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组织常常为难个人
谢谢主持人!
主持人说我“个性特别”,(笑声)我就满腹狐疑,这个“特别”到底是什么意思?(笑声)褒义还是贬义?(笑声)我想,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应该是……褒义吧。(笑声)
各位“八零后教育学人”以及“八零前教育学人”(笑声):
大家上午好!
院里安排我在“学术传承”这个环节讲点什么,实在推辞不掉,让我很为难。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除了上课和研讨之外,我一直很不习惯在大庭广众之下煞有介事地讲点什么。每当我看到有人在台上铿锵有力地阐述什么或者娓娓道来地叙述什么的时候,我就不免要替他捏一把冷汗。我就想,他怎么会有自信和胆量面对他一无所知或了解甚少的听众们口若悬河、舌灿莲花的呢?倘若听众们、或者哪怕只有一个听众并不喜欢听他饶舌,那么,不管他讲得多么天花乱坠、万般煽情,也只会浪费别人的生命时光,尽管如今在这种意义上的浪费别人生命时光的人实在太多!
第二,如果要我对八零后教育学人讲点什么的话,怎么说我自己也得是个“八零后”才好。我的意思是,怎么说我也得八十开外才比较匹配啊!(笑声)可是,我还没那么老啊!(笑声)我还没到那种可以语重心长的岁数啊!(笑声)我还相当年轻啊!(笑声)凭什么要我来讲点什么呢?尽管如今总喜欢语重心长地讲点什么的人实在不少!
第三,如果非要我讲点什么的话,那我随便讲点其它什么的还是可以的:宇宙之大、尘埃之微、动物凶猛、人类愚昧、俄乌大战、台海吊诡等等,都可以讲的。但唯独这个学术传承我不敢讲,实在不敢讲,因为我自己确实没什么学术。当然,尽管没什么学术,但每当处于某种恍惚状态时却也会发点牢骚。就在两个多星期前,我和一位同行聊天时还说到:“学术学术,‘学’一旦成为了‘术’,也就常常难免自视高明、俯视日常;常常难免故弄玄虚,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异常,以至于没话找话、巧立名目、故作深奥、神神叨叨。”
所以,我很为难。如果套用一下《红楼梦》里的人物们表示为难时往往会采用的一种说辞来表达我不得不在学术传承这个环节讲点什么的心情的话,那就是:不讲可又怎么样呢?因为是院里一定要我讲点什么,作为个人,我又如何能不服从组织安排呢?所以,我就在想,经常要个人做一些让他勉为其难的事情,这会不会就是我们这个时空中的组织的一个基本特征呢?(笑声)
既然逃脱不掉,那就只能认认真真地、实事求是地谈点自己学习做研究的体会了。为了充分表明我的认真,我没有采取通常会采取的比较随意的做法,而是花了点时间,正儿八经地写了这份发言稿。我已经念了大概五分之一的篇幅,接下来我继续往下念。(笑声)
02 遵从自己的内心
说实话,这些年来学习做研究虽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成果,但酸甜苦辣的体会还是很有一些的。为了不过多浪费各位八零后教育学人的青春时光以及各位八零前教育学人的非青春时光,我就只分享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两点体会吧。这就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在乎别人的评价。
“遵从自己的内心”这句话好像很有些风骨,可惜不是我发明的,我也没有精力去查明最早究竟是谁这么说的。对于“内心”这个概念的理解想来也因人而异。我这里所说的内心包括良知所觉和兴趣所在。
听从良知的召唤
良知说起来似乎比较简单,其实有点复杂。我对良知没有专门研究,我只能从一个正常的有理性的人对于人的存在、对于社会发展、对于人类进步这三方面的价值取向的角度来理解良知、理解良知判断。
我想,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会承认人的价值、尊重人的自由、维护人的尊严,而不会否认人的价值、贬损人的自由、践踏人的尊严的吧?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会希望他生存于其中的这个社会公平正义、民主协商、和而不同,而不会是宁愿这个社会不义不公、你争我斗、一地鸡毛的吧?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会期盼世界各国坦诚相待、互利共赢、和平安宁,而不会是宁愿各国之间尔虞我诈、零和游戏、兵戎相见的吧?
这样,遵从自己的内心,首先就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应当接受来自我们的内心良知的审查,意味着应当远离那些自己在内心里对其价值取向心存疑虑或者极不认同甚至相当鄙夷的所谓“研究问题”,远离那些极假、极大、极空的所谓研究问题。
换个方式来讲,也就是不应当选择那些断无可能有助于认识与解决学生健康成长之真问题的所谓研究问题,不应当选择那些断无可能有助于认识与解决社会正常发展之真问题的所谓研究问题,不应当选择那些断无可能有助于认识与解决整个人类持续进步之真问题的所谓研究问题。
当然,人毕竟是复杂的,假如你出于种种考虑而选择了有违内心良知的所谓研究问题,那么,虽说可能也有一些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地方,但你得做好你的余生将有可能不时受到内心良知的谴责的精神准备,除非你的内心良知已经泯灭。
依从兴趣的导引
如果“良知判断”说的是可不可研究的话,那么,“兴趣所在”说的就是想不想研究了。教育研究者被要求研究的问题太多,即便是经过教育研究者内心良知的审查,可以研究的真问题也依然很多。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去研究所需研究的所有问题,他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哪怕是借助于Chat-GPT也不可能。他只能有所选择。
那该如何选择呢?最佳答案显然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如果把刚才所说的良知判断作为选择研究问题的第一标准的话,那么,第二标准便是个人兴趣。
个人兴趣对于个人从事活动的重要性早已是老生常谈,尤其是早已成为我们这些所谓的老师认识与探究学生学习的动力及其效果时必备的一个基本常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几乎已成为我们在谈论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时的一个口头禅,尽管我们在实际指导学生的学习与研究时常常会有意无意违背这个基本常识。
当然,就成年人而言 —— 八零后也是成年人 —— 尤其是对“工作成人”来说,完全按个人兴趣去做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以的,除非移居荒无人烟、与世隔绝的海岛、沙漠或原始森林。事实上,“工作成人”常常不得不把个人兴趣抛到一边,去做那些基本没有兴趣甚至完全不感兴趣的事情。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对社会正常运行来说常常是必须的。
但是,对于学术研究来讲,完全不顾个人兴趣的研究是不可思议的。且不说这是对于自己的个人价值的极不尊重,太委屈自己,而且,这样的“无兴趣研究”所导致的注定是低效的研究过程与平庸的研究结果。因为不感兴趣,所以缺少内在动力、很难深度投入、不会高效推进;因为不感兴趣,所以激活不了创新欲望、迸发不出创新潜能,生产不出创新成果。
当然,强调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并不是说不考虑社会需要。早在2002年,我就在《教育研究》发表的《教育研究应该研究什么样的问题》这篇文章中提出,好的研究问题应当符合两个标准,一是教育理论发展或教育实践改善迫切需要研究,二是研究者自身有研究的欲望和热情。所谓研究的欲望和热情,说的就是兴趣。需要和兴趣,两者缺一不可。
但我想,至少对于在座的各位八零后教育学人来讲,关注社会需要应该不是问题,我相信大家早已将这一点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我很担心的倒是:在今天这样一种极度强调社会需要的时空里,大家会不会在关注社会需要的同时而有意无意忽视乃至抛弃自己的个人兴趣?会不会不再把个人兴趣看成是自己最宝贵的资产?所以,我这里才没有专门去谈社会需要,而是着重谈个人兴趣。
大量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因为“无兴趣研究”哪怕再符合社会需要,也只会导致低效的研究过程与平庸的研究结果,所以这种研究最终反而满足不了社会需要,反而会既浪费个人的宝贵生命时光,也浪费社会的宝贵物质资源。更何况,社会赖以存在的一个近乎于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就在于让个人兴趣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并因此而让个人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自我实现。当然,前提是个人兴趣不缺德。因此,我以为合理的做法是,从个人兴趣出发,去研究那些同时也符合社会需要的问题。
当然,你也许会说,不对,应该是从社会需要出发,去研究那些时也是个人感兴趣的问题。
这就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了。两种选择方式的结果是一样的,都会是既符合个人兴趣也符合社会需要。但相对来讲,显然是从个人兴趣出发研究同时也符合社会需要的问题这种选择方式的效率更高一些。因为,社会需要研究的问题太多了,你总不能把社会所需研究的几乎堆积如山的问题全都罗列出来,然后从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吧?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这么干。
坦率地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常常很纳闷,因为我注意到不少研究课题明明十分符合社会需要,研究者本人或研究团队显然也是实力非凡、相当威武,但最终研究成果却相当一般。用小品演员蔡明的方式来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笑声)
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研究者本人或研究团队对于所研究的问题其实没有多少兴趣,而只是迫于外在压力去研究,这可能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我这里用了“他们”这个人称代词也许是不合适的,因为在有一段不长的时间里,我本人也属于“他们”这个范畴。具体情况就不去多说了,因为家丑不可外扬。
上面分享的是第一点体会:遵从自己的内心,说的是听从良知的召唤,依从兴趣的导引。
03 在乎别人的评价
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二点体会是:在乎别人的评价。
干嘛要在乎别人的评价呢?长期以来我们不是都很欣赏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吗?——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 尽管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源自但丁的伟大作品《神曲》中的引路人维吉尔对但丁说的一句话,维吉尔说的是:“你随我来,让人们去谈论吧!”
而且,学术研究怎么能在乎别人的评价呢?一个研究者,如果总是介意别人的目光、别人的议论、别人的臧否,那还会有什么自由什么自我、还能有什么独特什么创新呢?就此而论,做研究是需要有点“目中无人”的,是需要有点“我行我素”的。事实上,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值得称道的研究成果往往都是研究者“目中无人”的产物、“我行我素”的结果,尽管并非所有“目中无人”、所有“我行我素”的研究都能取得创新成果。
总得有所敬畏才好
可是,我们真的不需要在乎别人的评价吗?
你怎么知道你的观点就是原创的呢?不要说“中国知网”了,哪怕你搜遍“世界知网”,也很难断然宣称你的观点就是原创的。因为,高人在民间,“漏网”的高人有的是。
你怎么知道你的方法就是最妙的呢?或许别人早已使用更妙的方法也未可知,只不过你还懵懂不晓而已。“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成语的依据,便是人很难真正做到自知之明。
因此,对于自己的研究,只有自我评价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别人的评价。别人的评价常常比自我评价重要得多。假如事实大致如此的话,那又怎么可以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呢?在这个问题上,总得有所敬畏才好。
看重人们心中的那杆秤
当然,别人的评价有多种方式。你申报的课题通过了评审,你投稿的论文得到了发表,你研究的成果获得了奖励,你因为研究贡献而被授予某种称号等等,这些都是别人对你的研究的不同类型的评价。但这些评价都是标签性的、符号性的。而且,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这些评价的结果未必都和被评价者的真实水平与实际贡献相吻应。
因此,作为真正的教育学人,所需在乎的不应当是课题、论著、奖项、称号这些标签性、符号性的评价,而应当是人们心中的那杆秤,也就是人们在心目中觉得你好不好、行不行、强不强、“厉害”不厉害。作为“非江湖意义上的”学界所看重、且会记住的,并不是你发表过什么级别的论文,拿到过什么级别的课题,得到过什么级别的奖项,获得过什么级别的称号,而是你进行过什么样的研究,使用过什么样的方法,提出过什么样的观点,作出过什么样的贡献。
但我这样讲对于八零后教育学人们也许很不公平,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年轻教育学人有太多的不容易、太多的苦衷。因此,我不能不提醒我自己:如我之流的“也不容易者们”在谈论年轻教育学人时不能貌似站着说话不腰疼。
为此,我愿意对我刚才的说法做一点修正,改为:课题、论著、奖项、称号等等也是重要的,(笑声)看重这些东西也是无可厚非的,这是每个教育学人的自由与权利。不过,无论如何,这些标签性、符号性评价不应是我们的根本追求;无论如何,比这些标签性、符号性评价更重要、并因此而更应被我们看重的,是人们心中的那杆秤。
显然,我这里所说的其实已经不只是教育研究方面的事情了,而是也关涉到整个人文社会研究。
04 尽量虔诚一点、稳重一点、安静一点
本来,我还真想在这个分享的最后,“语重心长”地对在座各位八零后教育学人说:“年轻人,要努力啊,要为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人类 —— 有“我们这个人类”的说法吗?—— 作出应有贡献啊!”
但我又觉得,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就暂且不说这些话了吧,尽管我刚才实际上已经说出来了。在如今的教育与社会境况中,我更想说、而且我以为首先需要说的是:“八零后的教育学人们,尽量虔诚一点吧,尽量稳重一点吧,尽量安静一点吧,认认真真地学,细细密密地思,踏踏实实地做。至少,不要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让这个已经非常功利的社会变得更加功利,不要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让这个已经相当浮躁的世界变得更加浮躁,不要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让这个已经十分喧嚣的时空变得更加喧嚣!”
不好意思,啰里啰嗦讲了这么多。我肯定是程度不等地浪费了在座各位八零后教育学人的青春时光,也程度不等地浪费了在座各位八零前教育学人的非青春时光。我只能深表歉意!当然,这也不能全赖我,因为是组织上安排我一定要讲点什么的。(笑声)如有意见,请找组织。(笑声)
谢谢大家!
本文系本人2023年7月16日在《教育研究》杂志社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承办的“八零后教育学人”第四次学术沙龙上的发言。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TDt1JvT47DFaJ9SXJJiRQ
编辑|人格与社会课题组 钟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