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2022年度和讯网财经中国年会
在12月19日举办的2022年度和讯网财经中国年会暨第20届财经风云榜上，《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与经济学家张维迎围绕中国经济，展开一场精彩的对谈，推荐阅读。
王波明：从三驾马车（消费、投资、贸易）的角度，您对明年的经济增长有什么样的看法？
张维迎：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明年经济的看法。我觉得比较悲哀，有那么多聪明人在思考明年、下半年、下个季度、甚至下个月怎么样，我们老是被短期的问题牵着。当政策着眼点是下个季度或者下个月的时候，带来的长远结果恰恰是坏的。我们在这上面浪费了过多的时间。
第二个问题，我批判用三驾马车的方式分析经济问题。大家都知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从总需求的角度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但这基本上不会带来好日子。经济真正发展得很好的时候，大家思考的不是这些问题。
消费和投资是事后统计出来的数据，统计国民收入中有多少比例是用于消费和投资，如果倒过来把它们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就完全本末倒置了。这一点我已经重复强调了十多年。
消费本来是人类生产的目的，现在居然变成生产手段，为了保生产而促消费，消费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再看投资，投资的目的是为了生活的改善和未来经济的发展，有好的投资才有技术提高和生活改善，但现在是为保增长而投资，那具体投什么就无所谓了，只要用钱砸出数据就行。
再比如贸易，按照三驾马车理论，只有出口大于进口，贸易才能带来经济上的增长。如果进口大于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的。国家统计局出版的统计年鉴里，专门有一个统计，三驾马车对GDP的贡献占比情况，贸易的贡献有时候为负，出现负数就是因为贸易逆差。按照这个理论，我们可以把贸易都取消掉，因为这样至少不会给经济带来负增长。而贸易真正的好处是让每个国家的相对优势、比较优势得到发挥，促进分工进一步深化，激发出人们的创造力。
所以，当我听到大家都用三驾马车来分析中国经济时，我特别不舒服，用数学公式、统计恒等式来倒推该刺激多少，很荒唐。我们成天倒过来想问题。
王波明：我们预计今年全年GDP增长将在3%左右，未来如何让经济潜力释放出来，肯定离不开企业家的努力。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现在企业家缺乏信心，如何让企业家重拾信心？
张维迎：光说大家要有信心很容易，但做起来不容易。有时候空话说了一堆，不一定能鼓舞大家的信心，实事只要做了一件，就能提升大家的信心。最重要的是如何创造一种体制环境，包括舆论环境，使企业家觉得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十多年前我讲过一个比喻，有两个人，一个在牢里，他知道有人准备救他，另一个人在牢外边，是自由的，但他知道有很多人在追捕他。你觉得这两个人哪个更有信心？第一个人肯定心情更好，即使他眼下处境艰难，但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现在还要看到一点，再怎么努力，中国经济也不可能像过去一样有9%、8%的增长。为什么以前会有那么高的增长率？很简单，在我看来，那时候我们靠的是套利型企业家，因为人家已经把技术创造出来了，经验已经证明市场有需要，中国有这么多人口，照搬过来就能赚钱，经济就高速增长了。
现在这套逻辑行不通了，能照搬的照搬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必须要靠企业家创新，这就比较难了。没有一个国家主要靠创新经济能实现8%、9%的经济增长，甚至3%以上都很难，英美的发展史都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的心态要调整。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未来能够保持3%的真实增长就挺好。
王波明：中国经济如何重新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张维迎：温故知新。回想80年代、90年代，中国经济如何从破产边缘走出来？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地给老百姓更多的自由，使老百姓觉得有追求，使他们觉得命运可以掌控。如果我的命运主要由我自己掌握，错了我都不怪谁，我只怪自己，我就会有信心。
我想起1993年有这样一句话，有些广东年轻人夏天穿个背心，背后印了几个字：“点背不能怪社会”。也就是说，社会给你创造好了环境，你没有做好要怪自己，是这种精神。现在是一旦自己不愉快都去怪别人，而且也只能怪别人！为什么变成这样？我们要思考。
所以，让每个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这种事经过市场检验，能给别人创造价值，经济自然就好了，就上去了。3%的增长率就挺好，所有人都会实实在在受益。
未来的经济依靠企业家创新，创新对体制要求非常高，创新需要长线眼光，大家需要对未来有一个稳定预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真正夯实体制的基础。就国家层面来讲，应该考虑明年的体制是不是比今年更好，是不是更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过去40多年，中国从一个贫困潦倒的国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得益于“市场”的力量。在“市场”被污染、污名化，甚至遭遇前所未有危机的当下，是否真正理解“市场”的力量，既关乎我们的财富，更关乎我们未来的命运。
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需要捍卫市场经济。
塞·约翰逊说，人一旦失去了灵魂，就会手足无措。对现代社会而言，失去灵魂，是一场灾难，而认错灵魂，无疑是所有灾难的源头。那么，现代社会的灵魂到底是什么？
一
现代社会：“市场的逻辑”取代“强盗的逻辑”的社会
何为现代社会？对这个问题，人们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然而，如果问起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别，即使意见再迥异的人也会达成如下共识：现代社会就是以协作取代传统社会的对抗或争斗，以契约取代传统社会的身份或阶级。可见，平等、协作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而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经济学家张维迎更直接地说，现代社会主要遵循“市场的逻辑”，而传统社会则遵循“强盗的逻辑”。
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市场的逻辑取代强盗的逻辑”的社会。
我们还可以借用马克斯·韦伯的“三标准模型”来定义现代社会。韦伯将社会架构分为经济、政治、价值三大维度，按此框架，现代社会可被描述为三句话：
经济上以分工合作为基础的陌生人交易社会；
价值上以“自由、平等、公正、诚信”等理念为前提的契约社会；
政治上以有限政府、法治为架构的民主社会。
不过，哪个才是现代社会的灵魂？迄今认为最接近标准答案的，不是制度，就是普适的理念和价值。而“经济”，似乎只是实现这些目的之工具——苏联式的管控经济、凯恩斯式的调控经济，或者近些年听得最多的市场经济，好像只是工具箱里可根据需要任意选用的“锤子”或“扳手”。
二
市场经济：现代社会的灵魂
市场经济之所以是现代社会的灵魂，因为它不仅催生了现代社会的诞生，成为现代社会首当其冲的元问题，还让“经济、政治、价值”三者联动起来，推动着现代社会持续、健康运转。
▌唯有市场经济 ，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正增长”
很多人以为，人类社会经济总是会增长的。然而，从旧石器时代算起，250万年的历史，经济的增长只有250年。工业革命之前，不会因为经济停滞而着急，因为不增长是常态，增长是非常态。比如，“清朝”240余年间，人均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0.12%。而与之对应，同时期已经开始现代化转型的英国，在1700-1860年，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0.48%。——0.48%的增长率，放在一年几乎接近零增长，但持续160年下来，至少翻了好多倍。这就是市场经济造就的经济持续正增长的奇迹。
1776年，伦理学家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提出以“分工”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分工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进而扩大了需求，需求和供给的同时增长，扩大了交易规模，规模扩大，进一步促进了分工。
市场经济不仅把人类极其有限的“局部交易”扩展成一个无边无际的合作网络，并通过这张网络，激活了人类的创造性，其结果是“协作网络的不断扩展”和“经济的持续正增长”，两者一体两面，又互为因果。
与之相反，在传统社会，经济往往被视为服务于社会稳定的工具，而高频次、大规模的市场交易，因其伴随着信息、人员等要素的自由流通，所以，自给自足式的零交易行为被鼓励，而“分工和交易”的市场行为却被打压。
此外，由于传统社会多是农耕社会，土地几乎是唯一能带来经济效益的资产。土地的这种“价值唯一性”，使得那些能最大效率掠夺土地的暴力行为，成了传统社会最主要的财富流转方式，而这最终导致了社会陷入持续争夺有限“土地资源”（如同皇权争夺一样）的互相伤害，结果就是“经济零增长社会”。
当然，经济零增长社会的问题，还不是经济的持续停滞不前，而是这种经济环境会无限放大“暴力分配逻辑”，进而会滋生无数掠夺，甚至“数人头”的战争行径。《秦制两千年》作者谌旭彬称之为“中国历史的成功法则”：即只有那些攫取社会资源最残酷的个人或者集团，才能在乱世中脱颖而出。
▌唯有市场经济，才能让现代政治“真正运行”
现代社会的灵魂是市场经济。如果说离开了现代政治制度,现代社会就会轰然倒塌，那么，离开了支撑现代政治制度的市场经济，现代社会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产生。在没有市场经济的地方，即便人为的复制或者模仿一套现代政治制度，也不可能正常运转。因为现代政治制度的产生和正常运转，离不开一些最基本的逻辑和条件，而这些逻辑和条件，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培育出来，并得以维系。
只要稍微了解市场经济，就不难发现：与其说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逻辑，不如说这是将市场经济的逻辑复制到政治领域。
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是：
追求经济利益是人的天性，既不需要鼓励，更不应该压制。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尊重“经济活动分散到无数的个人和组织，由每一个分散的个体自由决策”这一基本事实，承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制约、奖惩所有的市场主体，最后的结果是既分散了整体风险，又能筛选出最优的产品、企业和企业家。更重要的是，现代政治的正常运转，仅有顶层的制度设计和政治精英，还远远不够，更离不开从传统的臣民社会到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变。这一转变，除了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实践——每一个真正的市场行为，都演绎着人格平等前提下的自由选择和价值交换，以及妥协与协作、遵守契约等基本精神——而这些，是参与现代政治的前提条件。
总之，市场经济与现代政治不可能长期分立。如果持续发展市场经济，一定会走向现代政治。因为每个身处市场之中的人，每天都体验着，并受惠于市场经济的逻辑，自然会以此来度量现实政治是否与之相悖，而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持续正增长和契约社会的成熟，则会进一步拱卫现代政治。相反，前现代的政治制度，由于自身的运行逻辑不可能带来经济的持续正增长，所以不可能长期维系它所需要的稳定，最终要么走向崩溃，要么选择市场经济，并进入渐进式社会转型的必经之路。
因此，离开市场经济，现代政治就是无源之水，或者说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也因此，摧毁现代政治，无一不是从摧毁市场经济开始。可见，现代政治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它，才能捍卫作为现代社会灵魂的市场经济，也只有市场经济，才需要现代政治制度。
▌唯有市场经济，才能让自由、平等等价值“真正落地”
长期而言，是价值观、理念、信仰引导着人类前行。人类社会有诸多共同的价值观。虽然，这些价值从轴心时代就被讨论着，甚至民主、共和等理念，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被局部实践过。但只有市场经济制度诞生后的现代社会，不仅让这些抽象的价值真正落地，而且还不断地丰富其内涵，拓展着外延。
市场经济是平等这一理念最好的试验田。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条件，正是一个人人平等的“陌生人社会”，所有人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此，“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所有的交易，都以无差别的货币为纽带，与身份、地位、血统无关，也不需要某个人、某些组织来安排。每个人的禀赋、条件虽然千差万别，但作为市场主体，都是公平的。可以说，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发明的最平等的一种制度。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治，是保护所有人的权利，不保护某一类人利益的法治（张维迎语）。
因此，它提供了一种让穷人变富的公平机会，也预设了让富人变穷的风险，在不断变化中，真正受益的是芸芸众生。因此，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人民经济。相反，最反对、害怕市场经济的，从来都是既得利益者和特权者。他们也强调“法治”，但“法治”往往是保护自己利益、剥夺其他市场主体权利的工具，而非保护所有人平等参与市场经济的权利。
市场经济不断扩展着自由的边疆。有权势的人，在任何社会都能享受到“自由”，但只有市场经济，让今天的几乎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比历史上最奢华的帝王、贵族更多的自由。
当然，最重要的自由，还不是“可以做什么”的积极自由，而是“可以不做什么” 的“消极”自由。没有市场经济，学成文武艺，只能“货于帝王家”，因为全世界只有一个雇主；有了市场经济，既可以自由选择雇主，还可以通过创业自己成为“雇主”。
关于市场经济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还是米塞斯的洞察深刻，他说：取消市场经济，实际上取消了一切自由，只剩下服从。
总之，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就是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捍卫市场经济，就是捍卫我们已有的自由、财富和生活方式。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公开否认现代文明的共同价值，也没有人敢直接反对现代民主政治，哪怕个别总想梦回传统社会的文人和政客，也都是先把自己的真实目的打扮成现代社会的制度和理念。因而谬误大行其道，世人则错将灵魂当工具，结果真正的灵魂被抽空，只剩下一具“充斥着空洞口号和摆设一般的制度”的空壳。难怪有人说：“大词泛滥、大饼横飞的年代，往往是市场经济式微的年代，个体的自由几乎被剥夺殆尽，市场的手足被戴上镣铐，只能任其摆布，还要故作热泪盈眶状。”如果我们稍微了解过去几年，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应该清醒地意识到：
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需要捍卫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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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人格与社会课题组 钟笑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