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的在重复吗？」

什么是“历史周期率”？初听它像个学术名词，像是某种隐藏在人类文明进程里的神秘程序，像是某种命运的数学公式。但其实它讨论的是一个根本性的疑问：

为什么没有哪个政权能够永远长存？

这个问题不新：中国古代有“兴亡交替”、西方历史有“帝国周期”，连非洲部落都讲“万物诞生又消亡的轮回”。但在现代，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是否能打破这个规律？或者说，这个所谓的“规律”到底是否真的存在？

这不是一个只能依赖情怀或者直觉来回答的问题。我们必须从历史、政治学、制度理论、甚至心理学的角度去拆解。

要想理解“历史周期率”，我们首先得明白，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轮回”概念，而是一种描述性而非因果性的观察结果，它不带有宿命论色彩，却能提供某种提醒式的视角。

   周期的历史学根基

理解“历史周期率”，首先要厘清一个基本问题：历史真的在重复吗？

回顾中国历史，自秦汉以来，一代又一代王朝的兴衰似乎确实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开国-盛世-中衰-乱世-更替。这个结构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令人不得不怀疑是否存在无法逃脱的周期。

同样的图景也出现在西方。以古罗马共和国与帝国体制为例，罗马从寡头共和走向中央集权，最终乃至军阀混战、蛮族入侵，它的崩解并不比东亚政治体制更有免疫力。甚至像法国大革命后的共和国与帝制交替，也呈现出结构上接近的“周期性发作”。

是文化的决定？是权力的必然腐败？还是资源分配的内在矛盾？

历史学家往往倾向“结构性解释”，比如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文明的命运不是由外部力量所控制，而是文明自身回应挑战的能力决定其生死。但他同时提出“挑战-回应”的模式本身，也是一种周期性的逻辑。

类似地，《大分流》作者彭慕兰认为，中国古代王朝的动荡往往与农业社会下的财政结构和民间压力有关，这构成了一种以政治-经济为耦合点的“危机循环”。

这种周期，不是偶然，而是体系累积问题后的“自动报复”。

换言之，并不是说哪个皇帝无道、哪场改革失败，而是在于整个制度本身存在“递减收益”“制度摩擦”“信息迟滞”等深层结构疲劳。这些问题一旦构成一个阈值就会触发系统性震荡。

这种周期性崩溃，是系统对自身问题的迟来回应。

词语的起点

“历史周期率”这一说法最早被普遍认知，是因为一位企业家与一位政治家的对话。

1945年，中国民族企业家、教育家黄炎培应邀访问延安。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他提出了一个关乎治乱兴衰的核心疑问。他说：

“我生六十多年，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无非如此，一个朝代的建立，总是‘其兴也勃焉’，而一段时间后便‘其亡也忽焉’。你们共产党人打下江山以后，能不能跳出这个周期率呢？”

这里说的“周期率”，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历史学术名词，而更像是黄炎培对中国循环式历史命运的提炼总结，是他长期观察王朝兴亡与政治腐败的一种经验性表达。这句问话，后来被广泛流传，并最终演化为“历史周期率”这个半学术、半民智的话语载体。

毛泽东当时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句段对话就是著名的窑洞对，后来被写入许多教科书与政治文献。

这段对话之所以被反复提起，是因为它准确预判了一个现实问题：中国是否能够终结千年政权更替的“增长-顶峰-崩塌”循环。而它所引出的“历史周期率”概念，也逐渐被大众理解为：一个政权或制度，是否注定难逃自上而下的衰亡宿命？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周期率”并非哪位历史学家正式定义，而是黄炎培基于个体观察总结的社会规律倾向。它没有明确的理论原型，却拥有极强的直觉穿透力，是少有的在知识界与大众语境中都具话语权的“经验型命题”。

权力与腐败的共舞

人类社会为何摆脱不了周期崩塌？如果只从政权层面来看，那一定离不开对“权力”的分析。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尽管容易被滥用，但的确有其现实基础。一个政权的生命周期，很多时候是从“权力正义化”到“权力利益化”的过程。

在政治学视角中，尤其是以曼库尔·奥尔森的“沉淀型国家”模型来看，国家从掠夺者式统治者（roving bandits）逐渐转向稳定控制资源（stationary bandits），并试图维持合法性（即投资于公共物品），这个过程在初期的发展创造稳定与繁荣。

但随着时间推移，权力的使用者开始形成自我维护机制，即“统治利益优先于公共利益”的转变。这种权力腐化并不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一种组织学逻辑。

比如，历史上的清王朝，到乾隆时期进入所谓盛世巅峰，但紧接着就是嘉道中衰，不是因为乾隆突然“昏聩”，而是因为整个官僚系统已经进入了效率胶着状态。吏治腐败、信息不畅、权责不明，是“体制偏瘫”而不是“统治者个人能力”的恶化。

再看当代国家，委内瑞拉通过丰富的石油资源建立福利政权，却慢慢陷入对石油依赖、官僚化治理、经济失衡与权力集中带来的衰退陷阱，这些全是周期率的现代体现。

腐败，是周期加速的催化剂，但不是唯一原因；真正致命的，是系统对腐败丧失了治理能力。

这就进入了周期的第二阶段：权力自我封闭、信息真空、组织低效，这种“内控失灵”最能解释一个组织从顶峰滑向解体的路径。

这种过程，看似渐变，实则突变。

   制度能否打破周期

既然问题根源在制度，那制度设计能否打破这个周期律？

从理论上说，制度能提供纠错机制，使一个体系在遭遇系统故障时自动“重启”而非“坍塌”。一些制度型国家，比如现代英美体制，在很多人看来至少比传统王朝更具“抗周期性”。

比如：

■ 美国的三权分立设计意在防止权力过度集中，至少在技术层面削减了“腐败同步化”的可能；

■ 英国议会制中，内阁负责政府运营，议会具有罢免权限，同样内嵌“弹性反馈”；

■ 德国联邦体制甚至将政策实验权下放到地方，平衡权力过热问题。

但现实中，这些机制也不是完美的。以美国为例，其在2020年以后面对疫情治理、政治极化、国会持续僵局，都展现出制度运行效率正在递减的特征，出现了周期式“政治退化”。

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早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就指出：制度并非设置好就能永续运行，所有制衡设计都有过时的风险。

一个制度之所以能持续有效，不在于“设计本身”，而在于制度里的“纠错能力”。这种能力本质上是动态博弈结构的一部分，而这种结构需要持续的政治共识与社会参与。

制度如何应对周期？以新加坡为例，其强制透明化治理、反腐系统化、政策决策逻辑化，令其在小国模式中实现“延缓型周期”，但这背后其实是一种“政治文化的定期刷新机制”。一旦这个机制失效，周期仍会如约而至。

制度不是钥匙，制度是门锁。锁是防君子不用的，但一旦所有钥匙都拷贝给一个利益集团，它最终也会失效。

技术与周期的较量

有没有可能人类随技术进步最终摆脱历史周期率？

历史周期这套思维模式，形成于农业与工业时代的固化社会结构。互联网、人工智能、数据治理的出现，确实改变了权力运行的方式。但它是否也打破了周期？

很难这么说。

大数据确实提高了社会反应速度，但也带来了新的风险：信息极化、注意力操控、甚至是治理僵化新形式。以中国古代的“朝代轮替”为例，如果信息是权力的基底，那么在信息全被集中呈现为“一种声音”的社会中，风险反馈会滞后系统数倍，触发后往往是“崩盘级别”而非“微调式变革”。

再比如，美国的人工智能介入选举与舆论制造，虽然提供了实时反馈数据，却也助推了社会撕裂，让共识变得更难达成，从而增加“周期跳跃”风险。

技术能延缓周期，但不能替我们“取消”周期。这是宿命论吗？

不是。这是理解周期的一种更科学路径：

周期不是灾难，是警醒。像风暴一样，不是因为天空突然改变，而是天气系统中积压了太多未处理的能量。技术的本质是工具，不是解药。

真正应对周期的力量，来自文化、社会结构和治理智慧的综合调和。周期是一个集体“失灵”，而非个人失败。

  周期率的现实提醒

回到文章最初的问题：“历史周期率”真的存在吗？

如果以自然科学眼光看，历史没有公式，也不符合物理意义上的周期。但如果以社会动力学的视角，它显然表现出某种倾向：“结构性张力不断叠加-反映延迟-问题激化-集体重构”。

这种倾向未必固定成型，但足够具有参考价值。它让我们警觉，让参与权力结构的人意识到制度、组织和文化都在参与某种“社会熵增”。所有看似偶发的结构坍塌，其实都在特定系统轴内向我们预告。

“历史周期率”不是用来恐吓的词，它更像一个治未病的标尺。

它告诉我们：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建立能容纳内部矛盾的机制，

如果权力没有尊重知识反馈的结构，

如果制度没有定期清洗的通道，

如果生活质量与组织效率不断脱钩，

那么崩溃就并非偶然，而是更像一场“宿命的缓冲事故”。

历史不会自动重复，但历史会惩罚视而不见。

从秦到清，从古罗马到苏联，从一战后德国到后疫情世界，历史并不缺少预警。所谓“历史周期率”，并不是诅咒人类始终失败，而是在提醒：结构的不变，才是变化背后的永恒风险。

人类不是注定被困于周期，但人类从来没从周期里安全走出。

▷ 参考文献

1.汤因比，《历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2.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信出版社，2015年。

3.曼库尔·奥尔森，《国家的兴衰》，中信出版社，2014年。

4.彭慕兰：《大分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5.Paul Kennedy，《大国的兴衰》，商务印书馆，2005年。

6.Daron Acemoglu&James Robinson,Why Nations Fail,Crown Publishing,2012.

7.Branko Milanovic,Capitalism,Alone:The Future of the System That Rules the Worl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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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2W7W1DovelprozPynMNILA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