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秦晖是我的偶像，即使不是唯一，也是第一。我崇拜秦晖是因为以下几点：
一、超强大脑。秦晖的博闻强记达到惊人的程度，这远不是勤奋二字所能解释的。在超强大脑的支持下，他有着一望无际的博大好奇心，因而他的知识也像热带雨林般繁茂芜杂：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甚至文学，甚至地理，甚至植物，于学无所不窥，而且在所涉足的领域往往有独到的发现。
当然，秦晖再有知识，也不比图书馆，不比互联网有知识，这就涉及到他的第二个特点：问题意识。秦晖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不是活动的书橱。他的知识都是鲜活的，是与现实紧密相连的，有明确的问题指向。谈论经济和政治问题，他从不回避现实的矛盾；即使谈论历史，研究秦汉，他思考的也是中国何以由封建之周走进帝制之秦，形成大共同体本位的社会，又如何走出秦制，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他的研究与书斋里孤芳自赏的腐儒和“象牙塔”里高大上的纯学术大异其趣。
三是平民立场。秦晖是良知学者，他谈论各种问题，包括自由与福利，公平与效率，问题与主义等，始终关注底层民众，为弱者声张权利。“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这话用来形容秦晖，再合适不过。他讲话和写文章，也平易朴实，多是大白话，很少生硬的学术术语。这固然是因为他对理论理解透彻所以运用自如，同时也是他平民立场的一个表征。
四是逻辑力量。读秦晖，经常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感觉。但你看他论证的过程，不过是一些简单的事实和普通的常识，经过一番推导和引申，往往会得出出人意料的结论，让人眼前一亮。秦晖没有秘籍孤本，也没有独家新料，却偏能发微去蔽，见人之所未见，靠的是逻辑的力量。
秦晖不但理论性、学术性的文章可读性强，就是普通的记述性文字，也是风趣幽默，妙趣横生。如果从事文学，应当不在王小波之下。偶然发现一本书，《望尽天涯路：当代学人自述》，里面有秦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求索于主义与问题之间”，是他生平和学术的自述。全文分上中下三部分，共22000多字。这么好的文章，我不能私藏独享，必须与朋友们共赏。因文章较长，故分成两部分，本文是第一部分，《求索于主义与问题之间》上篇：我的“早稻田大学。中篇和下篇合为一篇，待明日再发。
上篇 我的“早稻田大学”
秦晖
作为“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我在1978年离开田林县的平宜屯时是以大学本科“同等学力”者的资格考入学术之门的。后来一次接待日本同行， 对方问我本科在哪里“出身”，我答曰：“‘早稻田大学’。不过这个早稻田可不在东京！”人所共知的“早大”是日本排名第一的私立大学。而我的“早稻田大学”就在田林壮乡。在那9年多插队期间，田林各地的许多水利水电交通基础设施工地，就是我的这所“早稻田大学”的重要课堂。
田林县喜欢搞各种工程似乎是一种“小传统”，当时在百色地区已有名气，过往这一带的外地司机都有“田林爱水库，隆林爱杉木”的说法。而整个70年代田林的大小工程我至今仍能如数家珍，其中很多我都曾经参加过施工：1969—1970年冬在田西公路驮娘江边的那读段；1970—1971年冬在该公路的渭密段后又转进高龙煤矿公路；1971—1972年冬在八桂一那比公路八桂桥工地。1972—1973年冬在乐里河上的新建水电站工地，新年前后又转进丰厚水库进行“抢险”施工直到农忙前才收兵；1973—1974年冬再次上丰厚水库。此后还去过潞城—百乐公路、龙车水库，以及一些公社、大队办的小型工程，如侠的公路、烂挡水库、平宜水库南干渠整修等。总之在这9个冬天(以及其他一些时候)，北起龙车南至高龙，东起新建西至定安，点状的电站、水库，线状的公路、干渠，那个时期田林县境内的许多大小工地都流下了我们这些知青民工或曰“民兵”的汗水。这9年我从15到24岁，按年龄正常情况下那时可不就是大学本科的时代，名副其实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我们的田林县，我的“早稻田大学”！
漫话工棚
那时的工地，点状的与线状的有很大区别。水库、电站之类点状工地，民工居住集中，较大的工程在农闲的施工高峰期往往形成上万人聚集的“工棚城”，入夜灯火璀璨一片，颇为壮观。我当时曾写过一首《工地上的星光》 为之赞美，成为我初次发表的“作品”。但更为实质的是这种工地在施工前一般已具备基本交通条件，物资供应相对方便。由于人群聚集精神生活也相对丰富。负面的一点则是生活污染极为严重，不仅工地周围“千村霹雳人遗矢”, 而且大片草棚密集还多次导致祝融光顾、“火烧连营”。仅我在丰厚水库就见到过两次火警。
而线状的工地以公路为典型，不仅沿线工棚散处，往往僻无人烟，而且路既待修，何谈交通，有时休说物质供应，连人进入现场都先得披荆斩棘。更由于公路常盘山而行，远离溪沟，不像水库电站俱属近水楼台。为生活计，工棚必须就水，有时便离工地甚远。像我们在高龙公路，就溪边结草为庐，而工地远在山崖上，上工要爬一小时山，未干活先累个半死。于是只得早出晚归，带饭上山，辛苦自不待言。但好处是这种工棚孤处山野，与自然相融，往往身边流水潺潺，猿啸狐鸣，林涛满耳。当时苦累之躯无暇欣赏，而今怀之，常憾不得复居于是云。
当时施工，有时是先派先遣队前往搭好草寮，大队人马到时便有处栖身。 但更经常的是并无此种预备，到得工地只见林莽一片，跋涉之疲人，铺盖一放，先得砍树刈草，自构窟穴。有时到达工地天色已晚，不及结庐，只能幕天席地而眠。当时想起大寨人“先治坡后治窝”之豪语，不禁称羡：有窝而得后治之是何幸也！奈我辈有坡而无窝何。1970年冬在高龙工地，到达当晚全连勉强盖好一寮，女士优先。不料入夜降下冬雨，露天而卧的男子汉们惊醒时铺盖尽湿，唯有颤抖苦捱待晓。当时又想效那杜工部茅屋为秋风所破，作“无屋为冬雨所浇歌”，自诩为革命筑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欲救全球三分之二阶级兄弟于水火，胜少陵大庇寒士之志多矣。
比起这种窘境，只要有工棚可住就不错了。回想那时的“民兵”也的确了得，只要一把斧子就能盖起不错的工棚。当时在点状的大工地工具已经比较进步，运土的板车轮轴已是工业品，车身虽为自制，指挥部也有工具齐备的木工房。而在筑路工地，民工们只带斧子砍刀到现场，不仅伐木为寮，而且斩木为板为轮，不施刨锯，只用一斧就可把大木头生生砍成薄板(今天从环保的眼光看不免可惜)，做成案板、脚盆、桌凳乃至拖耙、独轮车等用具和工具。那9年我分别在平塘与潞城两处插过队，公路边的潞城还比较“发达”，犁耙等物均为购置，而山里的平塘那时还处在两千多年前“盐铁论”的时代，消费品除了盐巴，犁耙除了铧口之类的铁部件，几乎什么都是自制的。工地上更是如此，从碗（那时我们都用竹编小簸箕盛饭）筷之类的用品直到施工用具，全在现场自制。就连开山炸石用的炸药，有时现成的硝铵炸药供应不上，上面也就发下硝酸铵化肥及硫磺等原料让我们自制，那种化肥大多吸潮结成大块，当时以我们大锤猛砸不已，竟未爆炸，至今想来咋舌。
就是在这种不仅手工劳动，而且连劳动工具也多是手工自制的条件下，那时我们干出的事情实可以自夸于后世。虽然当时科学性可疑的种种近期远期规划几乎从来没有实现过，有始无终工而不效劳民伤财的事也有不少。有些工程即使当时我也狐疑过，例如那座新建水电站，在比降极小的乐里河上用极长(好像不下10公里)的渠道引水，工程浩大而所得水头非常有限，渠首的大坝却又比同容量一般的引水式电站高大得多，几乎是坝后式电站的规模，兼有两种电站之费工而装机几何，工效比实堪怀疑。
但是，就我们实际达到的成就看，应该说已经相当可观。1969年冬我第一次上工地时，装机仅一百多千瓦的河口电站就算田林电业魁首，而1978年 我离开田林时，4800千瓦的那拉电站已经发电。1969年的田林全县12个公社，除了抗战中修建的滇黔桂公路贯通4个公社外，其余8个公社建国20年修通了车的只有浪平、八桂两个(还有八渡与平塘的简易路间或可以进车)， 而在9年后我离开时，这八个公社已经全部修通——当然，其中仍多是窄得不能错车的“独行侠”公路，而且一下雨就塌方。一年通不了几个月，一月进不去几趟车，往往是马帮用路比车用的机会多，“山间笛鸣车难去，大路铃响马易来”。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比过去只有山间铃响马帮来的时代进步了。虽然历尽辛苦，我们的血汗并没有白流。昔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一县之兴，匹夫如我亦当与有荣焉。
食在工地
工地上的劳动艰苦，生活也极其简单。点状的“工棚城”说是物流较易，实际也很贫乏。记得那年我们在新建过“革命化的元旦”，指挥部供应猪板油若干，意思大概是给民工炼油做菜的，但各连无菜可做，且已连月断油，于是竟以板油为肉，白水煮之。果然异香扑鼻，诸人迫不及待，争相啖之，顷刻而尽，众口啧啧，皆称天上人间第一美味。今日川菜馆有所谓水煮肉片之名肴，而味觉难与当年“水煮板油”相比矣。
公路工地则更加艰苦，供应根本谈不上，一般进入之时有的生产队犒劳本队应役者，备些干菜如萝卜叶之类马驮而入，入则全连“共产”，数餐而尽。 此后则白饭盐水而已。当时我们胡诌的“菜谱”有所谓“青龙过海”(菜汤)，属稀有珍馐，其余则“画龙点睛”(沾盐巴下饭)、“满江红”(辣椒酱打汤) 等等。平时工余聊天，话题就是悉数平生曾享种种美食，“精神会餐”。初时以为我们如此，一次开会遇到各连同学，他们聊天的内容也都是关于美食的回忆，与我们居然毫无二致。
不过那时菜其实根本不重要，饭能果腹就行。当时真正的问题是饥饿。按说工地定量每天两顿每顿七两米，今天已觉太多。但是那时年轻能吃，个个是“古代阿拉伯——大食国来客”，工地上每天10小时以上的重活，加上全无半点油水，那几两饭穿肠而过竟无些许感觉。头两年工地抢饭，堪称一绝。记得1969年我们第一次出民工，第一天上工，中午收工哨响，众民兵转眼无踪，我们三个知青“假积极”，没有兔遁而在工地上扭捏了一会儿，回到炊事棚一看，顿时傻眼：大锅饭早被一抢而光，只剩几块焦糊的锅巴粘锅不下。我们丧气之余，刮而食之。下午空腹出工，那天真是饿的双脚如踩棉，眼前一片黑！以后我们再不敢扭捏，收工时兔遁得比老乡们还快。当时尚未使用“标准制式”的竹编饭具，各人自以茶缸盛饭，我们无经验，只带个小茶缸上工地，而别人或缸大如盆。那个阵势，哪容你再添？后来总结了经验，开始抢先盛上小半缸，饕餮数口而尽，赶紧再盛，则尽量盛满压实，如是方得半饱。那时开工之初，尚有“青龙过海”佐餐，但其实大家看也不看，先将饭抢食一空，然后才来欣赏菜汤美味。彼时彼地，岂容你以菜就饭作斯文状！
后来看到抢食实在不像话而且难免饥饱不均，工地开始提倡分饭。不用各人所带餐具，炊事员砍竹为篾编成簸箕状食具，每人一个，一般大小，饭熟，分盛各簸，布列于案，收工后人取一簸而食。反正无菜无汤也不怕竹簸有漏。大冬天如此事先分饭于下漏上敞之簸，食时或已放凉，但苟能果腹，也就“寰球同此凉热”，无所谓矣。就这样收工时人们仍然争先兔遁，为的是先挑一份稍多一点的。而那时人们吃得也格外干净，食具根本不用洗：反正无菜无油，而又粒米不剩，食毕一放，已自光净如洗矣。
实在吃不饱，有人就设法另外弄点私粮，置个铝锅，晚上煮食，谓之夜 宵。一般也是无菜无油，白饭而已。但饭香扑鼻，仍是挡不住的诱惑。于是效尤者众，十居五六。晚上刚吃过饭，营地上又复炊烟四起。我那时以懒做家务爱看书著名，没有趋此时髦，饭后宁愿躲进小寮成一统，就着油灯以书自娱。但是外面的饭香透过草寮袭来，往往使我魂不守舍，看不进书。
我那时甚至很为羡慕病号，倒不是病号有什么特殊照顾或者可以休息，只是因为病号食欲减退，那饭就够吃了。那时似乎对病号(重病就医者除外) 也的确没什么照顾。平时受饥饿之苦，病号蒙病痛之“福”不觉饿，甚或那份饭还吃不完，似乎已经是照顾了。当然那是我饿糊涂了，当时就不想想那病痛本身之难受不有甚于饥饿吗？
正是工地上的饥饿，使我发现自己此前犯了个过失：当初从刚插队后到首次出民工前在村里的两个月内，我们尚无住房也没有自己开伙，而是每人一家分别吃住在村民房东家中。政府给我们下乡知青第一年供应的口粮和生活补助也全数交给房东。那时我们的粮食供应定量是每月36斤，在每天两餐制的当地每餐应合6两。这个数字比我们下乡前的饭量已经大得多了——那时我们在食堂打饭，4两都吃不完。因此我从未想到有不够吃的问题。插队后既然自己并未开伙，也不知道6两粮能出多少饭，总觉得按自己的饭量应当只多不少，房东应该还略为赚一点。因此平时吃饭并不留意节食。谁知头一个月还好，第二个月与房东全家一起吃饭时，有时就发现他们在议论什么。虽然那时我还听不大懂壮语，但直觉感到是说我吃得多。当时我虽然没有表露什么，心里还是有点不快。到了工地，每顿7两还吃不饱的情况猛地使我想到，插队后我的食量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猛增，实际上在我不注意时，大概已经远远吃超了定量，“剥削”了我房东一家！这么一想真是惭愧得无地自容。 坝关村当时相当贫困，村民并不能保证温饱。而房东一家在我如此不明事理的“剥削”下仍然热情相待，也真是让人感动。工程收兵回村后我就注意了，但是毕竟饥饿难制，心管不住嘴，就算没再吃超，大概也没能省回过去吃超的。而当时我们无钱无粮（有钱无粮票也不能买粮），只能探亲时从家里带回点东西送给房东——这被看成是人情，而我私下是当成还债的。不久我们就离开房东另开伙了，也没能再给他什么帮助。我这个房东农卜边是个老实的普通农民，一辈子没在村里有任何“职务”，家境也始终穷困。1974年我离开平塘，20多年后我于1996年重访故地，他已经去世多年，老伴尚在，茅屋依旧，也看不出什么改革后新气象，仍家徒四壁，令人心酸。
其实今天想来，我们那时的饿真不能算什么饥饿。毕竟每天还吃了1斤4 两！当时的中国农民，有多少人的口粮消费能达到这个水平！更不用说历史上的饥荒时代了。
写了这些关于“抢饭”的文字，可能使人对当时的人际关系产生误解。虽说圣人有言：“衣食足知荣辱”，可是他并没有反过来说衣食不足就必定不知荣辱。艰苦的工地生活也凝结着友情。这里只举一例：那年在定安修路，临收兵时我突患恶性疟疾，这时指挥部已撤，大队民工要返回，而我动弹不得。在这人地生疏的荒野工地，没有任何交通手段怎么翻山越岭回到160里外的坝关村？这时我的同学和同队知青黄志先主动提出留下陪我。大家走了，我们靠留下的一点给养独自在工棚里待了几天，待到烧退，我们便打算返回。 可是我们这次来时是先到渭密，后来转进高龙公路，现在再从这里返回显然不能走原路。而经定安回去的路我们并不认得。田林县地广人稀，除滇黔桂公路沿线与浪平等地外，多数地区村寨稀疏，定安到平塘所经的田林、隆林、 西林三县交界地带更是如此。我们在定安查看了地图，经由那门、经堂北上，山路迷离，几次走岔，我又是病后弱体，一路上全靠志先呵护，经三天跋涉后才回到村里。至今思及，能不感念当时的患难之情?
工地“白领”
大量知青参加各地的基建施工，是那个年代中国南北常见的一道景观。毛泽东时代国家喜欢用政治动员，即所谓群众运动的方式办一切事情，经济建设也不例外。这种近乎无偿地平调农村劳动力，以人海战术的方式进行施工的做法今天看来有不少弊病，但在国力贫乏的当时，用这样的办法进行“原始积累”似乎也是别无选择，而且也的确办成了不少事。那时的许多工程，工交项目无不名之曰“国防工程”、“战备项目”，水利项目则年年号称“抢险工程”。为此动员的大量农民劳动力，当时不叫民工，而叫“民兵”。这个叫法的好处，一是便于进行高强度的军事化管理：那时工地设指挥部，各公社(如今的乡)的劳动力组成“民兵营”，而每个大队（如今的行政村）则成为“民兵连”。二是以此激励政治士气：按当时的全民皆兵军政合一体制，本来是每公社有民兵团，大队有民兵营的。而到了工地，公社成了营，大队成了连，为什么要回缩一级？因为按政治上的说法上阵的都是精锐，是“基干民兵”，公社民兵团上阵的是该团的基干营，大队民兵营上阵的是该营的基干连，以示光荣之意。后来知道这种做法源自战争年代，而自大跃进时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不成文的制度。因为那时有参军光荣的政治气氛，民兵虽非现役军人，似乎也与有荣焉，“基干民兵”更是被解释为具有政治待遇的色彩。
这种荣誉感当年也许是起作用的，但是从大跃进到“文革”后，年年进行雷同的动员，荣誉感早已透支。不过，中国农民自古以来都知道，作为百姓给朝廷当差纳粮是其本分，所以这个制度无论光荣与否，起码被视为正常，因而能够有效运作。公社化时代“皇粮国税”在向农户分配口粮前就已由公家预先扣除，无需再向农户征集，但兴役派差还是要各户出人的。虽然从国家来讲几乎是无偿征调民力，但对于出民工者生产队给记工分，参加村里的分配，所以从集体来讲则出去的人是为集体应役，集体给予报酬，与历史上的无偿劳役有所不同。但是一般的农户还是有避役倾向。这一是因为当时工地上的体力劳动一般都比本生产队的农活劳动强度大，尤其是施工高峰期一般都选择在农闲时，这时队里的劳动强度就更不能与工地上的劳动相比了。二是工地上的生活条件更比在家里艰苦，无法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乐趣。第三，更重要的是，外出者无法照顾家务，料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这在当时的贫困状态下对于补贴家用还是很重要的。那时我们插队的村寨里生产队基本上没有什么现金分配，靠工分只分得一些粮油等实物，如果没有家庭副业，家里就只能一文不名。因此一般农户还是把出民工视为不小的负担，不像今天的农民为挣工资而主动离土离乡满世界打工，当年的农民不会为挣村里的工分而外出。所谓征调“民兵”，其性质与历史上的力役征派没有什么不同。
我国历史上过去有三种派差的方式：轮充、均抽与雇役，公社化时代没有了雇佣劳动，货币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也不大，因此以钱代役的雇役制不再存在。然而轮充与均抽之外，那个年代又有了一种新的派差原则，即对身份低贱者进行歧视性乃至惩罚性征派。因此，当时凡有派差，各村总是尽可能“优先照顾”四类分子及其他另册中人，使得这类人员在民工中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人口比重，尤其在县及县以下工程中更是如此（那时有些国家重点工程，如我们插队期间施工的枝柳铁路等，对民工还是有政治要求的）。于是尽管按当时正式的说法，四类分子不能当民兵，尤其不能当基干民兵。而我们在初次出征这类“国防工程”时，却对这支光荣的基干民兵队伍中如此多的不光荣分子大感吃惊。但是很快我们就习以为常了，知道不是从荣誉感、而是从劳役负担的角度讲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后来从事历史研究，了解到苏联当年斯大林时代许多非常光荣的工程——从远东的共青团城（今天著名的苏霍伊系列战机的生产基地）到列宁格勒附近的白海—波罗的海斯大林运河等等——都是劳改人员集中的“古拉格群岛”，而非如宣传所说的那样都是保尔式的理想主义光荣劳动的结果，也就完全能够理解了。
尽管如此，我们当时参与这些建设却完全是出于自愿。如今有些知青文学把“接受再教育”描写为十分屈辱之事，这并不符合我们当时的实际感受。当然插队在当时并不是一种受欢迎的就业方式，也不是多数人的自主选择，多数知青实际上是把它作为一种无奈下的“待业方式”来接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知青在那时的乡村社会中地位比农民，比号称教育者的贫下中农低下。
实际上，不仅村民们本性善良淳朴，而且在城乡户籍身份壁垒森严的当时，我们这些本人已经失去城市户口的人仅仅由于家庭还在城里，就足以令一般的乡亲们羡慕，他们对我们还是十分尊重的。而且初来的一段时间还十分客气。我们在1969年9月22日到坝关村落户，11月就赶上田西公路上马，我们都报了名。队干部还说你们初来，这次是否就不上了。但是我们“决心很大”，队里也就同意了。而到了工地一看，虽然分散在各村的知青们事先并未商量，却不约而同地几乎都作为“民兵”上了这里。从此，年年冬天都出民工就几乎成为许多知青的一种惯例。
村民们视为负担的这种劳役角色有知青来顶，队里当然是乐意的。尤其是初来时很多知青农活不熟练，让他们充抵“民兵”名额在队里看来应当是十分合理的安排。
但是知青为什么也愿意呢？原因是多样的。有些村寨干部是动员知青去 的，他们说你们没有家庭拖累，就让你们上吧。但就我自己而言，愿意上工地的原因前后有些变化。应当说前几年的确是政治热情的成分大，总想响应党的号召在最艰苦的环境下锻炼自己，同时对当时宣传的建设规划与工程意义都深信不疑。记得第一次在田西公路参加开工誓师大会，县委书记到场讲了许多雄伟规划，一气列举了一大堆工程，其中讲到今冬要完成4800千瓦的那拉水电站，三年内要建成8万千瓦的弄瓦水电站，彻底征服驮娘江与西洋江，等等，把我听得真是热血沸腾，深为能参加这场“改天换地”的伟大建设而自豪。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县里的许多规划工程各项数据一直记得烂熟，还在自己绘制的田林地图上画满了这些未来的美景。但是以后我就发现这些规划不能太当真：我1969年在这首次誓师大会上听到要今冬建成的那拉电站，后来实际上过了8年才在我离开田林前不久全部投产，而会上宣布三年建成的弄瓦电站，三年后尚未开工，但倒是正式列入了广西自治区的四五计划（这是多年后我在广西经济史料上看到的），然而此后便没了下文。直到 35年后我在大洋彼岸写这篇回忆录前不久，才在互联网上看到该电站已经改了规划移坝址至洞巴，洞巴电站如今已经动工并将可望于今年内实现截流云云。当然另一方面，我当时在各种规划图上并未看见的那读、福达等几个电站今天倒是有了。
这且不论，反正当年我是深为这些规划所动的。头几年我们在工地上也确实是“为革命”而苦干，那时干的就是挖土方的力气活，以及打眼放炮之类的险活。然而再高的热情在严酷的现实与几乎凝固的生活模式中也会冷却，几年下来除了那些“知青官员”需要职业性的高调激情外，仍在劳作中的知青“革命意志衰退”几乎成为难以避免的现象。
然而我们还是愿意上工地，其原因便有了更多的现实考虑：第一，我们插队的前5年都在深山里的平塘公社，寨子通常很小，因而知青“插”得也很分散，平时难得走动，不免寂寞。在工地（主要是水库、电站之类的点状工地）上则生活虽苦劳动虽重，但人群聚集，比较热闹有趣。第二，在村里收工回来还要自己生火做饭，操心柴米油盐。而工地干活虽重，伙食却有炊事员管，反而省心，还有些时间看书。第三，在当时的乡村，县办基建工程相对而言算是“知识密集型”领域，我们这些其实今天看来并无多少知识的“知识青年”有不少找到了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两三年后许多人便不再挖土石方而干上了其他工作，俨然成为工地“白领”：如指挥部与营部的各级施工员、会计、宣传报道员、卫生员等。因而工地活重这一乡亲们抱怨的问题对于他们已不是问题。
我也成为这些工地“白领”之一。但是当初还有些不习惯，因为作为“蓝 领”时对一些人借故“脱产”颇有非议，也害怕弟兄们如此议论自己。先是1972年我在八桂公路工地做了会计，但平时仍在“连”里劳动，只是带人采办给养和月尾结账时不上工。次年在新建水电站工地我因替宣传队写的演唱角本受到好评，在转进丰厚水库后我就被调到“营部”做宣传报道员。
宣传报道那一行在那个年代是吹牛的代名词，在群众中口碑甚差，大家都把报道员张三李四称为“张大炮”、“李大炮”，我过去也如此议论。现在我自己成了“大炮”，就害怕别人也指我的脊梁骨。于是上任后头几天还照样回连劳动，希望以此保持“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料我这种当时有点反常的举动似乎并未赢得赞许，反而感到大家的眼神里有一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味道。 一个老乡就明着说：人家脱产你不脱，不就是想混个先进吗？没用，想当先进，首先得跟领导混好！一句话说的我面红耳赤。凭心而论，那时我的确是很希望“进步”的。
但不久，一场“车祸”使我不敢再“卖乖”了。此前我们修水库，都用自制的独轮车运土，人在车后推。这次在丰厚，技术有了进步，改成用充气轮胎的双轮人力板车了。它比独轮车装土多工效高，但人是在车前拉，对于顺坡下冲的车子来说人一旦滑倒，就有被碾撞受伤的危险。那时丰厚的坝基刚开始填土，位置很低，而取土场为了能够使用稍久，位置又偏高，造成运土车道很陡（大坝筑高后坡度会变得平缓），重载的土车下冲车速极快。而我眼睛不好，一向手脚不是很灵便。加上我的双轮板车后刹板太窄，刹车力不足。一次刹车稍迟，在弯道上倾覆，车把将我打倒在边坡，幸好只是手脚擦破点皮，险些没有甩下谷中。爬起来一看不免心惊肉跳：如果被车撞了下去，我这“早稻田大学”可就永远毕不了业了。后怕之余，我也就随俗不再上工。
但是眼见大家如此辛苦，我“脱产”也觉得过意不去，认为唯有努力尽责以报效这些辛苦的乡亲。于是我整天在各连转悠，寻找弟兄们任何可资表彰报道的表现。稍微有些可说者，我即按当时通行的文体，添枝加叶，上纲上线，频频给工程指挥部广播站供稿。由于我供稿甚勤，全县12个公社12 个“民兵营”所在的工地，广播喇叭中“平塘营”的消息一度几乎占了一半。 以至于广播只要一开机，音乐前奏过后大家就会接口念道：“现在播送平塘营的一篇来稿……”。而那时平塘在12个公社中人口只多于百乐板桃居倒数第三，平塘营也只是个小营。而且更重要的是，平塘营的施工业绩好像并不比兄弟营更辉煌。 一次营负责人(公社副书记)笑道：你还是省点力吧，人家都埋怨说，指挥部广播站怎么变成平塘营广播站了。我有时也自嘲道：看来我也成了“大炮”了。
然而“大炮”有时也不免遇到问题。那时由于前述原因，“民兵营”中“四类分子”偏多，而这些人在当时条件下又特别老实驯服，工地上干活非常卖力。我看到后问别人他姓甚名谁，厚道的乡亲告知名字后也未必会补充说他是”四类分子“。于是他们便在广播喇叭中成了受表扬的“好人好事”。而这些“贱民”当时是不许被表扬的。我于是几次遇到尴尬。好在只是工地广播站，指挥部与营部对我的工作印象不错，没有为难我。以后我只好有时就不提姓名但说是某连的一位战士，要提就需要核实他是否可以表扬。
“ 革命化 ” 的节日
冬闲施工，当时遇到的一大问题是过新年和春节。新年还好办，农民不太重视。春节则是农民传统上必须回家团聚的日子。“文革”后尤其是“学大寨” 的高潮中，经常号召“移风易俗，在基本建设工地上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但是号召归号召，到时农民们还是都会跑光，工程也不得不下马。
然而有几次领导真急了。由于那时的水利工程往往计划不周，工期通常都拖后。但是，有些成汛溪河上的水库冬季截流后不留行洪通道，汛期到来大坝没有达到泄洪高度就会毁坝成灾，导致严重后果。这样的事那时在中国也的确一再发生。当时的水利工程几乎年年说是“抢险工程”，有些只是进行动员的说词，但有些的确真的需要抢险。不过由于年年喊“狼来了”，临到有险反而不易动员。1973年的丰厚水库工地就处于这种状态。这是当时全县最大的水库，位于县城所在的乐里河之上游。当时有些小库由于不能达到渡汛要求年年水毁年年修，不过劳民伤财而已，而丰厚这样的中型水库如果出问题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年因为眼看工期严峻，新年前就把新建水电站上的人马调到丰厚增援。但是还不行。县领导真急了，到工地来开大会，声言要“发扬五八年的干劲，过革命化的春节，誓夺丰厚会战的胜利。”
什么叫做“五八年的干劲”呢？我后来才知道，田林县1958年大跃进时在远离县城两百多里大山中的渭洛（就是现在的平塘乡境内）搞“钢铁野战军”，集中全县上万“民兵”封闭在那个山沟里“大炼钢铁”，还出动武装民兵封锁交通不准人们逃跑。结果后来发生饥荒，粮食供应不上，困在里边的人饿死了不少。我们插队后平时也听到一些老乡们提到“五八年饿死人”的事——耐人寻味的是当地村民说起饿死人都说是“五八年”而不像一些外地资料说的是1960年。当时就有点奇怪：以田林这样一个植被覆盖率很高生物生长旺盛的亚热带季风雨林地区，不像西北干旱的黄土高原草木稀少，广西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低人均生存空间最广的这个县哪怕就是大灾之年颗粒无收，如果人们是自由的，仅靠采集狩猎也不至于饿死人啊。但我们虽然就在平塘公社插队5年之久（1974年知青集中并点到潞城），“钢铁野战军”的事， 我一直到后来在县文化馆搞民间文艺调查时才听说。
事隔十余年，如今“五八年的干劲”又采用了五八年的办法来落实。大约在进入腊月不久，指挥部下令各营抽调武装民兵封锁了丰厚工地周围所有大小路口，没有指挥部的路条一律只许进，不许出，严防施工“民兵”开小差。 于是整个工地俨然成为禁闭所，民工们的自由完全被剥夺。后来读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我想我们还不至于像斯大林时代的劳改犯，但那种按“五八年” 模式管理的工地，差不多也就是临时的“古拉格群岛”了。
但是，毕竟那时已经不是1958年，我们这些外来知青对当年的惨剧不甚了了，当地百姓在这么短的时期还不至于忘记当年。事后想来，也许不提什 么“五八年干劲”，而是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说明险情，动员效果是否会好些。 可是那时的领导不愿承认自己好大喜功计划不周，只是一味使用豪言壮语和政治压力。而“五八年”这个语言符号令人想起当年梦魇，更是可能起了反效果。
总之春节前工地上的逃跑现象愈演愈烈，禁而不止。武装民兵也不像 “五八年”那样认真，而是抓一漏万，应付而已。到春节前若干天，民工能跑的几乎跑光，大片工棚已是空空如也。最多时上千人的平塘营，也就剩下了几十个吧。最后留在工地过“革命化春节”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些“工地白领”外加一群当时被认为是最“不配革命”的人：四类分子——他们不敢逃跑(其实也有跑的，不过没有贫下中农跑的多罢了)。春节期间施工其实已经基本停顿。
然而，现在想来颇为可笑的是，那时十分忠于职守的我仍然勤于王事不敢懈怠，天天“笔耕不辍”，写了许多充满豪言壮语的表扬稿来鼓舞士气。指挥部的广播站仍然天天对着一大片寮空人去的工棚城开机：“现在播送平塘营的一篇来稿……”。只是细心者可以发现其中的被表扬者具名的已经极少，大部分提到的只是“平塘营战士”、“某某连民兵”。因为在工地剩下的人当中，已经多是不能表扬的四类分子了。
但是朴实的群众其实对于抢险还是并非漠不关心，当时的动员机制也仍然有效。春节以后各营“民兵”便陆陆续续地“回归建制”。由于法不责众，而且年前许多带“兵”的大队干部也跑回家了，所以对群众只能“既往不咎”。 正月十五后，工地又变得热闹起来，施工也恢复正常。然而就在这时，指挥部又碰到新的烦恼：返回的民工纷纷投诉说，他们年前逃跑时遇到把守路口的武装民兵，虽然被截回者少，但却屡有被骚扰者：有的被勒索买路钱，有的被搜身拿走了东西，还有的妇女被“耍了流氓”。弄得指挥部十分头疼。 后来听说查有实据的处理了一两个，多数只能不了了之。毕竟封锁工地把人扣住过“革命化春节”不是什么很拿得上台面的事，其中的那些“违规行为” 也就不好大举追究。那年老天爷也比较帮忙，雨季到来后降水并不多，也没有形成洪水，丰厚“抢险工程”终于有惊无险地取得了“伟大胜利”。
与“革命化春节”大都在大逃亡中过得冷冷清清相比，工地上的“革命化元旦”过得就比较热闹。我印象最深的是插队后头一个元旦——1970年元旦，我们是在田西公路工地过的。我们施工的那读路段地处驮娘江上定安与福达两处河谷盆地之间的深峡河段。附近没有村寨，高山激流间只有江涛与林涛互相回荡，是个十分偏僻的地方。年前施工用的炸药雷管告罄，指挥部也没有了，通知我们派人到八渡去挑炸药回来。当时在建的田西公路是不能交通的，筑路工程的后勤基地在70里外的八渡公社(今八渡乡) 所在地——那里有条简易公路经由八桂通往县城。当时在深山里待了两个月的我们看来，一个乡镇已经是个如同纽约般热闹的所在，因此明知是辛苦差事还是踊跃报名。1969年12月31日，我们从驻地出发经那读涉过冰冷的驮娘江，走了70里山路，途中野炊，我和志先两人糯米炒饭，在没有任何佐菜之下一顿吃了三斤多，每人干了一斤七两！这是我一生中吃得最多的一顿，算是元旦大餐了。
到八渡街已是掌灯时分，疲累不堪的我们也无心观赏这座“大都市”的街市夜景，便被安排到八渡小学，睡在课桌并成的“床”上。这时听到街上的高音喇叭，以那个时代特有的高昂语调播出了当时新年惯有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那年的标题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其中有几句话琅琅上口，我至今犹记：
“新中国蒸蒸日上，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日子不长了！”
今天看来，当时“文革”浩劫未过的中国问题多多，但在信息极度闭塞的那时，我们大概和今天的北朝鲜人一样认为“风景这边独好”。这篇社论还真让我心潮澎湃，豪情满怀了一番。“一顶顶王冠落地”云云，是指文中列举当年下台的几位外国头头，其中多数其实是任期届满，还有一位是波兰的哥穆尔卡，他因当时爆发的“波罗的海三城工潮”而下台。就在那次工潮后逐渐形成了后来的团结工会，最终由波兰开始，所有东欧国家都“一顶顶王冠落地”了。就此而言这篇社论可谓一语成谶，“修正主义”果然“日子不长”, 至于帝国主义的日子长不长，还有待观察。
“伟大七十年代”的第一天就这样到来了。晨曦初露，我们就动身乘船过河 (当时尚无八渡桥)，到驮娘江对岸简易公路终点的仓库领取了炸药雷管， 回来在返程前匆匆看了看这令人神往的八渡“城”，果然小街一条，繁华了得， 竟还有一个米粉摊。我们每人花八分钱干了一碗素粉，对于在工地上吃惯了 “画龙点睛”的我们来说，其鲜美已足使我们如“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了。 接着便又赶路。来时空手，归时负重，辛苦自不必说。回到那“驮娘江边一草棚”，吃了倒头就睡，梦中还见到那“火山爆发”、“王冠落地”的振奋情境。 这一天虽然在行色匆匆中过去，但就凭这篇34年后还记忆犹新的元旦社论， 这个“革命化的元旦”也算过得够充实的。有道是：
朝饮驮娘江上水，暮食岑岭林中餐。
九载春秋一倏尔，八千里路度关山。
好汉不提当年勇，权臣多夸昔日寒。
千古文章说疑古，“不堪回首”亦何堪。
“青春无悔”休漫论，男儿有泪莫轻弹。
寻常但叙当年事，且把评说待盖棺。
中篇 与黑暗擦肩而过
一出生就右眼失明
应该说，有些事情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有些说起来是很偶然的。比 方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在全国来说这种病都是很难治好的。我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险，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当时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就是湖南湘雅医院，我出生十几天就到了那里，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回到广西之后发现不行，我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后来又到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后来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也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我做完了眼科手术。现在我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这手术现在也不容易做。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的话，现在的我就会永远在黑暗当中了，可以说我是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
虽然动了手术，但我还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直到现 在我的视力还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视力。包括我在农村插队，插那么久也跟我的视力有关，因为招工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没有，体检总是不合格。后来我考研究生，我的导师因为这个问题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当时有人看了我的体检材料就担心这种情况不知道往后怎么样，不知道我的视力能够维持多久。我的导师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后来我的很多同学都说：“幸亏招了你，否则我们都没戏了。”我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实际上只在“文革”前上过6年小学。1969年开始下乡，在农村待了9年。不过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中的藏书也很多，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另外，农村那几年，我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我在插队的时候，因为体检老是不合格，当地一些关心我的人总是劝我办病退，但是那时候不但我下乡了，父母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我退都没有地方退。如果当时家在城里，也许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按照我的情况，如果没有“文革”，大概会小学、中学、 大学一直读下来，也不可能形成我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
在农村待了9年
在农村一下子待9年绝对不是我的愿望，但是也没有办法。我在农村的时候跟当地的农民关系都不错，老乡们都认为我是不错的人，但是他们认为我不太适合在农村干活。道理挺简单，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看东西没有立体感。在山里走路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摔跤。他们一有招工的指标就给我，但因为体检的原因一直没有成。有一次我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退了回去。知青们都感到很愤怒，还跑到县委书记那里去请愿，质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干呢？后来还是我息事宁人，说：“既然他们不愿要我，我也懒得去。”我虽然也很想当工人，人都是有自尊的嘛，我也不愿求着他们要我。
在生产队，差不多所有的技术活我都干过。我曾经干过3年的生产队卫生 员，也就是今天人们讲的所谓的“赤脚医生”。最近几年有一种关于合作医疗的神话，由于有那样的经历，我觉得自己对于这个事情是很有发言权的，我知道当时的合作医疗是怎么回事。当时的情况，无论是招工还是招生，乃至任何一种有实际利益的情况，实际上既不是按照业绩标准，也不是按照政治标准，而是按照权力标准。拿卫生员的例子来说，在没有任何待遇的情况下是我当的，后来生产队的卫生员有了一些补贴之后，人家很快就不要我了，而是换了一个跟生产队长有亲戚关系的人。
我也曾经有过几次招干的机会，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对于文艺写作很感兴 趣，写了一些演唱材料。当时中国各级的文工团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每年一两次的地区调演、省调演，以便某些节目可以评奖。那时候县文化局都是有专业的创作组的，但是专业的文化在当时被认为有局限性，就找了一些基层的人来做这些事情，我当时就做过几次。后来县文化局就打算留下我，但是后来也是因为招干指标的问题没成。
在那段时间里，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我有了一个类似于人类学调查的 机会。当时我们搞了很多采风，搜集了很多民歌，包括壮剧、壮族的山歌等等，都是反“四旧”之后看不到的东西。当时县文化局也有一些这方面的专家指导，他们对于地方文艺比较了解。
我们采集的东西在当时看起来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过搞得都很认 真。由于我们那些人在下乡之前接受的东西都是正统的居多，所以回过头来想，在当地的农民看来，我们这些人大概都有些假正经，农民在一起扯东家长西家短的时候我们总是不感兴趣；农民唱“酸曲黄歌”，我们总是不搭腔。 虽然当地的农民普遍都认为我们是不错的人，但是要说很知心，确实谈不上。
跟农民比起来，我们缺少一些芸芸众生的味道。
大学没上，研究生上了
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在我们县里是文科第一名，但是仍然没有录取，或许当时我报考的志愿都太高了。那年的高考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当时第一次录取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有很多成绩很好的人，因为政审原因没能上大学，后来又有了第二次补录，给那些成绩很高但是政审没有通过的人一次机会。不过第二次补录学校都不是太好，我当时也收到了一份补录的通知，但是那个学校太差，我就没有去。
1977年，研究生和本科生是同时招的。我报考了兰大的研究生。考研究 生当时在县里说起来是个稀奇事，总共才有十几个人报考，都是“文革”以前上过大学的或者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大概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后来考上的也只有我一个。
在这之前，我跟赵俪生先生通过信，给他寄过一些文章。赵先生很热心，为我做了很多工作。到了兰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走考据的路子。记得我在兰大最初写的几篇文章在历史系就被传言不是我写的，而是我爸妈代写的。因为那几篇文章在他们看来不像是同龄人写的文章，引证特别多，而我爸妈又都是学历史的，都在大学里工作。
那时候我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以发现稀见史料为快事。当时图书馆的 管理还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什么善本书、珍本、奇本都可以借到。图书馆里的老馆员都是学问很大的老先生，跟学界联系也很多，他们在“文革”期间很少碰到去看书的人，现在看到有人去借书，都非常热情，非常愿意给借书的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方便。不像现在的图书管理员，你去借书的时候总是冷冰冰的样子，希望你不来最好。
我读研究生那几年，研究生比较少，我们可以跑到外地去查资料，路费、复印费都可以报销。找一个比较便宜的小旅馆，就可以在当地的图书馆泡上一两个月。有一次我到上海图书馆去查资料，拿了导师给当时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的介绍信，顾先生当时正在生病，没有见到他，我把导师的信给了馆里的工作人员。那里的善本部主任也是一位老先生，非常热情，他给我在那里办了他们食堂的饭票，甚至在八小时之外，他们把我锁在善本部里面让我任意看书。那时的善本目录也不像现在，都是开放的，整理得非常好。 由于经常泡各大图书馆的善本部，我跟善本部的老先生们关系都很不错。但是也出过事情，有一次我在北京图书馆的善本部做笔记的时候，不小心把一滴墨水滴到了书上，结果引得一位老先生大发雷霆。
专业和社会紧密关联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在一个地方钻得比较深，赵先生曾经说我：“你用功 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怕你的格局不够大。”意思是说我眼界太狭窄，有点钻牛角尖的味道。
赵先生觉得我们插队的这一代人不管搞什么专业，对于社会还是比较敏 感的，因为我们的经历跟社会变迁一直是紧密联系的，当时我跟赵先生所学的专业——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本身也是跟社会紧密关联的。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到了陕西师大去教书。90年代中期，我到了清华。 到了清华之后，先是在文学院教一些课，同时也负责清华学生的社会实践工作。这样，从1995年到1997年，通过学生搞社会实践，我也做了一些调查。
我们曾经通过清华团委，把学生家长的通信地址都调出来，然后跟两千多名学生家长建立了联系，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就设计一些问题让学生带回去，让家长填。当然，没有经过专门训练，有效问卷也不是很多，不过还是可以得到一些材料。清华历来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非常重视非学术的名誉，所以你看，清华的特长生历来都招很多。当时在搞学生社会实践比赛，清华领导很在乎拿名次。既然是比赛，当然就有项目，我负责组织了几次，也都拿了名次，有一次是第一，有一次和别的学校并列第二。这些调查就不只是发问卷那么简单了，而是让学生在培训后入村调查。这一段时间里，我也收集了很多关于农村的实证材料。
下篇 求索于主义与问题之间
自1978年我从滇黔桂交界的大山里跨入大学校园，转眼间在治学之路上 已走过30多年了。
30年来我不敢说取得了多少成就，但却自知是走过了一条颇为特别的求 索之路：一是涉猎面广，在史学领域我研究过的课题纵向涉及战国秦汉、隋 唐、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横向涉及土地制度、商品经济、货币金融、宗族社区、农民问题、农村社会，还写过有关古希腊罗马、拜占廷、中世纪宗教论争乃至近现代美国、俄国、南非问题的论文。我的主要兴趣在于制度、 社会、文化等“新史学”领域，但也搞过人物、事件、军政进程这类传统史学题目。我用文言写过“乾嘉式”的考据文章，也写过充满数字、公式、表格与曲线图的技术化论文，还卷入过引经据典的理论争鸣。而在史学（通常认为的）领域之外我还就变革中的中国面临的若干经济、社会、文化及思想问题发表过意见，包括调查报告、理论探讨与杂感随笔等。
二是“逆潮流而动”。1980年代“文化热”、“新启蒙”之时，知识界思潮迭起，西学东渐，是个盛行谈“主义”的时代。而我在那时被许多人视为“考 据派”，做着“死学问”，没有为“文化热”添过什么柴火。到90年代伊始气氛大变，“保守”成为美德，“第二思潮”兴起，知识界似乎回到了“乾嘉时代”，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成为时尚。而我反而在这时“激进”起来，越来越 多地由历史走向现实，由“问题”走向“主义”。这是为什么呢?
我自知才智平常，以“博学鸿儒”的姿态到处发言非我所能为。我更清楚当今信息爆炸、分工臻密之世已不再是“百科全书派”的时代，不“由博返约”则难成学术之大器。我当然更知道由80至90年代的学风、士风的变化， 正如这一时期世风、政风的变化一样，有其明显的时代背景与深刻的社会根源，许多人力求适应于乃至“领先于”这种潮流也是有理由的。但我还是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我这条路并不是一开始就自我设计好的“奋斗目标”。1980年代初正陶醉于从《嘉兴藏》到稀见方志、钞本遗碑的古文献中，为考究隐秘的史事而追寻吉光、穷搜片羽的我不会想到10多年后自己会去搞社会调查，并对诸如社会公正这类论题投入如此大的关注。
但另一方面，我这条路更不是追风逐潮的趋时之举。20多年来我的关注 点在变化，但基本的人生态度、治学态度与价值标准是一以贯之的。它既源于一个变动社会中的求知者鉴古知今析疑解惑的纯粹“兴趣”：这种兴趣不是为了“学术地位”而是为了使自己更“明白”些，也源于转型期中国一个公民的责任感：这个公民并无经天纬地济世安民的“传统士大夫”抱负，只有一点现代国民的匹夫之责而已。我不知道后人将视我为成功者或是失败者， 更不想在这篇文字中摆出一副金针度人、启迪后学的架势，只想把一个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心路公之于众，为后人留下一份“民间叙事”，使他们知道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足矣。
从“农战史”走入学林
我于1978年作为“文革”后首届研究生考入西北最大的综合性重点高校兰州大学，在此之前在壮族山寨里做了9年多的农民（知青）。我下乡时年仅15岁，三年“初中”都是在“文革”大停课期间度过（我所在的南宁市“文 革”中内战之激烈闻名全国，“复课闹革命”也晚于其他地区）。 因此我的课堂生活实际上是小学之后就是研究生，中间的12年(1966—1978)，即从12 到24岁的求学黄金时代都是在社会上，头3年在“革命”中，后9年在大山里。我的中学与大学知识都是自学的。当年在那个边远小县只有我这个“农民”一人考上研究生，而同考的大学毕业者们均未遂愿，这曾成为当地一桩新闻。但就全国而言，由于正规高等教育中断了10年，我们这届在北京常被戏称“黄埔一期”的研究生中相当一批人都来自没有本科文凭的“同等学力 者”。这也是改革初起时中国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
这样的背景使我的学习带有两个特点， 一是社会关怀导向。有人说我后 来选择农民学、农民史为专业是“情系黄土地”，其实倒不一定是“黄土地”。 我向来认为自己是“社会人”，对我为其中一分子的社会进程我要知道“为什么”。二是专业珍域的淡化。我父母都是学史学的知识分子，虽然1949年以前便在大学里作为民盟活动家从事反蒋，1949年后又成为“干部”而脱离专业20余年，毕竟“家学”（包括家中藏书）对我走进史坛是很有影响的。然而在我的自学时代的确没什么“专业前途”方面的考虑。我因此形成了多方面的求知欲。今人常引为“文革”中异端思潮之源”的“灰皮书”，我是在插队后才读的。由于缺乏理、化实验条件我曾对数学发生极大兴趣，至今因此得益。在全无听说条件的大山里我仅为阅读而用汉语拼音来念英文，居然在进入兰大后的英文考试中连拔头筹，不是以专业而是以英文好而在校园小有名气。然而实际上我的英语既聋又哑。这种自学的习惯使我在大学任教后头几年总把学生当作为智求智者，热衷于抛开教材讲“问题”，而难以适应当时的教学常规。
但这一切在我读硕士期间尚无反映。1978这个年份是国人兴奋的一年，我一家尤其如此。我考上研究生、妹妹考上大学和父母结束流放回城“落实政策”都在一月之间。一时真有否极泰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遂心之感，似乎风声雨声已过，只有读书声“声声入耳”了。有道是山中一日世上千年，山中9年之后回到“世上”，面对如潮新知不免有烂柯之叹。我于是成了个不问世事的“书虫”，读研三年间寒暑假都没有回家。在那时太平盛世的气氛下我虽然从“三论”到萨特、汤因比接受了不少新知，却没有太大的理论冲击感，穷究史料而考证“问题”成了我用功的主要方向。我信奉陈垣先生“竭泽而渔” 的史源学原则，无新史料不落笔，每文辄引书百数，列注数百，还专门写过批评某些人猎奇哗众，学风不谨的文章。这赢得了不少史坛前辈的赞许，但年轻同仁则往往对这种乾嘉式文章的“老气横秋”不以为然。
实际上，我这时的文风虽然“老”，“问题”却不属于传统史学。我读研读的不是传统的断代史，而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之重要成分的专史——农民战争与土地制度史。这一选择无疑与我的“农民情结”有关，而且影响到我的专业兴趣至今与“农”有缘。我的导师赵俪生教授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与土地制度史学科的开拓者。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外语系，参加过左联与 “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参加山西抗战，随后转入文化领域， 成为一名新锐的左派史学家。建国初期他曾非常活跃，但不久便耿直招祸， 成了“右派”，经历了无数坎坷折磨，直到改革时代才又重新崛起。先生也非史学科班出身，他学贯中西，思想敏锐，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与“主义”信仰，视野开阔而不囿于专业珍域，这一切都对我有着极深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我显得像个考据派学者。对史料的搜寻、甄别、辨伪、整理 极为入迷。明清不同于前代，其文献数量大增堪称浩如烟海；但又不同于近世，没有机印、传媒，多数文献流传甚罕。于是到处“访书”、泡大型图书馆尤其是善本特藏部，成为我的日常之功。以致一些前辈学者，包括我的导师在内，在肯定我重视实证的同时也提醒我要开阔眼界，不要局限于饾饤之学。
但实际上，这个时期我始终没有放弃“社会人”的关怀。我一直记得赵俪生先生的两句话：“小问题要越做越大，大问题要越做越小。”我的考证也 是有感而发的。在《营庄制初探》一文中我总结说：“从经济学角度讲，营庄制作为宗法式小农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模式，是逆历史潮流的。 ……它实行的结果正是对它的经济原则的否定。大西军为实现宗法小农的‘公有制’而斗争，结果却是使云南的封建私有制朝着摆脱领主制残余与落后的宗法共同体天然羁绊而向前迈进了一步。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这段语言具有80年代上半期的色彩，但其中已包含了我后来学术转折的一些因素。
探索“古典经济”
在对明清农民史的研究中，我已对“租佃关系——土地兼并——农民战 争”这种通行解释模式产生了很大疑问。明末租佃关系最发达、土地最集中的江南地区恰恰是几乎遍及全国的农民战争唯一没有涉及到的“偏安之地”, 那时虽然也出现过“佃变”，可这种抗租不抗粮、反主子不反朝廷，往往通过向官府请愿讨公道的方式进行的事件明显与北方的“农民战争”性质截然有别。而北方的“庄佃”往往随庄主守“土”不“流”，在乱世中持“介于似贼似民之间”的立场，主佃关系反较南方缓和。作为农民战争主体的“流寇”则与主佃关系几不相干，基本上是因天灾及(更主要是)专制国家的横征暴敛而抛弃土地的破产自耕农乃至平民地主。他们抗粮不抗租，矛头直指朝廷及官府，体现的是“官逼民反”、即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冲突，而非民间社会内部的贫富冲突。
过去把“官民冲突”说成是民间“阶级冲突”的体现，往往要强调地主与农民发生租佃或土地纠纷，而官府出面支持地主镇压农民。但史实却常常相反：是专制国家及权贵层压迫民间(包括贫富庶民)致乱，而在乱起时贫富民的态度可能有异：贫者穷则思变，富者厌乱思安，从而在民间内部生成次生矛盾。换言之，不是“阶级冲突”激化成农民抗官，而是官民冲突派生出贫富斗争。有权者与无权者的分野是主要的，有产(或多产)者与无产(或少产)者的分野是次要的。只有在专制特权与权力——身份等级制消除后的近代公民社会里，资产(包括地产)的差别即“阶级”差别才会凸显起来。而直至改革前，我国历史从未走到过这一步。权贵欺民并不是以资产(包括地产)所有者的身份实现的，而是以“国家”，即大共同体的人格化身份，通过对臣属于国家的“编户齐民”的统治实现的。亦即不是以一部分所有者与另一部分所有者的关系、而是以共同体压抑其依附者的个人权利及个性自由的方式实现的。
这一结论不仅仅得之于明清。1980年代中期我在陕西师范大学任教，当 时每年都有到各县搞函授辅导的任务。利用这一机会我对关中各县的10余个档案馆进行了查阅，搜集了土改、民国以至清代关中农村经济与土地关系的大量资料。那时我国尚无《档案法》，社会上对档案并不重视，基层档案馆多是设施简陋、门庭冷落、编目混乱，也没有向非政府的社会人士提供查阅服务的成规，而除了故宫明清档、南京民国档乃至曲阜孔府档以外，当时史学界也尚无利用基层档案的风气。
但我通过多方“钻营”还是大有所获。这些收获不但把我在基层了解到的有关土地改革运动中“关中无地主”的说法实证化了，而且通过发现的明清地籍、税籍和方志资料证明了传统时代关中地区地权分散、租佃制不发达、自给自足背景下的“雇佣制”比租佃制更活跃、宗族组织不活跃而官府的基层控制较强、专制国家与“编户齐民”间缺少中介性的小共同体自治机制、 传统小农缺乏“小资产阶级”性质而直接依附于传统权势，形成浓厚的权力经济氛围。而这一切并非只见于近代，至少明清已然(我当时已隐约感到这些特征与秦统一时发达于关中的法家大共同体本位传统有关，但尚无把握)。 后来我依据这些资料形成了“无地主而有封建”的“关中模式”理论。
这一时期我花在中、西“古典”时代即战国秦汉与希腊罗马的比较研究中的功夫很大。1986年我开设了《古代社会形态学》课程并以中、西古典经 济比较为主线写了20万字的教材( 打 印 稿 ) ，同时采用从微观入手的方式， 开始发表《郫县残碑与汉代蜀地农村社会》，《西汉五铢钱流通数额问题》、《古典租佃制初探：汉代与罗马租佃制度比较研究》、《论古典借贷关系》、《关于古典经济中的平均利润率》、《汉唐商品经济比较研究》、《唐代柜坊为金融机构说质疑》、《汉金新论》等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受过去“古史分期”讨论的影响， 尤其受“魏晋封建论”的影响，但与过去根本不同的是：我已把关注点从“生产关系”转向了资源配置方式，从“奴隶制、租佃制、雇佣制”的“阶段论” 转向了古典商品经济、中古自然经济或习俗、命令经济及近代市场经济的机制辨析。
我对古典经济的研究有我自己的“问题意识”，不仅不为“古史分期”与 “社会形态”理论所限，也没有追随当代西方流行的“原始主义”古典学，但我对“现代主义”的古典经济范式也有不满。长文《汉金新论》在对汉代与罗马黄金(金币)流通的分析中肯定了贵金属通货与古典商品经济的关系， 但批评了套用现代概念认为那时存在着“金本位制”的说法，指出本位币与法偿制度在当时的经济机制下不能存在，汉金在魏晋、罗马金币在中世纪初期的“消失”也与格雷欣定律无关。不过相对而言，我受现代主义的影响仍大于其他各派古典研究，这与我作为“社会人”持有的“现代化情结”不无关系。现在看来，我当时的工作在推翻陈旧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论（但又不走向那时流行的文化决定论与文化类型史观）方面是有意义的，许多具体考证与分析也能成立。但我对专制国家、尤其是以秦代法家理论为指南的极权国家的经济干预有所忽视。在这种干预下，汉代与其说像罗马，不如说更类似于拜占廷专制帝国(今天所谓的罗马法实际也成型于拜占廷)。秦汉的 “非宗法化”不是公民个人权利消解了家族权利，而是专制国家权力压垮了家族权利，当然就更压制了个人权利。这与拜占廷专制皇权对罗马父权制家族的解构是类似的，由此形成的拜占廷罗马法虽然消除了罗马时代、尤其是罗马共和时代的宗法色彩而显得十分“现代”化，但拜占廷社会反而比罗马社会更加远离了“公民社会”而向东方帝国发展。秦汉的非宗法化、非村社化体现的同样也是专制帝国本位而非个人本位进程，它与以公民社会为方向的宗法解体、村社解体进程是相反的。这些新认识构成了我后来的“大共同体 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论。但这是后话了。
在“问题”与“主义”之间
作为学者，要说不想在专业上“出人头地”那是假话。但应当说我的治学方法对“专业前途”似不有利，这也是习性使然。我早年失学，自学的动力全在于“兴趣”，而“兴趣”又来源于“问题”。学问学问，学以解“问”。 没有“问题”死背“知识”未免太没意思了。解“问题”是有趣的，背“知识” 则可能是有用的。但在当时环境下“知识”之用不知何在，追索问题便成了主要动机。而一追索起来，往往是甲问题套着乙问题，乙又套着丙问题 ……这么一 “追”往往就不知专业界限何在了。
说起来我的不少学识都是这样来的。例如我没在中学学过数学，后来在 乡下对解方程来了兴趣，因而只学代数。但因摆弄小水电要看电学，结果被功率因素、正弦波、相位这些概念难住了，才去掉过头来学三角，又由此迷上了解析几何、微积分……我的数学知识就这样七颠八倒地学了若干。又如我在乡下一度对中草药着迷。但草药书看了若干，却引发了对植物分类的兴趣。到后来那些药材的性、味、主治大都忘了，却对当地的草草木木几乎都能说得上来其纲、目、科、属及彼此间的亲缘谱系。
后来吃上了社会科学这碗饭，跟着“问题”走的恶习仍然未改。所不同者， 关注社会的“问题”少不了在纯粹求智之外带点儿“正义感”或曰人文关怀， 而这又必然带出“主义”。既想谋道，又想谋智，既想当“刺猬”，又想当“狐 狸”，于是便徘徊于“问题”与“主义”间落了个两头不讨好。
我的研究难改“有感而发，有据而论”之习惯。有感而发，则文以载道，不作无病之吟；有据而论，则据实而书，不搞影射史学。我自觉是个价值取向强烈的人，价值“偏见”是否会影响客观观察呢?不敢说绝不会，但起码应做到不去故意歪曲事实。
我往往在追索中从一个问题进入另一个问题，这就难免逾专业之界。我 当然不可能对许多专业都有发言资格，但我希望在我关心的具体“问题”上不讲外行话。例如，我不是美国史专家，但我关心“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这就需要对这一问题提出以来至今的讨论经过及各家的得失有认真的了解，这我自觉能做到。
我治学20多年来经历了不少事变，其中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 生轨迹与学术心路，也改变了我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在此之前，我主要苦恼于学科的危机，想的是在农民战争——土地制度史萧条的情况下农民史研究向何处去？而在此之后，我则苦恼于另一种危机，想的是中国农民向何处去， 农民中国向何处去，我自己又向何处去。
于是在人们由“主义”转向“问题”之时，我却由“问题”转向“主义” 了。如今中国似乎又迎来了一个讲“主义”的时代，而且比1980年代更进一步， 不需借谈“文化”来讲了。如今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左派、第三条道路、保守主义、新儒家等等都可以研讨了，这令人感到振奋。
但在“主义热”兴起之际，我却又想回到“问题”了！
“主义”具有自洽的逻辑完美性，可供把玩。但“主义”的主要功能当然不是供把玩，它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且我们是想用它来解决中国当代的问题，而不是中国古代或西方的问题。“主义”中包含着普世性的价值，每 个“主义者”都应当弘扬这些普世价值。但“主义”的具体文本往往是针对特定问题而非普世问题建构的。自由主义者把公民个人权利当作普世价值， 但威胁此种权利的“问题”却各有不同。因此弘扬普世价值时恐怕要慎言普世问题，还是那句话，“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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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