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纪念日。作为孔德实证主义的后继者，他凭借对于“自由”概念的解读成为了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
在翻译密尔的名著《On Liberty》（“论自由”）时，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思想家严复先生采取的译法是“群己权界”。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之间的明确界限代表着自由吗？
01
关于“西方个人主义、东方集体主义”的神话
以“群己权界”定义自由，无疑是准确地纠正了一种其来已久的说法，即认为“西方文化”是“个人主义”、甚至“极端个人主义”的，它只顾自己不顾群体。而“东方”或中国的文化则重视“集体主义”。但是严复理解得很准确：近代西方所谓的自由不是“有己无群”，甚至未必就是“大己小群”，它只是要清楚地区分“群己权界”而已。而人人“自私自利”、社会“一盘散沙”绝非西方社会的景观。
事实上，在据说相信“个人本位”的“西方”国家，不仅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未必比“非西方”更小，公民的公益公德心和认同感未必更弱，社会整合程度未必更低。就是在“西方”内部，一般认为更讲究“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者所界定的“群域”是否就比据说是反对“个人本位”的社会主义者更小，也大可存疑。
早就有人指出：现在西方所谓的左派（“社会主义者”），在伦理上恰恰是主张极端个人主义的，但在经济上则讲集体主义。他们在伦理上往往持极端的个人自由立场，从一般的婚姻自由发展到堕胎自由、同性恋权利、性解放等等，我们官方过去说这是“腐朽的资产阶级观念”，但这都是西方典型的左派口号，是右派强烈反对的。然而左派在经济上则反对自由放任，主张搞公共干预、福利国家。
而西方的右派，有说是自由主义，有说是保守主义。他们的主张相反，即经济上要搞个人主义、自由竞争而反对国家干预，伦理上则反过来，主张社会、国家要干预个人，要强调个人对家庭、对宗教、对国家的责任，不允许伦理方面个性自由的泛滥，要求禁止同性恋、堕胎、性解放等等。如美国现任总统、属于右派的小布什对承认同性恋合法的马萨诸塞州“婚姻平等法”就非常敌视。
所以很难说左、右双方谁比谁更“个人主义”，只能说他们对“群己权界”各有各的划法。与之相比，中国的儒家似乎更像是“右派”，因为一般来讲儒家给人的印象也是在伦理上强调“礼教”的约束、而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制、反对国家“与民争利”的。
但深入分析会发现这个“一般来讲”不大靠得住，儒家内部在这些问题上其实分歧众多。如今有人说“西方文化”是鼓吹“个人主义”的，而我们中国文化，或者说我们的儒家就重视集体。然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难道不也是西方传来的吗？所以有人又说“西方文化”也有“集体主义”的一支。事实上，在改革前中国搞“一大二公”的时候，海外新儒家就常以儒家重视个人、主张“自由经济”的说法来批评大陆。于是现在又有些人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过分重视个人、社会主义过分重视集体，而我们的儒家则是中庸之道、公私兼顾。
但这个说法恐怕更站不住脚：其实稍有历史常识就知道，西方从不缺少介乎典型自由主义与典型社会主义之间的中左、中右乃至中中派，而且除短暂的“革命”、“反革命”时期外，这些“中庸”派别一般都是主流。尤其现在常被视为“西方”代表的英美就更是如此：比起欧陆的左、右派，英国的保守党、工党就是中右、中左，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又在英式两党之间，堪称为中中了。
而中国的儒家从来是个大杂烩，其中既有主张自由放任的，也有主张国家统制的，两者都可能很“激进”并由此形成尖锐的“党争”，如汉有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之争、宋有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都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这种“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斗争，显然并非“文化”之争而是“制度”之争。而且在一个“文化”内这种多元相争的状态不会下于“文化之间”的多元差异。
02
“尺蠖效应”与群己颠倒
现代宪政民主国家中这种“左右”之争与中国传统朝廷中的党争各有不同的机制：这就是我在讨论“大小政府”问题时提到的“天平效应”和“尺蠖效应”：宪政下的左右之争可以实现自由与平等的动态互补，左派的问责使政府增加对国民的服务，右派的限权则防止政府侵犯国民的自由；左派推动福利国家，而右派促成公平竞争。
然而，专制体制下的党争却是“左派扩权不问责，右派卸责不限权”，王安石的国家统制只知聚敛而搞不成福利国家，司马光的放任无为只肥权贵而搞不成自由市场。
造成这种区别的直接原因是缺乏“权责对应”机制。这是制度问题而非“文化”问题。我们以后会提到：古儒也是强调权责对应的。
这且不论。如就“群己权界”而言，专制体制最根本的问题还不在于己域太小还是群域太小，不在于群己关系上太“个人主义”还是太“集体主义”，而在于它常常是群己混淆、群己不分甚至是群己颠倒的：在那里个人事务横遭“公共”干涉，而公共事务又被个人专断。以至于国民既无自由，亦无福利。
......
但这种现象也并非某种“文化”所仅有。 事实上，无论东方西方，任何民族在把握群己界分上都有一个摸索过程。西方诸民族在古代也曾有过群己混淆、公私不分、个人事务身不由己（不仅有全无个人自由的奴隶与农奴，即便自由人的婚姻、财产乃至信仰等当时也并非都能自主）、公共事务却为私人专断的时代。后来才慢慢学会了界分群己、在己域维护个人自由、在群域实行多数决定（民主）的规则。
03
关键不在“大己小群”还是“大群小己”，而在群己界分
实行这一规则的前提就是首先要划清群己权界。至于划分的结果是“大己小群”还是“大群小己”，则是另一个问题。由于人们的利益所及和价值多样，对于群己之权界到底划在哪里从来是难以统一的。有人力图扩大群域，有人主张扩大己域，更多的人在甲事上扩张己域而在乙事上扩张群域，并因此与另一些人相左。类似的多元其实在任何“文化”中都存在。
在发达国家，人们在很大一部分的群域和己域方面，已形成了“重叠共识”，也就是不分左右派的“共同底线”。例如不管左派还是右派，都不能以我获得了多数票、代表所谓公意为由剥夺反对者的发言权。在伦理方面，如果说同性恋仍然属于引起争议的“模糊域”，那么至少异性婚姻自由是公认的，右派不会像高老太爷那样逼你“为家族的利益”而嫁娶，左派也不会像《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样“为革命利益”搞“组织上包办婚姻”。
在看似分歧最大的经济制度方面，虽然左派喜欢“公有制”而右派喜欢“私有制”，但他们实际上都尊重权利主体的自由选择，即所谓“处置公产需要公众同意，处置私产需要私人同意”。工党不会支持像强制拆迁这样的侵犯私产，保守党也不会赞成“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式的私有化。不管左派还是右派都不会否认国家的立法属于公共领域，公权力的授予和运作也是公共领域，不能个人或小集团“自由”决定。
总之，己域要自由，群域要民主，凡是个人权利领域的事就应该有个人自由，而公共领域的事就要民主决定。不能颠倒过来，让个人把持群域，公权侵犯己域。——这已成为现代社会公认的规则。
但是除了公认的群域和己域外，人的行为中还有很多模糊领域，很难绝对说是群域还是己域。因此“左右”之争仍然会延续。这也是无论什么“文化”都无法避免的难题。
我曾举例说：从常识讲如果有人在你的耳边放鞭炮，任何有起码尊严的人都会发怒，这就是说你应当享有耳边若干距离内的“安静权”，未经同意，他人不应侵犯。但是你住宅外千米处的公共场地上能否放鞭炮，就不能由你说了算，而属于公共选择的领域了。然而问题在于：这两者的确切界分定在何处？2米处？5米处？还是20米处？
再比如，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帮助弱者，应该不应该？道义上讲没人说不应该，然而左派认为这属于公共领域，主张以民主福利国家的方式来解决；而右派认为这应该是个人选择性质的志愿公益范畴，不能以公权力为之（左右之分在这里并无道德高下，该右派本人完全可能热心于慈善）。
但即使左派主张扩大作为公共领域的社会保障，前提也是这种公权力必须是民主的：19世纪的欧洲左派宁可提倡有民主而少福利的“美国式道路”，也不会认同俾斯麦式的“专制福利国家”。而另一些领域例如堕胎与同性恋，左派认为属于私人领域，主张尊重“同志”的自由；右派认为这涉及公共领域的“风化”问题，社会应当干预，但只能采民主法治的方式，而不能搞中世纪式的宗教审判。
不仅事情的性质可能有模糊，情境的变化也可能使本来清晰的界分有临时调整的必要。
我曾举“泰坦尼克情境”为例：在救生艇不足的危急情况下出现的“妇孺优先”规则，把本来无疑属于个人的求生权利也变成了公共选择的“群域”，这种情境性调整不但与“文化”、甚至与“主义”也未必相关。那些乘客完全可能是自由主义者，在岸上他们完全可能赞成自由竞争，然而在危船上他们却放弃了竞争求生机会。——但前提是，尽管“权界”可调，“群己”还是须分的：提出规则而且得到公众认可的船长自己也把生存权交给了群域，成了这规则的牺牲者。如果他不这样做而是“自由”地上艇逃走，那规则还能有合法性吗？
换句话说，虽然一个“主义”认为的己域在另一个“主义”看来可能是群域，一种情境下的己域在另一种情境下可能就成了群域。但既然是群域，就得按公共选择即按民主的规则办（例如：福利国家首先必须是民主国家）。而决不能以“群域”为借口剥夺了别人的自由选择权利，同时却排除公共选择而把这“群域”置于我自己的“自由意志”之下。“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明末大儒黄宗羲对这种群己颠倒状况的严厉抨击，不能说是受什么“西化”的影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