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为了避免冲突而主动对另一个国家在政治或领土等方面作出让步。」
绥靖的概念之源
二战之前的欧洲，一张纸协议，一次让步，被称为“通往战争的门票”。这是绥靖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时刻，1938年英法对希特勒的姑息，被后人描绘成历史上最惨痛的外交错误。它就像一场政治沉默的赌博：你退一步，敌人不是感恩，而是得寸进尺。
但事情其实并不能那么简单理解，将其粗浅地视为“懦弱”和“短时”过于粗糙。理解绥靖，是理解现代国际关系中权力与妥协、理性与代价最重要的入口之一。
绥靖政策（Appeasement Policy），字面意思是“安抚”或“平息”，在国际政治中指一个国家为了避免冲突而主动对另一个国家在政治或领土等方面作出让步。
这个术语最初并不带有贬义。20世纪初的西方外交辞典中，“appeasement”经常与“和解”、“和平解决”相提并论。然而，自1930年代的英法对德外交失策以后，它逐渐变成了国际政治中的“负面教材”之一。
1938年9月，英国首相张伯伦与法国总理达拉第在德国慕尼黑会议上默认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张伯伦在回国时挥舞着协议宣称：“我带回来了和平。”但仅仅半年后，德军即吞并了整个捷克，一年后全面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张伯伦所谓的“和平”，没能维持一个冬天。
但如果绥靖政策只是错在哪里一目了然的历史事故，它便不会变得如此复杂。事实上，张伯伦当时的选择并非毫无理性，其背后是夹杂经济困境、战争创伤和民意压力的国家现实。
理解绥靖政策，首先要把“战后批判”与“当时理性”区分开来。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下，几乎一切错误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1940年前的英国民众来说，再打一场世界大战并不是理性的选择。以时间为尺度，许多今天被定义为“盛气凌人”的让步，在当年反而是政治与道义压力下的妥协。而这，恰恰是绥靖最具有模糊性和争议性的根源。
理智的退让，还是战略的误算
从传统教科书看，绥靖政策被打上过多标签：“懦弱”“纵容侵略”“误导敌人判断”。但如果交还给历史语境，一切变得不再黑白分明。
1930年代的英国是一个典型的乱世国家：内政混乱，军力削弱，财力困窘。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过不久，100多万人丧生的心理创伤仍在社会蔓延，当时民间主流情绪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打仗”。同时，美苏两个潜在大国要么锁国（美国孤立主义），要么无视（苏联仍未被西方接受），整个欧洲看似多极实则支离破碎。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用一纸协议维持表面安宁，对任何一位领导人来说，都是极具诱惑力的选项。1936年，德国重占莱茵兰，违反凡尔赛条约，英法对此未作实质反应；1938年，德奥合并，依靠宣传与动员没有一枪一弹；再到慕尼黑会议，几乎成了“逐步习惯”的升级。
在现实判断上，这并不是懦弱，而是理性退出赌博桌。同一时期，英法在科技、人口与资源方面其实都已无力和纳粹德国全面对抗。而更关键的是：当时并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希特勒有“世界征服”企图。在张伯伦看来，他面对的也许只是一位想翻旧账、扩大边境安全的政治强人。
然而，理性也有被利用的代价。“避免战争”的让步，带来的是敌人的战略确定性，希特勒从此确信：西欧国家因为战争恐惧而不敢动武。这种错判直接影响了后续德国的侵略步伐。1940年英国史学家A.J.P.Taylor在其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中指出：“绥靖不是因为领导人软弱，而是因为他们过于理性地对待了一个非理性敌人。”
这句话是评价绥靖政策最深刻的批评：妥协本身并不是问题，但假设敌方也是理性玩家，才是本质误判。
绥靖与现实政治
如果绥靖政策像某些课本所说，“从失败中已被历史否定”，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冷战以降，甚至21世纪的外交体系中，这种手段仍大量存在？
一个关键原因是，尽管容易失败，绥靖成本一开始比较低。它像一种“对风险投保”的方式，用换取和平的可能性拖延冲突。朝韩半岛核武问题中，美国政府数次在强硬与妥协之间摇摆；伊朗核协议、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和克里米亚事务中的西方动摇，甚至在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周边外交中，类似策略都曾出现。
“战略忍让”，往往被包装成“战略自治”“务实对话”甚至“构建信任机制”，而其本质仍有大量绥靖色彩存在。在多数非对称国家博弈中，让步或许短期看是避战行为，但长远看可能输出了错误信号，甚至改变了对方战略方案。
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西方国家出于能源依赖与北约的不统一反应，被认为是在克里米亚危机前的“练习册”；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前，德国政府在天然气能源问题上的迟疑让步，也被解读为一种新形态绥靖。加拿大国际政治学教授Jennifer Welsh曾指出：“绥靖不是历史行为，它是国际关系中有成本但低门槛的日常策略。”
如果将其放在全球治理的现实图谱中，还会发现一个悖论：霸权国家批评他国绥靖时，往往忽略了自己在相同结构下采用了同样策略。中美俄为代表的大国关系里，很多时候不得不绥靖，以维持一些底限互信。在大国博弈中，它变成了不得不停下来的边缘舞蹈。
是道德缺位，还是国家理性
绥靖政策常常被指责为“道德失败”。尤其在面对极权、侵略时，任何不立即对抗的选择，都容易被历史定性为纵容。这一标签很有力，但需要被细致拆解。
首先，国家不是道德代理人。国家行为的首要逻辑是安全与利益最大化，而非价值观宣传册。张伯伦让步，不是因为不懂正义，而是因为他要平衡“避免百万英国人再上战场”与“维护国际法”的两难冲突。
其次，真实的世界不是电视剧，很少有黑白分明的善恶归属，多数时刻是灰色的模糊地带。面对“可能要爆发战争”的敌对国家，采取“先观望、后准备”的策略，其实是一种延时博弈的安排。国际体系本质是无政府状态，没有裁判员，没有罚球点，而各国构建的应对机制从来都是“弱道德+强博弈”。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每一次绥靖都是合理的。比如夕阳帝国晚期的英国，某种程度上将“节制”为美德以掩饰其无力；西方国家在面对某些地区独裁扩张时，用“我们不能干涉”作掩护，实则撇清责任。
因此，绥靖是否是道德缺位，并不能以抽象道义评判，而要结合那个政府所处战略空间、治理能力、公共舆论以及对敌人动机判断的综合条件。极端一点说，如果一个国家连战争的工具与意志都没有，强硬就不是道德，而是自杀。
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问题更加复杂。越是多极对抗，越是“棋局外”国家多在观望与游移之间，“制裁”与“让步”之间微妙平衡，成为一种默认传统。道德判断过于抽象时，容易压缩我们对国家生存逻辑的理解深度。
从历史走向未来
绥靖政策在历史中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但同时，它也反映出国际政治运行的一个核心悖论：面对野心国家，该如何冷静抉择？
一方面，历史给予的警示很清楚：在面对极权扩张和“非理性敌人”时，绥靖往往适得其反，会被对方解读为软弱，反而激化其下一步动作。另一方面，当你无法承担战争成本时，不加评估就开始强硬，反而可能会引发更快、更深的崩塌。
其实，绥靖本质上不是一种错误政策，而是一种风险博弈中不对称认知下的策略选项。它的价值不在于是否让步，而在于你是否清楚：让步之后，你应该做好迎接战争的准备。
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珊·赖斯曾强调：“外交的本质，是为最坏做好准备，为最好争取空间。”这总结了绥靖政策应用的现代边界。
在复杂的现代战争与地缘政治叠加下，“战略让步”或“临界妥协”都将以多样形式存在。它让恐怖主义得以短暂封存，它让核扩散被阶段遏制，它甚至在某些边界争端中暂时“封冻了激化”。但绥靖的风险从未取消，只是延迟了结算时间。
而历史告诉我们：结算总是会到来的。
参考文献
1.Taylor,A.J.P.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Penguin Books,1961.
2.Gilbert,Martin.The Appeasers.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63.
3.Welsh,Jennifer.“Appeasement in the 21st Century.”Oxfor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2021.
4.Rice,Susan.Tough Love:My Story of the Things Worth Fighting For.Simon&Schuster,2019.
5.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Penguin,2005.
6.战争与战略研究中心报告，《历史中的绥靖政策及其后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7.张历君，《国际关系视角下的绥靖政策再评价》，《世界政治研究》2022年第4期。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Y9dLi42TI2LxxGm-lWrxA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