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是2023年1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Professor Alan Macfarlane）答中国投资人Kathy女士提问的内容整理与总结。
Kathy的问题：“为什么首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 触及了一个对理解现代世界形成至关重要的历史议题。
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与农业发现并列的最重大事件之一。麦克法兰教授在这一领域研究深入，从1978年《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开始，后续出版了《资本主义文化论》。90年代，他开展了日英两国的比较研究，并探讨了斯密、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的观点，系统分析了工业革命的形成条件。2011年，他在清华大学担任王国维讲席教授期间，在讲座中总结了这些研究，出版了《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
第一次工业革命与所有后续工业革命都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奇迹，因为它需要一系列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这些因素就像一个密码锁，每个因素都必须精确无误，但凡错一个数字就无法开锁。要在同一时间、按照正确顺序把这些因素凑齐极其困难。
那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以下是麦克法兰教授的解答。
英国画家L.S. Lowry的名画《兰开夏尔工厂场景》(A Lancashire Factory Scene)
我的朋友们，尤其是中国朋友，常常问我：为什么世界上第一次工业革命恰恰发生在英国？
工业革命与农业的发现一样，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一。我撰写了多部关于这个主题的著作，最早开启这一探索旅程的是1978年出版的《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十年后我又编写了以此为主题的文集《资本主义文化》。在90年代，我比较了日本和英国在人口统计和物质文化方面的异同，以探究这两个在各自区域首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有何相似与不同之处。随后，我尝试研究了政治哲学，探讨了亚当·斯密、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伟大思想家关于现代世界（包括工业革命）形成的思想，以及两位重要思想家——日本工业奇迹奠基人福泽谕吉和法律历史学家F.W.梅特兰对关键因素的解释。2011年，我在清华大学的王国维讲座上总结了这些研究，并将其汇编成《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
《现代世界的诞生》中文版
这些书有几部已翻译成中文，它们提供了完整的故事，而我在这里只能简要介绍。也许，解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一个好方法是将其视为一种奇迹，因为这次革命——与后来的所有工业革命都不同——需要多种因素以恰到好处的比例和时机完美结合。这就像自行车上的密码锁，你需要十个关键因素，每一个都必须精确无误。如果仅有一个数字错了，就无法打开锁。
要同时以正确顺序组合所有十个因素是极其困难的，这种难度几乎难以想象，这也是为什么没有其他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在英国实现工业革命时，也没有其他国家朝这个方向发展。这就像烹饪一道佳肴，你不仅需要所有正确的食材，还需要一份详细的菜谱，告诉你按什么顺序、什么比例、什么时长来完成每一步。正如这方面最伟大的理论家之一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要将所有这些因素准备就绪，确实是一个奇迹。这个经验对其他国家可能并不特别有用，因为这是一次性的首创，一旦奇迹实现了，随后的发展当然容易得多，它迅速传播并征服了整个世界。那么，工业化这道"佳肴"的十到十五个关键因素或原料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亚当·斯密的一句深刻见解开始，虽然他当时并未意识到工业革命正在发生，但他相信，如果一个国家具备三个条件，经济增长几乎是必然的：和平、合理的税收制度和良好的法律制度（他称之为适当的司法管理）。英国恰好拥有这三个条件，而且英国和日本一样，因为是岛国而获得了极大的幸运。
英格兰达勒姆郡的赫顿煤矿（约 1850 年）。中间是赫顿铁路，总工程师是乔治-史蒂芬森，据说这是第一条仅靠蒸汽驱动的铁路。
这为英国带来了长期的内部和平。当然，在海外，英国派遣军队和海军到世界各地作战，但在国内，直到工业革命的一千年，或者说直到18世纪中期的500年间，未曾遭受过外国入侵。被入侵或与他国交战所造成的基础设施破坏并未发生在英国，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这也意味着，除了偶尔来自苏格兰的威胁外，英国不必担心入侵，因此不需要维持一支常备军。由于不必维持庞大军队，英国的政治平衡得以调整，也避免了为防御邻国而在军费上的大量浪费。海军成本低得多，而且基本上可以通过掠夺活动等自给自足。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所以英国在工业革命前的半个千年里享受长期和平，使其能够逐渐变得越来越富有，最终富裕到足以进行工业革命。这是一个绝对关键的因素，同样，除了15世纪玫瑰战争和英国内战这些（按欧洲大陆标准）相对轻微的冲突外，英国内部也保持了和平。英国内部和平，外部也免受敌人侵害，因此和平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任何希望成为成功工业国家的国家都需要长期和平，这也是日本所具备的。
F.A.Heath根据John Pettie的一幅画雕刻的 “竞争的玫瑰”（玫瑰之战，源自莎士比亚《亨利六世》场景），发表于1874年的《艺术杂志》。
然后是易于承受的税收，正如斯密所指出的。他所谓的易于承受的税收是指公平、可预测的税收，这能提供一个广泛的税基。英国实际上通过主要对贸易等征税，建立了更广泛的税基，为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各种活动、通讯和发展。大多数国家的税收过于惩罚性，或者如中国等国家难以全面征税，因此合理的税收制度至关重要。
良好的司法管理是另一个关键因素。亚当·斯密关于正义的第二部重要著作（作为《国富论》研究的一部分）指出，工业化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支持。一个可预测且强有力的法律体系，能保障私有财产并使人们相互信任，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对方不履行合同，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在英国工业革命中是绝对必要的。当时英国社会充满信任，有大量民事诉讼处理违约行为，拥有一个完全适应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法律体系。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古代日耳曼法律拥有许多资本主义所需的制度，特别是法律体系中除了保护私有财产外，正如约翰·洛克等人所指明的，信托这一特殊制度对当时的发展至关重要。这发展成为一种商业工具，使人们能够建立大型贸易公司或制造企业。
这些企业很快就有了股东，因此工业化的整个组织结构基于这种英国发明的信托制度。许多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如运河建设、后来的铁路，以及像劳埃德保险这样的大型保险公司，甚至英格兰银行，都建立在信托的法律技术体系上。因此，需要一个正确的法律体系，而英国的法律体系与欧洲大陆的有很大不同。
《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的全身立姿侧面像，指着小桌上的书。
人口统计学是另一个重要的必要因素。正如斯密之后的第二位伟大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所指出的：人口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迅速增长并消耗掉增加的财富，这会破坏资本积累的任何机会，而资本积累对工业化至关重要。有两个国家避免了这种情况，一个是英国，一个是日本。在我写的《野蛮的和平战争》一书中，我试图解释其中原因。
《野蛮的和平战争：英国、日本和马尔萨斯陷阱》（英文版）
虽然按我们的标准，财富增长非常缓慢——在工业革命前的三四百年里每年仅增长约四分之一个百分点，这使财富每世纪左右翻一番——但这种增长没有被快速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这涉及到家庭结构和英国文化社会的许多其他方面。因此形成了一种平衡，人口增长（如果有的话）非常缓慢，远比财富增长慢，这就是关键：因为虽然这对财富积累有利，但当工业化突然起飞时，你需要大量劳动力，需要人口能够迅速聚集并在工厂、矿山等地工作。所以，从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人口突然开始迅速增长，特别是城市：伦敦和北部的大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开始蓬勃发展。
正如马尔萨斯所指出的，类似城市增长的现象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曾出现过，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但总是遵循马尔萨斯法则：随着人口增长，制约因素也会增加，特别是在城市中，疾病会大量增加。城市会成为死亡陷阱，因为人们聚集在一起，污染水源，疾病迅速传播，因此每个文明都面临大城市发展的瓶颈。而18世纪的英国首次成功突破了这一瓶颈。伦敦持续增长，疾病实际上从18世纪开始减少。我个人的理论是，这得益于茶叶的进口，它净化了人们饮用的水，从而减少了水传播疾病的致命性。无论原因是什么，马尔萨斯指出的人口陷阱不再存在。
19 世纪 70 年代前的伦敦住房
一个国家工业革命的发生，显然还需要一种新能源替代不太有效的能源形式，当时的主要能源是煤炭。然而，仅仅拥有煤炭是不够的。德国和法国部分地区有煤炭资源，比如鲁尔煤田，但它们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中国和日本也有相当多的煤炭资源，但它们早期也没有发生如英国这般的工业革命。而在彼时的英格兰，煤炭实际上已经被使用了半个世纪。中世纪的家庭和其他地方都广泛使用煤炭，而且使用量不断增加，直至工业革命前半个世纪，大部分能源都来自煤炭。而应运而生的新机器——蒸汽机，能使煤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储备，这才是关键。如果英格兰没有煤炭资源，历史将会重写。
帝国煤气公司在摄政运河上的煤气厂，1828 年
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多大程度上与政府支持有关呢？
英格兰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府，一个平衡的政府：它是一个宪政半民主制度，权力在王室和议会之间分配，并向下通过地方贵族直达地方层面，这种权利分布形式在一个小岛上对于提供基础设施至关重要，从而支持其工业化发展。尽管政府并没有在工业制造或其他方面投入巨额资金，除了为海军订购船只，但它确实为工业化进程保驾护航。
这种工业革命的一个早期特征是，大量的人力劳动被纺纱机、织布机或其他类型的机器所取代，通常会有劳工组织试图阻止这种情况。但在英格兰，政府会镇压试图破坏机器的人们，他们支持私有财产和投资，当时的英格兰政府为保护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伦敦新法院，1870-1890
英格兰工业革命的发生另一个特殊特征是技术。在几乎所有的文明中，包括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增加造成生存竞争加剧，意味着国家会经历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会越来越高效地使用劳动力，例如在水稻种植等方面，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将其描述为勤劳革命，而非工业革命，它与工业化的方向相反。比起需要机器，各行各业更需要吸收剩余劳动力。
然而英格兰基于部分人口因素、部分生态因素，英格兰的大部分土地土壤肥沃，牧草优良，农业发展方向不是劳动密集型的，与水稻种植完全不同。这意味着其他形式的能源生产足以替代人力劳动。在英格兰，三大主要劳动力是风能、水能和动物。现代风车在13世纪的英格兰被发明出来，水磨的使用非常广泛：根据 11 世纪的《末日审判书》调查，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个水磨，还有大量的动物。羊是为了羊毛和贸易，但也有食用性和皮革等用途。据估计，在工业革命前半个世纪，每个英格兰人仿佛拥有两三个“隐形奴隶”，这些是由其他形式的劳动力（包括当时的煤炭资源）提供的。
皮特斯通风车（Pitstone Windmill） 据信是不列颠群岛最古老的风车，其历史可追溯到 1627 年。
英格兰人在欧洲以懒惰著称：他们似乎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或许除了荷兰以外，但他们似乎付出甚少。他们带着羊群出去，却还有闲暇时间去发明伟大的运动如板球和足球，并且仍有精力去发展推广这些运动；他们的饮食、服装和住房条件比欧洲大多数中产阶级好得多，却无需太多努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一些中世纪学者所指出的，工业革命可以追溯至12至13世纪，英国在早期已经开始利用水力进行研磨和加工材料，例如准备布料等，工业革命实际上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认为工业革命在18世纪中期突然爆发是错误的，它其实持续了几个世纪。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开始，逐渐实现了一种工业化，即用机器和其他形式的动力替代人力劳动。
曼彻斯特棉纺厂，约 1834 年
曼彻斯特科学产业博物馆展出的纺纱机
英格兰拥有一种非常不同的生态和经济体系，其贸易体系也是如此。如亚当·斯密所说，如果处理得当，贸易是一种双赢的局面。双方都必须有所收获，英格兰人很早就学会了这一点，因此他们的绝大部分财富都来自贸易。首先是与欧洲大陆邻国的贸易，然后从 17 世纪开始，他们在牙买加、西印度群岛以及亚洲特别是印度建立了殖民帝国，从贸易中获取巨大利益，后来还有与中国的鸦片贸易等。但基本上认为帝国导致了工业革命是错误的，这是一种非常间接和复杂的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种海外贸易体系，英国工业革命即使发生，也将会有完全不同的形态。
大航海时代开启的海上贸易帝国
英格兰体系的另一个特点是非常开放的社会结构。在当时的许多国家不鼓励人们冒险创业赚钱，比如拿破仑等人轻蔑地称英格兰人为“店主之国”。其他社会体系中，个体经营是大众最不希望从事的职业，代表社会地位低下。但英格兰人并不以个体经营为耻，也不以成为农民或工业家为耻，托克维尔说英格兰的社会结构非常开放和充满良性竞争。人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代会走到哪一步：下一代受到父辈的教育，但他们的成功取决于他们自己，不存在壁垒与障碍。
如果一个人想成功且具有创业精神，就可以做得很好，像传说中的迪克·惠廷顿（Dick Whittington）那样，他带着猫来到伦敦时身无分文，最后成为伦敦市长。同样在美国流传着从木屋到白宫的寓言，这样的传说在英格兰是真实存在的，许多所谓古老的贵族家庭确实通过实业实现了原始积累，比如棉纺制造商等等，这种开放的社会结构鼓励人们奋斗，而这种竞争精神显然是建立一个基于工业力量的新型文明的核心部分。这反映在英国的各个方面，包括竞争性的政治体系、竞争性的法律体系，尤其是竞争性的游戏体系。因此资本积累是一种游戏，与你可能参与的所有其他团队游戏并存。
迪克-惠廷顿和他的猫，吉尔德霍尔艺术馆
工业革命的发生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但基本上必须在各种力量之间取得完美的平衡，并分离产生矛盾的方面。马克斯·韦伯指出，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大多数文明中缺乏分离，资本主义的基础是社会与经济的分离，即个人必须在市场上自由竞争并保留自己的收益，拥有个人财产等等。在大多数文明中，受到家庭或其他社会机构的支配，人们并不自由，似乎过于努力推动个人也没有太大优势，因为成果必须在更广泛的集体中分配，然而社会与经济的分离在英格兰很早就发生了，这也是教授关于个人主义的书背后的成因。
第二个分离，是捷克哲学家、人类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所强调的，即政治与意识形态或宗教的分离。例如在欧洲大陆的许多文明中，顶层的权力是宗教意识形态与政治体系的统一，对社会与文明保持严格的控制，导致人们但凡有新思想、想积累财富等，往往会被顶层的政治及宗教意识形态压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5至16世纪的西班牙，看似要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但它转而迫害犹太人，而犹太人是优秀的生意人和银行家们，驱逐犹太人对西班牙的政治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意大利也是如此。因此通常政治-宗教机构会压制像工业革命这样的事件。英格兰很早时候起教会与国家就有了分离，形式上它们在某些方面是合作的，但是在16世纪初的新教改革之后，人们可以自由遵循自己的宗教信条。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许多重要的制造和工业活动都是由非国教成员经营的，他们是清教徒，正是由于他们可以自由地经营自己的事业。
总结来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出乎意料的，没有人预见到它。即使是亚当·斯密，虽然就在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格拉斯哥大学走廊附近，也没有看到它的到来。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世界，确实是一个奇迹，因为它发生的几率极低，这具有重大意义。它对当今正经历新形式工业革命的国家（如中国）提供了间接的启示，我们可能会在之后继续与交流这个话题。
本文作者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国王学院终身院士、英国剑桥康河出版社联合创始人。其研究横跨英格兰、日本、尼泊尔、中国等多个文化领域。自1996年起，他与妻子莎拉已19次访华，足迹遍布中国大部分地区（除西北的几个省市之外）。
麦克法兰教授著述丰硕，已出版专著二十余部，其中《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1978）和《给莉莉的信》（2005）等作品在国际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他以比较文明研究见长，曾以深泽七郎和托克维尔分别作为理解日本和美国文明的“引路人”。
2020年，他出版了《理解中国人》（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A personal A-Z）一书，其中译版在2022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本书可视为其中国研究的深化之作。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JM0GM-OuoYZbTpGU6TY5g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