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世家孕育的探索者

      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出生于英国伯明翰的一个科学世家，祖父塞缪尔·加尔顿是工业革命时期的实业家兼科学社团成员，外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则是医生和博物学家，其半表亲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更在日后成为进化论的奠基人。这种独特的家族背景，让高尔顿自幼浸润在科学探索与理性思考的氛围中。他2岁能阅读，5岁掌握希腊语、拉丁语和长除法，6岁已阅读莎士比亚作品，展现出惊人的智力天赋。然而，这种“天才”标签并未让他一帆风顺——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攻读医学时，父亲猝然离世带来的精神创伤使他中途辍学，转而投身探险与地理学研究。

从非洲探险到科学方法论的觉醒

      19世纪40年代，高尔顿以自费探险家的身份深入非洲腹地，测绘尼罗河上游、绘制西南非洲首份精确地图，并发现奥兰治河支流。这段经历不仅让他获得皇家地理学会金奖，更让他意识到传统科学方法的局限性。在记录部落体质特征时，他敏锐地意识到“个体差异”的重要性，这成为他日后转向心理测量的关键转折点。探险归来后，他投身气象学研究，首创天气预报图与等时线地图，将抽象数据转化为直观视觉符号，推动科学可视化发展。

心理统计的奠基：量化人类行为与遗传

      高尔顿在心理统计与测量领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首次将统计方法应用于人类心理特征的研究，开创了心理测量学这一领域。他受到表亲达尔文《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的启发，开始研究人类智力和能力的遗传性。1869年，他出版了《遗传天才》（Hereditary Genius），这是社会科学研究天才和伟大的首次尝试。在书中，他通过研究名人的亲属关系，提出了智力遗传的理论，首次提出“优生学”概念，试图用科学方法提升人类基因质量。这一理念背后，是他对数据与量化分析的执着追求。他开创性地运用统计学研究人类行为与遗传规律，在《自然遗传》（1889）中提出“回归现象”：子代特征会向群体均值“回归”。例如，高个子父母的孩子身高虽高于平均值，但比父母矮；反之亦然。这一发现揭示了环境对个体发展的修正作用，成为现代统计学中“回归分析”的基石。

      高尔顿引入了“标准差”这一概念，用于衡量数据分布的离散程度。他还通过实验和观察，进一步研究了正态分布的性质。他设计了高尔顿板（Galton Board），通过小球在钉板上的随机运动，直观地展示了正态分布的形成过程。这些研究不仅帮助人们理解了正态分布的原理，还为心理测量学中随机变量的分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模型。

      高尔顿在统计学方面的贡献为心理测量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工具。他首次提出了相关系数的概念，并开发了相关分析的方法，用于量化变量之间的关系。他在研究父母与子女身高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了“回归均值”（Regression toward the Mean）的现象，并提出了回归分析的方法。高尔顿还发明了“标准差”“相关系数”“四分位距”等核心统计工具。在《人类能力及其发展》（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 and Its Development，1883）中，他通过上千个家族的身高、智力数据验证相关性，发现身高与智力的微弱正相关，这一结论虽因样本偏差而存争议，但其量化研究方法改变了心理学与生物学的范式。他强调：“科学必须建立在可测量的数据之上，而非主观臆断。”

心理测量的先驱：从实验室到街头

     1884年，高尔顿在伦敦国际健康展览会上设立“人体测量实验室”（Anthropometric Laboratory），吸引近万人（9,337人样本量）参与反应时、握力、听力、视力等测试。他通过测量人类的各种身体特征（如身高、体重、视力、听力等）和心理特征（如反应时间、感知能力等），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他设计“高尔顿哨”以声波频率量化听觉差异，发明“心理测量仪”记录个体对颜色、形状的感知速度。这些数据被用于绘制“人类能力正态分布曲线”，为现代心理测量学奠定基础。

      高尔顿还推动心理测量技术走向实用。他提出“特质词汇假说”，认为人格特质可通过词汇描述进行量化评估，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20世纪人格测验的发展。他设计的“指纹分类法”虽未能直接推动刑侦技术，却为后来的指纹识别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优生学的双重遗产：科学理想与伦理困境

      高尔顿的优生学主张是其学术生涯中最具争议的部分。他设计“优生积分系统”，呼吁政府奖励高素质人群生育，限制“低能者”繁衍，倡导积极优生。这些观点在维多利亚时代获得广泛支持，英国优生学会在1907年成立时，高尔顿担任首任会长。然而，其理念被殖民者与种族主义者利用，成为20世纪种族歧视政策的理论基础，尤其是纳粹“种族净化”的伪科学依据。

      高尔顿的优生学困境，源于他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生理遗传问题。例如，他错误地认为智力、道德过度依赖遗传，弱化了教育、环境的影响。这一科学误用提醒后人：数据与统计方法本身并非价值中立，必须与人文反思结合。

科学巨匠的晚年与永恒启示

      晚年高尔顿持续推动统计与测量研究，指导卡尔·皮尔逊建立生物统计实验室并在此基础发展出“皮尔逊相关系数”。1909年，87岁的高尔顿获封爵士，表彰其对科学的贡献。他一生出版340余部著作，横跨地理、统计、心理、遗传、气象、刑侦等领域，被后人视为维多利亚时代跨学科研究的典范。

    1904年，82岁的高尔顿在伦敦大学学院建立"优生学记录办公室"（Eugenics Record Office，现高尔顿研究所）。1910年，88岁的他仍在修改未完成的乌托邦小说《坎赛维尔》（Kantsaywhere）。1911年1月17日，高尔顿于萨里郡逝世，享年88岁。

结语：在数据与人性之间寻找平衡

      弗朗西斯·高尔顿是心理统计与测量领域的先驱，他的创新方法让心理学走向实证科学。然而，他的优生学主张也暴露出科学被误用的危险。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时代重读高尔顿，我们既要继承其量化精神，更需铭记：科学探索的终极目标，应是让人类更好地理解自身，而非制造新的偏见与分裂。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CJMK_ouO_GORt4bi81yAg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