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工业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经济和社会转折点，以如今学界观点，其发生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制度因素的作用尤为关键，它们构成了技术变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
技术变革虽然是工业革命的直接触发因素，促进了生产力的显著提升和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但这些变革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制度性因素，包括产权保护、法律体系、政治稳定性、金融市场发展、教育体系等，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激励机制和保障，为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商品流通和国际贸易的扩张提供了规则和秩序。
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一系列关键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技术革新和社会变革提供了关键支撑。从光荣革命后确立的宪政制度，到专利法的实施，再到金融市场的发展，这些制度性因素共同作用，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它们不仅促进了技术创新，还吸引了大量资本投入，培养了所需的技术人才，保障了商品和资源的自由流通，从而为工业革命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探讨工业革命的成因时，必须深入分析制度层面的因素。这些因素虽然无形，却对技术变革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英国以及其他随后经历工业化的国家中，制度性因素都发挥了核心作用。
第一部分：理论视角——诺斯新制度理论与英国工业革命制度环境
在诺斯的新制度理论中，制度环境在经济发展中起核心作用。诺斯将制度定义为：“制度是社会中游戏的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是人为设计的塑造人类互动的约束。”制度旨在减少由不完全和不对称信息引起的障碍。制度旨在克服的障碍被描述为交易成本。诺斯区分了两种约束：正式和非正式。1这些约束共同构成了他所说的游戏规则。这些制度塑造了个体和集体的经济行为，并通过对交易成本的影响而作用于经济绩效。其理论框架中，产权制度的确立、法治的完善以及政治体制的稳定性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制度基础，通过降低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保护产权、激励创新和投资，从而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发展。
从诺斯新制度理论的角度，我们可以初窥英国发生工业革命时的制度环境，笔者在此处初略将其分为经济，政治与文化三个部分，在此节，首先探讨十八世纪下半叶英国制度环境的历史现状，而将其对工业革命的转化与促进过程留在下一部分探讨。
从政治制度方面，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宪政政府的原则，这导致了君主权力的受限和议会权威的增强。这一变化标志着从绝对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的过渡，为政治稳定和法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法治的发展，尤其是普通法体系的演进，为个人和财产权利提供了更加坚实的保护。这些政治制度的演变，包括议会主权的确立和法治的强化，共同塑造了英国的政治环境。
经济制度方面，英国在18世纪下半叶经历了产权保护和市场机制的显著发展。产权保护的加强体现在法律体系对私有财产权的明确界定和保护上，这包括土地、知识产权等多种形式的产权。诺斯尤其强调产权明确的作用，认为它是经济增长的基石，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同时，市场机制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进步，为资本积累和资源配置提供了更加有效的平台。
在文化制度环境方面，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的重点在于新教伦理和教育体系的重要转变。新教伦理，特别是加尔文主义的影响，促进了一种强调个人责任、勤奋和创新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背景为经济活动提供了道德和精神上的支持。教育体系的转变体现在对技术和职业教育的重视上，这为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这些文化制度的演变，包括新教伦理的普及和教育体系的发展，共同塑造了英国的文化环境，成为促进技术创新与变革的深层动因。
第二部分：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助益工业革命
如上所述，在本部分，我们具体探讨上一节所呈现的制度环境的转变如何具体作用于工业革命的开展，此处的资本主义制度基本囊括上述提及的所有制度。
以笔者之见，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最重要的即在于产权与市场，而前者又是后者之基础，没有明确产权就难以在公平基础上产生市场交易。如诺斯之言，产权制度之精华在于他为人们提供了稳定的资本回报预期，从而使得人们敢于创新，乐于贸易。其典例即是18世纪实施的专利法改革，通过授予发明者长达14年的独家权利，激发了技术创新。据史料记载，英国专利申请数量从18世纪初的每年不到100项增加到19世纪初的每年超过1000项，这无疑大大促进了社会创新的热情。
进一步的，产权保护减少了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纠纷，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市场交易乃至金融市场的扩展。从经济逻辑上看，产权明确确保创新者和企业家能够获得其发明或投资的回报，使他们更愿意承担风险，投入资源进行研发和市场开拓；同时产权制度通过市场机制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当产权可以自由买卖时，资源会流向最能创造价值的用途，从而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和生产力。也因此，更多的资产可以被用作交易的对象。同时，市场的深化也得以实现，因为产权的细分和专业化使得更复杂的金融工具和交易成为可能。创新带来的供给结构优化，为市场创造了天量的需求。
具体表现上，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的产权交易市场迅速发展，土地产权流通性增强，使得土地成为资本的一种形式，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同理，历史数据表明，英国的国债从18世纪初的1200万英镑增加到18世纪末的2.4亿英镑，这都是产权制度明确所带来的市场扩张。
从政治制度的促进方面来看，无疑需要纳入阶级因素考虑，意识到工业革命时期阶级分化逐步形成与君主立宪保障资产阶级利益的本质。光荣革命以降，国王和行政机构的权力遭到限制，将决定经济制度的权力转移到议会手中，这标志着政治权力的分散和民主化。这种政治集权与广纳式制度的结合，为投资、贸易和创新提供了激励，坚定地执行了财产权，包括赋予创意以专利权的形式体现的财产权，极大地刺激了创新。
政治制度的转变还体现在对财产权的保护上，政府保障了治安，英格兰法律开始史无前例地适用于所有公民，任意独断的征税减少了，特权也几乎全部取消。这些变化为商业活动提供了安全和秩序，促进了国内工业的发展，不仅扫除了工业活动扩张的障碍，还动用海军全部军力以保护商业利益，关于此方面彭慕兰先生做出过详细探讨，其核心即在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则，即便经济力量在工业革命中是更根本的，政治制度在其中起到的反作用也是极大的。事实上，在前文所探讨的无论是产权制度的确立，抑或是商业与殖民扩张，都是以统一而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为保障。在专制皇权时期，从国家发展学说的角度来看，类似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是无从出现的，这在下一节与中国的比较中可以更显著的说明。
最后谈一谈文化制度环境，主要即指新教伦理。这一点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释至深，作为文化制度的天职观，使得当时的人们认为勤勉劳作是对上帝的虔诚，所获得的财富与成就越高，反而说明上帝越认可，为“天选之子”。这样的文化环境下，人们被倒逼着更加努力，努力奋斗，创新，积累财富，从而形成了社会逐利的资本主义风气，这是更根本的精神动因。
从相对次要的方面来看，新教改革通过提高民众的识字率和对教育的重视，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知识和技术的基础；宗教改革与政治改革相结合，为工业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教育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国民素质，也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宗教改革还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鼓励探索和创新，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科学理论和技术基础；新教团体通过建立紧密的社会网络和共同体，为工业化提供了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本，这些宗教团体在某些地区工业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塑造工作伦理和调节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这些都荫蔽于新教伦理带来的社会思潮之下。
第三部分：李约瑟难题——中西的比较
李约瑟难题与其说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不如说是由于存在过于多的可能性而导致无法得出准确的答案，而制度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解读范本。
谈及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科学发明无法转化成西欧一般的工业革命，首先先明确的是，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虽然是近代西方崛起的原因，但某种程度上其本身是一种结果。即是说，工业革命的爆发是一种厚积薄发的结果，而这种积累的过程，与中国古代所产生的发明，其路径是根本不同的，这一不同的原因，可以用制度差异来解释。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古代中国的专制君主制度是压榨性的，而光荣革命后的英国采取的君主立宪制则是包容性制度，这是最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封建官僚体制，对科技发展和应用有着显著的限制。科举制度使得知识分子更倾向于追求仕途而非科学研究，而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从而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形成和扩张。此外，中国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影响了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发展，使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这样的封建制度虽然没有抑制发明及其应用，但这种制度鼓吹仕途经济，缺乏产生近代科学所需的文化环境与产权制度。中国适应传统农业及手工业技术渐进发展的制度形态属于小农经济即自然经济制度，且历来重农抑商的政策亦不利于商人阶级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而没有商业发展自然谈不上资本主义经济的爆发，至近代之前，最高程度的发展尚且止步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
与之相对的是，在英国，从历史上看，君主专制的力量并不强大，这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崛起（最初是商人阶级）提供了机会，这与中国牢固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世纪之后，随着文艺复兴等思潮兴起，与宗教改革对思想的解放，新的经济因素得以萌发，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新思潮也恰恰是西欧制度相对不稳定导致的，同期的东方实行思想专制，以封建儒学为唯一官方学说，从而抵御了新思潮的冲击。至十八世纪前期，英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一整套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包括鼓励资本流动的合股公司和存贷款银行等管理创新制度和金融创新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为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促进了持续的经济繁荣。例如，英国的《安娜法》等法律制度保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尤其是财产权，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法律基础。这些制度的结合，为个人财富的增殖提供了激励，并且确保了资源能够在市场经济中自由流动和交换，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科学发明未能引发工业革命的原因在于制度的缺失，尤其是经济方面有效的产权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缺失。但也需要看到，制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这些方面实质上也是互相影响，互不分离的。东方的专制皇权，儒学一统与小农经济构成的稳定三角，使得在进入十五世纪前的几千年遥遥领先，自然经济高度发达，也产生了足够辉煌的文明，但是实质上这些科技发明已经是这样形态文明的上限，却反而尾大不掉，难以实现轻松的转型。与之相对的，英国在资本主义文明诞生前，社会形态并不稳定，这反而为商人阶级力量的增强以及新制度的萌发提供了机会。从某种程度上说，制度的不同直接影响了社会文明的走向，总而导致了全球格局的变化。
总结：制度要素在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如前文所述，我们基本可以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资本主义制度，既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有利于工业革命的开展。这一制度的形成，有源于上一时期英国封建力量有限，封建制度不完善。而这样的制度变迁，大大加速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进而最终带来的工业革命与大分流。
如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所呈现的：1750年之前，东亚和西欧，或者更具体来说，中国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与西欧最发达的英格兰在人口、资本积累、技术、土地与要素市场、家庭决策等各个方面的高度相似。足以使我们重视两国之间的显著差异——制度性因素。作者所提出的煤炭分布与新世界发现固然有一定解释力，然而是否可以认为，之所以对外探索与煤炭的利用，正是由于先前制度的不稳定使得新生力量（商人阶级与殖民者）得以利用这些新要素，从而产生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又进一步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开展呢？即便中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实质上在山西等省份煤炭资源并不匮乏），在封建统治下的中国凭什么得以利用这样的资源，统治者有什么动力放弃稳定的小农经济，进而采纳可能带来不稳定性的煤炭能源与不可控的工业文明？以新世界的开拓作为大分流的依据也并不恰当，郑和数下西洋，有无数次机会以绝对的实力优势进行殖民，然而历史证明了中国打造的是朝贡体制，而并非殖民扩张，这根本是由于封建制度的惰性，保守性与稳定性所致。
以上足以见得制度性因素在经济转型乃至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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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