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希腊化时期到启蒙运动时期，犬儒主义进入到反复被收编的过程。概括而言，收编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为“在地化”，斯多亚哲人爱比克泰德、罗马修辞家琉善、“叛教者”尤利安、基督教苦修者们、近代早期的不满分子和启蒙运动的哲人轮番登场，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改造犬儒主义，由此呈现出形态各异的犬儒主义，每一种都是“它所处的社会的产物，并且成为那个社会的一面镜子”。二为“软骨化”，主要手段是通过贬低和排斥街头犬儒主义的反叛性，将犬儒式的批评“修整为可被掌权者所使用的反讽”（比如琉善），把犬儒式的安贫乐道改造成“基督徒的禁欲主义”，使之成为维持现状的力量而非颠覆秩序的利器。这个变化的过程漫长而缓慢，类似于温水煮青蛙，找不到一个标志性的节点，但是当狗智的完成态陡然出现时，人们才惊觉已经到了癌症的晚期阶段。

按照艾伦的观点，启蒙运动是对犬儒派进行收编的高潮期。卢梭与狄德罗笔下的“拉摩的侄儿”双峰对峙，构成了彼此深刻相关又截然不同的两种犬儒形象，卢梭在精神气质上更接近于古代犬儒，终其一生都在追问“第欧根尼式”的问题——“毫无隐藏的真正生活是可能的吗？”拉摩的侄儿则是现代狗智的“完成态”，用生活实践直截了当地告诉世人“真正的生活”既无必要也绝不可能。

在对比卢梭和拉摩的侄儿之前，我想引用关于“诚实”的另一种解释。美国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在《诚与真》中指出：“诚实就是‘对你自己忠实’，就是让社会中的‘我’与内在的‘自我’相一致。因此，唯有出现了社会需要我们扮演的‘角色’之后，个体诚实与否才会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特里林的问题意识也正是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提出的。卢梭区分了“实际是”和“看来是”，他担心，在一个由虚荣心和私有制塑造的文明社会里，“自己实际上是一种样子，但为了本身的利益，不得不显出另一种样子。于是，‘实际是’和‘看来是’变成迥然不同的两回事”。

正因为卢梭对科学、艺术和文明社会发动攻击，同时代人才会将他视为犬儒派，伏尔泰曾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恶毒地写道：“如果第欧根尼的狗和埃罗特拉塔的母狗繁殖，那小狗就是让 ·雅克。”卢梭是否百分百地满足犬儒派的特征，不是本文关心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在卢梭的作品中暴露了一种深刻的焦虑，这种焦虑集中在现代性能否成功地填补“实际是”和“看来是”之间的鸿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启蒙运动的理想就极有锻造出狗智主义的态度。值得玩味的是，狄德罗不仅分享了卢梭的问题意识，而且在其创作的《拉摩的侄儿》中，以最戏剧化的方式实现了卢梭的焦虑。

拉摩的侄儿继承了叔叔拉摩的名字，但没有遗传叔叔的音乐天赋，他虽然精通乐理，但不足以成为伟大的音乐家，为了谋生，他不得不混迹于咖啡馆、酒馆和宫廷之间。拉摩的侄儿深谙生存之道，懂得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下面这句台词道出了他的心声 ：“你要记得，关于像道德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题目，没有任何绝对地、本质地、一般地真或假的东西 ; 除非你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利益而决定是怎样 : 好或坏，聪明或傻，可敬或可笑，正直或邪恶。如果德行偶然可以致富，那么或者我就是有德行的……我叫作德行的东西你叫作邪恶，而我叫作邪恶的东西你却叫作德行。”

拉摩的侄儿与卢梭不同，他压根儿就不打算填补“实际是”和“看来是”之间的鸿沟，甚至可以说在他身上根本就没有“实际是”，并且，他的“看来是”可以随时转换、任意扭曲。这样的人格毫无“稳定性”可言，伯纳德·威廉斯评论说 ：“正如《拉摩的侄儿》提醒我们的，稳定性是有代价的，有时表现为伪善、受挫和苦难，不过，对于人类互动、对于一个便于管理的生活来说，某种程度的稳定性是如此重要。”威廉斯认为，这种变化无常的精神结构，“需要通过社会、通过与其他人的相互作用而得以稳定下来”，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它注定“交织着恐惧和幻想”，人们只有付出格外多的努力，才可以构造出“相对稳定的信念和态度”。多数人会在这个反复拉扯的过程中败下阵来，这并不奇怪，因为很少有人可以像马丁·路德那样满怀信念地说出 ：“这是我的立场，我不得不如此。”

艾伦认为，在拉摩的侄儿身上可以发现狗智主义的两步走战略：“第一步，揭露这个虚假且伪善的社会。对于狗智主义者而言，仅仅有第一步是不完整的。要从第一步出发，转向关键性的第二步。第二步，个人要与这个虚假且伪善的社会共谋。这第二步是一种策略性的下注——狗智主义者赌了一把：比起坚持道德的纯粹，共谋将获得更多的收益。”

如果说卢梭代表了犬儒主义者的余音，那么在拉摩的侄儿身上，则让人看到了狗智主义者的先声。“犬儒派自由而勇敢的言谈，在拉摩的侄儿那里变成了单纯的厚颜无耻。……犬儒派呼吁人们顺应自然本性而生活，意在揭露文明开化生活的矫饰。在拉摩的这位侄儿那里……‘自然本性’现在被重新定义为‘为生存而战’，呼吁‘顺应自然本性’则意味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意味着顺从栖息之社会的败坏规范。”

四

关于狗智主义的基本特征，已经有太多学者做出了精彩的总结。我认为操奇在《启蒙的天敌：犬儒理性论略》中的说法最为言简意赅，他把狗智主义归纳为三个特征：“无原则的怀疑”“有意识的虚假”和“不反抗的愤世”。

狗智主义者怀疑一切，看穿一切，尤其是看到任何积极向上的正面例子，都会习惯性地把它们视为更低劣事物的伪装。这种自动化的反应模式让他们自以为在思考，实际上却是放弃了思考。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是“虚假意识”，它让每一个人产生出关于自我和外部世界的虚假观念，由此导致“他们虽然对此一无所知，却在勤勉为之”的局面。但是狗智主义者不一样，按照斯劳特戴克的说法，“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然坦然为之”。狗智主义是“启蒙了的虚假意识”：他们是被“启蒙了的”，因为“他们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一清二楚，也完全知道在意识形态普遍性的下面掩藏着特殊的利益”（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他们仍旧处于“虚假意识”之中，因为看破一切却不说破一切，而是主动迎合，套利求生。

狗智主义者愤世但不反抗，他们热衷于反讽和玩梗，开彼此心照不宣的玩笑，在玩笑中获得片刻的良心安宁，感受智力和道德的双重优越，自我宽慰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反抗的姿态，以便第二天继续心安理得地参加盛大的假面游行。诚如艾伦所说，“我们都有自己的狗智时刻”，这是这个时代的生存之道，也是这个时代根深蒂固的癌症。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法复兴犬儒主义。犬儒派在古希腊之所以有生存空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管控不够发达。犬儒派对于今天的启发意义在于，矢志不移地去冲撞“意义的罗网”，寻找“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但我们没有必要复兴犬儒，更没有必要响应艾伦的号召，在狗智内部挖掘所谓的“造反潜能”。

我在艾伦的书里找到这样一个说法—“心怀希望的现实主义”，沿着它往下想，没准会提供一条新思路。没错，社会是残酷的，生活是严峻的，人心是难测的，自我是不稳定的，为此我们不得不用严冷的现实主义目光去审视这个世界，但另一方面，我们依然可以怀抱希望。怀抱希望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拒绝宏大叙事，重返私人领域，寻找每个人的意义锚点 ；第二，不做道德上的孤岛，在重返私人世界找到意义锚点之后，要重返公共生活，与他人建立真正的道德联结 ；第三，尝试各种微小的生活实验，不自欺、不合谋，而是另起炉灶，建立平行城邦，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美学。做到以上三点，或许我们就暂时地超越了自己的“狗智时刻”，成为一个“心怀希望的现实主义者”以及“第二次出发的理想主义者”。

（《犬儒主义》，[ 英 ] 安斯加尔·艾伦著，倪剑青译，商务印书馆二〇二三年版）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ztYLALbEjo9-TU3U8uRA

编辑｜人格与社会课题组莫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