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4日，美国心理学会（APA）的会员们都屏住了呼吸，因为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位心理学家登上了在芝加哥举行的心理学年会的讲台，展开一场论战。

心理学家渴望听到什么？

讲台的一角是卡尔·罗杰斯，代表现象学派，用主观方法解释人，他声称，人的行为的主要动机是实现趋向。罗杰斯还表明了人性本善、人的自由源于内心的信念。

讲台的另一角是B. F. 斯金纳，代表行为主义的、用客观方法理解人类的流派。斯金纳表达了他的观点，即人变成什么样，只能用环境中的强化跟随来解释，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实现趋向。

讲台上演出了一场激烈的哲学冲突。实际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场战斗，其实，两人之间的相同观点与不同观点一样多。

罗杰斯和斯金纳两人都承认，人们总是试图理解、预测并控制人的行为。行为科学在促进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的能力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两人都承诺要进一步发展行为科学。

罗杰斯与斯金纳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对文化工程的观念上。斯金纳认为，行为原理应该用于构建一种更有效地满足人的需要的文化。罗杰斯则认为，斯金纳的观点提出了这样一些重要问题：“什么人要被控制？谁去控制？用什么方法来控制？最重要的是：实行控制的结果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追求什么价值？”（Rogers, 1956b, p. 1060）

罗杰斯提出了人的一个模型，它强调人的实现趋向和创造力。罗杰斯建议，不要从外部控制人的行为，而要把行为科学原理应用于创造适当条件来释放和促进人的内在力量。

罗杰斯与斯金纳的另一个重要分歧反映在人的行为是自由的还是被决定的问题上。斯金纳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强化跟随决定的。罗杰斯则认为，不能否认选择的存在。他同意科学必须做出决定论的假定，但他认为，这与个体水平上存在着负责任的选择并不冲突：

当以科学方法考察行为时，它最容易被理解为是由先前的原因决定的。这是科学的伟大事实。但是负责任的个人选择是一个人存在的最本质要素，它是心理治疗的核心经验，它在任何科学研究之前就已存在，是我们生活中同样显著的事实。在我看来，否认负责任的选择的经验，就等于否认行为科学的潜力。我们经验中这两个看似矛盾的重要因素，可能是同样重要的，就像光的波动说与微粒说之间的矛盾一样，二者彼此互不相容，但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出于某种利益而否认我们的主观生活，正如同我们不能否认对生活的客观描述一样。（Rogers, 1956b, p. 1064）

我在治疗和团队工作中的经验，都不允许我否认人的选择的真实性和重要意义。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构想他自己的幻觉。……在我看来，人本主义方法是唯一可能的方法。对所有人——无论是行为主义者还是人本主义者——它都是一条正确的前进之路。（Rogers, 1974, p. 118）

斯金纳认为，他与罗杰斯的争论主要在方法上，因为他们两人都想看到未来的、同样类型的人：

全部问题就是一个方法问题，那是我与卡尔·罗杰斯争论的关键。我喜欢的人与罗杰斯希望中的人很相近。我希望的是独立的人，这意味着，没必要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只是因为他们曾经被告知，他们有正确的事去做。……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两人都希望人们不接受别人的控制性训练——不被他们所受的教育所影响，使他们既从教育中受益，又不被它束缚，等等。（引自Evans, 1968, pp. 67-68）

如上述，罗杰斯和斯金纳都赞同行为科学是，而且应该是不断前行的，但是拥有这些知识并不一定知道如何使用它。罗杰斯认为，我们是经历积极成长，还是遭到毁灭，取决于怎样应用这些信息：

因此我的结论是，在不久的将来，心理学的知识将像当今的物理学知识那样，得到利用和开发。如果我们只是前瞻一两年，对教育者的挑战还不那么紧迫。但长远来看，我知道，人类会拥有更大的成长和毁灭的潜能，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随着行为科学的力量更强大，我们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握在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手里。（Rogers, 1956a，p. 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