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熊哲宏主编《心理学大师的失误启示录》一书的跋。《心理学大师的失误启示录》是熊哲宏主编的“走近西方心理学大师丛书”第二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我的导师李其维教授在给“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撰写的“总序”中，曾这样深情地表达编委会的“最诚挚的愿望”、“最核心的初衷”：“今日播种西方译丛，为的是来年收获中国的名著！随着新世纪曙光的到来，随着中国现代化的高歌猛进，中国的心理学家既有能力也有信心，贡献于世界科学与文明更多创造性的成果。我们深信，待以时日，‘当代中国心理学家名著译丛’也会出现于西方！”
而我主编《心理学大师的失误启示录》，其愿望或初衷与我的导师完全一致。若是套用或模仿他的说法，可以这样写：今日探讨西方心理学大师的失误，为的是祈盼21世纪诞生中国的心理学大师！待以时日，中国的心理学大师一定会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话虽这样说，但我心里的底气还是不足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整个20世纪，在中国，没有出现心理学大师！也许你会说，有没有“心理学大师”，取决于你关于“大师”的概念。我不想在这里引发一场概念之争，因为这样的争论是没有结果的！但我可以拿出一个强有力证据：国内《心理科学》2003年第2—3期，刊载了孙晓敏、张厚粲的《二十世纪一百位最著名的心理学家》，其开篇写道：“前不久，美国广受欢迎的心理学期刊——《普通心理学评论》（第6卷第2期）刊登了一项最新的调查研究结果，其内容是对20世纪的心理学家的知名度进行评比，结果列出了其中最著名的前99位。斯金纳排名第一，皮亚杰、弗洛伊德和班杜拉紧随其后。”当然，这中间并没有中国人。
在这样一个后记式的“跋”里，我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没有“最著名的心理学家”或心理学大师，也不想触及当下人们谈兴正浓的“学术腐败”问题——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鉴于我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年轻的心理学初学者（本科生）和心理学爱好者，如果在这里谈论学术腐败问题，势必会使他们对中国心理学的未来信心不足。干脆，我把我要谈的主题限定为：究竟什么是心理学家？心理学大师又如何？你怎么样凭自身的努力而成为一名21世纪的中国心理学大师呢？
在1999年以前，我的教授岗位是哲学；就算我今天栖居的是心理学系，但我最认同的仍然是我的哲学研究者身份。我常跟我的研究生们说，“我是待在心理学系的哲学研究者！”我没有使用“哲学家”这个词，因为印象中，哲学界没有人胆敢肆意号称自己是“哲学家”。在中国的哲学界，“哲学家”的称谓既是神圣的，又是公认的，如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等，就那么几位。可中国心理学界的情况就不同了。好像只要是搞心理学的，人人都是、或都可以叫做“心理学家”！不是吗？只要你混上了“教授”，特别是你捞上了什么校长、院长或系主任，再加上你在学术江湖上闯进了什么学会的“理事”，那么你就能根据某某学会的常务理事会和下属各专业委员会的“推荐”，成为“国内百位著名心理学家”——当然是“有影响、学术上有造诣的心理学家”。
可是，据我所知，“二十世纪一百位最著名的心理学家”可不是“推荐”出来的！人家可是有三个“定量的”指标、三个“定性的”指标。如果用这样的指标来衡量所谓“国内百位著名心理学家”，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可以用得上“心理学家”的称谓外，许多人是完全不配这个称谓的。对此，我并无成见；更何况，我是对事不对人。其实，我在这里真正想说的是，“心理学家”的头衔可不是好混的。中国人是不是每每见到西文“psychologist”就一定能译为“心理学家”？尽管这是许多人的惯用伎俩，可我认为未必能这样处理。若知一点缀词法的人都知道，后缀“-ist”本来不过就是“专业人员”、“工作者”、“实践者”的意思。你要是动不动就将“-ist”译成“…… 家”，那么中国人所讲的“家”，就毫无意义了！就连娱乐圈里的人都知道“歌手”与“歌唱家”还是有区别的嘛；那心理学界的人，就不应该知道“心理学工作者”与“心理学家”应该是有界限的吗？
你也许会说我是在“字眼”里面“挑骨头”。然而我认为这根本不是一个“字眼”的问题，而是如何评估当下中国心理学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问题。依我看，如果把中国的哲学和心理学在国际上的地位两相比较，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心理学比中国的哲学要落后得多！说起来道理也很简单：中国有悠久而深厚的哲学传统，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中国人都可以与西方平起平坐地对话；可心理学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传统上只有“哲学心理学”或“常识心理学”，而所谓“科学心理学”只是20世纪初的“舶来品”。直至今天，由于众所周知却讳莫如深的原因，这个舶来品仍然只是“舶来”者——“照葫芦画瓢”。不说别的，只要你看一下那汗牛充栋、占据全部心理学期刊版面近一半的所谓“综述”，你就知道心理学的“科研成果”是怎么回事了。
也许有人觉得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是在小题大做！但出于对我自己的学生们——我曾在《西方心理学大师的故事》的“后记”中写过：“中国心理学的未来属于他们！中国未来心理学大师将从他们之中诞生！”——有望成为21世纪心理学大师的期待，我觉得明确一下“心理学家”的概念，是大有裨益的。
首先我觉得，要真的懂得心理学家的概念，首先必须具有心理学的历史知识。而这正是当下心理学界所缺乏的东西。说来都不好意思。没有哪一门自然科学的学科能够免除自身历史知识的学习，如物理学系的本科生，选修《物理学史》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中国的心理学就又不同了——不懂心理学史，照样搞心理学！难怪北京某一名牌大学的心理学系，尽管在教学计划中列有《心理学史》课程的名目，但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开过这门课！而《200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大纲》，将心理学史完全剔除考试范围。但我总是相信，“那些不懂历史的人注定要重蹈历史的覆辙”（美国哲学家桑塔亚那语），难道不是吗？
正如我在“主编序言”中说的那样，我主张从“范式”的视角来界定心理学家——这正是心理学史所教给我的知识和启迪。如果我的这一视角不错的话，那么，一位心理学家，首先就在于他提出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理论假设”，像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性选择假设、皮亚杰的衍生论假设、斯金纳的后效强化假设等。理论假设可不是一般人能够随便提出来的，它需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然而可悲的是，国内心理学界某些人对哲学抱有一种奇怪而又自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大肆拒斥哲学，说它“思辨”（而心理学是“实证”）；另方面又拉大旗作虎皮，说“我的这项研究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或“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如此等等。可笑得很，中国哲学界早就不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词了——这是一个被废弃了的过时的词，心理学界有多少人知道呢？
当然，问题不在于你怎么使用某个词，而在于你骨子里面对哲学的态度！恕我直言，国内心理学界的理论思维水平——或提出理论假设的能力——太差，我认为这是中国心理学工作者不能跻身“心理学大师”的最根本的原因。也许你会说，我们不是有搞“理论心理学”的人吗？他们应该是有“哲学头脑”的呀！可是，就我所了解的某些头面人物来说，这些人是既不懂哲学，又不会做实验，擅长的倒是“打棍子、贴标签”：你说弗洛伊德吗？“我”“研究”了几十年但观点不变：“十足的非理性主义”、“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境地”、“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你说进化心理学吗？“我”不用具备任何进化生物学知识就可以断定，它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大多是推测性的”、“不具备可证伪性”、“不符合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有意或无意地夸大了基因的作用”。
我要说的心理学家的第二个标志，就是独创了自己的“研究方法”。理论假设的提出还只是具备了成为一名心理学家的可能性，而方法的创新才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这就是为什么前者叫做哲学家，后者才是心理学家的理由。斯金纳的“纯粹描述法”、高尔顿的“相关分析法”、卡特尔的“因素分析法”等，是使他们成为“科学的”心理学家的客观准绳。没有这些方法上的独创，心理学就只能停留在“常识心理学”水平，世界上也就没有所谓“心理学家”——更不用说“科学心理学家”了。
有了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最后就看他所贡献的研究成果即“概念框架”了。概念框架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理论体系”之核心部分，是由许多彼此之间有内在联系的概念所构成的网络。如果一个搞心理学的人曾阐发过某个或某几个概念（像有人热衷的所谓“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最近有一个新变种即“心理学研究中国化”；“本土心理学”之类），但此概念不仅内涵不清，而且此概念与彼概念之间有内在的矛盾冲突（像所谓“心理和谐”、“非智力因素”等），那这个人就算不上心理学家。只有那种概念与概念之间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果抽取出其中的某一个概念，则不仅这个概念本身无法得到理解，而且还会使整个概念框架倒塌，那就是我所说的概念框架了。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皮亚杰。他在概括自己的成就《皮亚杰的理论》一文中，正是围绕“格式”、“同化”、“顺化”和“平衡过程”这样一个概念框架来陈述的。在这四个核心概念中，任何一个概念都不能脱离其他的概念——要是离开了整个概念框架，那单个的概念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
写到这里，聪明的读者就会明白，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应该意味着什么了！只有那些提出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理论假设”，独创了自己的“研究方法”，阐明了自己特有的概念框架的人，才能称得上“心理学家”。而我所说的“心理学大师”，则只要在“心理学家”前面加上“最著名的”或“最杰出的”，就可以了。
如果我的这个心理学家的概念是正确的，那么对于我的年轻读者而言，要想成为21世纪的中国心理学大师，他们该知道从哪些方面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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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人格与社会课题组 钟笑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