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了。今天我们在母校聚会，纪念泽华老师冥诞九十周年，心里仍然很难过。
这几年，有很多关于刘老师的怀念文章，有老师的弟子，也有老师的仰慕者，他们情真意切，读后令人感动。我只是对记忆中的刘老师谈点印象，同时对如何在“王权主义”延长线上思考谈谈看法。
1983年暑假在云南参加“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讨会”，本文作者（右一）与刘泽华（中）、冯尔康（左一）、高世瑜（后排）合影
我认识的刘泽华老师
我1979年8月来南开大学读研究生之前，就通过文章认识了刘老师。
当时，正是拨乱反正时代。在我入学前，刘老师发表的三篇文章——《砸碎枷锁,解放史学——评“四人帮”的所谓“史学革命”》（《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2期）和《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震动了整个学术界，影响超出了史学圈。我就是通过读这些文章认识刘老师的。因此，业师杨志玖先生之外，刘老师也许是我最早登门拜访的老师。那是一个下午，当时，刘老师44岁，地点是南开大学北村的一个小屋里。谈话的内容不记得了，只感到刘老师是一位和蔼的师长，待人热情、真诚，善于倾听。
1982年8月毕业留校，我成为中国古代史教研室里最年轻的助教。刘泽华老师与冯尔康老师分别是教研室正副主任，我还被口头任命为教研室秘书，负责购买图书。当时，教研室里有一些经费购书，我们经常骑自行车去古籍书店购买，不记得几次了，刘老师、冯老师是一起去得最多的。1983年暑假，在云南召开“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讨会”，我作为讲师与刘老师、冯老师一起参会，在会议上认识了庞朴先生和李埏先生。刘先生关于“王权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政治支配经济、王权支配社会）就萌动于当时提交给大会的论文。
1984年，刘泽华老师接魏宏运老师担任历史系主任。系主任工作忙，我就接下了刘老师讲授的《史学概论》课程。我们共同写作过《历史认识论纲》（《文史哲》1986年第1期）、《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认识》（《世界历史》1986年第6期）等文章。刘老师领导作风开明，历史系的整个气氛都很好，那个时代是“科学的春天”，在历史系也得到了体现。1987年5月，南开大学破格晋升了几名年轻的副教授，我是历史学科唯一被破格晋升的青年老师。当时我30岁，在破格晋升的教师中年龄最小。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丛书共9卷），刘泽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刘泽华老师的行政能力很强，乐于助人。我留校后，我有一个弟弟因为父母工作的缘故要跟随我读书，在南开大学附中读书很困难，是刘老师亲自找到附中的校长，为我说情。我特别感动。
刘老师在同龄人当中，出道很早，才华横溢。非常难得的是，刘老师始终对老先生恭敬有加。他与包括郑天挺、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在内的诸位老先生，关系处理得都非常好，几十年一日，不见对老先生们有任何懈怠。
当时，南开大学的中年人也与他关系深厚，他去世后，冯尔康、宁宗一等都发表了感人的文章加以怀念。他对年轻的教师和学生，不管是入室弟子还是私淑弟子，都奖掖有加。只可惜从盛年开始就身体欠佳，许多文章书稿皆与学生或朋友合作完成。但是，他的思考从来没有停止，非常活跃。
1989年8月，我以洪堡学者身份去欧洲，后来在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任教。因为有教职，所以有能力邀请一些老师去欧洲访问，其中包括刘老师。为了对抗西方对中国的孤立，国家鼓励学者出访，刘老师也得以成行。我们一起去维也纳参加了“欧华学会”的大会。回国后，我们多次在一起聚会。2000年以后，刘老师和冯老师分别担任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与学术委员会主任，我与常建华老师等在下面打杂，大家合作得非常愉快。
在“王权主义”的延长线上思考
从1958年刘老师23岁参加教学工作，到83岁离开我们，刘老师的学术研究长达60年。60年来，刘老师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先秦史、中国古代史、史学理论、政治思想史等研究中，都有非凡的成就。但其中贡献巨大、影响深远的莫过于他关于“王权主义”的论述。对于他蜚声学界的“王权主义”，我想提三点看法：第一，王权主义的提法摸到了中国政治与文化的根本问题；第二，王权主义的提出是学术创新，也是中国话语体系的创新；第三，如何在刘泽华思考的延长线上继续讲清楚王权主义这个命题。
《先秦士人与社会》
《反思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
首先，我认为，刘老师关于“王权主义”的论述，道出了中国社会的根本性问题。在《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中，刘老师有一段总结性语言：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就其历史形态而言，可作三段论：1.神化阶段。三代时期其特征是神道设教，率民以事神。2.圣化阶段。自春秋至辛亥革命，从事神转向尊君，从神道设教转向内圣外王，圣王即是神。3.民主化阶段。自辛亥革命至今，从圣人本位转向个人本位，从王权转向民权。这三个阶段，圣化阶段，承上古，开近代，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的基本价值，皆于此阶段基本形成。（《中国的王权主义》，333页“结语” ）
《中国的王权主义》
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大家所知甚多，这次会议给大家发了很多材料也与此相关。在此不加复述。有一点可以肯定，王权秩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基本的秩序之一。
其次，王权主义的提出是学术创新。一百多年前，中国的新史学的先驱们，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开启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转型之路。有成就，也有问题。比如，“五朵金花”的讨论，就难免有教条主义之嫌。与“五朵金花”讨论中的牵强附会相比，与超稳定系统的削足适履相比，与后现代史学的解构主义相比，刘老师从“王权主义”解释中国历史运行，更接地气，更易于为人们所理解，是我们打开中国历史奥秘的钥匙之一。
如果说侯外庐思想史学派是把思想史放在社会史背景下考察，王亚南是把官僚政治放在经济学分析上（最早提出地主经济概念）考察，各成一家之言；还有钱穆、张君劢新儒家路径针锋相对地辩论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那么，刘泽华老师就是把思想史放在政治史框架中加以考察，也自成体系。刘老师的研究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从现实的触动和启示出发，不迷信本本主义、教条主义。
但是，今天我想谈谈第三点，这就是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我们究竟如何思考“王权主义”本义及今义，如何在刘老师的延长线上思考。我们不能停留在刘老师揭示的观点上原地不动。这样就辜负了老师的教导。下面我谈谈自己的浅见。
“王权”的历史和现代维度
什么是在刘老师思考的延长线上思考呢？我与刘老师合写的《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认识》（《世界历史》1986年第6期）这样写道：
历史价值的定义可以这样来表述：某一历史现象的客观属性，作用于一定的对象，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所产生的意义关系。显然，一个单纯的、孤立的历史现象，是无所谓价值不价值的。从静态上分析，历史现象有三种意义关系。一是历史现象在其发生的历史环境中的意义关系。二是历史现象在后世历史发展长河中改变了存在环境与条件下的意义关系。三是历史现象经过认识主体的升华在前者的基础上形成的抽象意义关系。这样就构成历史价值的三种形态，即原生价值形态、延伸价值形态和抽象价值形态。这三种价值形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都是历史价值认识的对象。（第2-3页）
根据我们的这种认识，所谓延长线上的思考，就是在发生了变化的后世，重新思考“王权主义”的意义。也就是在“正·反·合”的历史逻辑链条中认识它的现实意义并给与评价。
人类的思想史就像奔腾不息的河流，前人的思考是后人思考的助力和延长线。刘老师关于“王权主义”的思考，总体而言，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解放史学”的延长线上，是在五四精神的延长线上。一是时代性与历史感的交融；二是现实感与使命感的对接。我们的思考就从时代性与现实感这两个维度进行延伸。“五四运动”刚刚过去106周年纪念日，属于第一个百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第二个百年，或者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
首先，我们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现代化从西方兴起，但是，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现代化的基础是工业革命，是一波又一波的工业革命浪潮。工业革命的首发地区有其独特的历史条件。比如，当年英国煤炭带来的能源革命，海外殖民地带来的原料与市场，国内君主立宪制度造成的政治基础，以及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都是促成其成长的因素。
但是，工业革命移植到其他地区和国家，不应该是这些因素的完全照搬和移植。所在地区有两种东西对之做出反应。一种是不适应的制度与文化，必须被扫除之；另一种是相契相容的文明要素，能够与之结合、顺应或者改造后能够与之结合和顺应的东西。以致移植后的工业化必然需要与所在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总之，工业革命的初始条件与移植后的成活条件是很不一致的。大家一定记得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的命题，还有柏拉图的理念论。这些都告诉我们，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共相，中国式现代化则是“现代化”在中国的具相。各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现代化个性与具相。
其次，中国的政治生态、社会面貌、经济势力、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与百年前的五四中国、半个世纪前拨乱反正时的中国相差很远，而且西方也不一样了。最近有美国史学者表示：当前美国的分权制衡已经失效；联邦宪法名存实亡。不是历史终结于“华盛顿共识”，而是“华盛顿共识”自己寿终正寝了。因此，重新思考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什么是人类发展的理想模式，已经摆上了日程。“王权主义”的现代维度，就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理解。
再次，就“王权主义”的本源意义而言，也就是上引文章那段话所讲的“历史现象在其发生的历史环境中的意义关系而言”，所谓“王权主义”的“王权”并不等于“国君的权力”。因为，儒家的“王”，不是英文的king。英文的king只是头人的意思，最多算君主。“王”首先是形容词，并从而化为名词。“王道”是王者之道，“王权”是否定了霸权的“权”。王权与霸权是一对概念。“权”是秩序的力量，是维护社会秩序（群己权界的秩序）、支配社会运行的一种力量。用什么权力来支配社会？由“权”前面的那个“王”字或“霸”字来确定。因此，“王权”是符合“王”定义的“权”及其秩序。那么什么是“王”的权？这在儒家经典中有无数论述。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王道政治区别于霸道政治的特点是公平，从目的论，王道要求遵从仁义、落实民本。《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史记·殷本纪》所谓伊尹名阿衡，“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谓“孔子明王道”。王道追求社会和谐，但是是和而不同，秩序井然。《礼记·乐记》：“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悸，则王道备矣。”（用“礼”节制人们的性情，用“乐”调和人们的言论，用“政令”推行政事，用“刑法”防祸于未然，礼、乐、政、刑四者协调而不冲突，“王道”政治就得以完备。） 这是对孔子思想的发展。
除了平衡之外，王道要以民本、民利为前提。
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资治通鉴》卷二）
第三点，中国古代的王道是理想政治，是目标政治。生活中的现实政治是无限接近理想的推进，但是，二者不能等同。鲁迅《且介亭杂文集·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在世界上，从来都不要把理想目标与现实目标对等起来。但是，鲁迅并不否定王道！政治理想永远只能作为号召存在、作为目标存在（“内圣外王”是目标；真正的圣人只是存在于理想的古代，是鞭策当今的楷模）。你觉得西方鼓吹的所谓“普世价值”，它实现过吗？最多不过是某种要素被落实而已。“王道政治”也是如此。
总之，王道政治就是符合人道的政治。王道政治就是公平的政治。《吕氏春秋·贵公》：“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成就“王道”，必“公”必“正”必“诚”。因此，我们要追根溯源，认识到“霸王道杂之”这种表述是指君权治国要有王、霸两种不同的权力模式，而所谓“王权”，乃用于实行王道的政治权力。
第四点，不要用王道的工具性否定王道的目的性。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王道政治的实现要霸王道杂之，要通权变。所谓“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就是说“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两种手段要相互统一与协调，不可偏废。
下面从“王权主义”的现实维度说。刘老师“王权主义”思想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期已经成型。《中国的王权主义》1999年6月初版序：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文革中的封建主义大泛滥给我以极大的刺激”。痛定思痛，无论如何需要再认识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专利权力与中国社会》2005年元月《再版序》：“本书于1988年以《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首次出版。”“专制权力支配社会（或曰王权支配社会）这一看法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期逐步形成的。”
《刘泽华全集》
也就是说，刘老师基本观点的形成，时间距今45-50年，当时中国人均GDP在300美金以下，今日人均13000美金。中国的GDP总量已经是“八国联军”中美国之外其他七个国家的总和。从美国学者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1989年）所揭示的现代化的发展指标看，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指标方面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与四五十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冲破了中国旧传统的藩篱。百年之后，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走在康庄大道上，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如何在知识创新中坚持中华文化本体性，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课题。因此，充分挖掘“王权”思想中的“王”所包含的丰富内含，特别是它在《尚书》《春秋》等儒家原典所中包含的民本、仁义、和平、中道而行等丰富内涵，是我们今后的重要努力方向。
结语：最好的纪念
刘泽华学术思想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暨先生90诞辰纪念学术研讨会
今年，恰值汤因比（1889-1975）去世50周年，他对中国文明的高度期许令人鼓舞。他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从伏尔泰到汤因比肯定了“王权主义”的“王”的优长（推崇儒家思想，即仁爱、和合、民本、中庸），从王亚南到刘泽华指出了“王权主义”的“权”的弊端（权力支配社会，官僚主义）。把两者结合起来思考，也许是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一论断的正确维度。在后世更关注“王权”这一概念中“权”的层面的时候，我们还要追踪到“王权”中“王”字的儒家本义。因为这里面珍藏着儒家的淑世情怀与“微言大义”。
让我们扬长补短，用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回答一个老共产党员刘泽华老师留给我们后辈的思考。这将是对刘老师最好的纪念！
（本文系作者在“刘泽华学术思想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暨先生90诞辰纪念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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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