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GDP”

Grandma did not already know it. Dad can understand it. People can benefit from it.

自2016年5月《心理学报》编辑部和中国心理学会决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联合在《心理学报》发布了“以小拨大：行为决策助推社会发展”专栏的征稿启事后，我便屡屡在各地各种场合演讲，鼓动更多的心理学工作者跻身“助推研究”（nudge）的行列。

为掩饰自己“一稿多讲”的“学术不端”，我的开场白通常是反反复复这么两段话：当我与在座的研究生一般年轻时，我整天担心的是能否将文章发在一个好期刊上；当我与在座的年轻教师同龄时，我整天担心的是能否申请到研究基金；当我到了退休的年纪时，我整天担心的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研究到底有什么用。我目前觉得自己所做的研究最可能派上用场的便是蜕变为“助推研究”，所以我厚着脸皮到处讲、讲、讲。

Nudge（助推；本意为用手肘轻轻碰）是一个很管用的英文单词，请在座的各位一定记住。因为我的博士生导师与我一起写催审稿件信时就教我使用nudge 这个单词。用了这个词，你就无需担心你的催促会惹恼编辑。

讲的次数多了，便想到用“一文三体”来总结提炼我对专栏文章的特殊要求（真金白银的要求）。即，被本专栏采纳的研究必须能够：

成文于“论文”（paper）体；

成文于“媒体报道”（media report）体；

成文于“政策建议或提案”（proposal）体。

将同一研究写成“论文”体。这个要求不言而喻，其道理简单粗暴，publish or perish 是学术界的铁律。学生拿不出有IF（影响因子）的文章无法毕业；老师拿不出有IF的文章则无法提聘。

将同一研究写成“媒体报道”体。起初我是拒绝的。记得在新加坡南洋商学院任教时，一位极渴望发Journal of Finance的中国同事，曾用鄙夷的口吻说那些本地教授只会“写报纸”。然而，一些文献引用和学术社交平台（如Mendeley）在“度量标准”中已将media mentions（媒体提及）排在首位，其次才是h-index、citations、readers、views等指标。亦有研究表明，经过媒体报道的论文，其引用率高于没有被媒体报道过的论文。为了提高自己文章的影响力，如今我和我的学生都很自觉地将课题组已发表的论文（特别是英文论文）改写成有趣易读的媒体报道（发布在诸如新闻早餐、科学网、中科院之声等平台）。当然，像《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这种自家找上门的报道那是可遇不可求的。

将同一研究写成“政策建议或提案”体，这真是极好也是极难的事。能在论文的总论部分写明白自己的研究有何实践意义（practical implications），则有望基于自己的研究发现，明确地向政府相关机构提出修改国家公共管理政策、法律法规的具体的指导建议或提案。对于这点，“助推研究”就做得极好。如：心理科学协会（APS）的旗舰期刊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刊发了题为“Counci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Advisers”（改编自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的专栏，并在编者按中兴奋地指出：助推研究让“心理学家有机会在参事议政中踞有一席之地”（Teachman, Norton & Spellman,2015）。

讲的次数愈发多了，我索性要求课题组的学生今后在选题、开题时即扪心自问：你的毕业论文完成后能写出“一文三体”吗？若能，我们就“饿狼扑食”赶紧做；否则，趁早歇菜换题目。

碰巧的是，今年6月8日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召开的以“新时代的幸福学与决策心理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上，美国判断与决策协会现任主席奚恺元教授（Christopher K. Hsee）也谈到，希望自己的研究能从理论联系生活、从中国走向世界，努力创造学术的“GDP”：Grandma did not already know it. Dad can understand it. People can benefit from it.奚恺元教授以发现联合和单独评估效应而著称。在《心理学报》助推专栏中，奚恺元教授与合作者贡献了一篇文章。他从现象、内部机制、助推决策三个层次细致分析了评估模式在助推研究中的应用。他充满睿智的“GDP”学说一经出口，全场师生兴奋莫名。

仔细想一想，这个“GDP”与我长期提倡的“一文三体”完全不谋而合。

G：意味着新颖——奶奶（grandma）都先知不了。能写出被first-tier 期刊接收的学术论文，其研究发现就不该只是常识（common sense）性的、老奶奶都能侃侃而谈的， 而是反直觉（counterintuitive results）、提供了新知识的。这种能创造知识的研究当是符合Grandma did not already know it 之标准。

D：意味着通俗——父亲（dad）这一辈人都可以明白你在说什么。能将无味的研究写出媒体感兴趣的科普文章，无疑也就达到白居易所说“老妪能解”的境界。若学术圈外人对你的研究不知所云，那如何指望你的研究能吸引媒体报道的兴趣，更不能指望别人会正确地应用你的成果。“老妪能解”当是符合Dad can understand it 之标准。

P：意味着有用——人们（people）均可从中受益。能看出自己的发现有什么用（有何实践意义），极聪明的人也未必能做到。最先指出电磁波存在的麦克思韦、最早发现了电磁波的赫兹，都没能看出自己的发现竟然可以用于改变人类进程的无线电通信。能利用研究发现写出被政府部门采纳的政策建议或提案，能在健康、财富、幸福三个领域贡献“真金白银”的效果，这当是符合People can benefit from it 之标准。

最近读到“徐淑英：商学院教授们，别躲在象牙塔里！”的文章，觉得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创会主席、美国管理学会前任会长徐淑英关于要做负责任的研究（responsible research）的呼吁、商学院的两大使命、管理研究愿景2030，其实又何尝不是与“GDP”和“一文三体”研究的思想一拍即合呢！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KEYs2Nw3yVOGD2_T_ZN3Q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