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用了大约一个世纪时间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废除了这一存在了数千年之久的奴隶制度。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内，奴隶制几乎在整个地球上消失殆尽。废除这一遍及世界的古老制度的过程令人瞩目，因为此举遭到了来自各个层面的坚定反对和逃避，从奴隶主到国家、帝国的首脑。
此外，废除奴隶制的动力并非来自通常被视为可主导历史进程的客观物质因素或经济因素，而是来自对奴隶制度的道德厌恶。而这种情绪恰恰又最早出现在18世纪晚期的英国——彼时全世界最大的奴隶贸易国，其殖民地奴隶种植园所创造的利润也极为丰厚。
18世纪，英国福音派基督徒掀起了一场反对奴隶制的政治运动。奴隶制度在彼时根深蒂固，似乎坚不可摧，因此，即便是其中最为狂热的活动人士也只是希望能够阻止持续存在的奴役行为及国际之间的人口买卖。任何有关废除奴隶制度本身的构想都被视为乌托邦式的天方夜谭。
然而，其所调动的反奴隶贸易公众舆论产生了强大而持久的政治压力，迫使连续几届英国政府持续推进废除奴隶制度的进程，使之日渐接近合乎逻辑的结局——首先是废除国际奴隶贸易，然后在整个大英帝国疆域内废除奴隶制度，最后，再向其他国家施压，同时利诱、威逼它们也废除奴隶制度。
贵格会是英国首个摒弃奴隶制的宗教团体，该组织要求所有成员不得蓄奴。在这一榜样的激励之下，一场声势更为浩大、要求政府禁止奴隶贸易的政治运动随之诞生。这场世界性的反奴革命始于英格兰教会内部人数较少、较为保守的福音派团体。
同感情用事的卫理公会教徒不同，这些福音派教徒沉着内敛。他们的主要领袖威廉·威尔伯福斯极力反对法国大革命所滋生的激进思想，并尝试借助政府审查的手段将其斩草除根。他也是反奴隶制的“克拉朋联盟”的成员之一，这一团体的成员还包括沉默寡言、端平正直的亨利·桑顿——这位富有的银行家也是货币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而这些人所领导的运动是人类种族历史上最富有革命性的运动之一。很少有革命者能够像他们那样，不畏艰难地与陈规陋习进行斗争。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威尔伯福斯、桑顿和他们的支持者一直极力推动议会通过废奴法案，但是他们的努力屡屡受挫。终于，在1807年2月27日，英国下议院以283票对16票通过了这一法案。 这是公众舆论大规模动员的非凡胜利。公众舆论一旦被动员起来，就会成为强大、凶猛、持久、不可抗拒的一股力量，它使得反奴隶制运动不断壮大。
这一运动不仅实现了最初所设想的终结国际人口贸易的目标，还在整个大英帝国的领土范围内废除了奴隶制度，并最终在世界范围内消除了这一制度。一旦道德问题激发了英国民众的想象力，想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就不仅仅是发起反奴隶制运动的宗教团体了。
从社会角度来看，它跨越了阶层的界限，反奴隶制运动的支持者们既有富人，又有穷人，既有劳工阶层，又有受封贵族。 在大众传媒、公共交通和人口大规模流动尚未出现的时代，人们惊讶地看到，一份份包含数万人的签名、要求结束奴隶贸易的请愿书被送至议会。议会甚至一度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收到了800多份请愿书，其中包含了约70万人的签名。
事实证明，反奴隶制运动不仅遍布各地，这些运动的声势也十分浩大。英国传教士从非洲发回报告后，伦敦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传教士游说团体会广泛分发这些报告。这些报告也点燃了公众的愤怒。
并非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对反奴隶制事业持支持态度。一些供职于政府和军事机构的官员对其所带来的额外负担颇有怨言，此外，他们对这一事业导致的对外交往中的复杂情形也同样感到不满。但是，迫于政治压力，历届英国政府仍会在全球范围内反对奴隶制度。尽管这一制度在英国已不存在，但它已成为其国内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连参加政治选举的候选人们都会阐明他们对此问题的立场。到了19世纪20年代中期，支持奴隶制的立场反而成了政治上的负累。
英国还派遣军舰前往西非海域巡逻，英国士兵不仅会登上英国船只进行检查，还会登上“自愿”接受检查的他国船只。19世纪40年代初，英国开始敦促奥斯曼帝国在其领土内废除奴隶贸易。英国大使在描述奥斯曼苏丹起初的反应时这样说：“在我提议摧毁这一同该国的社会框架紧密相连，同其法律、习俗甚至上至苏丹、下至底层农民都信奉的宗教息息相关的制度时，对方表现出极度惊讶，并露出了微笑。”
就反奴隶制而言，英国远远领先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它所树立的榜样甚至激励了远在美国的废奴主义者。法国政府后来也在其帝国疆域内废除了奴隶制度，并派遣海军在大西洋上巡逻，帮助阻截贩奴船只。最终，反对奴隶制的运动传播到了其他西方文明的领土范围内，甚至连沙皇俄国这样的专制政府也废除了其对中亚臣民的奴役。
在19世纪末之前，西半球的欧洲分支社会都废除了奴隶制，而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和非洲的扩张则在全世界范围内使废除奴隶制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在西方文明的疆域之外，反奴隶制的努力遭到了反对和回避，在伊斯兰世界更是如此。
在反复遭到施压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于1847年颁布法令禁止在其境内进行奴隶贸易。尽管不出所料，这项禁令导致帝国的臣民心怀不满，并发动叛乱。然而，虑及来自帝国内部的反对，奥斯曼当局并未积极地杜绝奴隶贸易。
最终，英国政府发出威胁，除非奥斯曼人自己主动执行奴隶贸易禁令，否则英国人将会在地中海登上奥斯曼帝国的船只搜查奴隶。 奥斯曼帝国也并非唯一感受到英国反奴隶制政策压力的外国政府。1873年，英国军舰在桑给巴尔岛附近海域停泊，以封锁该岛相威胁，要求关闭当地的奴隶市场。该市场也随之关门大吉。
在西方文明以外的世界，奴隶制的终结同它在西方文明世界的终结存在着显著的差异。1888年，整个西半球都已废除了奴隶制度，然而在非洲、亚洲和中东，反对奴隶制的斗争（甚至包括反奴隶贸易的斗争）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
在奥斯曼帝国正式禁止奴隶贸易后，英国加强了在印度洋和波斯湾的海军巡逻，为此类干预提供了法律保障。然而，陆上的奴隶贸易还在继续，直到欧洲帝国主义控制了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之后，奴隶贸易才逐渐停止。
对于奴隶制在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的终结，人们用了两个不同的字眼加以概括，我们或许可以从中看出两者在方式上的不同。在西半球，奴隶制的终结被称为“解放”，代表的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过程。而在非洲、亚洲和中东，这一过程则被称为“奴隶制的衰落”，代表的则是一个延续到了20世纪的漫长过程。
即便在西方霸权覆及亚洲、非洲和中东多个国家之后，在婆罗洲、缅甸、柬埔寨及东南亚其他地区，奴隶制度也仍然存在。北非和中东的伊斯兰国家直到很晚才废除奴隶制度，沙特阿拉伯、毛里塔尼亚和苏丹直到20世纪中叶仍然存在着蓄奴现象。毛里塔尼亚于1980年7月5日正式废除了奴隶制度——尽管该国官员也承认，即便是在颁布了禁令之后，蓄奴行为也仍然存在。
欧洲人对废奴运动颇为热衷，因此在其势力所及之处，奴隶制度也会随着土崩瓦解。但在非西方社会，人们对废奴运动并无热情。然而，推行奴隶制会使国家蒙羞，这也成了非西方国家限制或废除奴隶制的一个因素。
这些国家并不愿意在全世界（主要为欧洲国家）留下落后、未开化的形象。因此，缅甸国王率先在19世纪正式宣布蓄奴在该国为非法行为， 尽管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 在外国舆论的影响之下，暹罗在19世纪后期开始打击蓄奴行为。20世纪，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为了赢得世界主要国家（主要为西方国家）的尊重，东南亚国家也纷纷加快了废除奴隶制度的进程。
20世纪初，美国发布的一份报告宣称菲律宾仍然存在蓄奴行为，在菲律宾领导人看来，此举也对该国争取独立的运动造成了打击。 即便是在奴隶制存在最久的伊斯兰世界，西化的精英们也开始纷纷表达反对态度， 无论此举是出于自身的信念，还是只出于难堪之情。
简而言之，奴隶制最终在道德上被摧毁，尽管这一过程主要依赖的是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西方文明因其经济、科技成就而享有的卓著声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世纪后期，随着西方知识分子当中开始盛行反西方观点，他们言辞激烈、语气夸张地声称：欧洲文明摧毁奴隶制度只是为了满足欧洲列强的经济利益。
那些在历史中看到经济力量，特别是经济自利行为力量的人极力想将奴隶制的废除也纳入这一先入为主的框架。然而，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彼时的道德力量将此古老制度置于政治压力之下时（这种政治压力在国内抑制了人们以奴谋利的兴趣，在国外则促使人们停止反抗，转而彻底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奴隶制度在经济上仍然处于繁荣兴旺的状态。
这场道德运动始于18世纪的英国——当时最大的奴隶贸易国家，并且该国在加勒比地区拥有繁荣的奴隶种植园殖民地，这一事实也能够进一步地驳斥从经济力量和经济自利角度解释废奴运动的观点。
同其他诸多历史一样，奴隶制的历史也被卷入了意识形态激情的旋涡，并遭到了人为的歪曲。这种歪曲的一种表现是，大量文献记载了非洲人在西半球遭受奴役的情形，而在全世界其他社会，此类文献颇为稀少。
此外，人们习惯于只考虑西半球的奴隶制（或只考虑美国的奴隶制），这造成了关于奴隶制的一般性理论和结论只在一定环境下才站得住脚，甚至在当地都未必有效。如果用非洲人或欧洲人所特有的事物去解释欧洲人对非洲人的奴役，则会忽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奴隶制是一种存在了数千年、存在于不同种族和文化中的世界性制度。
显然，其他地方奴隶制度的存在也源自其他因素的作用。在承认这些因素存在的前提下，如果还坚持将西半球奴隶制的存在归结于欧洲人和非洲人所特有的因素以及非洲奴隶贸易时期所特有的因素，就会陷入纯粹的教条主义。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颇为讽刺的现象是，世界各地的废奴活动曾被一些人视为人类历史上至高无上的道德之举，然而西方及非西方知识分子对此却知之甚少、鲜有谈及，同时，他们还将欧洲人奴役非洲人视为西方独特的道德缺陷所导致的独特现象。此外，哪些问题会被视为奴隶制的遗害，往往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利于推行当下思想观念的愿景，而不在于它们是否符合历史记载。
本文摘自《种族与文化》一书，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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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徐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