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心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概念，其本身并无明确学科归属。由于社会学研究者具有高度现实敏感性并高度重视社会调查，他们在社会心态的课题立项、学理建构和咨政服务方面的工作逐渐占优，确立了这一研究的中国社会学属性，使之成为兼具社会心理学和发展社会学内涵的学术概念。但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传播学等新兴学科正借网络数据挖掘的优势而避开社会学研究的问卷调查优势而深入社会心态的研究腹地。为此，应进一步彰显社会心态治理对社会治理的价值来强化社会学的学科特色，持续吸引政策注意力。这种政策概念驱动学术概念的深层建构与学科竞争，学术概念又为政策概念不断提供学理支撑的双向过程，对解释其他中国特色概念的生成过程也具有普遍意义。
关键词：社会心态；政策概念；社会心理学；政策社会学
社会心态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概念，它没有完全对应的英语词汇和西方理论，是一个具有创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潜能的研究领域。对社会心态的概念界定、维度构成、测量方式和主要议题等方面的理论分析与实证调查，构成了国内已有学术研究的主体内容。同时，社会心态研究也体现出明显服务政策要求的学术自觉意识，它与国家对社会风险的想象及其应对机制的设想密切关联。如何从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方面进一步提炼社会心态的概念特征与学科价值，围绕社会心态及其相关的下属概念如社会心理服务、获得感，以及衍生概念如社会心态治理等相关概念，尝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态理论并为之寻找合适的学科定位，对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不可低估的探索作用。本文拟从对政策概念和学术概念的相对区分开始，在简要回顾社会心态的政策概念属性及其生成史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不同学科对社会心态的建构思路与范式竞争过程，从而探索中国社会学建构关于社会心态之核心知识主张的理论进路。
一、 政策概念及其知识生产功能
政策概念，也称政策名词，是指执政党和政府（本文仅限于讨论我国的政策概念，故以下在不至于引发歧义处将称党和政府）基于国家治理的实际需要和实践经验而自上而下提出的、具有明确政治要求和政策预期的概念，它们往往出现在党和政府的重要纲领（如党代会报告、五年规划纲要）、具体政策，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集、会议讲话中。与之对应，学术概念则是首先创生并主要流行于学术共同体中的概念，通常出现在论文和著作中。它们往往始于某个学者的独创性界说，或是对日常语言的学术性加工，追求内涵与外延的明确，常以概念化和操作化过程在知识共同体中得到交流和传播，在形成一些基本共识后成为知识体系的建构基石。
政策概念与学术概念的区分并不严格，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区分两个概念的要点，在于其内涵重心源自政党和政府等国家治理主体的治国理政过程（政策概念），还是来自学术共同体的知识生产过程（学术概念）。在概念产生和流行之后，某些概念还可以同时是学术概念和政策概念，但应注意分清它在具体语境下的具体含义，避免概念的误读与滥用。学术概念虽可能因其实践价值而自下而上地为治国理政者所关注并转化为政策概念，但也可能只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于政治和政策过程的概念，其主要目的在于成为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必然为当下的政府决策提供咨政价值；政策概念也不必然转化为学术概念，有些政策名词存在的时间短，其所关注的实际现象可能在短期内就已得到解决，或只停留于经验现象的描述而缺少足够的理论阐释空间，因此没有吸引学理阐发的时空纵深。
这里先举两个较近的例子说明政策概念与学术概念的区别。它们的产生时间很短，且与社会心态高度相关，可共同说明政策概念的产生及其对学术研究的引领作用。首先是获得感概念。2015年2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中首次提出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1 ，随即在稍后召开的两会期间得到了大量的报道。“获得感”一词由此成为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的研究热点。而检索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和重要报纸数据库可发现，此前并未发现以获得感为主题词的论文和新闻报道。到2015年12月，《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了2015年度“十大流行语”，“获得感”排第一 2 ；2016年5月，在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6）》中，“获得感”入选十大新词。 3 可见，获得感是一个新词，其来源应不属于知识界和大众媒体，而是党政管理部门的集体智慧结晶，并以最高领导人讲话要点的形式得到公开发布。在这一意义上，可将获得感称为政策概念。到2022年底，中国知网数据库就已收录了2100多篇标题中含有“获得感”一词的中文学术论文（检索时间为2023年2月底）。这体现了政策概念对学术研究的引领作用。如今，获得感常与安全感、幸福感并列，成为关键的社会心态子概念。但与安全感幸福感相比，后者的国际通用性强、人们的朴素理解也大致趋同，获得感的时代特征和政策属性更为鲜明且极具中国特色，其学理内涵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因此难以准确地进行对应的翻译。这既提升了概念的标识度，也增大了学理阐发和国际交流的难度，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为此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另一个概念是“社会心理服务”或“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2015年10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小节中，并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部分得到强调，随后在2019—2021年展开了为期三年的政策试点实践。与此同时，学术界也迅速展开对这一体系的研究，并引发了一系列探讨与争议。争议焦点之一即在于如何认识社会心理服务与之前学界就已提出并逐步得到实践重视的学术概念：心理健康服务（psychological health services）。后者的含义相对清晰，旨在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和精神障碍治疗服务。在国外，心理健康服务已有较长时间的运行历史，许多高校都建有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其职能类似于我国高校在学生工作部下设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或心理咨询中心，旨在为校内师生提供相关服务。我国心理学界的研究者在2007年也在介绍国内外相关心理健康服务的实务经验与运作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中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政策建议 4 ，并在高校等单位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决策咨询与实务参与角色。这些学术主张和应用实践都早于政府层面的政策回应，是以学术研究促成政策输出的典型案例。在这一意义上，可称心理健康服务体系首先是一个学术概念，然后再成为一个政策概念。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则不然，它首先是一个政策概念，其次才成为学术概念。在新华社对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英文翻译中，社会心理服务被译为public health services而不是psychological health service，这种微妙的细节值得学界慎重对待。后发的政策概念不选择已有的学术概念作为自身的对应词汇，多数情况下应理解为其政策目标并不拘泥于既有学术概念与实践工作的已有界定，而要着意突出新的内容与要求。对这一点，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也已进行了准确的解读并形成初步的共识，即社会心理服务并不是大众化的心理健康服务，其最终目标不是提升心理健康水平而是化解社会矛盾，其所主要从属的是社会治理领域而非健康治理领域。 6
但是，政策概念通常只聚焦于阶段性的任务目标而非严谨化的学理阐释。即使是对如同“社会治理”这样重要的、在官方文件中反复出现和不断强调的创新性概念，对其基本内容及其逻辑，“党和国家并未进行理论辨析，而是采取枚举‘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方式来进行界定”。 7 这可能是因为政策概念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而非学科导向，它的提出是为了解决治国理政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且这类问题的产生常具有跨领域、跨学科的特征，在不同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侧重，因此在政策文件中可能暂时不必进行直接的定义，而只需说明其在当下的主要任务以明确近期工作方向。因此，我们很难因获得感一词更侧重于民生类的感受，就认为它必然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实际上，政治学、公共管理、马克思主义等学科也在不断地推进对获得感的学理建构。如许多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者就从国家治理的宏大语境将获得感视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并进行理论论证，且在此基础上建构相关测量指标进行了实证分析。 8 这些研究与社会学界的研究形成了有效的互补 9 ，同时也体现出不同学科对获得感的不同理论建构路径。这种理论旨向还进一步体现在测量指标的建构过程中，使得从概念化到操作化的过程都体现出所属学科的范式主张。
同理，也很难只因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包含了“社会心理”四个字，就可认为它天然地会成为社会心理学概念。实际上，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在制度设计上的政法委和卫健委“双牵头”机制并未完全转化为双管齐下的具体措施，从试点城市的政策执行情况看，多数地点的主要政策安排仍是卫健委系统主导的重点人群的精神障碍管理和大众化的心理咨询服务工作 10 ，更多偏向临床和咨询心理学应用，而不是社会心理学的应用。此外，也不能因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处于“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章节中就认为它必然成为社会学概念，或认为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就必然会成为典型意义上的社会建设行为。实际上，在学术研究层面，社会学界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路径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远不如心理学界活跃；在实务工作层面，极少见传统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参加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操过程，相关工作多由医学、精神卫生、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参与，社会学的参与主要体现在部分省市的社会工作者的实务参与上，相关政策文件与实务工作也更多突出了社会心理建设的心理健康属性而非社会治理功能。 11 这又反映出政策概念在落地过程中的变异性，同时也反映出政策愿景与政策执行，以及政策需要与学科回应和知识生产之间的动态张力。
由于政策概念通常涉及多领域和多学科，它通常都需要多个学科间的通力合作，以便形成协同效应和政策合力。虽然许多政策概念本身确实更多偏重和依赖于某些学科加以阐发，但治理者一般不会有意地主动排斥其他学科的阐发，而更期望通过多学科的竞相阐释以提供更为综合、更趋平衡的视角，从而塑造更加全面、更有弹性的治理实践。这可能也是党和政府不断推出各类政策以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交叉的背后动力之一。不同学科可从不同方式界定各类政策概念的内涵要旨和实践取径，并借此展示所在学科之学术研究的政策价值。对政策概念的阐释过程能否真正回应治理诉求、提升治理效能，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参与这一阐释过程的相关学科在相应问题上的政策影响力。这就使得政策概念的学理阐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跨学科的知识竞争与跨领域的学科合作过程。而且，这种知识生产过程除了受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规则左右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国家意志的直接推动，并由此潜藏着一种压迫式的应答诉求。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不对概念进行内涵界定，就无法推进学理分析的纵深，容易使学术探讨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如果学术分析流于空泛，既无法通过基于对概念内涵的准确阐释而建立知识体系，也无法通过概念外延的清晰界定而连接实务行动，从而不能为政策的推行、评估和改进提供有益的学科洞见。因此，针对政策概念的学术研究也要不断通过自身的概念辨析和理论建构来为政策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至此可就中国语境下的政策概念特征做一初步总结。政策概念是党和政府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创造的，用于指明当下及较近的未来阶段的工作中心或重点任务的概念。它具有较强的目标引导性或使命驱动特征，用以突出面向未来的实践愿景；它往往没有清晰的内涵界定，而是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其实际含义往往在保持政治立场一致的前提下，因实践经验的总结不断形成“包容性的增长”，即在承继或修缮以往内容的同时增添时代性的主题和新情境下的理解；它通常并不首先源自学术共同体的理论建构，其内涵往往较为模糊和开放，与知识界的现有理解可能存在重合也可能存在不同，在把握其政治定位的前提下具有较大的学理阐释空间。政策概念得到提出后，往往通过党和政府对高校、社科院、宣传部门等学术机构和研究机构的政治动员而形成集体协作式的研究探讨，力求汲取不同学科中的学术资源，从不同维度推进政策概念的学理深度，使之成为各学科可竞相诠释、共同使用的学术概念，从而为推进实践工作提供理论洞见、累积循证依据，并借此驱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这其实正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生产过程和学科建设过程。获得感、社会心理服务以及更高一层级、更有概括性的社会心态、社会治理等相关概念都可称之为政策概念。这些政策概念提出之后，会逐步成为学术概念而在相关学科中扎根，从而体现出国家意志与学科传统双重驱动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建构过程。
二、 作为政策概念的社会心态
基于前述对政策概念与学术概念的相对划分，回看中国社会心态的研究史，可以认为：社会心态的概念成长史，正是一部它首先作为政策概念被提出，进而成为学术概念被讨论，两者交织前进，不断推动社会心态研究走向深入、进而以学术努力回应党和政府之治理诉求的发展史。以往关于社会心态的研究与回顾，多着眼于从学术概念的角度回溯社会心态的概念成长史，重在说明学界自身的学理建构过程，而未深入探究社会心态的政策概念属性及其形塑动力。下文将着重从后一视角出发对此做一简要梳理。
根据王俊秀 12 的考证，第一篇以“社会心态”为标题的学术文献为《收入差距和社会心态》 13 ，作者单位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其内容是当时收入差距拉大带来的以公平感为核心的社会心态问题，其实质是考察经济体制改革造成的社会心理后果并力图提出应对策略。该文并未定义何为社会心态，但开篇即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能否成功，既变革社会又把握社会，始终赢得舆论，赢得人心，对于收入差距的处理具有关键意义”，同时在正文中又称“在社会利益格局激烈变动的过程中，对于异常活跃又相当复杂的社会心态，需要有清醒的认识、有力的把握和恰当的处理。古今中外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从未有离开人民的广泛支持而能成功的。民气高昂可以排山倒海，反之民心离析又可使改革倾覆。”在这里，社会心态差不多是泛化的“民心”的同义词，其重视社会心态的缘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民心不可违”式的政治话语传统。
此后，以《平衡物价改革的社会心态》《农民的社会心态与经济行为》《倦怠与焦灼——社会秩序转轨时期青年社会心态一隅》等为标题的系列论文都体现出同样的论证方式：对社会心态的概念内涵“存而不论”，而是通过对代表性体现的列举说明其特征，并借此反映社会改革过程中的群体心理变化 14 ，相关作者也并非科研人员，而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前面列举的三篇文章的作者当时分别供职于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国家审计署和内蒙古自治区团委）。当然，在同一时期，甚至更早时期，也有其他冠以“心态”名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和史学领域，且数量更为广泛。相较于文学领域以《论心态小说的兴起与发展趋势》《鲁迅心态研究》等为标题的学术论文为代表的关于文学人物或作家的文艺理论研究 15 ，以及史学领域以《心态史和科学史》《心态史学研究方法评析》等为标题的学术论文为代表的学科史和方法论研究 16 ，这些名为“社会心态”的当下问题研究的理论深度可能有所欠缺，其学科归属也不明确，但其基本特征已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研究群体心态而非个体心态，强调的是作为不同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的共同心理体验；二是强调对当下消极心态的应对和积极心态的培育，从而改进政府的工作成效、减少变革的心理阻力，而非对过往人物和时期的历史心态研究。这种注重群体心态、关注现实影响、旨在提出对策的研究思路，已在实质上奠定了社会心态的政策概念属性，也确立了社会心态研究为国家治理服务的基本研究导向。
自20世纪90年代起，反映社会现实的社会心态调查研究开始大批量涌现，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社会心态研究取代了历史学和文学研究者的“士人心态”“文人心态”类研究，成为社会心态研究的主流。不过，此时社会心态研究虽然出现初步的理论分析论述 17 ，但更多研究仍只停留在对各类心态现象的社会调查层面，而未上升到对心态现象的学理化和学科化探讨层面，其标志即未从某一学科的视角对社会心态进行明确的概念定义，而只把社会心态笼统地视为伴随着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改革过程而产生的，且往往是偏于负面的社会心理反应。例如，当时有论文声明要“对社会心态问题在当代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中的理论方位及其意义作出阐释”，而做此综合分析的原因则在于“防止社会突发事件和保持社会稳定，就必须细心地调节社会心态……以保持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18 这种把社会心态作为社会稳定或社会风险问题之一的注意力偏向，在进入21世纪初后进一步得到了学科意识和国家意志的双重强化。
2005年，李培林在一篇以“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为副标题的文章中探讨了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的关系，并指出一种受到忽视的“事前研究”方式，即从主观意识和行为倾向去进行追果研究。 19 虽然在此论文中他并未明确用社会心态概述这些社会意识，但实质上已把社会心态的相关研究视为社会冲突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实已暗含了这样的主张：社会心态的疏导与建设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前置工作。在同年发表的另一篇题为《建设和谐社会应注意社会心态的变化》的论文中，他对社会心态做出了初步界定，认为“社会心态实际上就是群众心理，反映的是民意人心，是指在某一历史时期内社会上广泛形成和存在的社会心理状态”。 20 这一理解仍然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党政管理视角下“社会心态即民意人心”的基本界定，其重要价值在于文章标题中所指出的：社会心态具有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政策价值。这篇文章在事实上开启了社会建设视角下的社会心态研究，使这一研究的社会学性质更为明确。随后，2006年10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建设一跃成为国家纲领性文件中点明的重点任务，社会心态作为政策概念的“政治地位”得到彰显。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体制下，处于政治高位的概念对学术研究的驱动性是强大的。如王俊秀所言：“随着这一决定的出台，社会心态研究就顺理成章地出现在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基金课题目录，政府部门也开始主动提出社会心态研究的新要求，这就促成社会心态研究进入繁荣期”。 21 其体现主要有三。
一是科研立项方面。仅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为例，通过检索国家社科基金科研创新服务管理平台的“项目查询”系统（检索时间为2023年2月）发现，1991—2022年这32年间，以“心态”为标题的课题共有87项，其中学科类别为社会学的有35项（占40％），是立项数最多的学科（第二位为中国文学，立项17项，占20％）；以“社会心态”为标题有44项（占“心态”研究的51％），其中学科类别为社会学的有28项（占64％），社会学在社会心态研究的相关立项中占据主导地位。另外，2007年以来以“心态”为标题的课题共有72项（其中以“社会心态”为标题有42项），课题的学科类别为社会学的有31项（占43%）；在2007年之前，以“心态”为标题的课题共有15项（其中以“社会心态”为标题仅有2项），课题的学科类别为社会学的仅有4项（占27%）。 22
二是学术研究方面。这一时期，学界对社会心态的理论溯源和概念界定等基础性工作得以深入推进，如把社会心态分为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社会行为倾向等基本维度，认为社会心态具有不同于个体心态之简单加总的共享性、突生性等特征。这些观点已形成基本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划分了社会心态的分析水平，建构了测量指标体系，夯实了作为政策概念的社会心态的学理基础。 23
三是咨政服务方面。社会心态研究先是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出版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即《社会蓝皮书》）中的重要内容，后又单独由社会学研究所下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室组织出版《社会心态蓝皮书》。这些系列蓝皮书通过对满意度、幸福感、安全感、公正感、相对剥夺感等具体心态的调研、分析与建议，很好地反映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心态变化，就“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强于城市居民”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合理的回应与解释，起到以学术研究为社会发展过程的某些悖论性现象进行答疑解惑的政策效果，并引发了关于幸福悖论，即经济增长并不与国民幸福感呈线性相关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 24 这两个蓝皮书系列成为党和政府了解民情民意、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重要参考文献。正因为社会学研究者的课题立项绝对占优、学理建构突出、咨政工作到位，才真正确立了社会心态研究在中国知识界的社会学学科属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研究者可能从直觉意义上会以为“社会心态”既然有“社会”又有“心态”，它便会天然地成为由“社会学+心理学”而合成的社会心理学主题。从学术研究的成果上看，确实有诸多社会心理学家对社会心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概念辨析、理论探讨和指标建构。但如果从政策概念的视角看，社会心态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并非由于它在理论上的重要性，而更多在于它在实践上的重要性。从李培林等人对社会心态的论述及功能定位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可归属于发展社会学。其实，中国社会心理学家提出的“中国体验” 25 ，也可在很大程度上归属于中国发展社会学家提出的“中国经验”中的社会心理体验部分。这说明即使在社会学内部的二级学科之间，对于同一概念也存在内部的竞争。借用冯仕政的提法，“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余年的历史，基本上是‘专业社会学’与‘政策社会学’竞相逐鹿的历史。而在这两种学术取向中，‘政策社会学’比‘专业社会学’具有更强烈的实践关怀” 26 ，则可以认为：社会心理学对社会心态的研究更倾向于专业社会学，它极大地提升社会心态的理论深度，更接近于西方意义上作为基础学科而存在的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的研究进路；发展社会学对社会心态的研究则更倾向于政策社会学，它为社会心态研究提供了基本数据资源和政策输出窗口，更接近西方意义上作为应用学科而存在的政策科学的研究进路。
回望社会心态的概念成长史，可以发现它之所以能从一个本无明确学科归属的政策概念成为中国社会学的重要学术概念，除了社会学研究者自身在智力上的贡献外，还至少与社会学学科的两大学科气质密切相关。这两种学科气质又进一步得到中国社会学特有的组织特征的高度强化，从而使得社会心态在从政策概念到学术概念的转化过程中，日益突出社会学自身的学科特征。
一是高度的现实敏感性。社会学天然关注生成中的社会问题和热点问题，并力图为此寻求应对之道，这是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存有的学科传统，并得到了中国社会学的传承与发扬。在这一学科气质的孕育之下，社会心态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特殊类型，自然会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关注焦点。这种现实敏感性得到了中国社会学相关研究机构组织属性的进一步强化。许多社会心态的代表性研究者均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它作为国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层级的学术机构和最大规模的综合研究中心，本身就要承担“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进行创造性地理论探索和政策研究” 27 的使命，对政策概念进行理论阐释和经验研究是其重要职责，其研究议题自然易与国家治理的议程设置形成同频共振。如此一来，社会心态研究得到党和政府重视并形成政策影响力就有了组织层面的根本保障。设想社会心态研究的主要阵地不是社会科学院，而是其他科研机构如高校或其他社会组织，其研究从学术成果到政策输出的转化链条可能就拉长，也就不易引起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直接重视。这其实确立了社会学在社会心态研究领域之议程设置能力的领先权。
二是高度重视社会调查。在孔德等古典社会学大家看来，社会学独立于哲学的主要方式即在于成为一门实证科学。进行社会调查并基于调查数据做出分析和推论，是社会学学科最为看重的方法论训练。这是社会调查方法类课程能够成为社会学专业核心课程的基本理由。中国社会学同样继承了这一方法论立场，并与党和政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的政治传统进行了有效的结合。这为社会学的社会心态研究奠定了国内其他哲学社会科学所不具备的方法优势和资料优势，能够以提供科学、规范、准确的调查资料的方式与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形成有效互补。在使社会心态调查规范化和规模化的过程中，2003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和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项目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两个数据库都是由社会学研究者主导的调查项目，尽管其本身并不是为了研究社会心态而创建，但通过社会心态调查模块或是社会态度问题的嵌入，它们解决了其他学科很难解决的、全国性社会心态的数据来源问题。在大数据方法尚未兴起的时代，它们实际上成为除了国家统计局之外国内最有代表性和最具权威性的公开数据资料来源。掌握了一手数据的来源，也掌握了诸多议题的学科话语权，使得其他学科很难轻易绕过这些数据库而进行有深度的经验分析。这就建立了社会学对社会心态研究之原始资料的“护城河”。
社会学的学科特质与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制双重保障，为社会学研究者从事社会心态研究建立整体性的学科优势。这也进一步说明学科知识的生产并非纯粹的智力建构，而是在与整体社会制度和社会分工模式的交织互动中不断推进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
三、 作为学科竞争对象的社会心态
即便如今可能没有太多人怀疑社会心态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这一概念的学科归属仍处于动态竞争过程中。知识生产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政策概念的知识生产尤其受到国家意志的明显主导，其研究重心也可能随国家意志的转移而改变。这种变化背后自然是社会现实的发展对国家治理的深层挑战，使得国家力量需要不断调整学科建制、重组学术资源以回应这些挑战。如要继续保持社会学对于社会心态研究的学科优势，至少有以下两点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第一，社会心态的主题内容与社会学学科主题的关联并不完全紧密。作为一种共享性的社会心理体验，社会心态研究本质上是对所有学科开放的。不同学科把这一概念引入自身学科，其主要手段是依赖这一学科的基本视角和基本方法对这一概念做出新的学理阐发，进而将其与该学科的基本主题深度关联，从而赋予共享的概念以不同的学科特质。但是，不能因为“社会心态”一词包含了“社会”就认为它就是天然的社会学主题。同时，也不能轻易认为社会心态是狭义上的“社会”的心态，或是指向狭义“社会问题”的心态。这里所谓的狭义的社会和社会问题，是指相对区分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和侧重于医疗、教育、交通、住房等民生问题的社会问题。 28 在当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对应的即是社会建设领域的相关问题。这种相对意义上的视野聚焦和领域锁定是学科分工的必然，也是推进学理纵深的必需。这些问题作为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后的核心“问题域”，构成了中国社会学最有成果产出性和政策影响力的学术领域。
而对社会心态的学术概念探源则显示，以往研究多将其来源诉诸法国年鉴学派关于底层社会而非上层社会的心态史研究，或诉诸于勒庞等人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心理”或“群氓心理”研究。 29 细究之下，这都不是社会学意义下关于狭义社会问题的心态，而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民众心态，或是政治学意义上的革命心态。它们或是通过民俗文化、文学作品等方式加以推断的以往社会的民众心态，或是聚焦高度政治化、敏感化议题，蕴含着高度冲突性和意识形态特征的心态。这与当下人民群众基于日常生活和民生诉求产生的心态在时空上或内涵上存在本质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心态研究，在借鉴现代社会心理学对于社会态度的认知、情绪、行为倾向的三分法后，再加入社会价值和社会需要等内容，已将社会心态概念化为社会需要、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行为倾向、社会价值观的集合体。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仅通过概念定义本身而“圈定”社会心态研究的社会学性质。如前所述，社会心态之所以成为社会学概念，是因为社会学研究者较成功地将社会心态问题概念化为社会风险或社会稳定问题并由此巩固了政策概念的地位，从而获得了推进学科发展的各种资源，并在此过程中通过社会学家和社会学专业学术机构的集体努力而形成了相对于其他学科的竞争优势。
从近几年涌现的社会心态议题上，关于群体态度极化、网络民粹思潮、人工智能带来全方位且复杂化的心态反映，已经占据了诸多学术讨论的核心，同时也成为国家治理的重点议题。但这些主题其实为政治学、传播学、哲学、法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共享，并未见社会学研究在这些主题上的突出优势。尤其是作为社会心理学所连接的另一主要学科心理学，近些年来也围绕社会心理服务和孙中山的“心理建设” 30 等概念聚集科研力量，不断深入社会心态的研究腹地和实务领域。这一趋势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下对社会心态疏导和应急心理服务的需要得到了极大的推进。对国家治理而言，心理学对社会心态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掌握了直接改变个体心态的技术方法，如传统一对一的会谈式心理咨询，以及近些年来基于脑科学研究和人工智能技术而开发的各类人工智能心理技术方法，还有疫情下得到大范围推广应用的远程线上干预模式。社会心理服务虽然本质并非一种心理健康服务，在近些年的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普遍的路径依赖现象，即以设立各类社区心理咨询中心、提供大众化的心理咨询服务作为社会心理服务的重点内容，但这些大规模的实践也促使原本偏重生理学研究、实验室研究和个体心理研究的心理学家充分认识到：群体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在提供心理援助时具有不同于个体取向的咨询心理学的特色，并将由此推动心理学学科的分化与整合，使之更多地从群体和社会层面设计和构思社会心理服务和社会治理体系。 31 这对于强化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心态的政策概念属性也有极强的推动作用。当其他学科借助各种资源、采用各种方式不断介入社会心态研究时，就需要持续不断地挖掘和建构社会心态概念的社会学属性，使其停留于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视野而非沦落为边缘化的主题。
第二，社会心态的资料获取方式已不局限于传统的抽样调查。这直接威胁了社会学作为社会心态“数据提供商”的基础地位。其原因自然是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和大数据技术的兴起已极大拓展了社会心态的获取与推断方式。这些新工具和新方法本身并不由社会学界所创造，而来自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相关学科。传统的新闻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因自身兼有网络内容生产者、传播者、监督者的多重角色，在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网络空间治理、国际话语传播、数字安全维护等基本背景下，借助国家力量、联合理工科专家和智能实验室，组建了国家级传媒实验室等平台，迅速积累起海量的网络信息数据资源，并基于这些数据资源开发和训练各类前沿算法，从而回应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全面挑战。由此，传播学在一定程度上已完成了对网络社会心态研究的赛道反超，反过来成为网络社会心态的数据采集者和供给者，并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身学科特质的研究主题。
传播学对社会心态研究的影响力增加，也有其时代背景和政策因素。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数字政府建设的突飞猛进、数字平台的全方面渗透，社会生活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极大改变了社会心态和社会行为的生成机制和演变空间，进而也成为社会风险的汇聚空间和国家治理的重要空间。根据中央网络和信息化管理部门的判断，网络空间已成为各类社会风险的策源地、传导器和放大器，并出现了社会风险向网络空间汇集进而误导社会情绪与公众心理的明显趋势。 32 随着党和政府对于社会风险研判的重心转移，网络社会心态研究也得以迅速展开。于是，在社会学界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之外，这些年我们又看到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类似蓝皮书和研究报告的兴起。例如，由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组织出版了《互联网治理蓝皮书》（即《中国网络社会治理研究报告》），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等新型高端科研机构也出版了《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等重要报告。这些报告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网络社会心态的内容，它们同样成为党和政府了解民众心态尤其是网民心态的重要参考文献，对提升国家信息治理能力和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咨政价值。网络社会心态的研究议题强调大数据方法应用与平台化治理模式探索，自然就会吸引政策资源投入传播学领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争夺了公众、学界和政府对社会心态研究的注意力，进而稀释了社会学对社会心态研究的学术解释力。
上述两大趋势的存在，使得社会心态尤其是网络社会心态研究的多学科研究态势正在重新兴起。即使在社会学内部，其细分学科（如前述的发展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之间对社会心态的研究进路与学术旨向也在不断分化与整合。因此，这些学科对社会心态的研究都存在管理学意义上的“竞合关系（co⁃opetition）”，即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关系。这种竞合无疑是治理者乐于看到并兼得其益的，但对具体学科而言却又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压力，即如何基于学科视野持续提供有益的治理启示，从而凸显这一知识体系的独特价值。这既会促进社会心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将驱动不同学科围绕这一主题聚合学科资源、展开学术竞争。
从目前来看，应对因原始数据的“主权旁落”而形成的深层学科挑战，是社会学视角下社会心态研究的一大紧迫任务。但更为本质的挑战并不在于方法技术层面的跟进和数据积累方面的更新，而在于如通过对这一概念做出进一步的学理阐释并彰显这种阐释的政策价值。也就是说，一方面需要社会学进一步提升社会心态的学术概念属性，使之成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另一方面仍要不断强化社会心态的政策概念属性，为社会心态研究创造更多社会效益、吸引更多学科资源。这更多需要理论建构的深度支撑，而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范式追赶。
四 、结语：从社会心态到社会心态治理
一个孤立的概念名词本身只是符号学意义上的“能指”，往往会成为“概念孤儿” 33 而独立于话语体系之外。要使之成为一个具有交流功能和实践价值的“所指”，就需要不断通过理论辨析而将之接入各个学科的内在脉络。而要继续确保社会学学科对社会心态研究的引领性，就需要不断将社会心态及其关联概念进一步与中国社会学的时代精神相关联，在增强社会心态研究之政策影响力的同时保持学科视角的特异性。单纯从技术演进和资料积累层面与传播学等学科进行研究竞争，恐怕已非社会学的特长。但是，“民意、舆论等等都是社会心态的表达和表现，并不是社会心态本身” 34 ，各类网络言论和网络使用痕迹也是如此。了解表层的舆论并不等同于了解深层的心态，占有了网络数据集合也不等于掌握了网民心态本身。作为一类社会心理现象，不论是在政策概念意义上还是在学术概念意义上，社会心态都是一种理论建构，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实体对应物。这一领域的研究是否深入，不仅取决于原始资料是否齐全，更取决于理论建构的深度。即便面临数字社会和大数据方法不断崛起的趋势，这种内在的理论建构能力仍然决定了社会心态研究的深层走向及其学科归属。
为此，应通过进一步论述社会心态治理对社会治理的价值来强化社会学的学科特色。社会治理作为另一个政策概念和学术概念的兼容体，本身具有极强的中国特色，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学高度参与的关键议题，其治理要义即在于兼顾秩序与活力。社会心态作为结成良好社会秩序的一种积极或消极因素，以及反映社会活力的最灵敏指标之一，对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具有不可低估的决策辅助价值。要进一步彰显这种政策价值，就要回到发展社会学对社会心态研究的议题设定，且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建构社会心态治理的政策概念并为之提供学理依据，这包括：社会心态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中国社会治理的挑战与机遇？所谓的网络社会心态又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了社会治理的新风险与新挑战？中国社会学如何为化解由社会心态造成的社会冲突寻找社会层面的治理之道？在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如何找到更能激发社会内生动力的引导和管控社会心理预期的有效方式，使民众的心理体验能更好与社会改革的步调相一致，使改革获得更大的心态动能、产生更小的心理阻力？在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如何培育一种更具韧性、更为包容的社会心态，在遭遇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时增加社会自身的风险抵御能力和民众的乐观情绪与奋进精神？通过对这一系列具有明确社会学学科属性的社会治理议题进行学理阐发，社会心态研究应能持续吸引国家治理层面的政策注意力，同时增强其社会学的学科属性，并为“社会发展心理学” 35 等新的学科分支提供核心概念。
从社会学意义上突出社会心态治理的社会治理属性，还意味着需要在社会心态培育和建设的过程中，要更加突出在党政领导下的各类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社区和公众自身的主体作用，并通过发扬中国社会学自身具有的实践品格进行更多的调查研究，提出更多培育社会自主性的行动方案。对许多事关切身利益的政策制订过程，当下公众自身的实际参与程度与参与积极性其实仍不够高，在涉及利益协调、观念磋商、纠纷解决的关键环节，公众也更倾向于直接与政府沟通而非与当事人沟通的心态。这反映出对政府权威的高信任和对中介机构、社会组织、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的低信任之间的差序信任。由此形成了一种行动倾向：即使面对一些原本可通过民间协商而自主解决的小问题，也需要通过公权力的介入才得以完成。如在基层治理改革过程中的“接诉即办”机制 36 ，其实更看重的也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情感诉求的即时回应，更多体现了对政府部门的要求而非对社会组织和公众自身的要求，相关的互动过程也更多密切了党群关系这种以政府权力和政治信任为背书的纵向联结，而非增进人际信任或社会组织间信任的横向联结。而后一种连结正是社会学所更为看重、更能够促进社会自发整合的有机联结方式。如何更好地激发内生心态动力，使提倡“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枫桥经验”得到更多的认可和实践，还需要更多的社会心态方面的引导和培育。
总结而言，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治理、更广义的社会治理等政策概念，都只是一种“概念容器”，可借之容纳并串联各类具有相近含义的子概念，并由此连接相关的理论学说，从而演变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学术概念。在此过程中，不同学科又借助自身的理论资源与学科传统对其展开学理构建，从而为政策概念注入学术色彩和学科特质，并反过来影响政策建构过程。在理想情境下，政策话语可有效驱动学术话语的创新，而学术话语的创新又进一步支撑了政策话语的运转，从而形成学术研究与治理行为之间的良性循环。社会心态研究已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这种国家治理与知识生产之间的良性互构，而社会学则是形塑这一互构过程的重要学科。这一解释虽仅以社会心态为例而展开，但也有助于理解其他政策概念的生成过程，从而可为理解中国情境下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框架。
注释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02页。
2. 《咬文嚼字》编辑部：《2015年十大流行语》，《咬文嚼字》，https：//mp.weixin.qq.com/s/j5mAHub4ket8rLV2u-5NPQ，2015年12月16日。
3.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6）〉发布》，2016年5月31日，http：//www.gov.cn/xinwen/2016-05/31/content_5078371.htm，2023年2月25日。
4. 黄希庭、郑涌、毕重增、陈幼贞：《关于中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心理科学》2007年第1期；徐大真、徐光兴：《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模式建构》，《中国教育学刊》2007年第4期。
5. 吕小康、汪新建：《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到“公共心理服务体系”》，《心理技术与应用》2018年第10期。
6. 参见辛自强：《社会治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服务》，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7. 冯仕政：《社会治理与公共生活：从连结到团结》，《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1期。
8. 王浦劬、季程远：《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人民获得感的意蕴和量度》，《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1期；王浦劬、季程远：《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与社会稳定之间矛盾的化解机制分析——基于人民纵向获得感的诠释》，《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1期；郑建君：《中国公民美好生活感知的测量与现状——兼论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的关系》，《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6期。
9. 谭旭运、董洪杰、张跃等：《获得感的概念内涵、结构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5期。
10. 池丽萍、辛自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应然与实然：基于全国12个试点地区的评估》，《心理科学》2019年第4期；伍麟、刘天元：《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中州学刊》2019年第7期。
11. 张淑敏、吕小康：《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政策语境与行动逻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苗芃：《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定位、现状及未来趋势》，《社会治理》2022年第4期。
12. 王俊秀：《中国社会心态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13. 左方：《收入差距和社会心态》，《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7年第1期。
14. 张凤琴：《平衡物价改革的社会心态》，《齐齐哈尔社会科学》1988年第Z1期；马韶晖：《倦怠与焦灼——社会秩序转轨时期青年社会心态一隅》，《青年研究》1989年第1期；韩国华：《农民的社会心态与经济行为》，《农村经济与社会》1989年第2期。
15. 苏丁：《中西方文学批评的心态层次比较》，《江汉论坛》1984年第9期；钱理群：《鲁迅心态研究》，《文艺研究》1987年第1期。
16. 彭卫：《心态史学研究方法评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雅克·勒戈夫：《心态史和科学史》，张雷译，《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87年第2期。
17. 程家明：《社会心态的探究及其意义》，《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张二芳：《社会心态的研究及其意义》，《理论探索》1996年第1期；丁水木：《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意义及其启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第1期。
18. 龙宣萍：《论研究社会心态问题的意义与方法》，《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19. 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社会》2005年第1期。
20. 李培林：《建设和谐社会应注意社会心态的变化》，《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9期。
21. 王俊秀：《中国社会心态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
22. 为节约篇幅这里不列表展示具体内容，有意者可联系作者获取。在国家社科基金科研创新服务管理平台系统中，原始数据存在部分项目信息的重合及部分学科分类信息的缺失，文中数据为剔除重复信息、通过项目编号等信息确定学科归属后的校正信息。正文中所谓标题含“社会心态”的项目，仅指社会心态作为专有词汇的项目，不包括类似“南宋社会变迁、士人心态文学走向研究”（09CZW032，中国文学）这种同时包括“社会”和“心态”但两个词分开的“心态”研究。部分不直接以“社会心态”为标题但以“心态”为标题的课题，如“城市失业者生活、心态、社会关系以及背后的社会和文化结构研究：采用‘田野观察’调查”（02BSH040，社会学），其实也属于本文讨论的社会心态研究范畴，但为统一标准暂不纳入。这种排除造成的细微结果差异也不影响统计结果的总体趋势。
23. 相关代表性文献一并收录于王俊秀、杨宜音：《社会心态理论前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24. 参见李培林：《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巨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337—380页。
25. 周晓虹等：《中国体验：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26. 冯仕政：《社会学的实践与实践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3期。
27. 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网页：http：//www.cass.cn/gaikuang/。
28. 李强：《推进社会学的“社会政策学科”建设》，《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4期。
29. 参见王俊秀、杨宜音：《社会心态理论前沿》，第19—21页。
30. 孙中山：《建国方略》，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05页。
31. 张建新：《从抗疫心理援助看中国心理学的分化与整合》，《心理技术与应用》2020年第6期。
32. 盛荣华：《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全面提升治网管网能力水平》，《中国网信》2022年第3期。
33. 徐勇：《将概念带入学术体系：为“概念孤儿”寻家》，《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第4期。
34. 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35. 王俊秀：《多重整合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政策逻辑、建构策略与基本内核》，《心理科学进展》2020年第1期。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课题组：《坚持人民至上 共创美好生活——北京党建引领接诉即办改革发展报告》，《管理世界》2023年第1期。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2QxQTarJ3W5b3auCfwr5g
编辑|人格与社会课题组 宋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