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凤炎: 中国人的“太极”自我

  • 作者:汪凤炎
  • 来源/出处:PsyCulture&Science
  • 发布时间:2025-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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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人推崇“刚柔并济”“恩威并施”?

为何我们既讲“舍小我为大我”,又推崇“独善其身”?

中西方人的心理特点有很大不同,但如何把“中式智慧”与现代心理学方法论有效衔接,一直是一个重要但复杂的课题。南京师范大学汪凤炎教授把“太极”这一传统意象系统化为一个心理学建构——“自我的太极模型”(Taiji model of self),为理解中国人独特的自我认知提供了全新框架,更架起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心理学的桥梁。

阴阳思维的心理学涅槃

汪教授创造性地采用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将玄妙的阴阳哲学转化为可操作的心理学模型。在这个体系中,阴阳不再是模糊的哲学概念,而成为解释自我认知的精密工具——太极图外圈象征整体自我,内部阴阳鱼则代表动态平衡的对立维度。这种转化既保留了"孤阴不生,孤阳不长"的传统智慧,又赋予其现代科学内涵。

在《关于自我的太极模型的三个问题》一文中,汪教授指出:

一方面,由于阴与阳可以表征宇宙万物中任何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它才能作为自我太极模型的根逻辑,构成自我太极模型的深层结构。

另一方面,从阴阳思维角度,“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并且,“阳消则阴息,阴消则阳息,阴阳互相消息,循环不已”,这是阴阳思维运行的底层逻辑。这意味着,自我太极模型中的一对对具体的自我概念( 如大我与小我等) 之间也是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的,不过,双方虽能相互转化,却只能是部分转化,并且是有条件的,双方永远共存,一方无法彻底扬弃或消灭另一方。

中国式自我的情境智慧

在儒家语境中,阴阳表现为"大我"与"小我"的博弈;面对道家情境,又转化为"柔我"与"刚我"的转换;佛教修行时体现为"净我"对"尘我"的超越;而在现代职场中,则演变为"独立自我"与"互依自我"的情境切换。这种"一图四用"的特性完美解释了中国人的行为弹性。

长期以来,杨国枢的"四元自我"、陆洛的"折衷自我"、华人四元自我模型、杨中芳的同心圆式多层自我理论和黄光国的自我的曼陀罗模型,均未体现“理一分殊”的特点,且主要只能描述和解释受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种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人的自我类型和自我呈现方式,却无法描述和解释受道、佛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人的自我类型和自我呈现方式,也无法圆融地用来解释中国人通过自我心性修养所能达到的不同层级做人境界。

而汪教授则将这些理论统一在太极模型之下,"犹如一切水月皆可被一月所摄",不同理论实际是同一太极模型在不同文化维度上的投影。这种整合不仅平息了学术争议,更建立起中国自我研究的理论坐标系。

在《关于自我的太极模型的三个问题》一文中,汪教授指出:

以太极图作为中式自我的原型,其特色与意义在于: (1) 直观、形象地表明了中式自我整体结构是大饼式的,而非弗洛伊德提出的冰山模型 。(2) 体现了中式自我的发展和转化是内驱动的,不需要外界的推动力( 如上帝) ,因为太极中的阴与阳是一套循环回路,代表了自然内在的互动,其中的力量不仅是相互对立的,而且会相互生成和转化,其目的在于实现平衡。(3) 既吻合中国文化里主流的阴阳思维模式,也吻合中式自我在中国社会-文化-历史里的演化脉络,还体现了阴阳思维“一分为三”的精妙之处 。(4) 现有五种中式自我理论中均蕴含阴阳思维,故可用自我的太极模型较好地统合它们。

对实证研究的启示

为了进一步完善自我的太极模型,提升自我的太极模型的科学性与实用性,汪教授指出未来的实证研究方向主要有三个:

一是,以自我的太极模型为理论依据,编制出信效度良好的《自我的太极模型量表》,随后运用信效度良好的《自我的太极模型量表》进行调查研究,摸清自我的太极模型在当代中国人群中的现状、特点与运行规律。

二是,以自我的太极模型为理论依据,至少可开展三方面的实证研究,为进一步完善自我的太极模型提供扎实的实证证据:

三是,以自我的太极模型指导自我心性修养(道德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和社会治理等应用研究。

在《关于自我的太极模型的三个问题》一文中,汪教授指出:

持有正确的义利观和荣辱观,就能从小己(个我,与独立自我类似)出发,通过持久的自我心性修养,不断压缩小我(即私) ,扩展大我(即公)的边界,自我范围一圈圈扩大,就意味着做人境界的不断提高,结果,自我就从小己发展至代表家庭家族利益的我、再至代表本单位利益的我、再至代表本民族利益的我,再至中华民族利益的自我,最终升华至代表全人类利益的我。

这项研究不仅实现了“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文化使命,更证明了中国智慧对全球心理学的可能贡献。第一,它为“中式心理学”提供了一个既尊重传统文化逻辑又可与现代心理学方法对话的理论框架;第二,它把文化隐喻转为可操作的研究对象,提出了明确的量表化与实验化路径,从而为后续大样本调查、跨文化比较与干预研究奠定方法学基础;第三,它强调理论与应用的双向联结,提示研究不仅要回答学术问题,更应服务教育、心理健康与社会治理,这使得太极模型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生态效度。

对于关心“自我如何在文化中形成与运作”的读者或实践者,这项研究给出的启示很直接:在多元文化交织的当代中国,个体的自我是动态且情境化的;理解与培养个体的心理发展,不应只借用单一的西方模型,也不能简单回归古典阐释;更可取的是建立一种既尊重本土文化传统,又服从现代科学检验的中介范式。太极模型正是这样一种尝试:既保留中国文化关于“平衡”“循环”“此消彼长”的智慧,又引导我们用严谨的量化与质化方法把这些智慧带入可检验的科学讨论。

参考文献

Wang, F. (2022). The Taiji model of the self: Proposition background and core points. cultura & psyché: Journal of Cultural Psychology, 3(2), 231–251. https://doi.org/10.1007/s43638-023-00069-z

汪凤炎. (2022). 关于自我的太极模型的三个问题.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6(2), 57-65.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CwGxuwdIynNL-Vft9nvyQ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