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亚当·斯密活到现在，他会感到无比欣慰，因为全世界几乎都选择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历史必然性，是迄今被历史证明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而生活在工场手工业时代的亚当·斯密，直接观察了来自分工的效率，从人类本性与分工及自然秩序出发，论述了市场经济怎样富国裕民。

　　当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给率先实行了市场经济体的国家带来了如同率先进行技术创新的个别投资者的超额回报的时候，当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经过苦苦的体制比较和体制探索而最终几乎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应该由衷地感谢亚当·斯密，钦佩他的经济思想的伟大，他证明了市场经济是可以富其国从而其裕民的经济体制。

第一位经院式经济学家

　　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他的父亲是当地海关审计员，在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他的母亲是大地主的女儿，一直活到90岁，比斯密早去世6年。斯密终身未娶，他的一生如同他所设想的经济世界一样和谐而有序。所有的材料显示，他似乎没有和任何女性擦出爱情的火花，也没有经历过热烈的罗曼史，他同母亲相依为命，在长达60年的岁月中，对母亲尽心侍奉，报答了她的养育之恩。

　　斯密曾经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也是法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是第一个经院式的经济学家。1759年，他以《道德情操论》为题出版了他的伦理学名著，这是他此后学术研究的必要准备。使他后来名扬四海的，则是他出版于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该书影响深远，为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奠定了基础。斯密也因《国富论》而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

　　斯密自己说，他一生别无所好，最爱是书。从44岁到53岁，他呕心沥血，全身心地写作《国富论》。用他自己的话讲，即“研究的事情一直是自己唯一的事情，自己埋头里面，唯一的娱乐就是在海滨散步，现在的境遇是从来没有的幸福和满足”。斯密的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的产物，而且是整个时代的产物，而那个时代需要政治经济学家。如果是以前，他可能只是一个道德哲学家。

　　有一次，英国首相皮特正与各位要员会谈，斯密也被邀请参加，当他走进屋子时，大家都站起来。斯密说：“诸位先生们，请坐下”。皮特回答说：“不，我们等你先坐下才就座，我们都是你的门徒”。

　　斯密治学严谨，堪称楷模，他从不肯把不成熟的作品公之于世，唯恐贻误后人。斯密在1790年7月17日去世，而在之前的1787年，他便委托友人在他去世后将他的著作草稿全部烧毁。他为后人留下的严谨的科学精神，同样令人动容。

　　斯密给政治经济学确定的任务是“富国裕民”。他说：“被看做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们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那么何以富国裕民呢？答曰：市场经济。这是《国富论》的核心思想。斯密从多方面开展了对这一思想的深刻论述。

利已心

　　利己心是斯密研究人类经济行为、构架经济制度的伦理学前提。如果没有对利己心的确认，也就没有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肯定。在斯密的全部论述里，其实都是以人们的行为模式去设定经济体制的，这和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倒是如出一辙。

　　我们不要忘记，《国富论》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在斯密看来，人类行为自然地由六种动机所推动：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以物易物即以此易彼的倾向。他这里所讲的“自爱”，实际上就是利己心。他注释道：“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主要关心自己”。

　　“利己心”的思想在《国富论》里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斯密指出，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地出于本意的情况下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人们的这种行为受着一只“自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公共利益。他举例地说，我们所以会从屠夫、厨师那里得到我们饮食所需，并不是出于这些人的仁慈或善行，而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怀。我们与这些人打交道时也绝不是他们的仁爱，而是他们的利己之心。正如孟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里说，私人的恶德，是公众利益。

　　斯密的这些分析告诉我们，就人类本身而言，人们都有追求个人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倾向。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自我利益，首先必须满足社会的需要。如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就不会需要你的产品和服务，自我利益也就不能实现。这多少有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意思，亦与马克思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样的过程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冥冥之中的经济秩序的指导，“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机制。

　　大量事实证明，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科学，一系列分析成功的关键都在于是否有一个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假设。现在看来，斯密关于利己心的确定，是符合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则的。他的理论体系后来一再被实践所验证，道理全在于此——因为人们总是要选择最符合人类本性的经济体制，这样的体制是投入最小、产出最大从而最为有效的经济体制。如果一种经济体制所暗含的人的行为模式的假设与人类本性是相逆的，这种体制的组织成本将是非常大的。计划经济下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和一系列爱厂如家的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原因概出于此。斯密以利己心为前提进行分析的观点或者方法，对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影响很大，以至于“经济人”的假设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公理。这无疑是斯密的功劳。熊彼特曾经高度评价道：“正是通过斯密的著作，十八世纪关于人性的思想才传到了经济学家手里”。

分工与效率

　　《国富论》的第一章是“论分工”。在这一章，斯密用“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作为第一段，开始了他的全部经济学分析。

　　斯密所处的时代是工场手工业时代，工业革命正在酝酿，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贡献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展示，而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积极成果却初见端倪。斯密有一段时间住在格拉斯哥，那里是当时苏格兰的工业中心，制铁工业和纺织工业比英格兰发达，斯密实际观察了工业区的经济生活，感悟到了分工的真谛。

　　尽管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在今天已经成为公理，然而在斯密所处的时代，把分工和效率、分工和比较优势、分工和市场范围、分工和自由贸易联系起来，展开多层面、多角度地论述，实在不失为“高瞻远瞩”，这个特有的生活背景使他满怀豪情地讴歌分工。而斯密研究分工，首先是将其与效率联系在一起。由于目的在于效率，因而他没有区分企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分工。区分企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分工目的，则在于研究商品生产的根源。

　　对于分工与效率，斯密做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他以扣针制造业为例指出，如果十多个工序由一个缺少专门训练的工人承担，则可能一天连一枚也制造不出来，更不用说20枚了。但如果10个工序由专门工人分担，这10个工人每天可以制造出48000枚。分工在促进了效率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进步，“在未开化的社会中一人担任的工作，在进步社会中，一般都成为几个人分担的工作”。历史已经走过了漫漫长河，在自然经济的时代，由于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社会长期停滞；而后来工业社会的效率提高和社会进步则是分工使然。俯瞰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叹斯密在当时所展示的远见卓识。

　　那么，分工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不厌其烦一再重复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斯密说，在狩猎社会，一个人开始时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他更擅长造弓箭，他专门造弓箭去换猎物，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另外一个人开始时也是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自己更擅长打猎，他专门打猎去换弓箭，比二者都于效率更高。于是，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进行交换，这样不仅把自己的“蛋糕”做得更大，整个社会的“蛋糕”也因此做得更大。

　　其实，如果说人们都在“计算”，都在给定的条件下选择最大的，那么真正的最大大概就是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许多“穷人”之所以花很长的时间等公共汽车，“富人”则为了节约时间买小汽车、坐出租车，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自觉地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穷人的资源优势是时间，穷人的时间最不值钱，富人的资源优势是钱，富人的钱最不值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成功，都在于寻找到了自己的资源优势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发挥了资源的优势，因为只有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才会使得成本最小、收效最大。而东施效颦、抑长扬短、缺少自己的特色大概是很难成功的。这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特别要予以注意的。

　　斯密把个人之间的交换扩展到国家之间的交换，认为各国都有自己的资源优势，都有自己的国际分工。一种商品如果由其他国家来生产，所需的成本比本国低，那么本国就不要生产，用输出自己最擅长生产的商品所换来的钱，购买别国的廉价商品会更划算。因此，他不仅主张国内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主张国际上的自由贸易。后来，斯密的这一思想被大卫李嘉图发展成了支配国际贸易的著名的“比较成本”学说。斯密讲的是绝对比较优势，即鞋和帽的生产效率，甲国都比乙国高。李嘉图讲的是相对比较优势。虽然乙国两种产品的生产效率都比甲国低，但鞋的生产效率相对比较高，乙国可以专门生产鞋和甲国交换。甲国鞋和帽的生产效率都高，但帽的效率更高，甲国可以专门生产帽和乙国交换。这样两个国家的蛋糕却都可以做得更大。斯密是倡导无疆界的市场，倡导世界经济一体化，然而一旦涉及到国家的利益，涉及到国家安全，自由贸易就被保护主义所替代。

分工与法制

　　分工引起交换，以比较优势为前提的分工和交换其实就是市场经济。分工具有如此的伟大功绩，因而在斯密的笔下当然是分工的程度越细、越专业化就越好了。然而，分工能否越来越细也是有条件的，因为在斯密看来，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斯密说“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

　　斯密举了很多生活中近乎琐碎的事例来说明这一道理。例如，搬运工只能生活在大都市里（就像重庆的“棒棒”），因为大都市市场广阔，而农村市场狭小。斯密这里所讲的市场范围，指的是人们在生活中对交换的依存度、消费水平和购买能力，是一国经济进步与否的标志。当然，分工与市场范围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在我国，当前由于人们购买力的提高、需求的拉动，涌现了很多新兴产业，这就是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现代证明。

　　然而，分工和专业化都是需要法律保护的，实际经济行为与法制建设在反复的博弈中不断完善，“法律如果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分工和交易将很难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有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不仅体现在买卖双方，还体现在债务人和银行的关系上。亚当·斯密说，苏格兰各银行，在一个长时期内非常明确地要求一切顾客经常要定期地归还贷款。如果他不能照办，那无论他有怎样大的财产和信用，也不要想向银行贷得一文。我们的银行应当学一学，银行不良贷款是银行明知收不回来还要贷出的结果。

　　斯密的研究之所以从分工开始并高度讴歌分工，是因为他直接感知了他的时代，感知了分工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这是他的经济学研究充满活力的根源所在。对于我们现实的经济学研究来说，这是具有启迪意义的——经济实践永远是经济理论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准备了充分的实践条例，剩下的就是经济学家的研究。

　　在斯密看来，分工越细、越专业化越好。然而161年以后的1937年，R·科斯教授却在他的《企业的性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对斯密的理论提出了挑战或者修正。在这篇论文中，科斯以“交易费用”概念为枢纽指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场化的分工不是越细越好，而是应当有适度的规模。或者说企业是市场的替代，即用大型企业内部管理的“看得见的手”代替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企业史学家钱德勒通过对企业史的考察，也得出了同样的观点。

　　后发国家在发展之初都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例如资源、劳动、环境稳定、也可以发挥后发优势，但不能陶醉于比较优势，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要及时转变发展方式，把创新放在第一位，扎扎实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劳动价值

　　斯密是从劳动分工出发来研究“什么是交换价值真实尺度”。在他看来，既然有分工，那么每个人所需要的必需品绝大部分依赖于别人的劳动，同时个人也为别人劳动。人们彼此之间要交换商品，商品交换实际上是隐藏在商品中的劳动量的交换，所以商品的价值就十分自然地取决于劳动。据此，斯密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认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在马克思看来，斯密的贡献是确认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缺点是没有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也没有区分价值和使用价值。古典经济学都坚持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了社会财富。马克思说，在价值问题上，劳动价值论并不是他的贡献，他的贡献只是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原理，即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马克思还区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看来在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时代，坚持劳动价值论有必然性。《国富论》是关于怎样才能富裕的经济学，当然要研究什么样的劳动有利于富裕。斯密有两种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定义。第一种是他把是否能生产物质产品，看作是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标准，认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他举例说，“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固定并且实现在特殊商品和可卖商品上，可以经历一些时代，不会随生随灭”。与此相反，“家仆的劳动，却不固定并不实现在特殊物品或可卖商品上。家仆的劳动随生随灭，要把它的价值保存起来，供日后雇佣等量劳动之用，是很困难的”。

 一只看不见的手

　　就我掌握的情况，“看不见的手”的提法，在斯密的书中曾经出现过两次。一次出现在《道德情操论》中，是讲必需品的分配；另一次出现在《国富论》中，是讲资本、或者说社会资源的配置。

　　斯密指出，人们在支持国内产业即投资时，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写道：“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面，其生产物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处在他当时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不过了”。

　　“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机制，就是自动调节。他说，如果某一部门投资太多，利润的降低会纠正这种错误的分配。“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合适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的用途上”。“自动调节”这一绝妙的后果是，它会作为它自己的护卫者。如果产量、价格或某种报酬偏离了社会上规定的标准，自有一种力量会调动起来，使之复归原位。市场是个人经济自由的巅峰，却成了大家最严历的监工。在市场上，你可以按自己的愿望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然而，如果你做的得不到市场的赞可，则个人自由的代价是经济上的毁灭。

　　斯密的上述结论述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1）产权是重要的。只有产权与决策者的利益休戚相关时，决策者才会把利润和企业的健康发展放在首位，才会在做出决策时慎之又慎。（2）每一个活动于市场经济中的投资者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和自己掌握的信息，做出在他们看来是最佳的判断，在市场和投资者的相互博弈过程中，使社会稀缺资源达到最佳配置。（3）由于信息和认识能力方面的原因，集中决策往往不能保证最佳的资源分配。就我们的实践而言，联系历史和现实，斯密的上述论述实在应当引起我们的思索。 

自由劳动

　　其实，分工、交易、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都是以自由劳动为前提和枢纽的。

　　对于自由劳动，斯密从财产权和资源配置的角度做过十分精湛的论述。让我们不嫌啰嗦地把这些“原始”的论述介绍给大家吧！

　　斯密指出：“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重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与技巧。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害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体力和技巧，那明显地是在侵犯这神圣的财产，那不但侵害这劳动者的正当自由，而且还侵害劳动雇用者的正当自由。妨害一个人，使他不能在自己认为适当的用途上劳动，也就妨害另一个人，使他不能雇用自己认为适当的人。一个人适合不适合雇用，无疑地可交由有那么大利害关系的雇主自行裁夺”。

　　斯密批评欧洲的政策“妨害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活动，使不能由一职业转移至其他职业，由一地方转移到其他地方，从而使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有时会出现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不均等”。斯密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只有承认劳动所有权，劳动者才是独立的，才会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反面就是依赖国家、依赖组织，这样就无法搞市场经济）；只有承认自由劳动，才谈得上劳动者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谈得上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

　　事实上，也只有如此，市场经济才能发挥它的应有功能。如果不承认劳动所有权，窒息劳动力的流动和交易，就很难有大规模的其他商品交易，也就难以带动其他资源的优化配置。只有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才能成为资本，商品生产才能普遍化。在马克思的这个论述里，也包含着同样的意思。当今中国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正是通过大量的人员流动发育起来的。据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由劳动是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基础。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不承认劳动力所有权和自由劳动。

　　除了对自由劳动的论述之外，斯密对于我们今天所讲的人力资本也有着高瞻远瞩的论述，只不过他在概括其内容、阐述其意义时用的是“固定资本”的概念。斯密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之能”看作是“固定资本”的重要内容。他说：“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身上，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与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

　　仔细地想一想，斯密把这些内容归结为“固定资本”似乎意义更为深远。

自然秩序

　　英国学者罗杰·巴克豪斯曾经在他的《现代经济分析史》中指出，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广泛的哲学体系的一部分……”（【英】罗杰·巴克豪斯：《现代经济分析史》）。

　　从哲学层面讲，斯密信奉自然秩序，这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时髦的哲学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自然秩序（不管这种秩序究竟是什么），这种秩序要比人类人为地创造出的秩序优越得多，自然规律优于人造规律。

　　在斯密以前，重农学派（法国的一个认为只有农业才真正地创造财富的学派）就坚持自然秩序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是由自然规律所统治的，而自然规律永远不是统治者的独断法律所能改变的。他们具体阐述了自然规律的内容，即享受财产所得的权利、从事劳动的权利以及享有不妨碍他人的、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把自然秩序翻译成现代语言，即是说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其各个因素之间深藏着一种动态平衡的关系，即我们通常所讲的规律。斯密与重农学派过从甚密。在《国富论》里他把自然秩序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阅读《国富论》，可以发现字里行间都渗透着“自然秩序”的思想，以至于很难单独把一段话引出来作为他对自然秩序的论述。

　　由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斯密反对以任何形式对工商业一般事务进行干预，主张保护私人产权，主张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扮演“守夜人”角色的自由市场经济。

　　斯密具体规定了国家的职能或公共产品的范围。这些公共产品是：其一，公共安全。斯密说：“君主的义务，首先在于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其二，法律秩序。斯密说：“君主的第二个义务是，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辱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其三，其他公共产品。斯密说：“君主或国家的第三个义务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来说，设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绝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斯密这里所讲的，还包括主要是为了便利社会商业、促进人民教育的公共设施和工程。换言之，这些必须政府办的是不能交给市场的，是市场的负责清单。

斯密对中国的评论

　　在《国富论》里，斯密对当时的中国经济、中国的经济体制有着一系列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的评论。在此，我们摘其主要者而论之。

　　1.斯密对中国与近代欧洲产业政策取向做了对比。他认为：“近代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学，比较有利于制造及国外贸易，即城市产业，比较不利于农业，即农村产业”，他强调，“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工”。

　　我们确实特别重视农业，并且是自然经济的农业，欧洲确实特别重视制造业，特别是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制造业，结果欧洲发展了，中国落后了。就中国今天的情况看，那些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区域依然落后，而那些以制造业为主的区域却经济发达。原因在于制造业附加值高，而且必须进入流通领域甚至是国际贸易领域，是一个开放的、竞争性强的产业。而斯密所讲的当时的中国农业，是我们的传统农业，这种农产品附加值低，而且进入流通领域的比例极少，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产业。

　　这些分析告诉我们，为了经济的发展，我们在产业选择上应当遵循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原则，注重所选产业的附加值弹性，并且尽量扩展和提升所选产业的产业链和附加值。由此出发，我们应当改造传统农业，使之尽可能地产业化和市场化。

　　2.斯密认为中国应当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并重。他指出：“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的，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能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

　　斯密的这些评论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中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国内市场，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国内市场广大，忽视了国内市场的开发而仅仅依靠对外贸易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的。中国同样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国外贸易，因为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

　　我国现在非常重视国内市场，必须建立包括各种要素在内的、无障碍的大市场，各种要素能够配置在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作用的产业和地区。马克思认为，平均利润的形成是各种要素最佳配置的标志，但前提是无障碍的大市场和各种互素的自由流动。德国曾经的落后就在于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市场，后来的发展和统一市场的建立不无关系。我们要建立统一市场，必须克服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这是当务之急。

　　3.中国历史上的落后在于缺少市场经济，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国富论》里，斯密有一段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法律构架的评论，这一评论即使在现在看来也是非常切中要害的。

　　斯密说：“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法律制度所允许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二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经营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得极大的利润。所以，中国的普通利率，据说是百分之十二，而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足够负担这样的利息”。

　　斯密的这段论述起码说明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诸多特征：（1）封闭或闭关自守；（2）不是市场经济及与之相应的法制；（3）保护大官僚的垄断利益；（4）普通老百姓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5）这样的制度安排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斯密的这些论述切中了当时中国的时弊，揭示了中国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

　　19世纪末，中国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严复曾以《原富》的译名翻译《国富论》并于1902年出版，然而并没有引起任何值得重视的反响，因为清末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与《国富论》的精神相差太大了，根本没有对《国富论》所倡导的精神和制度变革的需求。今天，中国人民在艰苦的探索中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我们才感到了斯密思想的深邃和伟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斯密当年所批评的现象有望得到根本的改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使中国同样富国裕民，中国人民必须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前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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