革命为职业。”他说“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经常在报纸上写文章骂陈独秀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所以陈独秀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李汉俊观点与陈独秀一致，认为在“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再说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地位。”而李达在张国焘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经费预算并向共产国际申请经费时，质疑“工作人员按月支领薪金，可能发生雇佣观念的流弊”。张国焘的预算和工作计划中“总共预计约三十人须按月领用生活津贴，每人约需二十元至三十五元。”在1921年9月的一次中央会上，陈独秀与张国焘围绕给党员津贴问题发生激烈冲突。
概括起来，争论的关键是两点，一是中共是否要彻底成为共产国际的下属组织，完全听命于国际，二是中共党员是否要成为专职的革命者，如此就得接受共产国际包办经费，否则现有这些兼职的人马各为生计奔忙，不可能真正扩大革命力量。这场争论最终以中共完全投入共产国际的怀抱、中共党员大批成为接受津贴的专职革命者告终，而陈独秀心理的转变契机，是1921年10月4日他在上海家中第三次被捕，马林出巨资（一说五千元，一说二千元）将他营救出来，此后他和马林的冲突紧张关系转为亲近，并接纳了张国焘、张太雷等人的党员专职化方案。所不同者，工作人员的待遇不再称“薪给”或“工资”，统称之为“生活费”，其标准由原规定的每月二十元至三十五元，减至二十五元为最高额。
细究这场冲突，我们会发现开始不赞成党员革命工作专职化的陈独秀、李汉俊和李达等人与张国焘、张太雷等人的区别，不仅在于对中共发展路径、策略的规划不同，很可能还在于因为年龄、身份等差别而来的微妙心理。陈独秀等人无疑年长许多，人格和心理早已成熟，有一定名望和社会地位，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自尊心使他们觉得拿外国人钱、听命于人做事并不体面，而且他们有自己的职业（陈独秀当时是广东省教育厅长，李达是大学教授，李汉俊存着进政府谋职的后路），不似张国焘、张太雷这几位当时籍籍无名、毕业即无业的革命者接受金钱资助那么坦然，或者那么急迫。
而在这转型过程中，底层那些负具体责任的党团员在身份冲突、生存夹缝中经受的心理焦虑与情感折磨则更为显著强烈。如1926年江苏丹阳的地方负责人在报告中几乎声泪俱下地诉苦：“我负这重大使命为我校（按即党组织）工作，要除了革命的工作，没有一切牵挂，可是我从小资产者变为无产者了，家有继母及弱小弟妹和一妻及乳子连我六人，他们固恨我为革命破产，‘以为今后可以停止工作，专谋经济独立，维持生活，何仍执迷不悟？‘我们一方面恨万恶社会，一方面又无法不顾家庭，做革命事业的人，哪里可以维持家庭？”1923年10月，广东区委派驻香港的支部负责人梁鹏万向中央哀告：“我在港本由C.P.津贴薪水五十元，但本月已经二十七号了，犹没有支给我，故我已十数日没有钱用了。……我到此地是对我自己个人，对于年老母亲，则犹不足论矣。故我心甚欲回唐（按即“唐山”的简称，为华侨对中国大陆的称呼），或可恢复工作，暂维持现状，待母死再出为党牺牲（此是对不住党和似我已灰心的了，但我不然），否则我本因觉世界人类的痛苦才出而革命，而对我母于我十四岁死父艰苦为人，庸以养我的亲爱的母亲置之不顾，则我良心不能过的，且对于这种困苦的母亲尚无感情，对于朋友或全世界人类尚说什么因其痛苦而革命！”
这两位革命者，前一位看来还未争取到组织的生活费或所得太过菲薄，需要“倒贴”革命，而后一位虽然有了领取生活费之资格，但由于党组织当时财力不济，致革命家时有断炊之虞，总之二者都仍在痛苦挣扎之中，还在“革命工作”与“家庭责任”之间经受撕裂般的折磨。看来，要彻底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固然组织上要对其负（付）得起责任，个人的心理上还必须要付（负）得起情感折磨的代价——他（她）必须将自己“革命者”的身份置于压倒其他社会身份（子女、兄弟姐妹、父母等等）的地位之上，在其间发生冲突时毫无例外地选择前一种身份认同，如此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在极端情况下，他们还会自己努力挣钱交给组织作为经费，甚至出卖儿女筹措经费。
文章原载《知识分子论丛》第16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注释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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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人格与社会课题组 钟笑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