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疫情袭来，纽约大学“封校”。比较文学系张旭东教授经过一段时间调整，进入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写作当中。2023年夏天，《杂文的自觉》在三联书店出版，我请张旭东老师做了一次播客节目。张老师在节目中说，写这本书，是向读者发出邀请，邀请大家重读鲁迅。当时我随口应道：“接受您的邀请，我一定重读鲁迅。”
文｜苗炜
《杂文的自觉》是张旭东“鲁迅三部曲”的第一卷，800多页，写的是1924年到1927年之间，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按计划，第二卷会写鲁迅在上海的“最后十年”，题目为“杂文的自由”。第三卷再回到鲁迅写《呐喊》登上文坛的“第一次诞生”。如果后两卷保持和第一卷类似的体量，那“鲁迅三部曲”会超过2000页。
在《杂文的自觉》第一页，张旭东说，鲁迅多数时候并不占据意识的前台，更像一个幽灵独自徘徊在后台。相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鲁迅作品也许更像是一段旧时记忆，一个放不下却尚未来得及回答或者细想的问题。简而言之，《杂文的自觉》说的是鲁迅先生放弃小说创作，决定以后就写杂文，这就是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小说不算正经事，文章才是正经事。张旭东认为，杂文是鲁迅文学的精髓，这种写作形式高于纯虚构，高于抒情诗。
2024年2月9日除夕夜，我躺在家里读鲁迅小说《祝福》，窗外有稀稀疏疏的鞭炮声。小说结尾处有落款，“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差不多正好是100年前。那是甲子年正月初三，想来鲁迅大概在春节那两天动笔。这篇《祝福》我在高中学过，但肯定没读出来《祝福》结尾这一段是多么好——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到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蒙眬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祝福。
那个除夕夜，我决定要去绍兴看看，重读鲁迅，我想我不应该只面对文本，我要去广州看看，去上海看看，去问问专家，帮助我更好地理解鲁迅，解决我多年来的困惑。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中文系的时候，时常缺课。毕业30多年后，我联系上了中文系的刘勇教授，他当年是青年教师，教我们现代文学，现在是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会长。我说：“刘老师，当年我没好好上课，现在我想重读鲁迅，麻烦您给我补课。”刘勇老师的著作中有这样一句，“鲁迅的伟大之处，也是一般人很难对鲁迅产生喜欢的地方，因为人们很难从那么广、那么深的地方来喜欢鲁迅。鲁迅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家，他的特殊意义是伴随着中国社会革命发展诞生的”。刘勇老师这句话刺中我的痛点，我想，很多人都喜欢鲁迅，但“从那么广、那么深的地方来喜欢鲁迅”，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下面的旅行笔记和读书笔记，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
1963年，东京奥运会前一年，日本小学生藤井省三读到了鲁迅的《故乡》。当时，东京大兴土木，藤井打棒球的场地盖起了房子，他骤然感到了《故乡》中的“丧失”之美，暑假的读书作业就选择了《故乡》。到60年代末，日本学生运动兴起，高中生藤井见毛泽东称鲁迅为“中国革命的圣人”，开始看更多鲁迅的作品。他说：“在青春时代，对暗淡而非明快更有共鸣的，一定不止我一个人。”考进大学，藤井选择了中国文学专业，硕士论文写鲁迅。1979年，藤井省三到复旦大学留学，留学的一年时间里，他四次前往绍兴。那时从上海坐火车到绍兴要6个小时。1995年，藤井再次到访绍兴。2010年，“中国的新干线开通了”，他又前往绍兴，上海到绍兴的旅程缩短为一个半小时。藤井在《鲁迅的都市漫游》一书中记载，鲁迅故居在2003年彻底修复，故居东侧新建了两层的鲁迅纪念馆，故居南侧是三味书屋，“鲁迅为当地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鲁迅故里的步行街上，游人如织，大家排队进鲁迅故居。迎面就是德寿堂，对联上写着，“品节详明德性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平和”，这对联的下半句被鲁迅写进了小说《祝福》，叙述者回到鲁镇，四叔的书房里挂着一个朱拓的“寿”字，“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地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平和”。另一处厅堂，再现了“祝福”的场景，绍兴民间的“祝福”，俗称“请大菩萨”，是一年中最为隆重、神圣的祭祀活动，“祝福”仪式禁忌甚多，要保持肃静、不能让筷子落地、女眷要回避等等，寡妇更不允许参与。因此，祥林嫂肯定被排斥在祝福大典之外。周作人《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写过祝福仪式的细节，还写过鲁迅笔下大多数人物的原型，绍兴景点中竖立的孔乙己雕像会让我想起鲁迅家乡确实有过一位孟夫子，而闰土和他的爸爸也确实走过绍兴的青石板路。在鲁迅小说中，绍兴可以叫“S城”，但人们也会把这里看作是鲁镇或者“未庄”，鲁迅故里一条安静的路上就有《朝花夕拾》写过的长庆寺，长庆寺对面是土谷祠，大门紧闭，正在维修，让人疑心阿Q就藏身其中。鲁迅让这片地方染上了文学的灵晕。
有两位游客，走在我前面，一进百草园，就用四川话背诵起鲁迅文章的片段，“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绍兴文旅曾有一个口号叫“跟着课本游绍兴”，确切地说，就是“跟着鲁迅游绍兴”。三味书屋在鲁迅故居斜对面，一进去就听到老师讲课的声音，书屋中有两间教室，教室里有桌椅板凳，一位女老师面对满堂来游学的学生在讲鲁迅对对子的故事。黑板上有六个大格子，前三个格子写着“独角兽”，后三个格子空着，故事说的是三味书屋寿镜吾先生出了个上联，独角兽，鲁迅对了一个下联，比目鱼，深得老师赞叹。鲁迅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并没有这个故事，鲁迅记述三味书屋中读书的景象，说孩子们放开喉咙读书，有人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人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有人念“潜龙勿用”，每个学生程度不同，念的书也不一样，老师寿镜吾自己也大声朗读，“铁如意，指挥倜傥”等等，这就是当年的教学方式，诵读而非讲授。
三味书屋中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就是鲁迅当年读书用的课桌，上面刻着一个“早”字，这课桌摆在书房的一角，书房正中挂着一张画，正是鲁迅描述过的，画着一只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绍兴鲁迅纪念馆前任馆长钱小良给我讲这张课桌的来历。当年读书，学生要自备书桌和椅子，所以桌椅是鲁迅家的，而不是寿家的。1919年，鲁迅卖掉绍兴祖屋，屋中家具都处理掉了，周建人留心，用小本子记下了每件家具的去处。解放后鲁迅故居修复，就找到了鲁迅当年读书用的这张课桌。三味书屋是寿镜吾的产业，寿家后人将书屋捐献，课桌就摆进了三味书屋中。钱小良说这书桌来历清楚，绝对是鲁迅用过的。
出了三味书屋，斜对面是鲁迅祖居，这是周家老台门，也可以理解为是鲁迅爷爷的家。周介孚参与科举舞弊，这是鲁迅一家败落的开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刘勇教授给我分析过《狂人日记》中的一句，“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刘老师说，这句话恐怕跟鲁迅的爷爷有关，爷爷周介孚有一个女儿，嫁给马家做了填房，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叫珠姑，是周介孚的外孙女，珠姑给一个茶食店伙计做了妾，后来被卖入娼寮，不知所终。珠姑曾经派人到外公外婆家寻求庇护，但周家拒绝了。周作人记述过此事，肯定也讲给鲁迅听过，所以鲁迅写下“妹子被大哥吃了”这一句，内心中肯定有家族的哀痛。
翁贝托·艾柯在《玫瑰之名》后记中说，小说是“一台产生诠释的机器”，小说出来了，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阐释。我的高中语文老师讲《祝福》，重点在探讨和分析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根源，鲁四老爷代表封建礼教，祥林嫂的婆婆是族权和夫权的代表，柳妈是封建迷信的代表，礼教、族权、夫权、迷信害死了祥林嫂。后来我读到有学者分析《祝福》，说鲁镇文化的秘密是其风俗、信仰、禁忌都建立在巫鬼的基础之上，因此鲁镇和祥林嫂的关系，始终都带着一种类似原始文化的愚昧和野蛮。我还读到日本学者木山英雄的分析，说祥林嫂是一个无法转嫁危机的“单方面的受害者”，在“人吃人”的关系中成了一个孤独之核，没有摆脱痛苦的办法，这个痛苦之核越出循环圈之外，给出一个把循环的整体机构对象化的视点。所有人都向祥林嫂施加暴力，所以祥林嫂必死。
绍兴城外有一人造景点叫“鲁镇”，看起来像是新建起来的“古镇”，没有《祝福》中的那种肃然杀气。游客们更喜欢在古城闲逛。塔山公园边上有秋瑾故居，城中一条交通干道正经过“古轩亭口”。小说《药》中，华老栓正是在这个丁字路口拿到了人血馒头。2002年，作家张承志到访绍兴，他惊讶于秋瑾故居和鲁迅故居离得那样近，写了一篇文章叫《鲁迅路口》，文章中说：“拒绝侮辱的陈天华、演出荆轲的徐锡麟、命断家门的秋瑾——如同期的樱花满开然后凋零的同学，从此在鲁迅的心中化作了一个影子。这影子变作了他的标准，使他与名流文人不能一致；这影子提醒着他的看杀，使他不得安宁。也许就是这场留学，造就了文学的鲁迅。”
1907年7月，光复会的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失败，心肝被清兵挖出来炒食。同年秋，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被捕，而后被斩于古轩亭口。古轩亭口是砍头的地方，专杀江洋大盗，用砍头这样的刑罚对付一个并没有作乱之实的女子，在当年引起舆论哗然。光复会主张“排满”，宣传之外，以暗杀和暴动为革命手段。鲁迅也接到过暗杀任务，但他提出异议，“我家中有老母亲，我行刺失败，谁养我的母亲”。张承志的意思是，未能参加革命的耻感让鲁迅投身于文学。
如今，古轩亭口竖立着秋瑾雕像，背后是孙文所题的四个大字——巾帼英雄。马路当中是“秋瑾烈士纪念碑”，纪念碑记由光复会首领蔡元培撰文，于右任书写。碑文上说，民国十六年春，国民革命军勘定浙江之后，建祠筑亭，永昭先烈。“而轩亭口人口稠密，往来肩摩，睹纪念碑之矗立，尤足以感动群情，廉顽立懦。盖必有后人继起建设，而先烈之勇往牺牲，始不虚。然则是碑与亭，固为革命缔造之光，实以群众兴奋之剂。”“廉顽立懦”这成语是什么意思？从字面上能猜出来，让顽劣贪婪的人变得廉洁，让懦弱的人自立，查一下才知道这是出自《孟子》中的一句话，“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高尚的事物和行为能感化人。
由古轩亭口往前，进入一条小街，再转进笔飞弄，就到了蔡元培故居。台门入口面阔三间，硬山顶上覆乌瓦，外砌石阶，门厅有两道大门，进院里，大厅中有蔡先生雕像，两边是周恩来的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蔡家老宅子跟周家老宅子也不远，鲁迅入光复会时，蔡元培是光复会领袖。民国建立之后，蔡元培任教育部总长，鲁迅经许寿裳推荐，去教育部当官。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鲁迅日记记载，1月10日访蔡元培，1月18日再访蔡元培，这两次拜访都是为了让弟弟周作人能进北大。到2月，蔡元培、鲁迅和周作人三方会面，4月11日，蔡元培聘周作人为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纂辑员，9月4日，周作人收到北大聘书，由绍兴的中学教员成为北大文科教授。及至鲁迅前往上海卖文为生，蔡元培聘鲁迅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300元薪水，领了四年。在蔡元培故居，能看到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所作序言的手稿，能看到他给鲁迅的挽联：“著作最谨严，岂惟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这位比鲁迅大12岁的同乡，实在是鲁迅的贵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蔡元培主持了鲁迅葬礼。
从蔡元培故居出来，我又去了周恩来祖居、徐谓艺术馆。晚上吃饭，在王阳明故里边上。那一晚的饭桌上有鳖炖甲鱼、红烧肉、雪里蕻黑鱼汤、清炒南瓜藤、腌蟹、蒸河鲜，有霉千张蒸肉，钱小良讲，霉千张下饭，周作人说霉千张蒸肉这道菜是“饭榔头”，像榔头一样能把一碗碗米饭送进肚子。钱小良提醒我注意他绍兴味儿的普通话，“鲁迅说话很可能就是我这个调调”。他讲鲁迅给周建人的儿子起了个小名叫“土布”，土布是绍兴特产的一种鱼，憨实，生命力顽强。绍兴还有一种鱼叫央茶（áng sāng），有攻击性，还产泥鳅，颇狡猾，三种鱼很说明绍兴人的性格。
吃完饭，几个朋友沿着石板路溜达，到了八字桥。八字桥建于800年前的南宋时期，站在桥上，看夜色中的古城，河流上的乌篷船，这一天，时常撞到鲁迅的一段话，这段话出现在绍兴街头的雕塑上，在纪念馆的陈列中，也印在酒店的绍兴旅游画册上，是《好的故事》中的一段，“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这篇鲁迅文章收在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本中，下面接着的几句是，“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凡是我所经过的河，都是如此。”
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1898年，鲁迅离开家乡绍兴，“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他先是进了江南水师学堂，半年后转入陆师学堂附属的矿务铁路学堂。100多年前的矿路学堂，如今还遗留下两栋楼。一栋是昔日的德国籍教员宿舍，位于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园内，辟为“南京鲁迅纪念馆”；另一栋楼在南师大附中边上的“鲁迅园社区”，是一座社区图书馆。
南师大附中的语文教师倪峰带我参观纪念馆，这所纪念馆建于2006年，展陈颇为讲究。第一部分是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背景是一个男声用绍兴方言朗诵，配以乌篷船在水面划动的桨声，倪峰老师告诉我，那男声读的是周作人的文章《学堂生活》，其中有一个章节记述从绍兴到南京的路途，当年要花路费六元，前后要六天，先从绍兴到上海，再由上海坐轮船到南京。接下来一部分展示鲁迅在南京的生活片段，采用了矿井中采矿的声响，鲁迅曾在南京青龙山煤矿实习。倪峰老师指着墙上鲁迅在矿路学堂的毕业证书给我看，“这是鲁迅人生中唯一的一张文凭。当时的文凭没有照片，上面有对鲁迅相貌的文字描述：十九岁，身中，面白，无须。鲁迅在小说《白光》里跟自己开了个玩笑，他写一个秀才陈士成，参加了好几次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他梦见自己的先人给他留下了一堆宝物，在家挖地三尺，要挖出宝物来，最终走火入魔，落水而死。鲁迅写，乡下人捞出一具男尸，50多岁，身中面白无须。鲁迅把毕业证书对自己相貌的描写，放到了这个秀才身上”。
纪念馆一楼是鲁迅生平，倪老师带我上二楼，他说：“二楼的展览是我们附中的三位校友。”这三位校友是胡风、巴金和翻译家黄源。当年胡风从县城到南京读书，在《晨报》上看到《呐喊自序》，随后买了好几本《呐喊》，“从此，鲁迅变成了最亲爱的名字。当时的少年人，也正和现在的少年人一样，梦似的向往光明”。巴金比胡风高两级，但在同一个课堂上修过世界史，看过胡风在校刊上发表的文章，知道那是个活跃分子。鲁迅到南京进矿路学堂，“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也是在各式的学堂里，少年人爱上了文学。复旦大学吴中杰教授写过一本书叫《鲁迅的抬棺人》，记述鲁迅弟子胡风、萧军、巴金等人的遭遇，不过，南师大附中的纪念馆里并不讲后来发生的事。
1902年3月24日，江苏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送陆师学堂毕业生22人及矿路学堂毕业生6人登上日本轮船“大贞丸”，由南京出发，到上海转“神户丸”，留学生周树人4月4日抵达日本。随后的故事，我们在《藤野先生》和《呐喊自序》中读过，鲁迅到东京先进入弘文学校读两年日语，而后去仙台读医学。《藤野先生》这篇文章也收录在日本初中生的课本里。日俄战争期间，仙台出兵508人，战死105人，鲁迅就读的医专附近是宫城监狱署，日军攻占旅顺后的俄军战俘大多送到那所监狱中去。鲁迅在仙台的第一个学年有两次缺席记录，在第二学年遭遇“幻灯片事件”。1906年3月6日，驻日公使留学生总管向仙台医专邮递了周树人的退学申请。鲁迅返回东京，保持着公费留学生的身份，进入一家德语专修学校学习。此后的留日三年，鲁迅的心思都放在文艺活动上，鲁迅的文学青年时代是在日本度过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教授严安生著有《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翻译成中文出版时，加了一个主标题是“灵台无计逃神矢”。严老师笑言：“我这个书不符合学术规范。我这个人没什么思想，就是把当初的状况搜罗一下，大家看了，共情一下。中国和日本……也许能一起研究一下文学。文学，不采取比较的方式是看不清楚的。”这本书记述了当年留日学生普遍感受到的身体歧视，他们头上的辫子被称为猪尾巴，身体上的“耻感”与国家的“耻感”紧密相连。我是在严老师这本书中才知道，当年留日学生投海（投水）自尽的事例绝不是陈天华那一起，严安生调查清末留学生“愤死”事件，将各种散见的记录汇集起来，发现有12例，12次“愤死”大半选择了跳海，其中最早的三次发生在去日本的船上。阴沉黑暗的大海如何激发出青年学生的死亡本能？学生的抑郁与愤懑由何而来？这大概只能想象一下。但革命者的战斗方式是容易理解的。在青年“愤死”之后，有革命者会将一封伪造的遗书塞到愤死者的尸体上，用以唤起更多的愤慨。当年对革命运动较为疏离的鲁迅，也会受“当时的风气”影响，写下了一篇“慷慨激昂，顿挫抑扬”“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的文章，那就是他最早小说样式的作品《斯巴达之魂》，刊登在《浙江潮》杂志上。
现在中文学者比较看重鲁迅在日本写下的四篇文章，《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破恶声论》和《文化偏至论》。这四篇发表在《河南》杂志上，后两篇署名“迅行”，前两篇署名“令飞”，这个笔名被鲁迅的孙子继承了，用以弘扬鲁迅精神，推广鲁迅著作和定制酒。日本学者北冈正子著有一本《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对鲁迅这篇文章用了哪些日文材料做了详细考证。日本学者伊藤虎丸说：“把它们看成是剪刀加糨糊的工作也未为不可。在剪刀和糨糊的使用方法中，有时也能鲜明地看到作者不容混淆的具有个性的态度。”日本和中国都面临着现代化的问题，都面临“个”的发现。现在读鲁迅的这四篇古文，也能读到激动人心的地方，比如《破恶声论》中这一段——“聚今人之所张主，理而察之，假名之曰类，则其为类之大较二，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文明。寻其立意，虽都无条贯主的，而皆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二类所言，虽或若反，特其灭裂个性也大同。”还有《文化偏至论》中被广为引用的这一句：“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向我普及“鲁迅研究”的一个简单脉络，他说，1980年代之前的鲁迅研究都强调鲁迅的“三家”——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这是毛主席定下的调子。“当年的鲁迅研究强调鲁迅和中国革命之间统一性的问题，鲁迅文学和政治的统一性问题，比较偏重1927年之后的鲁迅，鲁迅是共产党的同路人。那时候对鲁迅的政治性杂文和政治性的表态更为看重。1980年代之后的鲁迅研究，突出了鲁迅的文学性，最有代表性的是《野草》研究，文学和政治的统一性往往体现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上，但一讲到《野草》，你就会发现鲁迅不是现实主义的，《野草》中有很多现代主义的因素。1980年代鲁迅研究的突破，都是从《野草》开始，代表作有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还有孙玉石的《野草研究》。这些研究是在强调鲁迅作品的艺术性，特别是艺术性的异质，由此再往前追溯，鲁迅是怎么接触到现代主义的？这样开始研究他在日本的经历，开始鲁迅的早期思想研究，他的思想资源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1980年代发现了一个文学的鲁迅，强化其现代主义的一面，不仅强调文学中现代主义的一面，也强调其思想中现代主义的一面。”
罗岗当年的导师王晓明，著有一本鲁迅传，题为《无法直面的人生》，王晓明还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鲁迅：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罗岗提醒我，“你看这些题目，王晓明的题目是‘最苦痛的灵魂’，汪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反抗绝望’，钱理群的题目是‘心灵的探寻，苦痛绝望心灵的探寻’。你从这些词可以看出，这都是表示一个内心挣扎的鲁迅，不是那么方向明确目标坚定的鲁迅。最苦痛的灵魂是把鲁迅放在现代主义这个脉络里说的，如果按照瞿秋白的说法，鲁迅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变成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友人，从进化论者变成阶级论者，那他就不痛苦不绝望了。”
北冈正子说，当鲁迅从医学转向文学时，他相信语言有改变人心的力量，他把语言称作“心声”。他在东京所开始的文艺运动，其目标是唤起汉民族反抗异族统治。他写作《摩罗诗力说》，介绍拜伦及同一谱系的恶魔派诗人，是因为这些诗人以自己的心声唤醒了民众，并且亲身投入到反抗压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说：“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两个在日本深思熟虑地搞文艺运动，那是他自己的追求，不是说因为不参加革命行动，不参加实际的暗杀，不得已带着一种惭愧的心情去搞文艺。他在寻求民族的新生，他要办的那本杂志就叫《新生》。他感兴趣的是思想文化界的启蒙。”
这本《新生》杂志胎死腹中，但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拉来了赞助商，资助鲁迅出版这本外国小说集的是浙江人蒋抑卮，抑卮，取“一枝独秀”的意思，蒋抑卮是后来兴业银行的创办人之一。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有一段话：“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木声与人声犁然有当于人之心，这大概就是卡夫卡所说的，阅读就是砍向我们内心中冰封大海的斧头，读外国小说才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当然，文学青年的想法总是失败的，《域外小说集》刊印两期，一共卖了40本。不过我们文学青年是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与那些注定成功的事相比，我们喜欢那些看起来就要失败的。1909年8月，鲁迅回国，九年之后，37岁的鲁迅登上文坛，发表《狂人日记》，恶魔派诗人变身为狂人。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23期）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C1KSda_Bb8dWfGCnMG_lA
编辑｜人格与社会课题组莫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