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概念的历史背景：
传统上的“天人合一”概念，经过董仲舒的系统阐发和宋明理学的哲学深化，长期、稳固地成为了中国官方正统学派（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尤其是汉儒和宋明理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和理论基础。它塑造了古代中国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个体与宇宙关系的根本理解，深刻影响了政治制度、社会伦理和个人修养。其官方正统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当然官方正统学派内部（如理学内部的心学理学之争）对“天人合一”的理解也有差异，并且历史上也存在对官方解释的批判（如王充对天人感应的批判）。
民国时期（1912–1949）：
严复引入进化论后，将“天”区分为自然之天（科学视角）与义理之天（人文视角），认为传统“天人合一”属道德教化范畴，而非科学命题。
杜亚泉试图调和科学与传统，用宋儒“无极太极”解释宇宙无限性，为天人关系赋予新意。
陈独秀、鲁迅等知识分子将“天人合一”视为阻碍科学发展的迷信，认为其混淆自然规律与人文伦理，导致中国缺乏理性精神。
胡适以“王阳明格竹”为例，批评儒家仅空谈“格物”而不实践，无法孕育近代科学。
1949–1970年代：唯物论主导下的边缘化
在唯物主义哲学框架下，“天人合一”被定性为“唯心主义”，与“人定胜天”的实践论对立。强调阶级斗争与改造自然，传统宇宙观遭全面批判。
杨振宁在2004年重申观点，认为“天人合一”阻碍中国接受“自然规律独立于人事”的科学观念，是近代科学未萌生于中国的主因之一。【注】
1980年代–21世纪初：文化复兴与价值重估
钱穆临终前撰文，称“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贡献”，强调其可矫正西方主客二分思维。
季羡林、杜维明等呼应此说，主张“天人合一”蕴含生态智慧，能为全球现代化弊病提供解方。
伴随环境危机加剧，“天人和谐”被重新诠释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本土资源。官方文件逐步吸收这一表述，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生态文明核心原则。
某部发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文本中对“天人合一”也有相关表述。
“天人合一” 在当代中国已形成“一体三面”格局：
政治话语中作为文化自信符号；
学术领域中引发哲学与科学的对话；
社会实践中推动生态与伦理重建。
其生命力正源于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既非全盘复归，亦非彻底割裂，而是在现代性困境中激活东方智慧的可能。
所谓“天人合一”（以下转载内容仅作学术讨论对话参考）
郑雄：季羡林先生在《天人合一新解》一文中提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露。我个人（季先生自指）认为，这种思想是有别与西方分析的思维模式的东方综合的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这个思想非常值得注意，非常值得研究，而且还非常值得发扬光大，它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前途。”您认为，“西方分析的思维模式”与“东方综合的思维模式”有什么区别？
周有光：现代科学的思维模式不仅善于分析，而且善于综合。什么叫做“分析”？分析是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把复杂事物分解为各个要素，并对这些部分或要素加以实证研究的科学思维方法。什么叫做“综合”？综合是一种把对象的各个部分、侧面、因素联结和统一起来进行考察的思维方法，它既是分析的前提，又是分析的归宿。一方面，分析是综合的基础，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另一方面，综合是分析的发展，没有综合也就没有分析。科学的分析和综合是统一体。所以不能够只说“西方思维模式是分析的”。
无论是观察实验，或是理论研究都得运，用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科学方法，注重实证，注重实验、实际的验证。例如，人们运用结构分析法，提出了数学中的几何结构、物理学中的物质结构、化学中的分子结构、生物学中的细胞结构、工程技术中的建筑结构、机械结构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所欠缺的。西方文明发展了科学的思维方式，扬弃了神学的、玄学的思维方式。
郑雄：所以不能孤立地说西方思维模式是分析的。
周有光：而古代中国的神学思维方式、玄学思维方式都不够科学，之所以不够科学，就是神学思维方式依靠冥想、直感、信仰和迷信，神乎其神，玄学思维方式依靠推理、猜测，玄而又玄，缺乏实证的科学方法，特别缺乏科学的分析。
郑雄：所以，也不能孤立地说东方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因为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
周有光：理学提倡玄想，跟科学的实证精神格格不入。“天不变，道亦不变”，理学认为进化违背天理。“天人合一”、“内圣外王”，语词如此冬烘、概念如此陈腐，道学先生竟想用它来教化二十一世纪。
郑雄：有人（如季羡林先生）对“天人合一”解释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
周有光：所谓“大自然”不是思维的主体，大自然没有思想、也没有感情，大自然怎么能够跟人类“互相理解，结成友谊”？不要仍然使用神学思维，把“天”当做“人格神”来顶礼膜拜。
郑雄：有人（如季羡林先生）认为：西方人总是企图以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掠夺自然，而东方先哲却告诫我们，人类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无处不在，甚至在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中，由盖、碗、托三件套组成的茶盏就分别代表了天、人、地的和谐统一、缺一不可。
周有光：怎么可以说“茶盖”象征“天”、“茶碗”象征“人”、“茶托”象征“地”呢？这样的牵强附会，是“天圆地方”玄学宇宙观的表述，而不是科学的表述。
郑雄：有人（如季羡林先生）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哲学思想。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董仲舒等学者的阐述，由宋明理学总结并明确提出。其基本思想为：人类的政治、伦理等社会现象是自然的直接反映。
周有光：近来有人重提“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作为振兴儒学的口号。“天人合一”是“天人感应”的翻版，董仲舒所提倡的“天人感应”是迷信。起源很早，董仲舒把它抬高作为儒学；教条，还引进了“阴阳五行”的巫术思想，使儒学神秘化。这是董仲舒的错误。究竟什么是“天人合一”？至今说不清楚。一个说不清楚的大概忿，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往往弄成神秘化的清谈空论。儒学必须非神秘化，然后才有存在价值。
宋明理学是佛教化的儒学。学思辨而精微不足，想来世而天国无门。儒冠佛心，貌似神离。儒学的入世勇气，积极精神，完全丧失。“天人合一、内圣外王”，这个口号离开现代太远了。现代青年认为，“天人合一”是迷信，“内圣外王”是封建皇权专制。儒学只有脱离迷信，脱离专制，才能重新获得现代生命。
郑雄：有人（如季羡林先生）印证了古今哲人对于“天人合一”的种种论述，总结说：“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此义宏深，又岂是人生于天命相离远者所能知。果使人生离于天命远，则人生亦同于万物与万物无大相异，亦无足贵矣。故就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以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
周有光：所谓“天命”是神学与玄学的命题，不是现代科学的命题。现代科学不讲什么天命，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虚无缥缈的“天命”。科学革命是现代文明的开路先锋。什么是“天”？几千年来弄不清楚。十六至十七世纪以来，科学摆脱神学，运用实验方法，观测自然现象，使“天”现出了自己的真相。天文学推翻地心说，建立日心说；力学发现万有引力；光学发现白光是色光的混合；现代宇宙学更进一步用天文射电望远镜探测远到几万万光年以外的天体……过去算命先生所谓“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的星相学对应关系早已成了唬人的鬼话；过去所谓“天文天象是人间事件的征兆”的“天谴论”早已成了胡说八道的梦话。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发展飞跃前进，一系列的科学突破使“天人合一”的冥想变成小学生也能否定的迷信。
郑雄：原来“天人合一”是神学思维的产物，是冥想，是“天人感应”的翻版，是小学生也能否定的迷信，是神秘化的清谈空论。
周有光：儒学畸变成为“理学”，儒表佛里，儒冠佛心，观世不如来世，积极变成消极；后来归纳儒学，提出“天人合一、内圣外王”，迷信封建，跃然纸上，难于为现代青年所接受。儒学完成了为封建服务的历史使命，今后要为“后”FJ服务，必须去腐留精，与时俱进，开创儒学的现代化。
【注】文章来源：2006.12.4 丁香园 作者：崔略商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2004年的一次演讲中（杨振宁，《<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所做的报告》。人民网，2004年9月23日。）提到“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并将“天人合一”思想列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五大原因之一。此言一出，真好比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许多人士的争论。
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的董光璧认为，“‘天人合一’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思考宇宙和人生问题，它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是一种思维方式，代表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境界。”这确实是比较为多数人接受的一种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郭沂更是认为“天人合一”思想可以克服西方的“主客二分和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将天人合一观念用于科学”，可以“建立一种高于近现代科学的、天人合一的科学观”。
“天人合一”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显然在历史上我们没有看到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或知识分子运用“天人合一”的神奇思想有过什么伟大发现或发明，也不曾用这种神奇思想来克服过什么“种种弊病”。所以从历史上来看，杨振宁先生将“天人合一”思想列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五大原因之一完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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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