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的大反转:从苏维埃热忱到对苏联模式的彻底批判

  • 作者:舒生
  • 来源/出处: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 发布时间:2025-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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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舒生

1940年,四川江津。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得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杀的噩耗,震怒之余,写下了 《我的根本意见》 。这位老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曾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

他在文中尖锐指出:“列宁虽说过‘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但未曾采用民主制”。他断言:“如果不实行民主,斯大林这样的人将层出不穷”。

这位曾经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旗手,却在晚年以锐利笔触剖开苏联制度的病根,完成了一场思想大蜕变。

01 信仰转折,从革命领袖到阶下囚

陈独秀早年曾对十月革命无限仰慕、竭力效仿苏维埃道路。他与无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在十月革命后深受震撼,认定苏俄展现了人类社会的新出路。

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时,曾将苏俄视为"世界革命的灯塔"。他在《谈政治》一文中宣称:"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绝对信仰,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达到顶点——他甚至将失败归咎于自己"没有彻底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但1932年的牢狱之灾成为转折点。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陈独秀通过《真理报》报道目睹了苏联大清洗的腥风血雨。当他读到布哈林等老布尔什维克被处决的消息时,在《实庵字说》手稿边页愤然批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新贵族的统治。"这种认知在1936年德苏秘密瓜分波兰的事件中彻底崩塌,他在《少年行》一诗中痛斥:"伯强为厉疫,所至无完土。"

当时国民党当局希望借助他的声望,邀请他出任政府劳动部长,还要求他组织一个新共产党,但都被他严厉拒绝了。深明大义的陈独秀只答应“抗战期间绝不反蒋”。

02 思想蜕变,对苏联制度的彻底反思

在江津鹤山坪的石墙院内,陈独秀完成了对民主概念的重新诠释。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中指出:"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是每个时代被压迫者反抗特权阶层的旗帜。"这种思想突破体现在三个层面:

1. 对列宁主义的修正

他在《给西流的信》中犀利批判:"列宁虽然说过'民主是官僚制的抗毒素',但苏俄始终未建立真正的民主制。苏维埃不过是橡皮图章,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政治局的小圈子里。"这种批判直指苏联体制的根本缺陷:将民主简化为阶级专政的工具。

他写道:“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并非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权,而是党与领袖的独裁。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

在《我的根本意见》中,陈独秀直言苏俄自建国伊始便背弃民主原则。

2. 反对党派自由的必要性

"没有反对党的合法存在,所谓无产阶级民主不过是装饰品。"陈独秀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中以德国纳粹为例,论证极权体制必然催生个人崇拜:"当所有反对声音被压制,史大林式的独裁者就会应运而生。"

陈独秀分析道:自十月革命以来,秘密警察、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些反民主的制度设计,为极权统治提供了土壤。“一个斯大林倒下,还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出现”。

他将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总结为:党内无派,党外无党,国家安全机关权力凌驾于党和国家正常权力之上,是直接为斯大林个人御用的工具。

陈独秀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是简单地将问题归咎于斯大林个人,而是深入剖析了苏联制度的系统性缺陷。他指出:“斯大林专制并不是个人偶然,而是制度性必然”。

3. 经济民主的前瞻性思考

在《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一文中,他提出:"社会主义需要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初期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种主张在当时的语境下无异于石破天惊,直指苏联计划经济的僵化本质。

03 民主与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双生子

在《我的根本意见》中,陈独秀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

在《给西流的信》中他写道:"无产阶级专政若没有民主制的支撑,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

他批评那些空谈“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却从不将民主具体化的人,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陈独秀强调民主具有历史连续性,认为“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个特殊时代历史现象”。

04 重新拥抱德先生,自我超越不自欺

陈独秀晚年的思想变化,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回到了最初的立场。五四时期,他强调民主与科学;晚年,他再一次肯定了民主的重要性。

他明确指出:政治民主与经济社会主义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倒退,而是经过实践检验后的思想升华。

胡适对陈独秀晚年的思想转变给予了肯定。1949年4月14日,胡适在赴美的船上重读《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认为陈独秀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沉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病逝。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革命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了自己思想的升华。

一个有良知的思想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不欺人,更不自欺。陈独秀晚年的言行,显现出一种难以逾越的精神高度。

陈独秀的思想反转,本质上是一位真正的启蒙者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他在《新青年》时期高举的民主大旗,在晚年以更深刻的形式得以延续。这种超越意识形态桎梏的批判精神,恰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传统。正如他在江津故居题写的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这位思想者的灵魂,终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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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