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再过十来天，3月27日，时逢丹尼尔 ·卡尼曼去世一周年。卡尼曼生前好友、著名专栏作家、《聪明的投资者》再版编辑Jason Zweig近日在《华尔街日报》爆出猛料，揭秘了卡尼曼做出的最后一个人生决定，并围绕这一决定提出了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
研究如何做决定的全球顶级思想家的最后一个人生决定
作者：Jason Zweig
来源：WSJ 15/03/2025
2024年3月中旬，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的伴侣芭芭拉·特沃斯基从纽约飞到巴黎，与他的女儿及其家人团聚。他们在巴黎闲逛了几天，去了博物馆，看了芭蕾舞剧，品尝了蛋奶酥和巧克力慕斯。就在这个月，卡尼曼将年满90。大约在3月22日，卡尼曼开始给他最熟识的几十个朋友发电子邮件。
3月26日，卡尼曼离开了家人，飞往瑞士。他在邮件中解释了缘由：
“这是一封发给朋友们的告别信，告诉他们我正在去往瑞士的途中。3月27日，我的生命将在那里终结。”
卡尼曼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11年首次出版的全球畅销书《思考：快与慢》的作者。他漫长的职业生涯致力于研究人类决策的不完美和不自洽。在大多数熟识他的人眼里——尽管他本人不这么认为——他的身心状况依然良好，但他却选择了死亡。
差不多一年前，当卡尼曼的死讯传来，无数人为之哀悼。只有他最亲近的朋友和家人知道，他选择在瑞士执行了安乐死，而这些人当中仍有一部分很难接受他的这一决定。
我也很难接受。我认识卡尼曼差不多有30年了，其中有两年还协助他做过研究，撰写和编辑《思考：快与慢》，那真是既让我兴奋又让我疲累的两年。2008年，我们“离了一个书婚”：卡尼曼觉得有必要独自完成该书，而我则选择加入了《华尔街日报》。
我们属于友好“分手”。自那以后，我在公开活动的舞台上采访过他，通常做这些采访是为了我给《华尔街日报》撰写投资专栏。平日里，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保持着联系，但我没有收到他的临终邮件，是其他朋友转发给我的。
对我而言，卡尼曼的去世让我百感交集。当我还在读大学时，我的父亲服用过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那时我所仰慕的父亲正遭受病痛折磨，他的肺癌已经转移到了骨头，在做了几次手术后，他拒绝医生用毫无希望的治疗手段进一步“摧残”他。
我和我的母亲、我的兄弟一起握着他的手，告诉他我们爱他。有天晚上，轮到我值守。我坐在他的病床上睡着了，当我醒来时，他已离开我们。
但我没能得到机会给卡尼曼告别，而且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一定要选择离开。他的去世提出了让人深思的问题：这位世界上最顶级的决策专家是如何做出这一最终决定的？他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他自己提出的如何做出好抉择的原则？他的决定将如何影响日渐喧嚣的争论：追求极端长寿有何弊端？我们能够以及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对自己的死亡握有发言权？
在卡尼曼与阿莫斯·特沃斯基开创性的研究问世之前（译注：卡尼曼的很多研究是与特沃斯基共同完成的，但因为后者早逝，未能与卡尼曼分享诺奖。后来，特沃斯基的妻子芭芭拉成为了卡尼曼的生活伴侣），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假定人是理性的。对经济学家而言，理性意味着人们的信念是内在自洽的，人们是基于所有相关信息做出决策的，并且人们的偏好也不会发生变化。
在一系列简单而又精妙的实验中，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拒斥了经济学家对理性的定义。不过，卡尼曼从未声称人类是非理性的。他认为人类是不自洽的、情绪化的，很容易受到欺骗——尤其是自欺。“自欺有助于让大多数人感觉良好，”他多年前告诉我。简而言之，他的研究表明，人类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非理性的，人类只不过是人而已。
卡尼曼常说，研究人类心智的几十年间教会了他如何识别——而非如何避免——做决策的陷阱。
首先，我认为卡尼曼想要避免长衰亡（long decline），想要有自主行动的能力，想要握有自己生命的发言权。关于如何做出好抉择，卡尼曼长期倡导的原则是，要基于数据，不要相信大多数直觉，要把证据放在能够穷尽的最全面的视角中去审视。然而，他的死亡决定或许与他的这些原则并不吻合。
他的朋友和家人说，卡尼曼的决定纯属个例，他并不倡导安乐死，也从不希望他的做法被外界视作为安乐死背书。
卡尼曼的一些朋友认为，他的决定与他的研究结论是相符的。“说到底，他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聪明，”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泰德洛克（Philip Tetlock）说。“但我没有识心术，我猜测他觉得他的认知能力和身体状况正在急剧恶化。他真的希望享受生活，但又觉得生活正在变得不那么享受。我相信他有一个快乐计算公式，可以算出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活的负担超过了生活的乐趣。他可能预见到了年满90后他的生活乐趣将急剧减少。”
泰德洛克补充说：“我从未见过哪个死亡预案比卡尼曼所设计的更好。”
2018年，卡尼曼的妻子安妮·特蕾斯曼死于中风。在那之前，她患上血管性痴呆症已有好几年。她的疾病让卡尼曼非常痛苦，正如他在2015年7月发给我的邮件中所说：“我的生活完全被安妮的健康影响了，无法正常运转。”2018年，他邀请我去他家参加安妮的追思会，但我没能到场。几年前，他的母亲也因为认知衰退而去世。
我的文件夹里还留有卡尼曼的初稿，那是他在2008年初为其《思考：快与慢》所写的一个章节。他写道：“在她长期患病的过程中，我的母亲丧失了自我记忆……她无法告诉你她住在医院里的诸多细节，因为她几乎不记得。令我沮丧的是，我发现我比她更清楚她正在经历什么。”
卡尼曼不希望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他的临终邮件表明，他感觉这种情况将很快临到他：
“当我还是一个少年时，我就相信生命末期的痛苦和丧失尊严是毫无必要的，我会践行这一信念。”
然而，卡尼曼有一条他最珍视的原则：重新审视的重要性。“大多数人厌恶改变自己的想法，”他说道，“但我喜欢改变我的想法，这意味着我学到了新东西。”
正如我在去年撰写的关于卡尼曼的专栏文章中所说：“我曾经把一封读者写给我的信拿给他看，那位读者正确而又直率地告诉我，我对有些事情的看法是错误的。卡尼曼的回应是：‘你知道你有多幸运吗？你拥有数千个读者，能指出你在哪里犯了错。’”
在他飞往瑞士之前，卡尼曼只把这一计划告诉了他最亲密的几个人。尽管他们试图说服他推迟执行这一决定，但他没有打退堂鼓。一位朋友不停地向他恳求，最后他让这位朋友不要再这么做了。这位朋友很不情愿地放弃了让卡尼曼改变想法的努力。
“我没有沉没成本，”卡尼曼喜欢这么说。他总是想要用证据，而非大量无谓的努力或承诺，来决定自己的信念和行为。然而，某种程度上讲，他无法让自己释怀于多年前形成的信念。
在他看来，生命当然珍贵。卡尼曼的大部分童年时光是在他和他的犹太家庭于法国南部躲避纳粹大屠杀中度过的，“我们就像兔子一样被追猎，”他说。
“我仍可自主行动，享受生活的诸多乐趣（每天的新闻报道除外），我会开心地死去。但我的肾脏已经退化，出现认知错误的频率越来越高。我已经90岁了，是时候了。”
2024年3月5日，卡尼曼年满90。但他没有再做肾透析，与他关系亲密的人没有见到他有明显的认知衰退或抑郁迹象。在他离世的那一周，他还在撰写几篇论文。
芭芭拉·特沃斯基是斯坦福大学的荣休心理学教授，卡尼曼去世后不久她在网上发表了悼文，其中写道，她与卡尼曼在巴黎度过的最后几日美轮美奂。他们“在美妙的天气下，走啊，走啊，走啊……开怀大笑，喜极而泣，享受与家人和朋友的聚餐。”卡尼曼“带他的家人去他儿时位于塞纳河畔纳伊（Neuilly）的旧居，以及河对岸位于布洛涅森林的儿童游乐场，”她回忆道。“在巴黎的时日，他在清晨写作，而午后和晚上的时光则属于我俩。”
某个午后，她在网上的文章写道，她问他想要做什么。“我想学点东西，”他说。
卡尼曼知道，从心理上讲拥有快乐的结局很重要。在那些得到重复验证的实验中，他阐明了他所谓的峰终定律（the peakend rule）：我们将某种体验视为快乐或痛苦的依据，并非取决于这种快乐或痛苦的感受维持了多长时间，而取决于那些感受在巅峰和终点时的强烈程度。
“这多少让卡尼曼的朋友和家人感到困惑，因为他似乎在离世之前很享受生活，”一个朋友说。“‘为什么你要现在终结享受？’我们恳问他。尽管我仍希望他能活得更久一些，但他决意执行自己深思熟虑的计划，这一点似乎表明卡尼曼想要为自己90年的人生设定一个快乐的结局，这与他的峰终定律相吻合。如果他任由自然规律接管这一过程，他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年满90对他的决定发挥了作用吗？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早期研究表明，当人们面临不确定性，他们会通过“锚定”（anchoring），或者用他们能信手拈来的任何数字来做出预测，无论这些数字对于所要做出的决策具有怎样的相关性。
卡尼曼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要重视他所谓的“外部观点”（outside view）：不要把每个决策视为特殊案例，而应该把它视为同一类别的相似情形中的个案。数据应该从同一类别的具有可比性的个案中收集，然后再考量你的特殊案例会有更好还是更糟的前景。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卡尼曼或许已经收集了相关数据，用以了解那些活到95岁以上的老人是否后悔没在90岁离世。当然，获取可靠的数据是有难度的，考虑到有些调查对象患有痴呆和其他衰弱疾病，相关数据需作参数调整。或许卡尼曼做了类似的研究工作，但这只是一种猜测。
他似乎有意在关注另一个问题。正如卡尼曼临终邮件的一个段落所说：
“毫不奇怪，有些爱我的人希望我多点耐心，直到我的人生已明显不值得苟延。但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纯然是因为我想要避免这种情况，因此它必然是显得草率的。在最早知悉我的决定的人当中，有一些人很不情愿地改变了他们的想法，转而支持我的决定，对此我表示感激。”
卡尼曼的朋友安妮·杜克（Annie Duke），一位决策理论家和前职业扑克选手，在2022年出版了一本名为“退出：知道何时离开的力量”的书（Quit:The Power of Knowing When to Walk Away）。在书中，她写道：“准时退出通常会让人觉得退出得太早。”
卡尼曼的决定让她感到沮丧。“感觉尚早与事实尚早有巨大的区别，”她说。“你还没到人生终点，你身心状况良好。为什么你不能采纳外部视角？为什么你不能听听别人的看法，他们可以给你好的客观的建议？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俄勒冈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在50多年前就是卡尼曼的朋友了，他说，“卡尼曼属于那种会对问题进行长时间深入思考的人，所以我认为他必定在这件事上想了很久，想得很透。当然，对于那些一生致力于研究决策理论的人而言，我们总是会去思考所有决策背后的理由。但通常那些理由都不是理由，只是感觉。”
卡尼曼的临终邮件继续写道：
“我不会为我的决定感到难堪，但我也没有兴趣为此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我的家人将尽可能避而不谈我的真实死因，因为没人希望它成为讣告的焦点。烦请大家保密一段时间。”
尽管安乐死在大多数国家仍属非法，但选择这种方式的人越来越多。如果病人有健全的心智，至少年满18岁，且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那么在瑞士执行安乐死就是合法的。不过，病人必须自己服用致命药物。
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盖洛普的一项最新调查问受试者，是否应该将医生协助身患致命疾病且正遭受极大痛苦的病人执行安乐死的做法合法化？66%的美国人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而在盖洛普的另一项独立调查中，40%的受试者认为，医生参与协助执行安乐死是不道德的。
除了担心被滥用，我认为安乐死的那种自相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在遭受剧烈疼痛或者认知急剧恶化之前就过早结束自己的生命，你或许能让自己和爱你的人免受本会遭受的痛苦或折磨。但你也会让爱你的人遭受失去你的痛苦，留下从未完全理解你的决定或者为什么你不听从他们建议的遗憾。
卡尼曼的临终邮件继续写道：
“我发现在做出这一决定后，我不再害怕死亡，而且我认为死亡只不过是一觉睡去，不再醒来。人生最后的篇章实际上并不艰难，除非亲眼目睹我给他人带来的麻烦和苦痛。所以，如果你为我的决定感到遗憾，那真是大可不必。”
当死亡临近，我们应该用好每分每秒，与我们所爱的人共享余光？还是说，我们应该放过自己和所爱的人，从而免遭不可避免的身心衰败？抑或，我们的死亡是否只应由我们自己决定？
卡尼曼曾教导我，学会说“我不知道”非常重要。我不知道上述问题的答案，我只知道他临终邮件的最后一句话听起来很正确，但又让人觉得不那么对劲：
“谢谢你助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8_YvaC3WiTRZtQQWTQIfhA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