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人格心理学课程。与很多同行一样，为了教书，就要读书，读了一些书，就想自己写书。那么，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本书包括哪些主要内容？我如何呈现这些内容即采取怎样的表达方式？这些问题是需要一开始就向读者说明的。
为什么写这本书
人格心理学是庞大的心理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当然每个分支都重要，但不同的分支其重要性何在却是不同的。人格心理学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以人性作为核心关注。其他的心理学分支虽也关注人性，但它们往往只关注人性的某一方面，而人格心理学则关注整体的人。可以说人格心理学是心理学中最具整合性的领域。
正因为人格心理学的这一特性，使它不仅在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内部处于重要地位，而且在关于人的所有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也处在一个中心的位置，它与所有关于人性的学科有关，并整合这些学科关于人性的知识。例如遗传学、脑科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发现以及人文学科思潮等都会促进人格心理学的发展。反之，人格心理学也是其他学科特别是很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基础。因为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要以有关人性的知识为基础。但人格心理学的这种基础地位并不能仅根据以上的道理来确立，而必须以其自身对于人性知识的贡献来确立。
人格心理学对于人性知识的积累有贡献吗？当然，而且贡献很多。那么，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了解这些贡献吗？了解一些，恐怕只是很少的部分。即便是其他分支的心理学研究者恐怕也了解很少。问题出在哪儿？主要是由于缺乏一个哪怕是相对完善的知识体系来及时总结层出不穷的研究发现。在所有心理学主要分支中，唯一一个现存知识体系不能反映其研究现状的分支就是人格心理学(Pervin, 1996/2001, p.ⅹⅳ)。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要从这门学科的基本结构和发展历史说起。人格心理学的基本结构包括理论(theory)、研究(即经验研究或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简称research)、测评(assessment)和应用(application)。其中，测评服务于理论和研究，并以理论和研究为根据，应用也是理论、研究和测评方法的应用，所以，实际上人格心理学的基本结构主要由理论和研究构成。就理论和研究而言，在人格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理论先于研究。人格心理学早先经历了一个“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时代，先后出现了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特质理论、认知理论和生物学理论等“大理论(grand theory)”。所谓大理论是从整体上解决人格的结构、动力、形成与发展、以及人格改变的可能、机制和方法这样一些宏观问题的概念体系。这些大理论曾经构成了人格心理学学科结构的主体，研究只是为了验证这些理论并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无疑，这些大理论是人格心理学的基石。
但是人格心理学在过去三、四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理论的发展，更多的人格心理学家是围绕一些明确的问题在展开研究。这些问题有的是明显受某种大理论影响的；有的与某种大理论没有特定的关系，但可以用多种大理论来研究；还有的问题很少受大理论的影响，它们是在经验中产生的，并且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形成特定的理论。这些问题可以分为两类(Derlega, Winstead, & Jones, 1999)：一类是基本问题(basic issues in personality)，另一类是研究主题(topics in personality research)。基本问题包括：天性与教养(遗传与环境，基因与文化)在人格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如何起作用？人格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和跨情境的一致性？根据人格预测行为是否可能？人格与情境如何交互作用影响行为？如何解释人格的稳定性与可变性？等等。研究主题包括：依恋、焦虑、潜意识、抑郁、攻击、利他、成就动机、亲和动机、权力动机、个人奋斗、生活目标、A型性格、乐观主义、完美主义、自我概念、自尊、习得性无助、性别差异、国民性、控制点、感觉寻求、主观幸福感，等等。当然，围绕这些问题或主题的研究必然也会形成一些理论，这种理论被称为“小理论（mini-theory）”。在学科基本知识结构的层面上，我们将这些小理论视为研究(research)的范畴。
由于人格心理学主要由理论和研究两大知识领域构成，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但实际整合起来却十分困难。于是就形成了这门学科在知识体系建构上与其他心理学分支很不相同的情形，同样以《人格心理学》为名的教科书，内容体系(学科的架构)却大相径庭。现存架构大体可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大理论架构，也就是一些人格理论派别，包括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人本主义、认知理论、特质理论和生物学理论这六大学派(学派数量在不同时期或不同作者那里略有不同)。这是人格心理学的一种传统体系，有的将这种体系称为《人格理论》(如Hall & Lindzey, 1957, 1998; Hergenhahn, 1980/1986, 2003; Ryckman, 2004; Schultz & Schultz, 2005; Feist, & Feist, 2002; Ewen, 2003; Engler, 2003; Allen, 2003; Cloninger, 2004; 都是经过多次修订多次再版的)，有的在大理论之外稍加其他内容如人格测评，就直接称为《人格心理学》(如黄坚厚，1999；陈仲庚、张雨新，1987；叶奕乾，1990)。这种架构是我们国内学界所熟悉的，甚至已经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有关人格心理学的刻板印象。这种架构提供了心理学大师们对于人的各种解说，但越来越不能组织、吸纳和整合人格心理学领域不断增长的研究成果，而且，它与心理学的另一个分支“心理学的理论与历史”有太多的重合。
第二种是以大理论来整合问题研究的架构。这种架构将大理论视为本学科的不同范式(paradigm)(Emmons, 1989)、策略(strategy)(Liebert & Spiegler, 1970, 1990, 1998)、取向(approach)(Burger, 2004)或视角(perspective)(Mayer, 1998; Carver & Scheier, 2000; Pervin, Cervone, & John, 2005)，或者将不同的大理论视为对人格的不同层面(level or aspect)的探索(Mischel, 1971; Mischel, Shoda, & Smith, 2004; Friedman & Schustack, 2003)，试图将不同取向的理论和问题研究整合起来，但仍以大理论为线索，虽整合了一些问题研究成果，但这种整合是在大理论的统领之下的，割裂了问题之间的联系。问题研究的成果不仅没有被很好地整合到理论体系中，反而被切割得支离破碎。被呈现出来的问题研究成果是片段的、相互孤立的，并且只是大理论的派生物或附属物。已有中文译本的Burger(2004)的书是这种取向的最好的著作之一。
第三种是大理论与问题研究相加的架构(Phares, 1991/1994; Phares & Chaplin, 1997; Carducci, 1998; 黄希庭，2002; 郑雪，2004; 陈少华，2004)。这种架构打破了大理论统整一切的局面，避免了将当前丰富的研究成果分割开来填塞到不同学派或取向之下的尴尬，为问题研究及其成果被组织、吸纳和整合到相应的学科体系中争得了空间。但这种架构主要由两大块组成，二者之间联系不够紧密，而且仍以大理论为主，只涉及少数几个研究主题，很不全面。
第四种是问题中心架构，它是颠覆性的，完全抛开传统的大理论或让这些理论服务于具体问题的解决(Derlega, Winstead, & Jones, 1991, 1999; Cloninger, 1996, 2000; Larsen & Buss, 2002; Hogen,Johnson,& Briggs, 1997)。这种架构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代表着当代人格心理学体系建构的新趋势。国内学界对这种架构了解很不够，更没有中国人自己参照这种架构去编写教科书。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黄希庭教授主持翻译的《人格科学》(Pervin, 1996/2001)和《人格手册》(Pervin & John, 1999/2003)，都属于这一种著作。只是《人格科学》中所及的问题还是较大也较少，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还是主要基于几个大理论，对于经验研究的总结则不够充分，而各种《手册》又过于庞杂，涉及文献太多，且并不将重点集中于经典的基础性的研究，这与《手册》的性质和作用有关，它关注的是前沿性，而不是学科的基本结构。
我在五年前酝酿写这本书时特别认同第四种架构，计划完全采用问题中心的思路，但后来意识到完全抛弃大理论可能背离人格心理学从整体上把握人性及其差异的宗旨，经验研究注重分析，理论建构注重概括。在经验研究越来越深入的同时，理论的提炼和整合也十分迫切，而传统的大理论恰好提供了理论概括的思想基础。于是，我决定将第三和第四两种架构结合起来考虑，保留大理论传统，并从大理论开始叙述，但这种叙述是高度概括的、简略的，以各大传统的开创者为主的，在随后的问题探讨中再回到这些理论传统并对其加以展开。这种做法西方也有(如Mayer & Sutton, 1996)，但大理论所占篇幅还多了一些，问题研究部分的内容选择和组织也不令人满意。我在构思这本《人格心理学》架构的过程中，经过了若干次的修改，最后成为现在的样子。
本书内容概述
本书试图较系统地总结人格心理学的主要理论和问题研究成果，特别是体现这一领域从理论流派的纷争到深入的问题研究这一重大转向。我将主要以1990年代以来的文献为依据，以人格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为基础，整合人格心理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而打通各理论派别间的界限，沟通各个研究主题间的联系，将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整合到一种新的架构中，使人格心理学的知识体系接近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标准。本书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探讨人格的概念及人格心理学的对象、任务和历史，回顾人格理论的六大传统(包括类型—特质理论、生物学理论、行为主义、认知理论、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这种排列顺序包含着我所理解的这些理论之间的关系，我将它们放在人格的不同层面来看待它们各自的贡献)。
第二部分探讨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分别探讨生物学条件(生理、遗传、进化)和社会文化条件，以及发展历程(年龄阶段)和机制(天性与教养的相互作用)。
第三部分是人格的整体功能研究，包括认知、情绪、动机和自我，即信息的获取与处理、情绪的反应与适应、行为的动力与目标、以及自我的统合与完善。
第四部分是人格的具体功能研究，分别探讨潜意识、攻击、利他、人格与健康。之所以说它们是人格的具体功能，是因为它们不过是知、情、意以及自我的具体方面，如潜意识既有动力的功能又有认知的功能，攻击和利他是两种重要的动机和意志行为，也是认知、情绪和自我等多种功能的体现，而健康则涉及人格功能在适应和成长过程中的问题。
第五部分是人格的群体差异研究，包括性别差异和种族差异这两种最大的群体差异，但我没有一般地探讨种族差异，而是将我们中国人作为一个大的种族与其他种族特别是西方人进行比较，从而揭示中国人的传统人格特征以及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仅从个体与群体这一角度讲，本书可简单地分为个体研究和群体研究两个部分，前面四部分都是以个体为对象的研究。
第六部分是总结性的，探讨人格测评的理论和方法，并在最后一章探讨人格理论中的人性观、人格理论分歧的维度、人格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及人格心理学的未来走向。
关于表述方式
由于本书内容大多直接来自英文文献，有些内容可参考中文文献，但那些中文文献也主要来自英文文献，只有很少的内容其原创来自中文，这是由该学科的特点决定的。当然随着我国人格心理学研究的积累，中文原创文献会逐步增多，人格心理学的发现也越来越接近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实际。在主要借助英文文献的情况下，至少存在两个困难：第一，在内容上，西方的理论、方法和研究结论是否符合中国人的实际，需要我们借助自己的研究和经验来检验。当然，即便是不符合中国人的实际，这些理论、方法和研究结论对于我们也是有借鉴价值的，它刺激我们去思考、去研究，从而形成适合我们自己的中国的人格心理学。但当下的任务是如何使我们中国读者理解这些艰深复杂的知识？就要特别注意内容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第二，内容需要通过形式来表达，这就特别需要在表达方式上下功夫。在表达方式上为了提高内容的可理解和可接受性，我除了注重用图表等直观途径以外，主要还是关注文字是否准确、简练和流畅的问题。为了达到这些基本标准，既要反复阅读所用的英文文献，也要反复阅读自己写出来的中文。这样就尽可能避免了现在常见的来自翻译或编译的比英文还难懂的中文。当然，文字的精炼可以有很高的标准，我们只可能尽力而为，重要的是知道在这方面训练自己。
本书在文献引用和注释规范上，采用国际心理学界通用的习惯和标准：(1)如果引用的是期刊论文或文集中的章节，就先在文中用括号注明文献作者和年代，再将该文献的全部信息列在书末(或本章末，或本文末)；(2)如果引用的是专著或教材，除了按以上写法，还应在文中括号内加上页码。这一套规范已经被国内心理学界广泛采用，在国内出版的中文心理学书籍(专著和译著)，越来越普遍地采用这套规范。它与页下注相比的主要好处在于：(1)不必像页下注那样，重复引用同一文献时每次都要在页下将该文献完整写一遍(在同页也要简注)；(2)不像页下注那样，作者和编辑做起来特别麻烦；(3)集中写参考文献并将其排序，便于读者查阅。关于本书的文献写法，还应补充说明几点：(1)参考文献列于每章之末，便于读者针对本章内容查阅文献。(2)每章文献分为两部分，即直引文献和转引文献，以一个空行分开。直引文献是作者阅读到的文献，写作时参考并引用的文献，转引文献是从直引文献中间接引用的文献。这两种文献在文中未做区分。这样做一是尊重了被转引文献的原作者，二是方便读者直接了解到这一成果的原作者，三是方便读者进一步去查阅原文献(现在这种工作越来越便利)，四是避免了直引和转引文献的混淆，使读者清楚地看出哪些是作者直接依据的文献。(3)中文文献部分按作者姓氏笔划排序，英文文献部分按姓氏字母排序，同一作者同一年有几种文献，就在年份后以a、b、c区分。(4)所用文献是后出版本或翻译版本，又要注明原著出版年份者，将原出版年份与现使用版本的出版年份并列写出，之间以斜线分开。
西方人名，按习惯多只称姓氏，且直接用英文姓氏，不译为中文。这样做的理由已有名家指出，这里引用他们的意见如下：
外国人名一律原文(多是英文)，不作中译。原因是我觉得愿读、愿购这类书的人，大都英文已识之无，著名人物如Marx、Kant、Hegel等译成中文，实无必要，而那些不著名不熟悉的，译成中文，因并无统一译法，反而不知是谁，甚至有时猜也猜不出，我自己便有过这种经验，不如保留英文，更为方便。(李泽厚，2002, p.ⅲ)
至于西方学者的姓名，在几经思考之后，作者决定在本书中选用他们的英文姓氏，而不译为中文，其理由如下述：第一，既然是要研读人格心理学，就必须知道有关学者的原名。一般编译人名时，都是依据读音直译，那些字并无意义，读来往往有诘屈聱牙之感，既不顺口，又不易记忆；而在查索资料时，毫无用处。其次，将西方人名译为中文时，并无一定规则，除了极少数有名的人物，如牛顿、爱因斯坦，大家都习用相同的中译外，其他可谓毫无限制。于是同一个人的名字，就可能有好几个不同的中译……还不能说谁对谁不对。再者，若干西方人的名字，读音相当复杂，连西方人也弄不清楚，如有个心理学家Csikszentmihalyi,有人说应读成“cheek-sent-me-high-ye”,也有人说最后一个音节内的“y”不发音，应读成“hali”……变成中文读起来会更麻烦，又何必多此一举。基于上述的理由，本书中西方学者的姓，就迳以英文表达；既可省去为他们找中文名字的麻烦，也可以为读者们减除一些不必要的困扰。相信这样的安排，可以获得读者们的谅解。(黄坚厚，1999, p.ⅵ)
为了尽量给阅读减少障碍，我尽可能将外国人名放在括号内，作为文献看待。但文中还是有相当多的外国人名，读者习惯了，应当不会为此困扰。
致谢
本书的基础是在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工作。我出站转眼两年过去了，两年来我实际上还在继续着在站期间没有真正完成的工作，那时的情境总是历历在目。导师邓晓芒教授和流动站导师小组的其他先生们非常宽容地鼓励我继续做人格心理学的研究，同时，那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标准的评价制度使任何一个学子都不可能在这里轻松度过，但在这里的求学时光，一定是丰富的、难忘的、精神愉悦的。
感谢导师邓晓芒教授，先生的思想人格乃至生活方式都会使我受益终生，先生为本书作的序使我和读者都格外受益。感谢导师组的段德智教授、欧阳康教授、张传有教授和赵林教授以及华中师大心理学系刘华山教授，在我开题和出站报告会上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我在完成本书的过程中，时常联想到这些意见，并将其加以吸收。
感谢黄希庭教授欣然应允为本书作序，黄先生是国内人格心理学领域的前辈和领头人，他所做的许多奠基性的工作、他的学术观点和对中青年学人的鼓励都令我十分景仰和感动，并且深深影响我的学术生涯。
感谢华中师大社科处和教务处的领导多年来对我的关心。感谢我校图书馆肖景老师和外文图书室老师们的大力支持。感谢我所供职的华中师大心理系所有同仁的帮助。
感谢老朋友龙立荣教授和朱新秤博士给我提供急需的资料。
几年来，我在华中师大心理学系开设研究生课程“人格心理研究”，和几届研究生围绕本书的一些专题进行研讨，他们积极参与了有关专题的文献翻译、综述和讨论，并以读者特别是学生的立场阅读书稿进而提出修改意见，为本书的完成贡献了智慧和辛劳。他们有的已经是高校教师，有的还在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我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以下各位是特别需要在此提及的: 刘毅、李红菊、马一波、陈继文、钟华、杨子云、孙灯勇、卢谢峰、卞冉、赵慧娟、张春燕、蒋京川、杨慧芳、周红梅、贺金波、尤瑾、李敏荣。李琼协助我编制了索引。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彪主任、责任编辑李尔柔老师的辛勤劳动。
感谢读者关注拙作并提出批评意见。
郭永玉
于2005年5月于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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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人格与社会课题组 钟笑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