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1926年7月8日—2021年5月28日）

作者简介：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华中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

章士钊先生在《刘霖生先生七十寿序》中说过：“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 我想，宋教仁就是具有这种可贵特性的湖南杰出人士。他为民主共和而参与革命，又为实践民主共和而英勇牺牲；虽然只有31岁的短促生命，却如流星一样划破神州大地的黑暗天空，成为亿万民众共同敬仰的革命先烈之一。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在辛亥革命研究热潮中，这么重要的历史人物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所以如此，根据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原因是多方面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以孙中山为中心的正统史观，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宋教仁不仅不是兴中会的嫡系，而且在政治见解与政治实践上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对孙中山并非亦步亦趋。特别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以后，这种政见分歧更为明显。因此在解放前相关著作中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扬孙抑宋；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以后， 这种成见的消极影响也未能完全根除。

更为重要的是，在1960年代中期，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在批评修正主义的过程中，曾经着重抨击所谓“议会迷 ”，多少也牵扯到对宋教仁民国初年政治实践的负面评价。记得1964年春，华师老院长杨东莼时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曾在北京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并让我随侍列席。他转达陈毅个人建议，说是经常路过北洋政府国会遗址，认为需要结合史迹介绍，捎带评析当时中国的“议会迷 ”。虽然没有公开点宋教仁的名，但实际上已是意有所指。座谈之后本想请《人民日报》一位资深记者执笔撰文，但她却巧妙地把球抛回东老（大家对东莼先生的尊称）。没想到东老竟爽快答应并命我代为起草初稿，我也只有硬着头皮接受任务。 可是在落实写作时却很难动笔，因为宋教仁毕竟是真诚地为实现民主共和而献出年轻生命，至少他是一位伟大的悲剧英雄，不能与当代修正主义者相提并论。但当时，“枪杆子出政权 ”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暴力革命似乎就是社会变革的唯一途径，我们又觉得宋教仁确有可批之处。几乎有两三个月时间，左思右想始终没有理出若干头绪。幸好东老工作极为繁杂，并未向我催索文稿。不久我又因为李秀成评价问题被中宣部点名重点批判，此事遂不了了之。

我不知道其他学者当时内心有如何感想，对宋教仁的评价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有什么变化。但我自己直到1980年代初主持编写《辛亥革命史》（三卷本）时，仍然认为宋教仁以全部精力投入议会政治乃是严重失误，而宋教仁被刺杀后黄兴仍然坚持“法律解决 ”则是软弱妥协。幸好1990年到海外访学多年，经过潜心反思辛亥革命与自己的相关研究以后，才逐步认识到既往对于宋教仁认识的偏颇与肤浅。民主共和的真正实现本来就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实践过程，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反复乃至倒退，怎能要求辛亥革命以后短短两、三年之内就一蹴而就呢？我们过去在中共党史教学中，把中国没有议会政治传统当作中国革命一大优势，把“枪杆子出政权 ”当作绝对真理，这才真正是大谬不然。

所以，自从21世纪初年以来，我不断强调革命乃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革命是 社会变革的手段之一，并非唯一的手段，而且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手段。中国诚然没有议会政治的传统，但正因如此更应珍惜前贤为民主共和政治而奋斗的有益贡献，包括他们的各种理念与实践，以及长期积累的经验教训。我认为应该与时俱进，现在强调第一枪不如强调第一步，即以鄂州军政府与《鄂州约法》为象征的民主共和第一步。其中自然包括一层含义，即对宋教仁的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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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